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欧阳康指出，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应该辩证看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首先在于其研究对象的差异，因为自然无涉价值判断。马克思说：“我们不可能从对小麦的品尝中，来判定它是由封建社会的农奴生产的，还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者生产的。”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生活本身就充满着价值的分化甚至冲突，因此对社会事实的认知也就难以实现价值中立。一个社会有不同的侧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即使对于持同一价值取向的不同的人来说，也会有价值大小和程度的不同。我们很难将其各种价值全面地展示出来。
【杨阳、谭兰英：法治国家的建成必须以营造出深厚的法治文化为前提】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阳、副教授谭兰英撰文指出，中国文明有极其辉煌的一面，但仅就法治传统而言，我们继承的遗产却主要是负面的。中国传统社会立法和司法活动缺乏公共性。法律和司法，在普通民众的意识和潜意识里，都是权势人物对付他们的专用利器，对法律和司法，他们本能的选择就是逃避、抵触和抗拒。而权势人物往往可以利用特权玩弄法律，即便面对司法，也可以通过各种潜规则逃避惩罚。这种情况，数千年相沿，逐渐形成了权势人物以玩法、弄法为能，一般民众以逃法、抗法为荣这种很糟糕的法律文化传统。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要通过制度创新扫除显性的制度体制和机制障碍，还必须通过扎实的法治文化培育克服传统法律文化隐性影响。这要求我们必须将法治文化的建设作为基础工程来抓。要训练整个社会，从掌握最基本的法律知识入手，使之养成用法律思维思考、用法律的价值取向去裁量是非的习惯，最终是要使宪法和法律成为社会的共同信仰，成为调节大多数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成为裁量是非功过的基本价值维度，成为指导执政党、各级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行为的共同的“文化指令”。
【贾康：贴东西方标签不等于真正走向现代社会】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贾康指出，中国要真正走向现代社会，不是贴东西方标签的问题，是在看到前边的探索之后，把各种各样人类文明提升的要素，真正综合在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联结里，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制度安排。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探索，也有种种细节的问题。一句话概括：我不同意简单的单线文明论、西方中心论，但要承认文艺复兴直接引导了带有偶然性、但实际上决定了其后世界全貌的工业革命，以及和一些特定的因素汇集支撑现代国家的要素组合。中国的伟大民族复兴，要认同“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潮流，争取达到把中西方所有的文明要素组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隆国强：有效提升智库的影响力需要机制设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认为，智库必须要有影响力，影响力的基础是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有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不一定就有影响力。怎么样把研究成果有效地传递给受众，包括决策者、社会公众、国际社会，也是非常关键的。这就需要机制设计。提供给决策者就需要有畅通的影响决策的渠道;提供给社会公众，就需要把高深的研究成果以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让其得到准确的政策信息。对国际社会来说，就更是如此。我们既需要有好的研究成果，也还得有让国际社会便于理解接受的传播方式，才能发挥国际影响力。
目前我们的智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影响力还远远不够，诸如在未来社会的走向、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共同问题上，中国智库的声音还很弱，中国智库在国际社会还不够活跃。这一方面是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我们还没有足够重视，另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做了好的研究，但没有有效地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国智库需要发出中国声音，传递中国的思想和主张。需要国际化的人才，需要熟悉西方语言和话语体系的人才。需要更多的智库人才去阐释我们的政策，去阐释我们为什么重视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主张。
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指出，在连续30年保持10%以上增速后，中国的真实GDP增速放缓至7%。许多人因此担心，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将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可怕的硬着陆，甚或更糟。这些担忧有依据吗？简单的回答是“不”。中国经济正处于可以说是千呼万唤而且能够令人接受的减速过程中，这一减速过程是精心的操作。它反映了两股力量的交互作用，一股力量源于深思熟虑的中国经济重构和再平衡努力，另一股力量则来自国内外形势出人意料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撰文指出，提高经济治理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制度保障。完善制度，使制度安排符合经济规律，就要用好政治经济学。
只有遵循经济规律，才能提高治理经济的能力。然而实践证明，仅仅有主观愿望并不能保证对规律的遵循。当人们发现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时，曾经试图通过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加以解决，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样的努力只能以失败告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说明，我们必须以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在经济治理中遵循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