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我国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五”顺利开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出了新步伐。
2021年，对教育来说，影响深远。义务教育“双减”转型、普通高中“双新”落实、民办教育“双限”调整、高等教育“双一流”验收、职业教育“双高”推进，无一不是重大教育事件，重塑着整个教育体系。教育科研因此迎来了最丰富、最要紧、最复杂的课题，知识生产和理论供给取得了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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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我们党经历了沧桑巨变，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教育事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建党百年之际，教育学术界从特定的角度，回顾党领导下的中国教育事业，总结教育事业发展的经验，展望未来教育发展。
（一）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二）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10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伟大实践中，积累形成了宝贵的、富有本土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中国经验。坚持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办好中国特色教育事业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指导下，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回首中国百年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奋斗在一起，坚持推进教育公平、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教育事业的百年发展告诉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的教育事业才能够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中国教育未来发展提出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教育工作的正确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紧紧把握世界教育变革的战略机遇，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建成教育强国的过程中，做好党的教育方针宣传教育工作，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发，对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深度把握，扎根中国大地，坚定“四个自信”；在此基础上，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实事求是创新中国特色教育理论，发展中国特色教育事业，为21世纪人类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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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适应新发展格局的中国教育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继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以后的又一个重大判断。包括教育在内的事业的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中都应该重新审视。这种审视在2021年显得及时而集中。
（一）新发展格局成为教育改革发展新的背景板
新发展格局从字面看是指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其背后有着深厚的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原理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必须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另一方面不是不要对外开放。可以看出，新发展格局涉及对投资与消费、中与外等重大关系的重新思考。这构成了思考教育的新的背景板，势必带来对教育改革与发展、功能与作用在认识上的变化。有研究指出，教育的内涵、模式、作用都在发生变化，学校的办学思路、着力点和发展方位都需要进行战略选择。具体如高等教育，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意味着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入新的调试期。
（二）在处理投资与消费关系上，教育要坚定优先发展不动摇
教育优先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的方针。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于2012年实现4%以后，教育优先发展得到了实质性落实。人们一直在探索教育优先发展的长效机制。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特别是财政状况变动，这个问题时不时会引发讨论。如前，新发展格局是一个新的背景板。在新发展格局中，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议论或者担心出现了，表现在：因为新发展格局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必然意味着要刺激消费，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来刺激消费；教育是一种投资，一种见效慢的投资，可以缓一缓。这实质上是在动摇教育优先发展。这种认识非常片面。教育不仅是投资，也是消费。研究表明，教育在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即便从投资的角度看，教育这种人力资本投资，也是回报率高的长远投资。于个人和家庭如此，于国家和社会同样如此。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离不开高水平的人才支撑和保障，教育的作用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起到一个基础作用、保障作用、支撑作用。不能犯短视的错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在新的发展格局中，依然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战略作用，必须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三）在处理中与外关系上，教育要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优先发展明确以后，下一步就是要明确优先往哪里发展。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教育首先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包括立足悠久的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公共教育体系、立足大国办大教育的现实等。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教育”比较多地得以强调。如果从学生流动来看，这至少意味着体制外向体制内流动、国外向国内流动、农村向城市流动等特点。“中国教育”追求的是与中国体制相适应、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教育。日趋完善的中国公共教育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制度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双减”改革的深层逻辑是回归公共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教育会“关门”，反倒会在更高水平上把门越开越大。但和过去主要是学习借鉴不一样的是，现在的“开门”更多的是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示教育制度多样性，贡献中国教育智慧和方案，从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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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口变动趋势优化教育供给
（一）人口和教育之间双向影响
教育的对象是人。人口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基础、最核心的要素，关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潜力，其规模与质量、结构与分布，对教育发展的基本格局会产生重要影响。人口对教育的影响，首先是规模，人有多少，教育规模就有多大。我国人口世界最多，相应地，我国教育规模同样世界最大。截至2021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2.93万所，在校生2.91亿人，专任教师1844.37万人。其次是结构，人在哪里，教育就在哪里；人口是什么结构，教育就是什么形态。当然，教育的布局和水平，也会影响人往别的地方流动和聚集。建一所学校，就会留住一部分人；同样，办一所好学校，也会引发人们为教育而流动。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2%。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到了城市，反映在教育上出现了城挤乡空、教育城镇化快于城镇化等现象。调查数据显示，48.6%的家长因为农村教育质量差选择让子女去城镇就读。而且，城镇化的趋势还在继续。可以说，在人口流动驱使下，我国教育的逻辑已经发生转换，从以“在地逻辑”为主，转换为以“流动逻辑”为主。
（二）对教育有重要影响的“七人普”数据特征
“七人普”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呈现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人口总量增加但增长率低。2020年，我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近十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次人口普查中最低。二是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并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超低生育水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50%，进入老龄化阶段。预测数据显示，未来人口生育率将保持在低水平，人口迅速步入少子化和老龄化，劳动人口数量与比重也将持续下降。三是区域、城乡人口分布不均且流动规模大。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仍是人口增长中心，中西部地区在人口回流迁移的作用下逐渐从负增长向正增长转变，东北地区则面临着严峻的人口流失态势；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而乡村人口减少；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276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5%。
（三）新人口背景下对教育进行必要的调整
一是我国教育资源总量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应对教育资源进行结构性调整。有研究指出，现有的教育资源到2035年至少有1/3是相对过剩的。结构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人口流出地教育过剩、人口流入地教育不足，学龄期教育供给总体过剩、老龄教育供给存在大量缺口等。鉴于此，应加强县城和都市圈教育资源总体布局，同时真正把终身教育做起来。二是我国处于教育红利上升期，应抓住这个机遇，对教育发展重心进行调整，实现教育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有力的教育投入支撑。有研究对面向2035的教育经费进行预测，认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适宜目标：2025年为4.4%；2030年为4.5%；2035年为4.6%。三是我国不同地区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大，应缩小区域教育差距。研究指出，2020年，每10万人中大学（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中排名第一是最后一位的3.88倍。这不利于从整体上推进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尽管区域教育差距是由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决定的，但应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运用政策杠杆，加快振兴中西部教育特别是中西部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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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全面部署“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个概念自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以后，就持续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
（一）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教育工作的时代使命
（二）高质量教育体系内涵丰富
（三）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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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共育落实立德树人
2021年10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公布。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家庭教育从“私事”变为“公事”。孩子的第一个“学校”在家庭。以立法的方式彰显家庭教育地位，规范引导家庭教育，目的在于让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形成合力，共同落实立德树人。
（一）共育成为问题的关键
我国家庭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素有“诗书传家远”的传统。“唯有读书高”、知识改变命运、“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这些观念根深蒂固地烙在人们心里。从应然说，家校本该共育。孩子的成长连着家庭和学校，是双方共同的希望和责任。这是一个常识。但从实然看，虽然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双方在实际运作上有不一致的时候和地方。一些家庭把教育安排得太紧，不少学校把教育弄到很窄；双方都有异化，以至出现了目标外的结果。这样说，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家庭教育的问题更值得重视。如果要共育，家庭教育更应该往学校教育方向靠。讨论家校共育，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社”该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人们常讲“家校社”，但随着“双减”的深入开展，教育明显回归学校、回归体制，就更加强调“家”和“校”了。其实，“家”也是“社”的一部分。重视“家”，似乎有另一个意图，就是以“家”带“社”。在这个意义上，家校共育和家校社协同育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策略而已。
（二）制约共育的可能原因
（三）用立德树人引领家校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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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质量的乡村教育
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具体到教育上，是要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乡村教育面临诸多挑战，核心是质量问题。
（一）发展有质量的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有质量的乡村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乡村义务教育承载着乡村中长期人才培养的重大功能，对促进乡村人才振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村教育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未来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才能提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人力资源质量。乡村学校既是教育中心，又是文化中心。乡村教育在乡村振兴中不仅仅是教育意义，同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具有重塑乡风文明的作用。乡村教育的本质实为促进乡村社会成员的生命进步，因此，乡村教育必须作出正当合理的文化判断与选择；同时，乡村教育必须通过培育新人方能实现乡村社会与文化的改造。乡村教育振兴不仅要化解教育文化失调，更要以此为前提，进一步化解乡村社会文化失调，最终推动新时代乡村社会的构建与振兴。
（二）明确有质量的乡村教育的内涵
教育质量的核心是看学生发展，支撑主要是课程和教师。从目前很多研究可以看出，乡村教育发展的立场主要是“在地化”。比如，“在地化”农村教育现代化，在思维方式上首先强调农村教育作为“客观存在/存在本身”的意义，而不是首先强调农村教育作为“改造对象”的意义。乡村教育现代化要回归地方，要聚焦乡村，需要确立“乡村性”和“地方性”意识，确立一种多样的现代性观念，要致力于推动不同乡村性和多样现代性的互融共进。乡村教育要延续乡村的血脉，就不能丢失“乡土气息”。基于这个立场，办好乡村教育，重要的是建立立足乡村学校而又超越乡村学校的课程。师生不仅以教室为课堂、以书本为教材，同样能以天地为课堂、以万物为书本，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心灵被自然滋养，智慧在乡土中孕育，生命在大地上成长。与此同时，通过乡村学校组织文化建设留住青年教师。乡村学校组织文化既能够直接显著影响青年教师的留岗意愿，也会通过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对青年教师留岗意愿施加影响，乡村学校组织文化建设得越好，青年教师的留岗意愿也越强。
（三）以县域为视角发展有质量的乡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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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普及化内涵式发展
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57.8%，普及化加快推进。我国高等教育面临普及化和内涵式发展双重任务。
（一）重新解读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二）高质量是普及化发展的核心价值
（三）治理现代化是普及化发展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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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法治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
2021年11月，《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印发。“八五”普法是教育法治的重要内容。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法治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在教育治理现代化中更加重视教育法治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建党100年来，我国形成了以8部教育法律为统领、包括16部教育法规和一批部门规章、地方教育法规规章在内的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作为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法治除了强调教育法律规范体系之外，还包括教育法的实施、教育法对教育管理关系的调控、对教育纠纷的排解，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和制度保障等。可以说，教育法治，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这意味着，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全面推进教育法治，加强法治思维和法制意识建设，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规范和约束教育行政权，防止教育行政权超越法律界限设定权利和义务关系，确保招生、教育教学等人才培养环节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保障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二）学生受教育权内涵迭代扩展
教育法治的目的在于依法保障人民的受教育权。近年来，人们在受教育权方面不再局限于生存权和受益权，而是强调教育的自主、自决、自治，教育选择成为新的权利主张。这种新的权利主张不仅与受教育义务相对应，而且也与个人的教育自由相对应，因而大大扩展了受教育权的内涵。而随着人们对获得优质教育、保障教育自由、维护教育公平要求的日益强烈，教育权的实体权利内容不断丰富，受教育权的程序保障和救济规定也逐渐增加。有学者甚至提出“受教育权3.0版”——“公平优质受教育权”这一新概念，旨在表达公民依法享有“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公平优质的学习机会和条件，通过学习来发展其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以获得公平优质的学习成功的基本权利”。学生受教育权内涵的迭代扩展，凸显了“受教育权在新时代更为丰富的内容，更加重视提升教育的公平性与优质性，集中表达公民对美好教育生活需要的时代诉求：公平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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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全球化语境下推进教育开放
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力，教育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有机构成部分。2021年，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我国教育开放面临挑战，同时也蕴含新的机遇。
（一）一种新的全球化语境已经形成
世界变化太快，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可能是人们普遍的感受。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还在蔓延，各国应对疫情的方式也有不同，造成国际范围内人员流动受阻。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出现区域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思潮。乌克兰问题标志着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世界并不太平。人类面临共同挑战，全球陷入信任危机。教育开放面临新的全球化语境。有学者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复杂、多面和矛盾的混合体。从技术层面来讲，经济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全球标准、全球市场和全球模式实现了普遍的世界联结；但是从价值层面看，零和博弈的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化并未带来世界进步和共荣，而是加深了全球危机与衰落，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新的全球化语境对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需要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坚持教育对外开放，在困难和挑战中寻找发展机会，合力迎接大变局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