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信平，执笔人：王慧军、付涵。
目次
一、现状梳理：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证分析二、根源透视：案例指导制度掣肘之成因检析三、应然之维：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定位四、对策探寻：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案例作为人民法院的重要法治产品，是审判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我国历来具有“例辅以律”的司法传统，无论是秦代的“廷行事”，汉代的“决事比”，唐宋的“法例”与“断例”，还是明清的“成案”与“例”等，“例”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案例工作，通过编选各类案例来总结审判经验，指导法院审判工作。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式确立。案例指导制度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一裁判尺度、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运行偏差，导致其整体效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是案例指导制度最核心的载体和成果体现。课题组以指导性案例为视角，对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进行实证研究，针对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进行成因分析，并提出具体优化路径，以期裨益于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一、现状梳理：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证分析
（一）
指导性案例供给不足，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1.指导性案例整体数量较少，发布频率不固定
2.指导性案例条线比例失衡，类型增幅不均衡
从所涉审判领域来看，指导性案例从最初的刑事、民事、行政3大类，逐步细化发展为民事、商事、知识产权、海事海商、执行、刑事、行政、国家赔偿、环境资源等类型，2022年又新增仲裁类指导性案例，审判领域覆盖面日益广泛，但存在条线案例分配失衡的问题。例如，知识产权、环境资源类指导性案例分别达到39个和36个，而刑事、执行类案例仅有32个和15个。从2017年11月发布的第17批指导性案例起，指导性案例发布呈现出专题化趋势。专题化的优势是能够更好地突出主题，有利于在所涉审判领域形成集成效应，但也易导致各类指导性案例数量增幅不均衡。
3.指导性案例类型化关键词多，争议焦点概括少
经统计，224个指导性案例共关键词1028个，每篇关键词为3至7个不等。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3个关键词分别是“民事”“刑事”“行政”，分别出现125次、37次、25次。从案例内容来看，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多数是针对实体法的理解与适用问题，涉及程序法内容少；关键词多为适用法律范畴的概念，对案件争议焦点概括少。如指导性案例第23号，关键词为“民事、买卖合同、食品安全、十倍赔偿”，而该案的重点其实是知假买假的认定问题，但是关键词中却没有出现“知假买假”字样。
（二）
指导性案例应用乏力，指导成效尚不明显
1.指导性案例应用数据“微量化”
2.法官主动援引指导性案例数量少
根据2280份问卷调查（法官卷）的统计情况，在“您在审理案件时是否参照过指导性案例？”这一问题中，58.52%的调查对象表示偶尔会参照，10.89%的调查对象表示没有参照过。在“您认为在个案判决中，是否应当主动检索指导性案例？”这一问题中，53.22%的调查对象认为应当主动检索并制作类案检索报告，43.66%的调查对象表示在遇到疑难复杂案件时会检索类案，参照类似指导性案例作出裁判，还有3.13%的调查对象认为可以不主动检索指导性案例即作出裁判。在“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公诉人、上诉人、申诉人等引述指导性案例支持诉辩意见，您会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中，33.15%的调查对象选择不回应，23.58%的调查对象虽然选择不回应，但会以其他适当方式进行释明，只有43.28%的调查对象表示会在裁判文书中明确给予回应。
3.法官未援引指导性案例原因多元化
（三）
指导性案例援引不规范，文书表述标准不一
1.援引指导性案例的内容多样化
2.援引指导性案例的表述不一致
经过对生效裁判文书的样本分析，有的裁判文书只援引指导性案例的编号、裁判要点或案例标题，有的裁判文书则援引案例编号+案例标题或发布批次+裁判要点或发布日期+发布批次，还有的裁判文书选择案例编号、案例标题、裁判要点、发布批次、发布日期等其中3要素或4要素进行任意组合。如被告人刘某犯故意伤害罪一案，生效裁判文书引用指导性案例时，表述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6月20日发布的指导性案例93号于欢故意伤害案”。
3.对当事人的援引申请回应简单化
当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要求援引指导性案例以支持其观点时，有的裁判文书对此给予明确回应，有的则不予回应。部分裁判文书会详细分析审理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类案比对过程，阐述是否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具体理由，但大多数裁判文书对于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具有相似性，则以案件基本事实、因果关系认定、争议焦点等是否相同，简单予以回应。如上诉人吴某因诉某区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一案，上诉人吴某称，该案在案情与法律适用方面与第69号指导性案例类似，但原审法院在裁判文书的说理中未回应是否参照了第69号指导性案例。该案二审判决书对此予以了明确回应，并进行了详细论述，得出结论认为在审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明显情形不同，不属于类案，上诉人主张应当适用第69号指导性案例作出判决，不能成立。
二、根源透视：案例指导制度掣肘之成因检析
找到痼疾之本，方能对症下药。面对案例指导制度运行不畅的现实困境，本文从生产机制、配套机制、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分析和理性反思，以期透过表象认知揭示应用“软肋”和发展“瓶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深度剖析案例指导制度实际“指导”效果不佳的成因和根源。
效力地位不明确，配套机制不健全
1.指导性案例的法律地位存在争议
2.指导性案例应用监督机制缺失
遴选程序行政化，社会参与度不足
目前，指导性案例的遴选过程主要包括法院及社会各界人士推荐,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审查以及审判委员会决定3大阶段，每个环节都有其程序方面的相应规定,在保证指导性案例质量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产出的规模和效率。
1.指导性案例推荐主体单一
从推荐阶段来看，推荐指导性案例是一项比较复杂且专业的工作，不仅需要对案件有准确而细致的判断，而且应当具有进行高度总结和概括的能力。目前，法院系统内部采取的是自下而上层报的推荐方式，层层筛选虽然有利于把控案件质量，但也限制了备选指导性案例的数量以及时效性。虽然现有规定赋予了社会公众推荐指导性案例的权利，但这一模式并没有发挥作用，主要是受社会认知度、裁判文书公共度、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和数量、推荐的层级性、决策程序的回应机制以及技术性保障机制等因素制约。社会推荐模式形同虚设造成指导性案例推荐主体单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指导性案例的实用性和影响力。
2.案例工作合力尚未形成
从推荐环节来看，案例工作一般由各级人民法院的研究室、审管办等部门负责，员额制改革后，研究室、审管办作为审判综合部门，大部分人员没有入额，在案件亲历性上存在明显缺陷。审判一线人员掌握了丰富的案例资源，但其发现、培育案例的意识不强，又因办案压力、考核机制等原因对备选指导性案例的推荐、编写积极性不高。如果审判业务部门与审判综合职能部门不能建立良好的沟通协作机制，形成案例工作合力，将导致案例工作因缺乏好的案源而备受影响。从审查阶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承担指导性案例审查工作的是研究室下设的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一个处级机构配置的工作人员一般只有几个人,相对于每年各级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以千万计,涵盖各种审判领域,审判实践对指导性案例的需求可以说专业领域广泛、质量高端、数量巨大,一个处级机构远远不能承载理想化的指导性案例肩负的期望和使命。
3.指导性案例审核程序冗长
裁判思维固式化，应用能力有待提升
参照指导性案例的根本前提，在于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存在相似关系，而且这种相似性是一种实质相似性或深层次的相似性，有时候表面看上去形式相似的案件并不具有真正相似意义，反而个别乍一看去不相似的案件却能构成实质意义上的相似案件。这就要求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目光不断往返于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之间，不仅要对审理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基本事实进行比对，还要综合考虑细微的关键事实，进行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权衡等价值判断。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体系侧重于传授理论知识，较少进行案例应用技能方面的教学；法院系统也尚未建立关于指导性案例的学习培训制度，导致法官普遍缺乏系统的比较训练，对案件事实分析的框架和法律推理起点等问题缺乏具体认知。
三、应然之维：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定位
总结审判经验，弥补立法漏洞
规范审判实践，维护司法公正
弘扬法治精神，促进诉源治理
四、对策探寻：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领域改革政治性、政策性强，必须把握原则、坚守底线，决不能把改革变成‘对标’西方法治体系、‘追捧’西方法治实践。”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案例指导制度，是案例指导制度发展与完善的基本主线。课题组将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效力放在中国法治语境下解读，为快速树立指导性案例“事实上的效力”提供近期解决方案，并从制度、观念、理论等层面对案例指导制度进行远景规划。
近景描绘：优化指导性案例运行机制
“如果真的希望法官有所改变，就一定要诉诸法官的自我利益。”指导性案例作为一种司法产品，必须满足法官的实际需要，才能在司法实践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因此，应当以“用”为依归回应“选”和“编”的问题。
1.建立指导性案例需求征集机制
唯有基于“需求者”视角，而不囿于“供给者”视角，才能更好地抓住“痛点”，产出更多具有实用价值的指导性案例，从而提升案例指导制度运行效果。因此，在遴选指导性案例之前，应对法官、当事人、律师等应用主体的现实司法需求进行充分调研，广泛征集各级人民法院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提高指导性案例与现实司法需求的匹配度。例如，在人民法院案例库中开设指导性案例需求征求专栏，让司法需求融入到指导性案例遴选程序中来。同时，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法答网建设工作，可根据各业务条线的咨询答疑情况，梳理审判实践中带有普遍性的热点、难点问题。
2.完善指导性案例识别培育机制
3.改进指导性案例审查发布机制
4.健全指导性案例学习应用机制
远景规划：健全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
1.从制度层面确立指导性案例的法源地位
2.从观念层面夯实指导性案例的共识基础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普遍认同指导性案例作为司法智识性信息承载了司法经验与理性，彰显了针对特定事实与问题的司法态度、司法立场及司法取向与趋势，并且认可运用判例作为一种诉讼或审判手段与方式具有正当性与效用，是司法博弈的重要媒介和工具。案例指导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取决于指导性案例能否在个案裁判中被妥当适用。如果说权力因素是推动案例指导制度发展演化的“看得见的手”，那么共识因素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丰富和完善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内容，对裁判要点、裁判理由进行更为细致地解释与论证，可以进一步增强指导性案例的核心竞争力。例如，由案例审理或编写人员录制讲解视频，解读案件的审理背景及裁判思路；将类案调研报告、论证报告等以附件的方式编入发布内容。随着案例指导制度的不断发展，指导性案例的数量必将愈来愈多，要避免信息量的过于庞大，有必要按照案例类型、发布年度等不同维度对指导性案例进行汇编。较之于法官，学者更具有体系化的思维能力，由学者来进行指导性案例汇编与法律评注的工作，不仅可以使指导性案例满足法的内在体系评价要求，还可以进一步促进法律共同体形成共识。
3.从理论层面发展类案比对技术
我国实践中所贯彻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就是要求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应平衡好这些法律性和非法律性要素。因此，法官如果对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心证过程予以释明，将寓于基础案件说理的司法经验智慧呈现出来，将增强裁判结果的说服力，提升司法公信力。类似案件识别技术作为指导性案例应用的“入口”，对提升指导性案例选择的准确性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类案识别的每一步论证都依赖于裁判者的主观评价或者判断，所以加强类案识别的经验总结显得尤为重要。当司法实践中对指导性案例应用形成一些共性做法时，应及时加以总结提炼，统一、细化类案识别标准。此外，为补齐成文法的教学短板，应在职业培训中引入案例教学法，一方面是对法官“知识”层面的培育，主要包括案例的基本原理、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相似性的判断方法等；另一方面是“技术”层面的培养，包括提高法官类比推理思维能力和案例应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