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大宗商品价格被动接受者的地位与我们的经济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影响力和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极不相称，未来所谓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就是我们要逐步成为新的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积极参与制定者或者是制定者。
●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中国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余斌、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等专家在参加由法制日报社和中国政法大学企业法务管理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发布会暨2017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时就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资本市场建设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余斌：新时代中国经济将呈现五方面新变化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余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解读了该如何理解新时代，跟过去相比，未来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会出现哪些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
余斌认为，新时代大体包含五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个层面，新时代标志着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十九大报告开篇就指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可以把它理解为从温饱到小康再到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飞跃。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要把中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现在第一步、第二步已基本实现，对于未来三十年，十九大提出新的两步走的目标，第一步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二个层面，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余斌表示，高速增长阶段的本质特征是以数量扩张为主的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各种商品供不应求，经济短缺，因此高速增长阶段就是不断增量扩能的过程，不断增加产量，扩张产能来满足市场需要。今天出现的全面产能过剩，过度竞争，恶性竞争，价格下降，企业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滑坡标志着数量扩张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当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时候，我们进入了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来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第三个层面，从收入差距扩大到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将是一个重大转变。
第四个层面，报告指出，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同时仍然是全球经济金融规则被动的接受者，也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被动的接受者。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27年中国用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2050年经济总量将会达到美国的1.7倍。很显然，这种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大宗商品价格被动接受者的地位与我们的经济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影响力和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极不相称，未来所谓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就是我们要逐步成为新的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积极参与制定者或者是制定者。
第五个层面，十九大报告重点论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把这个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很多年，十九大报告对它进行了修改。
余斌认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修改，首先是因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远远超出物质文化的内涵。当人们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中国人逐步富起来的时候，人们需要更高质量的就业，更优质的教育，更有保障的医疗，更安全的食品，更清洁的空气和环境，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人们的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公平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明显上升，用物质文化很难把这些都概括进去，它远远超出物质文化的内涵。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很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很多行业在全球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说生产仍然是落后的很显然已不符合实际。
所谓不平衡的发展，按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三大失衡，所谓失衡就是不平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求失衡，需求已经变了，但是供给没有相应的变化，导致供给不能适应需求；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资金大量脱实向虚，整个利润向金融企业集中，导致金融过度发展。2015、2016年，金融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8%，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所谓不平衡主要是解决三大失衡的问题。
所谓不充分的发展意味着，相对于城市农村发展不充分，相对于工业农业发展不充分，相对于广大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充分，所以需要加快农村、农业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同时，当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到全球第二位的时候，2016年中国人均GDP只有812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排名位居世界第六十八位。此外，发展不充分还表现为在过去的发展中，我们为了追求GDP，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破坏环境等等，由此带来低效率。
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方面还在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因为人们的需要不能遏制，只有通过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刘纪鹏：奠定法治基础迎接股市新时代
国务院国资委法律顾问、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强调，中国股市要抓住制度建设，从治理结构和财富分配入手，严格监管，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股市。同时强调用法治监管取代运动式、风暴式的监管，从激情监管到制度监管。这样中国股市的春天就能够到来。
刘纪鹏表示，从当前资本市场面临的历史条件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基础环境较好，存量资产规模庞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较好，具备广阔的市场。中国证券市场春天的特征已经悄悄来临，振兴复苏的条件已经具备。只要解决了市场的公平正义的问题，股市起来就在弹指一挥间，能够让大多数人能在这里既为国家做贡献，又能成为财富的共享者。
他提到，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下一阶段，应当紧紧围绕这一指导思想，抓住制度建设，从治理结构和财富分配入手，严格监管，建一个公平正义的股市。同时应当通过法治监管取代运动式、风暴式的监管，用法治管理取代资本市场的人治管理，切实把保护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上市公司承担着中国建设主力军的作用，上市公司主体到股东主体，要从简单的盯住股东的钱包、财富到在中国新时代经济建设中在价值增量的创造上去做大蛋糕，这样，中国股市的春天就能够到来。
张文魁：通过混改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中国有一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目前已经具备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基础条件和物质条件，通过混改可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张文魁表示，中国有一批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已经具备了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基础条件和物质条件。这些企业具有足够的规模优势，在行业当中往往具有龙头地位，特别是央企。但是这些企业往往收益率指标和价值创造能力很差，全要素生产率指标非常一般，跟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他认为，要破解这一难题，混改是重要的途径。
他认为，要把混合所有制分成名义性混合所有制和实质性混合所有制，名义性的混合所有制说得通俗一点说就是一大众散，大的国有股东，一众散户股东；实质性的混合所有制至少要一大一中或者是一大多小，不能只有散户，而小股东可以成为积极股东，可以进入董事会，能制约大股东的行为和参与公司的管理，这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混合所有制。以中国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例，联通在今年混改之前只能算是名义性的混合所有制，跟纯国有的没有太大区别。联通混改在股权结构从原来名义性的混合所有制到实质性混合所有制迈出了最终的步伐，未来公司治理真正的转变和经营机制的真正转变还需要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