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学生该如何提高法律意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法制教育
一、加强高校辅导员法制教育的意义
1、加强高校辅导员法制教育，是依法治校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逐步实现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法律的作用更加突出。我国已经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基本的治国方略写进了宪法。高校法制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内在需要，也是现代社会民主法制建设在教育领域中的必然趋势。“依法治校”是时代和国家对高等学校提出的新要求。高等学校更应该自觉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实行依法治理。加强对高校辅导员的法制教育，提高高校辅导员的法制素养，才能够有效提高高校自身的管理效能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
3、加强高校辅导员法制教育，有利于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辅导员在学校与大学生直接接触，他们的法律素质、法律意识，直接影响到每个学生。提高高校辅导员法制水平，有利于大学生法制意识的形成和健全。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展定型的关键时期，对事物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同时，又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而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辅导员具有良好的法律素质，有益于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健康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教育学生正确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作为辅导员，一方面引导学生、教育学生，另一方面要以身作责，身体力行，作学生的表率。辅导员恪守法规、遵纪守法的行为和态度、品德作风能够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对学生心灵产生的教育力量是任何教科书、奖惩制度都不能替代的。
二、加强辅导员法制教育的方法与途径
提高高校辅导员法律素养，加强辅导员法制教育，不是一句空话，需要踏踏实实，学校、老师共同努力，从宣传、管理体制、理论学习等多方面着手，落实在实处。
1、加大法制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法制教育环境。依法治校，观念必须先行。加强对广大教师教育法制知识的宣传，加大普法力度，认真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中宣传和专项宣传活动，如开讲座、办报刊、出宣传栏、网络宣传、定期组织辅导员进行法庭旁听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形成全校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的深厚氛围，使广大教师在加强专业知识的同时增强法律意识，培养依法执教的法制观念，更好地担负起管理学生、教育学生的职责。
2、构建并完善合理的管理体系，依法治校。随着高等学校依法制教的逐步发展，高校应当进一步构建并完善合理的学生管理体系，使辅导员的学生教育和学生管理活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如辅导员应如何管理学生，承担哪些责任；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突发事件如何处理等。同时，健全辅导员监督制度，制定辅导员工作评估检查的具体标准，定期检查，使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使学生工作规范高效，实现科学决策、依法管理、依法治校。
3、建立健全学校的用人机制与制度。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将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是推行依法治校，依法执教的一个重要方面。高校在选拔、聘用高校辅导员时，要更加注重对法制素养、法律意识的考察，定期对辅导员师德、法制素养、业务能力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查，及时辞退那些师德修养差，法律观念淡薄，业务能力低下的人员。
5、加强辅导员在岗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法制水平。对辅导员进行法制教育和培训是加强队伍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因此，学校要重视和加强对辅导员法制素养的培训，为辅导员提供法制学习的机会。如通过岗前培训、定期轮训、脱产进修等多种形式，使辅导员不仅能够熟悉和了解高等教育规律和大学生成长规律，而且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科学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养，不断提高法制水平。
【参考文献】
[1]张玉格.加强教师法制观念，维护学生合法权益[J].新课程研究，2008（6）.
[2]徐万彬等.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思路探索[J].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
[关键词]《马背上的法庭》；人物象征；民间风俗；国家法律；互动
《马背上的法庭》讲述了三个人——法官老冯、书记员杨阿姨、刚毕业的大学生阿洛，和一匹驮着国徽的老马组成的移动法庭，深入到偏远村落巡回办案的故事。这个移动的特殊法庭，几乎没有正规的立案审案的正规程序，也没有重大特大的案件，但却成为调节边远山区百姓内部矛盾的有效途径。电影的视觉语言非常朴素简单，但却展现了法院基层工作的艰辛，也展现了基层司法工作者在维护滇西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此外，影片还向我们传达了在偏远地区，由于地理、文化的封闭和边缘，国家法律的渗入极其微弱，而在其中起协调和裁决作用的更多的则是当地的民间风俗。这里，民间风俗是包括族规、村规、礼俗、人情、习惯等在内的，甚至是可以称为民间法。民间法是相对于国家法而言，它是某个地区由于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渐渐形成的一种解决问题或纠纷的知识传统。这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国家法未能渗入时的一种约俗，富有弹性，但却在当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协理作用。但在国家法开始进入这些偏远地区时，国家法律与民间风俗之间便会产生摩擦与博弈。
一、影片人物象征
影片主要展示了三个人物：老冯、杨阿姨、阿洛。这三个人，还有一匹马，再加一个国徽，共同构成了影片最主要的色调。
杨阿姨，是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民族工作者，她因政策干起了司法一行，最后也因政策面临被清退。在这几十年的工作中，杨阿姨协助老冯处理了各种纠纷，当阿洛进入这个队伍，在老冯与阿洛发生矛盾时，她又充当起了二人之间的调解员，缓和着观念不同的老少两代法官。但在二人的争执中，杨阿姨还是多站在老冯这边的，一是因为感情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老冯是认可民间风俗或民间法的，他能在处理纠纷的时候充分地尊重民间法的传统，平等地看待二法的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杨阿姨实际上代表的是被国家法逐渐改造的民间法。
阿洛，从政法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是国家法的忠实维护者，认为国家法是惟一的具有排他性的法律，其他社会规约都应该被废除。在办案的过程中，他只是一味地按照国家法去处理案件，没有顾及民间风俗在当地社会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阿洛眼中，老冯的办案方式是有损国家法的威严的，甚至到最后他以带新娘私奔的方法破坏了彝家规约，使当地百姓对司法的信任感急剧滑落。这次事件应该说是给了阿洛一个教训，也值得他在以后的司法之路上细细体味。社会的复杂性并不是由单一的社会关系组成，多元化的社会也需要多元化的法律，不能一味教条主义和书本主义。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包容民间风俗或民间法的存在，并以灵活的方式将国家法的精神渗透到各种社会关系中。
二、民间风俗与国家法律的交锋
影片一共讲述了六个案件，非常形象地呈现了国家法律在民间风俗面前的尴尬，尤其是第二、第四、第六个案件。
第二个案件是猪拱骨灰罐，这是国家法律与民间风俗的第一次正面碰撞。以阿洛为国家法律代言人的裁决是：猪不是人，不明白骨灰罐的意义，不必负法律责任，同时法院也不支持迷信活动。而以民间法为依准的村民不买账，最后不得不由老冯来裁定：张龙赔李二两头猪，并且做一场法事，此案才算平息。其实在这个案件中，骨灰罐在国家法律中是不具有任何价值的物品，但在民间风俗中或民间法中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说，阿洛的错误在于在国家法律中寻找依据来裁定只有民间风俗中才显示意义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骨灰罐的意义不在国家法律之内，而只在民间法的调整范围之内。阿洛没有弄明白，国家法并没有十足的能力处理好全部的社会关系，在国家法触及不到或延伸不到的地方，还需要民间习俗或当地的社会规范来调整和制约。老冯是有多年经验的，他明白民间法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他遵从了民间风俗，并亲自为当事人牵猪。这样做，虽然表面上是民间法胜过了国家法，但最后不仅得当事人认为在民间法的意义上自己的权利得到了保障，而且也使国家法的利益最大化了，可以说是共赢。
第四个案件是盗马案，法官的马丢了，他们求助于摩梭女长老找回了马，但女长老却拒绝交出马贼，这是因为盗马贼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惩罚，就不必再接受“你们”的惩罚了。可见，在女长老眼中，民间法与国家法是对等的，已接受民间法的惩罚，也就不必再接受国家法的惩罚了。同时，她也认为民间法和国家法是相排斥的，在民间法适用的范围，国家法便不可再干预。但这次案件的性质是不同于猪拱骨灰案的，它是一起刑事案件。老冯这次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认为，一些民事案件可以依据当地的风俗来处理，但刑事案件决不能姑息国家法律的无声和民间法律的喧嚣。这次的刑事案件，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民间法律的适用范围，二是刑事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执行。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的。
第六个案件是村约案。彝族村长自行制定了一项村约：“过界牛羊一律宰杀。”这项规定其实是村官一厢情愿地使用了自治权力制定规范的错误，它既没有合理的理由，也没有合法的效力，最后，不仅得不到老冯的认可，更没有得到村民的支持。当这个案件还在审理中的时候，阿洛携新娘私奔的事件使案件暂时地搁置了。私奔事件直接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对峙推到了风口浪尖。因为私奔事件破坏了彝家人的规矩，这是彝家人最为重视的，甚至村约案中的受害者也因此暂时停止了诉讼，来共同面对私奔事件。另外，由于私奔事件的男主人公是代表国家法律的阿洛，这便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具体化地显现了出来，而问题也由此变得极为严重。这次事件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造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对抗，二是造成了彝家人对国家法的不信任。而这两种后果也是我们透过影片需要思考的两个问题，即如何实现民间法和国家法的良性互动，如何使国家法深入人心。
以上三个案件让我们看到了民间风俗与国家法律的交锋，有相互周容，有相互对抗，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如何使民间风俗与国家法律能实现良性互动，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这就需要司法人员通过实践来一步步摸索。另外还有三个案件，即第一、第三、第五个案件，虽然没有很明显的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交锋，但却让我们从案件的事实中看到了法律意识无法有效生成的致命因素：贫困。
第一个案件是妯娌矛盾，因一个只值五元的泡菜坛子引起，而根源在贫穷；第三个案件是债务纠纷，但争议不在债务本身，而是150元的债务，即使债务人倾其所有，也是无法全部偿还的，这也是根源于贫穷，而第五个案件依旧还是有关贫穷的。
这三个案件体现的不是民间风俗与国家法律的交锋与博弈，而是实实在在的贫穷。贫穷是法律无法解决也无法改变的，但它却是影响法律实行的真真实实的现实环境。妯娌之间为一个五元的坛子而互生矛盾，这是贫穷之下的自私，但法律不分贵贱贫富，但凡涉及法律，必须保障公民在法律上平等与尊严。而债务纠纷，依然是有关贫穷的注脚，这个案件最后由老冯埋单了，这是个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件解决方法，如果没有老冯的善良举动，以有失公平的价格买下那头瘦猪，这个案件估计要存在很久了。但这是个例，不具有推广价值，我们能做的就是使贫穷的人摆脱贫穷，为司法工作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办案环境，这才是最应该做的。另外，第五个案件也同样传达给我们贫穷会导致心理的扭曲，摆脱贫穷正是当务之急，也是提高法律素养的必要保障。
三、民间风俗与国家法律的良性互动
总之，影片以一个小视角向观众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在我国广大的乡土社会中，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山区，民间法和国家法并存，甚至民间法的适用度更甚于国家法，这已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有着相互冲突的地方，也有着可以转化的条件和方式。那么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发现和调动二者互动和相容之处，可以说，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只能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探索。当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在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边远地区的法治建设会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1]张冠梓.冲突与调适：南方山地民族的法律多元主义格局及其走向[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03）.
[2]禹丽莎.浅析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乡土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以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为背景材料[J].安康学院学报，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