今年55岁的安徽芜湖人张红梅虽然到了能在家养老的年纪，但仍然选择在北京做家政赚钱——这份工作没有风吹日晒，干3个月的收入能顶得上她一年的养老金，对此，她很满意。
在我国，职工符合“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应该退休。但像张红梅这样超过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银发就业者”，不在少数。
2019年年底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中有10.6%仍在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29日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达27.3%。
根据现行劳动法律法规，“银发就业者”与用工单位不再形成劳动关系，用工单位仅需支付报酬，双方不涉及社会保险等。这使得“银发就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处于空白地带。
多位专家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银发就业者”势必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权益亟须通过制度予以保障。
退而不休继续工作
用工双方存在需求
5月9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小区门口见到了刚从雇主家下班的张红梅。她身穿一套黑色休闲服，两手略显浮肿，那是长期从事家政工作留下的痕迹。
张红梅个头不高，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口音，语速很快。她告诉记者，自己以前在芜湖市一家工厂上班，后来工厂经营陷入困境，她熬到50岁就退休了。2018年过完春节，她和丈夫跟随老乡一起到北京打工，丈夫干装修，她从事家政，两人租住在首都机场附近的一个城中村里。
张红梅早上5点多起床做早饭，饭后乘坐公交车往雇主家里赶，一般8点前到岗，换上工作服后，开始刷碗、打扫房间、擦地板、准备饭菜，下午4点下户换上干净衣服，再坐公交车回家。她每周工作6天，每月收入5000元左右。
当被问及是否跟雇主签订合同时，张红梅称，“哪有什么合同，都是干一个月给一个月钱”。此外，雇主每年给她买一份意外保险，其他就没有了。
与张红梅一样，今年68岁的湖南邵阳人文善公，也是一边领着养老金，一边打工挣钱。不同的是，文善公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很少，每月只有一百一二十元。
文善公的老伴早逝，他一边在建筑工地打工，一边独自抚养两个儿子。如今，两个儿子先后大学毕业，都定居在湖南长沙。
2014年，年满60岁的文善公开始领养老金，当时每月只有五六十元。无奈之下，他继续跟着熟人在当地的建筑工地打工，砌墙、粉墙，每年能有两万元左右的收入，为自己赚养老钱。
但文善公发现，近两年，施工队喊他干活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去年收入只有七八千元，今年以来工作的机会就更少了。“我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了，人家不要我了。”文善公感慨地说。
他告诉记者，在他老家，像他这样一边领着养老金、一边在外面打工的村民还不少，但没听说有签合同的情况。
去年从一所学校退休的北京市民杨娟，为了给家庭增加收入，退休后马上找了一份陪读老师的工作，在领养老金之外，每月能多挣8000元。
他们只是我国“银发就业者”群体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不少老年人超过退休年龄仍继续工作。根据2019年年底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10.2%的老年人还在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城镇老年人中有9.7%仍在工作，农村老年人中有10.6%仍在工作。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36万人。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看来，这种现象符合社会发展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加上养老金替代率的降低，未来将有更多老年人口进入就业市场。
不适用劳动法规范
权益保障存在空白
张红梅在雇主家干活时非常小心，避免出现意外事故。虽然雇主每年给她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但她还是担心出了意外，不仅自己受罪，可能还要承担一部分医疗费用。
还有的“银发就业者”在工作期间被拖欠劳动报酬。今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银发就业者”——浙江省义乌市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经营量贩KTV时，因经营不善拖欠方某某等27名员工工资97089元，其中两名员工年龄超过了退休年龄。
记者以“超过退休年龄”“劳动争议”作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总计搜索到1200多份民事一审判决书。劳动者起诉的原因包括工作期间受伤、拖欠劳动报酬、不予支付补偿金等。
在谢阳看来，相对于劳务关系，我国法律对劳动关系的规定相对具体、全面，有一整套由特别法律、法规、部委规章等组成的法律体系，它有很多特有的制度和特点，比如试用期制度、书面合同、双倍工资、解约经济补偿金制度、违法解约赔偿金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工伤制度等，这些制度在劳务关系中基本是不存在的。
谢阳举例说，依据法律规定，劳动合同必须书面形式签订，如果不签订书面合同，还需要承担支付双倍工资的责任，而对于劳务合同，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必须订立书面合同，也没有对劳务关系做专门立法，所以劳务关系中的具体权利义务主要依赖于当事人自己约定，超龄人员如果不签署书面合同，对于日后维权肯定会产生不利影响。
王天玉认为，产生这种冲突的原因之一，是我国的退休制度一定程度上已经滞后于社会的发展。
“我国现行退休制度确立于1978年，当时全国平均寿命男66.9岁、女69岁，符合退休条件的职工数量并不多，国家发放的退休金属于福利性质。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有了巨大变化，已经建立与个人缴费挂钩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领取养老金的人群范围也急剧扩大，像‘银发就业者’，不能仅因为超过退休年龄就否定其劳动者身份和就业权利。”王天玉说。
规范劳务合同签订
适时改革退休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银发就业者”在工作期间受伤等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个别地方已在探索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2019年4月，浙江省衢州市下发《退休返聘人员参加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用人单位聘用男性65周岁及以下、女性60周岁及以下退休返聘人员期间，可为其单独办理工伤保险。截至当年11月底，近5000人参加了此项工伤保险。
2020年12月，广东省出台规定，将已享受和未享受机关事业单位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纳入工伤保险。
这意味着，在一些地方，用人单位聘用符合条件的“银发就业者”，可为其单独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
王天玉的建议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就“银发就业者”普遍涉及的工伤保险问题，可以采取区分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险权益的方案，在地方探索的基础上，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将他们纳入工伤保险制度。
在谢阳看来，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超龄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具体办法，但是对于参保者有一定的限制条件，比如年龄在65周岁以下且未依法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这些限制太多，应该予以取消，“超龄人员的工伤保障是底线”。
王天玉还建议，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银发就业者”即便不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仍可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因此政府可以推荐劳务合同范本、提倡双方签订规范的劳务合同，明确约定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医疗补偿等双方权利义务，保障合法权益。
在王天玉看来，从长远而言，更需要改革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特别是改革退休制度，将“银发就业者”纳入劳动法律调整范畴，“除了年龄外，他们的工作状态与能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没有任何差别”。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通过建立劳动关系来保护超龄人员可能才是根本之道。”谢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