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公知们到底怎么了真正能把这回事说清楚的学者其实不多。
一、南方人物周刊：中国公知的前世今生
二、许纪霖：“公知”的前世今生
苏东剧变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书斋里重新抬起头来，但很快又发现自己一夜之间被边缘化了。在80年代，由于社会的变革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公众视线的中心，但在1992年之后，在强烈的市场经济冲击下，社会迅速“除魅”，远离意识形态。别总想着启蒙别人的生活，那些需要被启蒙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公知只有苦笑：生活总还是要有精神性吧
1992年，世界仍然在“历史的终结”声中震荡，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重返布拉格探望他的老朋友伊凡?克里玛。罗斯回忆起1970年代他穿越铁幕访问捷克的情形，“我用一句话来比较捷克作家和我们美国作家的处境：在那儿什么也不许做，但每件事都很要紧，在这儿什么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无关紧要。”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于1894年的法国：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德雷福斯被流放海外。事后证明此事为误判，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拒绝改判，国民议会也拒绝主持公道。在此背景下，一批作家与教育界人士著文为德雷福斯辩护。他们绝非来自一个同质的群体，此后他们各奔前程，而此时他们团结战斗，这是一种良心政治，他们以人类普遍观念和共同理想的名义反对当权者。“知识分子”一词现今的含义，无论褒贬，都来自德雷福斯事件。
此后，知识分子“介入”行动出现主动性、集体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44年-1973年的“光辉三十年”，其中最著名的是萨特。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oisSirinelli)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知识分子可以是记者、作家、教师和学者，也包括部分大学生;二是“介入”，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直接介入有两种情形：成了事件当事人或充当“见证”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状态内部的争辩，将焦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梳理清楚;间接介入是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作用，进而成了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因素。
俄裔英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指出：“请想象一群在尼古拉一世僵化体制下生活……而且以不假思索的热情，急取西方传来的观念，并且筹谋定计要将之付诸实践的年轻人……自知孤处于一个荒凉世界，往上，是敌意而武断无道的政府，往下，是受压迫、无言而完全不解事的群众。他们自视为一种自觉的军队，高举理性与科学、自由、改善生活的大旗。”
萧功秦认为，“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美，观念性知识分子并不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在美国，从事公益事业、为社会伸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为‘专业人士’的人群。”不过也不尽然，景凯旋就认为，观念型知识分子和一个大时代的思潮有关，通常出现在社会面临巨大危机之时。
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自我理解、自我想象的角色，通常独立、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西里奈利也像为德雷福斯拍案而起的左拉一样认为，“一方面，以‘正义’和‘真理’这样大写的崇高的事业为名义;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认为……能也该对建立在有争议的材料的基础上的案卷进行表态”。
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从社会结构这一外在因素解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了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其特点是相对自由的漂浮(relativelyfree-floating)。葛兰西(AntonioGramsci)在《狱中札记》里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区别在于后者并不认为自己超脱于社会利益集团，而是与阶级、阶层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这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把“有机知识分子”视作某一阶级(通常是被压迫的底层民众、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有机知识分子通常都会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但一谈到具体的民众，他们又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认为他们无法代表自己。这或许是“理念人”普遍存在的问题：谈人类，却不喜欢身边的人群;反对专制，却对日常生活中的民主问题不感兴趣。
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乡村》一文，多次用“知识阶级”一词，针对当时知识阶级的青年不愿回到田园，主张向俄国青年学习，到农村去动员民众。他强调，“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胡适则认为这是对俄国民粹派主张的挪用，“‘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
1930年代，中国陷入党争，知识分子纷纷“有机化”进而“政治化”，及至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断，成了现代汉语词典里“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无论intellectual还是intelligentsia所有的批判性、反思性、公共关怀的内核通通被掏空，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工具化定义的影响。王晓明曾说起他的一个年轻同事上课时的经历：给学生出了个题目：如果真像电影《2012》那样，有一艘船让你当家，你会选什么人上船有说要挑身强力壮的，有说要挑选基因最优秀的，只有一个说各种人都要挑一点。又问：你们觉得知识分子该不该上这个船多数人认为不该。为什么多数人说没想过，有一个说我们现在全部的知识一个U盘就够了，干嘛还要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这是福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论述，如果左拉代表的是一种“普遍型”的知识分子，那么奥本海默则是“普遍”(universal)知识分子向“特殊”(specific)知识分子的转折点。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在看到核武器造成的巨大破坏后转而领导原子能顾问委员会(GAC)反对制造氢弹。在福柯生活的年代，技术与科学突飞猛进，知识越来越细分，已很难再出现传统的、普遍的、超越的学者，而奥本海默正代表了一类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处权力关系之中，却可以不断地批判，不断地揭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他已不再是天才的作家，而是权威的学者”。
福柯通过研究和译作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此时，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和所谓“新左派自由派之争”，知识界已开始分化。“众声喧哗是好事”，福柯著作的一位译者说，“把福柯、德里达介绍到中国，是希望为学术界提供更多思想资源。当然，他们的后现代理论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但这并不构成对启蒙的否定，而是在启蒙之上开出的花。”
朱苏力认为，正因为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自学的杂家，他们关心的问题和知识储备都为后来成了公共知识分子讨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做了铺垫。2003年“胡温新政”让公共舆论迎来了新气象，媒体在“孙志刚事件”中的表现即为明例。那时国人开始感受到“观念的力量”：一批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对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并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知识分子把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识。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源头，但与中世纪领域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于培养批判能力。
次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封面报道，评选标准是“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走入大众视野。从一百多年前的“德雷福斯”，到八十多年前的“五四”，再到二十多年前的“人文精神”，所有这些不论好与坏都该构成人们今天再次谈论“公知”的大背景。《南方人物周刊》的公共知识分子榜单里有郎咸平的名字，这该与他当年炮轰MBO，特别是炮轰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有关。现在看来，2004年的“郎顾之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了他“影响中国”的转折点：国企产权改革的讨论，迅速上升到如何评价改革是非成败的严肃讨论。
2005年孙立平认为改革的共识已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秋风认为，权贵私有化激起了舆论和民众的不满，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被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个部分，“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最后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反对‘市场’。”
为市场辩护的“精英”、“专家”先是在民间失掉了他们的光环，这两个“头衔”后来在互联网上遭遇板砖无数，而后又被当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新一届政府边缘化。在政府腾转挪移之间，经济自由主义连带政治自由主义成了买单者。此后几年，几乎是顺理成章，国进民退，大国崛起，自由主义节节败退，国家主义话语大行其道。2008年以后许多原本批评政府的同行纷纷转向，为“中国模式”唱起赞歌。这固然是体制内资源的吸纳，但又何尝没有知识分子主动献身于国族意识的激情诚如一战后班达(JulienBenda)的预言：“今日的欧洲已没有一颗心灵不被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或民族国家的激情感染，而且常常是被这三种激情同时感染……民族激情还有一个深化现象，即各民族今天不仅要求在他们的物质存在、军事力量、领土疆域和经济财富中，而且要求在他们的道德本质中达到自觉……‘即使祖国错了，也一定要把它说成有理’……”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忠诚’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无情的挑战。”中国的现实一次次印证着他的判断：媒体人秉持“一点点推后新闻红线”的理想，自以为谨慎地推着，忽然发现红线已在身后，稀里糊涂成了异端，而公权力借用的正是那些向异端投掷石块的狂热民众。这段话在群体狂热情绪仍大有市场的今天既不合时宜又振聋发聩：“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当地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的灵魂。”
马克?里拉(MarkLilla)曾探讨“叙拉古的诱惑”这一亘古命题：柏拉图曾不顾友人劝阻前往古城叙拉古，试图以哲学改造暴君戴奥尼素父子致力于正义，结果却遭到软禁和流放。戴奥尼素的难题犹如创世纪一样古老，但关于他智识上的党徒的难题却历久弥新。马克?里拉认为，那么多人都前往建立在莫斯科、柏林、河内、哈瓦那的叙拉古城朝圣……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这些知识分子不过是待在书斋里神游叙拉古，并用有趣的、时而闪烁智慧的想法去打发那些民族的苦难：他们永远不会正视那些人的眼睛。
要用微博，不要为微博所用。一个人要善于养气，不要在情绪上头开始写作，不然一定要后悔。当然，人是有性情的，但你要自省。不过，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做得到。事实上，网民开始对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不好的观感，正是从他们骂人、约架、“知行不一、鼓吹自由主义却不实践自由主义”开始的。如今知识人都会讲，公共言说与私人品行该分开看，欧几里德定理的正确与否和他怎么对待仆人无关。听起来没错，但这只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来看，人是容不得这般分割的，“说某人一方面是公民，一方面是赚钱牟利之徒，两种功能彼此十分独立，可以分持;说他作为选民时是一种人格，作为画家，另是一种人格，身为丈夫，又是一种人格——凡此，乃失真悖实之论。”(以赛亚?伯林《辉煌的十年》)公私分开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但倘若发言者期望以文字影响社会、推动政治，那么他们自己尽量做到“统一”会更让人信服。
俄国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贵族气，中国的士大夫和他们更有心灵感应。古代讲“士农工商”，和农、工、商不同，士不是职业，共同的精神世界是儒学，真正能代表天下人讲话。士是中国最早的“公知”，但儒学毕竟不是一种客体，不可能对象化，你必须一边学一边知，知行合一，君子是做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近代以后，由讲善恶变成讲新旧，价值多元，再无知行合一的标准。
微博出现之前唐小兵的《“论政”与“治学”的两难：反思公共知识分子的内在困境》一文就指出了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立场决定言说，缺乏理性而深入的沟通互动;讨论社会问题模式化与“平庸化”，依据思维惯性和固有知识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分析。而微博的兴起显然放大了这些缺点，更何况这个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进而不愿接受简单说教的人越来越多。2004年时，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80万人，2012年这个数字已攀升到680万人。
“真理被民主化了”，古德纳描述的是20世纪的西方历史，但听上去就像是为现在的中国量身定做，“所有号称真理的说法在批判式言论文化的审视下都是平等的。甚至最有权势的群体的说法和自我理解都要与社会最下层的人及目不识丁者同样进行评判。”一种思潮想要传播不能靠几句口号式的常识，而要和人们的生活形成更加丰富的结合方式。比如谈论政府权力界限，你可以从社区自治谈起，从一个个故事谈起，这样你的话说出来是有肉感的，才能让人深切体会到。而微博这140字，把可能很生动的叙述、论证都取消了。表面看很多人在转某些帖子，但和他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传播效果是不强的。
畅销书作家、企业家甚至是明星本来就是通过市场竞争出名的，所以很懂商业操作。精英多元化，传统的知识分子边缘化。台湾也是如此，只剩下名嘴。林毓生哀叹，知识分子讲话没有人听了，他去台大做个讲座，来者寥寥。
学术界对“何谓知识分子”这个问题都试图从主体性，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自我实现的角度去回答，但很少去研究这一“命名过程”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按照“命名”的思路，讨论人们现在所说的“公知”更有意义。
“公知”当然是“公共知识分子”，可是它一旦成词就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如今有人认为“公知”是职业代骂，代表底层发泄对体制的怒气;有人认为“公知”一词已被明显污名化。政治学者周濂说，“我们小时候给别人起绰号时，不管这绰号是不是适合这个人，一旦它流行开了，那个人就再也不可能摘掉它。当所有人以起哄的方式喊这个绰号时，其实对那个人造成了极大的羞辱，而且喊绰号的人心里充满了快感。公知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就有点像小时候我们给别人起绰号，当你用公知去给别人扣帽子时，就是典型弱智儿童心理的表现。”
假如我们采取一个较中庸的态度，或许多数人会同意这样一个说法：好吧，你可能是真理与良心的代表，也可能与之相反，但中国的现实是，你的知识和道德都未必能完全说服我，只是因为你有更好的平台，声音比我大，我们这个社会又有这么多需要讨论的公共事务，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对你有所期待。那么，“公知”这一名称(仅指“公知”，而非“公共知识分子”)的建构，就意味着它的外延已大大扩展了，几乎包括了所有“意见领袖”。1992年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达让更多的人无需讨好体制就能养活自己，公共空间在商业的驱动下表面一片繁荣，催生了大量“意见领袖”或“媒体知识分子”，很难简单地说他们遵循的是什么，也许是公民发言，也许是商业逻辑，也许兼而有之。
然而，如果真正重要的问题总不允许讨论，那么人们不讨论“演”还是“不演”，“装”还是“不装”，能讨论点别的什么呢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公知”的问题更多的是公共空间的问题。当年菲利普?罗斯对伊凡?克里玛感叹“富起来”的危险，倘若我们也借用“公知体”对罗斯先生的话做一段戏仿，那或许就是：在我们这儿，什么也不许做。而且，什么都无关紧要。
在所有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中，“不专业”可能是最有力的。说来有趣，公共知识分子(publicintellectual)一词最早在英文世界里提出是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Jacoby)在1987年牵头的。他担心的恰恰是知识分子在学院化时代被大学一个个细分的专业吸纳，变成“只有专业”的专家和学者而背离了公众，故有必要重新强调知识分子天生有的“公共性”。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还有最后一个据点，那就是“现存的非学术期刊都集中在纽约……不像较小城市中的广阔无比的校园，在纽约是不大可能离群索居的。一个教授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或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做完了讲座以后，在去吃中饭的路上遇到的只有学生、研究员和教职员。而在纽约，他或她是和整个城市相撞的。”
理查德?波斯纳曾批评公共知识分子市场提供的产品质量不高，矛头直指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的兴起激励了知识的职业化和专门化，导致独立的知识分子队伍日渐萎缩。大学促成的知识专门化，摧毁了公共知识文化，令公共知识分子的读者没有鉴别力，而学术同行和媒体也没有履行监督之责。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学术人士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缺乏大学世界一般约束和激励的市场，或身处一个轻视学术却高度竞争的大众文化和新闻报道的世界。告别了停泊的港湾，学术专家把小心和谨慎抛到湿漉的海风中。就像挣脱了学术苦差的羁绊，张开双臂拥抱着假日的阳光，并隔三差五地显现出度假游人的敷衍塞责。
南方朔谈及台湾的反核四运动，“知识分子不要害怕专家，任何学问很难有单一的标准，知识分子可能对核物理外行，但这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为什么近代反对公害都不是专家指出来的专家为了生活，为了圈子，不能讲行业的坏话。但知识分子也必须不断学习，尽量把批判的角度、想法、能力强化，无论如何你对知识的热忱不能打折扣，这是增加你发言权惟一有效的手段。”
“生活在真实之中!”苏东剧变之后的前苏联与东欧的知识分子早就做出了选择，与真实的生活相比，对公知的所谓“污名化”算得了什么呢
三、汤三十一：公知们的前世今生
从秦朝到隋朝之间的800多年里，中国人遵循了一般的古代人类斗争规律——武力斗争。在这800多年的历史里，和平的日子非常的少。这800多年里，中国人不断的实践着武力为主的征服和治理模式。我们可以将这些时代的中国政权，叫做军事性政权。这一类政权，国家的经营是倾向于军队和战争的。
此后儒学道统真的在庞大的士大夫集团里发扬壮大了：在朝堂之上，士大夫集团掌握着道统制高点，与皇帝掌握的法统激烈博弈，达成共治。在民间乡里，这群读书人抱着儒学文化，对山野和边缘地区的渗透和教化，一个个，一代代的读书人，几乎将儒学渗透到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也是在他们持之以恒的努力下，中国大地逐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了相同的文化认知。
这一切的原因和动力，正是崇文思想下的中国政治，给与了这群读书人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朝堂之上可以制约皇帝，民间乡里受万人推崇。整个士大夫集团的故事布满了后来的整个中国历史。可以这么说，自隋朝以后，中国的士大夫们，是中国获得名利和特权最多的阶层。在他们最巅峰的日子里，明朝中晚期的张居正，他领导的文官内阁，甚至可以让皇帝失业。
曾几何时，巨大的利益和崇高的社会地位，鼓励着中国的读书人集团，捍卫儒学道统就是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和传播者，甚至努力的把儒学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了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每当国家危亡文化衰微时，无数的读书人用死弘道。书写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只不过那是曾经了。
斗转星移，时移世易，当世界进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理性主义和冷血工业在世界传播开来。全世界所有农业文化里温情脉脉的关系，都被浸入了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各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如此。此时的儒学，还来不及进化。一个适合农业协作的保守文化，适应不了工业时代冷血而疯狂的扩张。
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会将某群人推向舞台的中心。同样，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也会将某群人赶下舞台。公知们带着仇愤和偏见，可怜的集体的失去了这样基本的反思能力。他们不再观察时代，不再追求真知，他们以为谩骂和破坏，能让他们重新获得地位。他们看不到那条真正能让他们重获新生的道路就在眼前，即重新拾起他们的儒学道统和尊严，接上中国文化的断臂，让这条持续几千年的文脉演变和进化出新的形态，焕发出奔向未来的生命力。冷血的理性主义需要他们抵抗，人们需要文化上终极的关怀。这才是读书人们该聚集的正途。
喜爱读书，却整天自怨自艾，到处骂街，实在是没有出息。
四、艾萨：公知的进化史与政治观
“公知”原即“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但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此词先后经历了一个语义上的变奏曲，原初的圣神性被一种轻蔑所遮蔽，其本身所承载的价值和理念快速贬值，尤其在互联网舆论场中更是屡屡被揶揄讽刺。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传统中国的“士文化”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中，清末接续其后的知识分子历经了风云变革和劫难重重，然而在现代文明的帷幕下，所谓的“公知”们只剩下实用的名利哲学和分裂的政治观。
五、梁文道：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公知”
不管问什么问题，梁文道都可以回答。这个通路的开启跟他不断讲到的“人生的活法”有关：一个人是否时刻正念，非常专注地活在当下。知识分子该做什么，那种知识分子的态度就是你基本上不要去谈你对未来世界是更乐观还是更悲观，你觉得世界是更好还是更坏，你只需要关心你在做什么。他说，《论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旧知识分子手册，他信奉《论语》里教的这个。
梁文道不把自己当作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书。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是身边的社会。“我在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对世界的一个回应跟反省。而我要做这些事，是因为我希望能参与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塑造跟改变，并不是自大到一个地步，要让社会成了我想象中的样子，而只是在想怎么样做点什么，起码不要让这个社会变得太坏，或说太恶劣。我的想法就是我能做点什么事。”
很多人都知道梁文道曾想出家，30岁左右变得很有名时，觉得自己读了一些书，但在做人这件事上挺荒废。这种能力由何而来他从佛教的方法论入门，成了佛教徒。梁文道走到这里的脉络和小时候解决疑惑时一样，为了找一棵树，进了一片森林。这和很多佛教徒学佛的顺序是相反的。小学六年级他就在想人生的意义的是什么其实不就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我要活成什么样。
他讲到很多年前听到的故事：有一位日本大禅师，日日修行，也没什么别的嗜好，唯独喜欢甜食。在他病重时，弟子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探望，当然也不忘带一些果子送给恩师，好让他在圆寂前尝一尝。终于到了快要坐化的那一刻了，老禅师一如任何道行高深的修行者，端坐席上，相貌平和。然后，他竟然拿起了一块甜饼，放进口中，有点艰难地慢慢咀嚼。吃罢，他微微启唇，好像要说点什么，于是弟子们统统紧张地紧聚过去，心想师父要做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开示了，非得好好听清楚不可。老禅师终于说话了，他只说了两个字：“好吃!”然后就断了气。“这就叫活在当下，就是所谓的正念。因为你死前吃了一块甜品，你对甜品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好吃，哪怕我马上要死了，我也只有这个最直接的反应。”
六、许知远：“不专业”可能正是公知的价值
劳伦斯·萨默斯(第27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直率得令人不适，他的快言快语与格林斯潘的含混不清同是华盛顿的一景。他将这种在华盛顿的最后岁月中有所收敛的习惯带到了哈佛当新校长上任几个月内，先是批评了哈佛成绩的高通过率，因为太多的学生通过了;接着他竟然在自由风气浓重的校园里大谈“爱国”问题;然后他又开罪了美国黑人名教授康奈尔韦斯特(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拉丁美洲研究系前教授)，他批评康奈尔过于随便给学生好成绩，还干了一些严肃教授所不屑的事，比如录制一张说唱乐的，总是写那些只被流行的《纽约时报书评》而非严谨的学术刊物评介的著作。这场不断升级的争吵如今已进展到“政治正确”、“保守派与自由派”、“多元文化”的高度，而多才多艺的韦斯特教授也要挟转投普林斯顿大学。与此同时，芝加哥著名学者理查德波斯纳出版了《公共知识分子：一项衰落的研究》。这部一出版即招致诸多非议的著作按照名字被引用率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排名，其中基辛格为第1名，爱尔兰诗人叶芝是第98名……除了排名本身令人惊诧、被人指责为缺乏数据基础外，波斯纳还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学院知识分子比公众知识分子更值得尊敬。
学院知识分子或公众知识分子之争其实是个伪命题，高级知识分子被自己的好奇心驱动，尽可能地探索感兴趣的领域并获得杰出的成果;低级知识分子则普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喋喋不休地重复自己，或是干脆躲在狭小的领域内静待自己的思维发霉。为公众写作并非是知识分子的职责，而更多的是作为公民的知识分子的个人选择，你可以将之称作一项“追逐名声”的游戏。从未有一个群体像知识分子这样热衷于名声，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总是潜藏着“载入历史”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强烈度就好比商人对于利润、小市民对于幸福家庭的渴望……我们欢迎罗素既能写出全世界没几个人能看懂的《数理逻辑》，又能对听众宣讲哲学的作用。他还从不避讳自己的弱点：“是的，我热爱名声。”
七、凤凰网：公知在中国的演变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自从有公共媒体以来就有。民国年间的大批知识分子就是早期的公知，改革开放后在文革中被普遍打压的知识分子阶层重新凝聚起来，公共知识分子也在重新形成。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正式使用是在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其共同标准为：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兴起的时代仍然是传统媒体占主流，因此媒体上的发言权也仍由那些带有头衔的“知名人士”所掌握，其中关心公共事务的就很容易成了公知。大学教授、作家、媒体人占了当中的绝大部分，普遍博览群书，尤其是大学教师，一般还有某一方面(通常还是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这就使得他们的发言水平能有保证，也更具信服力。公知的价值立场“为公”，往往以公共利益代表自居。公知们往往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所以非常关心公共事务，自认为自己是真正排除个人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的。所以人们经常发现公知们在很多问题上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批评政府，因而赢得了较高的公信力，这些公信力激励着公知们的道义担当。
任何社会都需要一些有知识有思想的人们在公众传媒上代表公共利益发声，公知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外来词汇，Publicintellectual指专门从事公共领域而非学术或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样在公共媒体为公众的自由、平等等价值发声。2005年，英国《前景》杂志联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网络上举行了一次“百大公知”读者投票，评选百位健在且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最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名列榜首，中国经济学家樊纲榜上有名。此外，不在候选名单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物理学家霍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人也得到了读者的额外提名。2008年这一评选再次举行，乔姆斯基、樊纲等人仍然入选。
“公知”的污名化似乎造成了一种结果，网络上似乎不少人都对“公知”的名号敬而远之，仿佛带上了某种原罪。然而与此同时，无论议论时政而不敢自称公知的，抑或是猛烈批评公知的，他们又何尝不是自认为代表公共利益发声诚然这些人似乎没有“知识分子”的名头和其他头衔背景，但是在网络发达、话语权分散的当下，没有人先天占有多少优势。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被视为“公知”。当下中国的公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外国需要公知，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更需要公知，以推动改革和社会进步，以免中国被错误的舆论误导。
八、搜狐新闻：是谁搞臭了“公知”
“小明你看，这叫鸳鸯。公的是鸳，母的是鸯。公鸳配母鸯。”“老湿我懂了!下一张写着蜘蛛。那么公的是蜘，母的是蛛，公蜘……”“住嘴!”——这是最近网上最火的笑话之一，矛头直指“公知”。近日方舟子和吴法天为了争谁是倒韩旗手，又“打”起来了。回顾十年前，如果你称某人是个“公知”，多少还是一种赞扬;如今，你要是再叫别人“公知”，那人该骂你了。是谁搞臭了“公知”在网络狂欢里，“公知”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九、视野论坛：几个嘲笑公知的段子
1.爱因斯坦死后上了天堂，上帝派了3个仆人服侍他。老爱问第一个：你智商多少他回答：150。老爱很开心：那我们可以谈谈相对论了。老爱问第二个：你智商多少他回答：120。老爱：至少我们可以谈谈数学问题。老爱又问第三个：你呢他回答：70。老爱又说：那你对一人一票民主选上帝怎么看
2.一老农去理发，理发师拒绝收费，说：农民都很苦，我也是农民出身，就不收你钱了。第二天理发店门口多了十个瓜。一教师来理发，理发师也不收钱，说：我从小就尊敬老师，所以不要钱。第二天门口多了十朵康乃馨。一公知也去理发，理发师也不收费，说：你是中国的良心，我怎么好意思向你收费呢第二天，理发店门口站着十个等着理发的公知。
3.某公知去食人族所在的小岛旅游，路过一个人肉专卖店，看到橱窗里有如下标价：普通人的脑每斤19元，五毛的脑每斤20元，公知的脑每斤880元。公知看完对店主说：这说明公知的价值远大于五毛，不是吗店主苦笑道：哪里啊，因为公知大多无脑，不知道要抓多少公知，才有那么一斤脑，物以稀为贵!
4.印度人、犹太人、公知结伴投宿小客栈，由于只剩一间双人房，必须一人睡柴房。印度人自告奋勇睡柴房，不久又回来说里面有一头牛，印度人不能睡在圣牛旁。换犹太人睡柴房，不久也回来说里面有一头猪，犹太人不能睡在脏猪旁。公知被迫去睡柴房，不久敲门声响，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头牛和一头猪。
5.一个经济系研究生和一个公知班学员聊天。前者说：“经济学真麻烦，对于同一个问题，每派的经济学家都有不同的答案，伤脑筋啊。”后者自豪地说：“你还是来学做公知吧。对于公知而言，不管什么问题全都是体制问题。”
6.有人问：“老端，听说很多公知总喜欢说谎，你能否告诉我，如何判定他在说谎”我说：“这个很简单，公知大都比较诚实，很少掩饰自己。你只要注意他的嘴就行了，嘴一动，他就在说谎。”
7.一个信基督教的公知去森林里玩，突然一只大狗熊出现，公知逃跑，狗熊紧追不舍，一不留神公知脚下打滑摔在地上。公知赶紧向上帝祈祷：主啊，请赶紧把这只凶猛的野兽变成虔诚的信徒吧!一道灵光闪现，奇迹发生了，狗熊突然跪下，双手放在胸前，低头喃喃自语：感谢主赐给我这道丰盛的晚餐，阿门!
8.小时候我跟老公知学本领。某天我问老公知：“当了公知真的有那么多好处吗可以无量造谣不受罚可以一边捞体制内的好处，一边受众屌丝膜拜”老公知叹了一口气说：“你太小，是不会懂的了，一入公门深似海，从此节操是路人。到死时，才会把节操和你一同安葬，那时候才是完整的身子。”
9.两只龟在田头一动不动。公知问老农，两只龟在干什么老农：“它们在比耐力，谁先动谁就输。”公知指着龟壳上有甲骨文的龟说：“据我多年研究，这只龟已死五千多年了。”另一只龟伸出头说：“草!死了也不说一声，害老子在这干等!”带甲骨文的龟说话了："你输了，公知的话你也信”!
10.一文人在农村诗兴大发：“哇，绿油油的稻田望不到边……”感慨还是有选票的地方空气好!旁边老农说：一看你就是公知。此文人喜不自禁：你是如何看出来的老农回答：依据有二。1、你赞美的稻田其实是韭菜地，符合公知没常识的原理;2、农村普选贿选成风，又符合公知其实最不懂民主的原理。
11.船上一位公知问船夫：“你懂民主吗”船夫说：“不懂。”“你的生命价值失去1/3。”公知说。“那你懂人权吗”“更不懂。”“那你的生命失去了1/2。”突然一个巨浪把船打翻了，公知掉进河里。船夫问：“你会游泳吗”公知喊到：“不会。”船夫说：“那你的生命价值就失去了全部。”
12.收音机传来主持人的甜美声音：“性是个好东西，很多人都喜欢。”一个公知道貌岸然地对旁人说：“这个社会肿么啦，如此堕落呀。”听着听着，公知很失望。这时主持人又说：“谈完了杏，我们再来说一说桃子……”
十、知乎：公知是如何获利的为什么有人黑公知
术士风伯：百度：美国皿煮基金会
知乎用户：卖书，卖土特产，转发微博收费……
匿名用户：等着王朝颠覆那天大笑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
找着北了：一条言论五美分
Phil：黑公知，有各种原因，有时是那些人心智不全，不知道常识;有时是利益使然，是收钱来黑;有时则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特殊利益，确保屁民不会有现代公民意识，一直成了他们的家丁私奴。
令狐蜀客：真正关心国家，指出问题，提出建议的人怎么会被黑但是现在有些人要么坏，要么蠢，当然可以黑一黑。
天涯明月：但凡有点名气的就开始有人喷有人黑了，被喷被黑是要火的开始。
IDONTCARE：当你看到那些小县城的政府里都有专门的“网络斗争办公室”，你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黑公知了，这几年来五毛大军疯狂扩大预算和人手，如今体积非常庞大，带得起节奏。
匿名用户：相当大部分的公知比五毛还五毛
五号：公知的观点是各不相同的，当你对大众亮出观点，别人有不同意见进而黑之也就很正常，黑这个公知的人可能从不会黑另一个公知，但所有的公知都可能被黑。如果是近期网络上的那类“公知”，我个人认为他们本来就黑。
王小明：大学时候我很敬佩的一个文学院老师讲到过“公知幻象”，网络把个人的观点暴露给大众，让大众觉得自己也可以参与其中，也开始试着说说话，发表自己的观点。却由于大家对网络的广度没有概念，对自己的影响力产生误解，从而变成自认公知，开始盲目自大。具体表现：你发表了一条见解，发送至朋友圈or微博。然后你得到了一个赞，“好兴奋!”两个赞，“真的有人看!”三个赞，“还有没有更多!”十个赞，“这说明我说的是对的，你看这么多人认同!”五十个赞，“我真牛b，我得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句话是我说的!”一百个赞，“我可能火了……”一千个赞，“我觉得我身上有了一种责任……”更多个赞，“我需要跟进一些新的想法了……”然后，一条接一条，就自以为自己是个公知了，甚至以后还会反问“你竟然没听过我的观点”这就是公知了网络那么大，你的世界里就那么一两千人这种公知幻象在每个爱发朋友圈，爱当朝阳群众，爱发微博公开批判时事，混迹各种论坛上写教学贴的人身上或多或少可能都有一点。只是大多没有到这个程度，要说黑，我们黑的是这些自认为公知，成天bb没用的的。至于黑成什么样，过分了，你可能也以为自己是个公知了。
十一、杨靖武：慕容雪村是被逼成公知的
十二、林爱玥：公知的悖论
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官员，三更没有人给过我一分钱，费时费力扒皮公知纯粹是因为公知做得太过分了，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实在看不过眼了才站出来说两句而已。这些年，公知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大家有目共睹。说起来真的挺悲哀的，虽然公知中不乏不学无术之徒，可毕竟还是有一些人是有真才实学的，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为何这些人的骨头那么软要自甘堕落去做什么公知，像钱学森那些老一辈的科学家那样好好的做学问，好好的学以致用为人民服务不好吗
那些公知无法与钱学森等老一辈的科学家相提并论，但有些公知肚子里多少还是有些货的，他们真正比钱老他们差的不是学问，而是输在了人格上。尤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有些公知还是“吃皇粮”的，可那些公知说的话做的事却是典型的吃里扒外吃饭砸锅，这就是人品问题了，话说，如果那些公知辞去公职，做个什么“自由学者”，然后再怼天怼地，起码还让人觉得他们是条汉子。
一些公知整天说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中国这么大，肯定有地方是不尽如人意的，这咱不否认，但你不能转脸又把美国夸得跟朵花似的，话说，美国就啥问题都没有吗再说了，美国好与不好跟你们公知有一毛钱关系打个不恰当比方，自己的老婆再不漂亮那也是自己的，别人的老婆再美也不会给你暖床更不会给你生娃，你一边心安理得让自己老婆暖床生娃，一边将别人家老婆夸得贤良淑德肤白貌美大长腿，整天用别人的老婆膈应自己老婆，这不是犯贱
公知都快成过街老鼠了，可自我感觉却依然良好，动辄以“民意代表”自居，以为老百姓会像他们一样向往所谓的“民主”、“自由”。不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真想知道老百姓想要什么，起码也要向老人家说的那样：“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敢问公知：你们谁这么做过你们连这些最起码的都没做过，凭什么代表老百姓呢你们不是最痛恨“被代表”吗
老百姓要的无非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当下生存和温饱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不成问题，现在无非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已，而公知推崇的那些所谓的“自由”、“民主”能解决什么问题前有苏联，后有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不仅发展无从谈起，连生存温饱都成了奢望，这样的“民主”、“自由”老百姓躲都怕躲不及，又怎么可能神经到去响应呢
老百姓无法理解公知为何自甘堕落对中国咬牙切齿又对美国奴颜媚骨，就像公知永远无法理解老百姓为何“奴性十足”，奉劝公知以后别问那么多为什么了，你们公知和老百姓根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次元里。老百姓的想法无非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罢了：年轻人白天上班，晚上吃鸡王者撸串;老年人白天带娃，晚上广场舞Hi起来，这日子想想都美得不行。话这种日子还不够“自由”当然，公知是肯定不会同意的。不过，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乐意认可的!
十三、告别公知时代
因为刘瑜的言论风波，想起曾经的知识偶像和立场先锋。连岳从鼓吹政治自由、滑落到经济自由、财务自由跌落到靠鼓吹恋爱和丈母娘自由来帮一条卖货了：呼吁个体的绝对自由，又借消费主义陷用户于枷锁。薛涌的个人公号最后一次是在某个知识付费平台聊一聊怎样在家庭教育中培养聪明的儿童，阅读量刚刚到一千。从做公知到转型做教育专家，在线教育这条路看来也是不好走。许知远活成了一个人梯，不管采访谁都会被解读为“以其腐儒衬托他人通透”。怪不得刘瑜那段曾经政治正确的表态放到今天，没几个年轻人还能坐聆听点头状。
刘瑜的批判起点是给民间运动引发的舆论声浪冠上大字报的名义，但大字报倘若真是纯粹的民间行为则反而没什么可怕的。真正有破坏力的大字报没几张是群众自发贴的，更别提什么呼吁以法律途径来解决。这种正确的废话摆明了是对现实毫无体察，在现实法律途径里，政治、人情都排在了公正前面。舆论审判是弱者手中最后的一张牌，苛责大家为什么不去走更理性客观的法律途径，本质上是知识精英的另一重“何不食肉糜”，也是学术和右派版的岁月静好。
知识分子不能理解现实，这几乎是个难以解决的通病。作为知识分子的托马斯·索维尔以前就极为看不上自己的同行。他说，公共知识分子“在某个领域的知识和理解力，使得他们忽视了自己在那些向公众言说的事上的无知，公众往往也会忽略这一点，即他们在某些基本知识上的无知”。这次MeToo运动之中，不少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或从事公共写作的人，都被暴露出对于下的平权运动及其背景缺乏理解，更是对于今天的现实处境缺乏认知。他们迷信在自己的价值理念之中，并且坚持不懈地以这套理念来衡量一切。这是另一种知识迷信和霸权。中国早期的公知，从根源上都是精英右派。而右派又活在一个尴尬的情势里：从本质上，他们所倡导的理念是精英主义，是反大众和反平等主义。但在现实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和庸众站在一边。他们一方面以人民的名义来宣传自由主义的理念，同时，从根本上看，又是在潜意识里认同“乌合之众”，对群众力量心存戒备。刘瑜的表态正是拧巴的产物。没人敢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但从智识和本能上，也没人敢真的相信人民群众。公知时代的落幕，恰恰也源于此。
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为自己落后于时代的现实感买单，为自己不曾进步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买单。但问题还不限于此。如果放在过去，刘瑜和其他公知那套说辞该还是行得通的，不至于像今天，遇到这么大的反弹。可惜最近十年的底色，是全民向左转。除了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些，还包括了传播技术变革、舆论的转向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上看，博客和微博是去中心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公知依然能在这个传播模型中形成足够的控制力。但当社交网络继续向前，平台、技术的变革就带来了平权的结果。结果，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不同平台都出现了草根偶像。例如天佑、美妆博主和抖音网红。当有权选择时，大家都只会挑爱看的，而不是挑自己该看的。宪政、法治、自由主义、凡此种种，曾经被一致认为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那几年，大家都愿坐下来聊聊程序正义，是因为多少还觉得有协商的可能。但随着这一套方案在上层被否定，在下层则过于脱离群众。一个公知的历史舞台，就这样在当今中国坍塌了。
摆在面前的是高度集中不受约束的权力和对这套权力结构已忍无可忍的人民群众，这样的历史时刻也就该让公知退位而暴力政治恶性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