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创新方法，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切实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和法治观念，不断提升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和水平，妥善处理农村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为农村改革发展、和谐稳定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
培育农村“法律明白人”工作是集选拔、培养、教育、应用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具体是指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在农村中选拔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宣讲能力的村民，依托社区(村)法律顾问对其进行系统的法制培训，使其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成为农村百姓中的“法律明白人”，并影响身边农民学法用法，参与村委会、司法所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化解矛盾纠纷，从而提升农村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维护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
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总体安排，分“三步走”，力争到2014年底，为全县各行政村培育2—3名“法律明白人”，实现全县培育1000名农村“法律明白人”的目标任务。
(一)启动选拔阶段(2014年5月10日——6月30日)
6月底前，做好调查摸底工作，完成农村“法律明白人”选拔、培训计划等工作。
(二)全面推进阶段(2014年7月1日——11月30日)
7月中旬至11月底前，完成农村“法律明白人”的培训工作，力争实现每村2—3名农村“法律明白人”，全县实现1000名农村“法律明白人”的目标任务。
(三)检查总结阶段(2014年12月份)
县司法局、县委法治办组织人员对“农村法律明白人”培育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提升农村“法律明白人”工作整体水平。
农村“法律明白人”一般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爱祖国、爱人民，崇尚宪法和法律，具有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2.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和各项规章制度，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
3.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接受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具备运用常用法律知识处理事务的法律思维。
4.为人正直，处事公道，热衷社会公益事业，愿意为农民群众服务，在农民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威信。
农村“法律明白人”的工作职责：
1.不定期参加镇(乡)、社区或村业务培训。
3.要积极利用农闲和传统节日，采取不同形式学习和宣传法律。
4.积极协助镇(乡)、社区、村中心工作，调解本区域内的简单民事纠纷。
5.及时收集村民的法律需求，做好法律服务信息记录，及时向村委会和镇(乡)司法所反映，由县司法局或镇(乡)司法所组织人员，有针对性开展法律服务活动，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六、组织领导
(二)要抓好培育工作。各镇(乡)司法所、普法办要深入农村调查摸底，按照条件选好农村“法律明白人”，积极协调社区管委会、农村基层组织和社区(村)法律顾问，制定并实施法制培训计划，并于8月10日前将调查情况和培训计划报送县委法治办。
(三)要加强督促指导。各镇(乡)司法所、普法办要切实督促指导社区(村)法律顾问做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育工作，将督查结果纳入社区(村)法律顾问年终考核，及时上报工作开展情况和工作过程出现的问题。县司法局、县委法治办将该项工作作为本年度基层司法所工作目标责任考核的内容之一。
法律明白人先进事迹2
她既是法学教育家，也是法律援助律师。
她既是妇女权益的保护者，更是一位立法反家庭暴力的推动者。
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一生与法同行。
86岁的巫昌祯，是新中国第一届法律系大学毕业生，一生中亲历了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她孜孜不倦进行学术研究，在调研中目睹了家庭暴力的危害，她积极奔走，努力呼吁，让更多的人转变观念，向家庭暴力说不。为推动反家暴立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当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同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5年8月24日，这部草案被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自1995年“家庭暴力”的概念引入中国后，反家暴立法已走过二十年。与其他多年致力于此的学者、民间人士一样，耄耋之年的巫昌祯对这部等待了多年即将出台的法律充满期待。因为，家家和睦，是她一生的心愿。
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特邀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婚姻法学会名誉会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八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婚姻法学泰斗、著名法学教育家、法学活动家、著名法律援助律师、妇女权益的保护者;
初秋9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敲开了北京明光北里巫昌祯老师的家门。
三尺讲台不离不弃!
1929年11月17日，巫昌祯出生于江苏省句容县。“昌言能拜，祯祥自来”，她的名字出自《康熙字典》。
1948年9月，巫昌祯从江苏南京北上，考入了北京朝阳大学法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她被保送到中国政法大学学习，后又转入合并后新成立的人民大学继续学习法律。1954年，巫昌祯以全优的成绩毕业，成为人民大学第一批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告别学生时代，巫昌祯走上了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台，开始了她为之奉献一生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事业。
“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谈到教学和研究的风格，巫昌祯最强调的就是理论联系实践的作风。在课堂上她从不照本宣科，而是用丰富的生活阅历、生动的案件实例深入浅出地为学生阐述枯燥深奥的法条法理。
这两次机会，对于刚刚走出校门年轻的巫昌祯来说，是宝贵而恰逢其时的。“在实践中，我掌握了大量的实际案例和第一手资料，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以后几十年的教学工作中，我始终坚持和发扬了这种作风，也形成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课风格。”
同中国的法治一样，那个年代，巫昌祯的教学生涯也经历了起起伏伏。
1958年，民法教研室被撤销，巫昌祯改教毛泽东著作和古汉语等课程，不久，学校开始停课。70年代初，在一片砸烂公检法的呼声中，北京政法学院师生被整体下放到安徽劳动，一年后就地解散。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重建，提前退休的巫昌祯又满怀激情地重新登上了讲台。
在五十余年的执教生涯中，巫昌祯讲授过苏维埃民法、中国民法、司法文书、古汉语、现代文学，上世纪80年代后主讲婚姻法、继承法、家庭社会学等课程。几十年间，屡屡有离开讲台，另谋发展的大好机会，但每次都被她委婉地回绝。
“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也有许多调动工作的机会，但我忠诚于教育事业的追求没有动摇。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也热爱我所有的学生。”
巫昌祯2003年就已离休，但她却是“伏枥仍存万里心”。除了作为特聘博导继续指导博士生外，还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办讲座、参加学术会议，她既为中组部组织的老干部培训班授业，又在居委会讲课。立法、学术和各种公益活动中都能找到她活跃的身影。
亲历两次婚姻法的修改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婚姻法经过了一个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婚姻法的废旧立新阶段,1980年婚姻法的巩固发展阶段,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不断完善阶段。”
1950年出台的婚姻法被巫昌祯昵称为“新中国法律的头生子”。当时，还在读书的巫昌祯就参与了婚姻法的学习和宣传工作。“一直到现在，整整60多年了。”谈起与婚姻法的结缘，巫昌祯十分感慨。
“开始时，我教授的是民法，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两次参与民法典的起草。”
1978年，婚姻法的修改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有起草民法典的经历，政法大学派巫昌祯参加。而此时民法通则的起草也向她发出了邀请。“因为与婚姻法有约在先，只好对民法通则说了对不起。”这次参与立法的经历，成了巫昌祯学术道路上的分水岭。此后，她把研究和教学的重心转移深入到了婚姻法，成就了“中国婚姻法泰斗”的一段佳话。
1978年年底，巫昌祯参加了由全国妇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等单位联合成立的婚姻法修改小组。在修法过程中，巫昌祯力主将计划生育原则写入婚姻法。她还提出，夫妻之间感情破裂就可以离婚，这应当是法院主要考量的因素。这一主张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离婚“理由论”产生了较大的冲突。
“当时，对于法定婚龄的意见有三种：第一种意见认为，男女18周岁就可以结婚;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规定男女都是25岁，以彰显中国特色;第三种意见是将婚龄规定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
“考虑到我国人口数量的因素，婚龄太低不利于控制人口数量，太高又与实际生活情况不符。因此，可以适当地提高婚龄，但必须要符合实际，而不能过分激进。”她建议，将婚龄规定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是较为合适的。
“虽然法律可以调整一部分生活关系，但是生活毕竟不是一块可以随便搓揉的泥团，必须要考虑到生活的特殊性，也要考虑普通民众的接受程度。温和稳健的法律更容易被人接受，长远来看也更容易被贯彻实施，立法的目的也更易实现。”
1980年婚姻法最终肯定了巫昌祯的这些主张，首次规定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原则，为贯彻这一原则，适当提高了结婚年龄，明确夫妻在计划生育中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补充和健全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特别是离婚制度，第一次明确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即准予离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我国婚姻家庭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早恋、试婚、婚外恋增多，离婚率逐年上升，家庭暴力增加，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婚姻法显现出较大的局限性、滞后性，修改、完善1980年婚姻法势在必行。
1996年，全国人大会委托民政部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成立了婚姻法修改领导小组，在小组主持下成立了专家组，具体负责起草工作。巫昌祯参加了民政部的专家组，后又成为全国人大会法工委立法小组的专家。
修改稿第一稿出来后，巫昌祯随全国人大会去广东进行执法检查。
为了遏制这些丑恶现象，巫昌祯力主将“夫妻相互忠实”、“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损害赔偿制度”等内容写进婚姻法修正案。
2001年4月，婚姻法修正案通过。修改后的婚姻法在总则中增加了一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面对“空洞的规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责问，巫昌祯说：“每一部法律的通则部分都是一种宣言性的，它本身不解决具体问题，是一种导向。”
“合同法有这样的规定，订合同的时候，不能违背社会公德，民法通则规定，民事行为必须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这是法律的宣言性，这本身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不能否认它是法律问题。如果不忠实到一定程度，重婚了，同居了，法律能不管吗，那以后好多人就可以随便重婚了，社会就失去控制了，所以这个互相忠实，它在道德上是一种倡导，在法律上是一种宣言。”
牵挂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
上个世纪80年代，巫昌祯组织成立了北京市第八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律师事务所，成员中有女检察官、女律师、女大学教师，还有一些民主党派、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专门为妇女服务。律师事务所承办了许多法律援助案件，曾有“天下第一家”的美名。
作为法律专家，巫昌祯参与了多部法律的起草工作，她特别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国家之所以提出要保护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就是因为他们处于弱势地位。”
新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巫昌祯非常高兴。她说：“在现实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往往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其中多数又都是妇女。所以，设立了损害赔偿制度，不但符合公平原则，而且贯彻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原则。”
上世纪90年代初，为迎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全国人大制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规划。巫昌祯任起草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巫昌祯以及她的同事们走遍了祖国的东西南北，调研的广度和深度甚至超过了50年代的民法典起草。寒来暑往，3载磨砺，这部法律于1992年提前问世。此外，她还参与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起草、修订工作。
对于婚姻家庭法这个她为之奋斗一生的领域，巫昌祯告诉记者，我国还需尽快建立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一项基本制度;亲属制度，应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明确规定，应加快防治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步伐。
巫昌祯还曾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农民权益保障法。据统计，目前，进城打工的农民将近两亿人。“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这三类人处境堪忧。”
巫昌祯认为，一方面应提倡农民近距离打工，另一方面，在农村以村政府为基础，联合当地学校、妇联建立服务站，为老人、儿童、妇女服务。这个办法已在有的地方进行了试点，应该推广。
巫昌祯还特别关心老年人的再婚问题。有调查显示，丧偶或离婚的老人里，有66%希望再婚，可真正再婚的只有6%。“老人婚姻经常受到子女的干涉，社会的干涉。对青年来说，我觉得应该理解老人，帮他找对象，帮他找老伴，这是可取的。”
目前，我国民法典的起草正在进行。从2003年开始，巫昌祯就参与了编撰工作。“我国婚姻法学习前苏联，从民法典中独立出来已经50多年了，现在要回归民法，因为婚姻法毕竟是民事法律，民法里边有些原则还可适用于它，所以最后考虑再三还是回归民法，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个工作。”
“对于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把婚姻家庭的法律建设再向前推进一步，使婚姻法由;粗放型变为细密型;，具体思路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强化制度建设。”
“我相信，我国未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法律的条文将更加完整、制度将更加完备，成为民法的组成部分。”
去年，巫昌祯被聘为“十年法治人物”评选委员会委员。在谈到法制心愿时，她说她的法制心愿是“人人相爱、家家和睦”。
作为婚姻生活法律领域的建设者、见证者和宣传者，在巫昌祯半个多世纪的法律人生中，“人人相爱、家家和睦”，始终是她追求的人生境界和社会愿景。
法律明白人先进事迹3
崔**，潍坊市十八届人大代表，青州市工商联副主席，青州市劳动模范，高柳镇商会会长，高柳镇前后寨村党支部书记，潍坊青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好林所在的前后寨村先后荣获省级文明村、省级卫生村、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多项荣誉。
提升自身素质起好头
自成为法治带头人以来，崔好林围绕履职能力提升，积极努力学习《宪法》、《民法典》、《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努力提高完善自已,增强自身能力水平，并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尽到一名法治带头人的职责。
服务地方发展铺好路
崔**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发挥商会资源优势，推动镇商会企业同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结对发展，在企业和专业法律人员之间牵线搭桥，为企业解决劳务纠纷、合同纠纷、赔偿纠纷等难题，提供了有效方式方法，为企业正常运转提供了良好的法治生产环境。
强化普法力量带好队
在任村书记期间，带领全村党员、退休教师、社会乡贤和志愿者组成前后寨村法治宣传服务队。在普法宣传服务过程中，崔好林主动创新，聚焦群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土地纠纷、家庭婚姻关系、未成年人保护等法律问题，用专业解答为老百姓排疑解惑，提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能力素质，助推基层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