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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民间借贷案件证明过程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机构主体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额的金钱出借给另一方，另一方到期还本付息的双方民事法律行为。民间借贷是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可有效缓解企业流动资金周转难，满足个人急需，弥补金融信贷不足。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企业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案件激增。不少民间借贷案件，涉案金额大，涉及人员多，社会敏感度高，妥善解决纠纷方可维护社会稳定。民间借贷纠纷中当事人应证明借贷事实，法官审理时最大难点是事实认定。本文将结合本案，重点分析民间借贷案件涉及的证据、举证责任的分配、经验法则与测谎技术的运用、证明标准等问题，对此类案件的证明过程进行梳理，以期对民间借贷纠纷的妥善解决有所裨益。
民间借贷案件的证明基础——当事人的陈述与书证
(一)民间借贷案件中当事人的陈述
当事人的陈述是当事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有关言语行为的概称。在民间借贷纠纷中，作为案件的亲历者，当事人就案件事实的陈述包括与案件本身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向法官作出的与案件有关的法律事实或证据事实的陈述。关于法律事实的陈述，诸如借贷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等;关于证据事实的陈述是当事人提出的用以证明某种证据真实与否的事实，诸如关于借据真实与否的陈述。若将民事诉讼视为是一种言语行为的过程，那么几乎所有的诉讼活动都终将转化为语言活动。语言是我们存在于世间的基本活动模式，在关于自我的认知与对世界的认知中，我们为语言所包围，当事人的陈述就是一种最基本、最主要的诉讼行为。若将诉讼置于一种交往行为的语境，那么当事人的陈述就是当事人的交往行为，依据**马斯的交往理论，诉讼是典型的交往活动，经历着工具理性至交往理性的嬗变，寻求以商谈伦理为指引的理性交往。
在民事诉讼中，并非所有的当事人陈述皆可作为证据，只有能够证明案件情况，对查明争议事实有法律意义的当事人陈述方可成为证据。另一方面，当事人陈述要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根据，还应当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当事人拒绝陈述，不影响法院对案件的认定。当事人陈述的证据效力客观上已弱于其他证据，这一规定进一步削弱了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地位。
(二)民间借贷案件中的书证
1.借据
古语道“民凭字据官凭印”，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最直接证据。借据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我国留存已久。据史学家考证，现存最早的借据可见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周礼·秋官·朝士》有“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的记载。
2.支付凭证
通常包括银行转账单、转账记录以及借款人的收条等。支付凭证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证明出借方已将借款交付借款人;另一种是证明借款人已将款项归还给出借方。一些民间借贷案件仅有转账单作为支付凭证，没有借据，使案件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法院的判决结果各异。
(三)书证在民间借贷案件中的优势与局限
书证是以文字、符号、图画等表达的思想或者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文件或其他物品。上述借条、收条、转账凭证皆为书证。因文字、纸张、印刷术皆较早在我国使用，客观上促成我国重视书证的传统。西周时期书面契约便已成为证据。如《周礼·地官·小司寇》有云：地讼以图证之。秦汉时对借贷、买卖、租赁等重要契约要求必须做成书面契据。宋代十分重视书证的证明力。明清时期的契约诉讼中，只要所签契约明确无歧义，司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就能据证下判。
书证的特点决定其具有优越的证据品质，相对言词证据，更契合民事诉讼的要求。民间借贷案件更加依赖于书证，因为借贷关系的产生本身就是当事人的合意，借据是对合意的证明，支付凭证是支付款项的证明。上述[案例二]、[案例三]皆仅有一份书面证据，其余皆为当事人陈述，法院判决截然相反，孰真孰假，难以判定，书证的局限性暴露无遗。转款凭证记载的只能是转款的事实，当事人基于何种原因转款，是借、是还、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还需综合运用证据规则，分配举证责任，达至内心确信，寻求法律真实。鉴此，我们应当重视并确立书证运用中的证据规则，建立民事证明的评价标准。
民间借贷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阶段性观察
(一)举证完成——主观证明责任
“举证完成”阶段由当事人为主导。在胜诉利益的驱动下，双方当事人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围绕着各自的主张或抗辩进行举证。在“举证完成”阶段，举证责任将在当事人之间自然地流转，配合诉辩请求之主张，直至各自证据穷竭。这种攻防转换的举证过程，即主观证明责任，是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风险，为自己的事实主张或反驳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提供证据进行证明的责任{13}。这是当事人为达到证明标准而积极提出证据的行为。在上述待证事实中，作为原告方须主张借贷关系的存在，原告应提供借款合同、收条、借条、转款凭证等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及款项业已支付的事实。被告的防卫性证明应当是证明借贷关系不存在;被告举证证明纠纷系因其他法律关系引起;被告主张借款已清偿或部分还款，被告应出具还款凭证等。在辩论主义原则下，法官不主动调查证据，当事人有提供证据的必要和负担，当事人如若不作为将直接导致其主张没有证据证明，在败诉风险的威胁下，主观证明责任将促使当事人积极举证，推动诉讼活动的进展。
(二)后果承担——客观证明责任
大量纠纷的解决是无法按照上述假定的攻防转换的诉讼程序性思维完成。当原、被告的证据均不能达到法官内心确信的标准，案件事实进入扑朔迷离的状态时，法官需运用法律适用的辅助性操作规范，加重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用预先设定的法律风险分担法则来解决争议。也就是说，当法官无法通过证据来判别事实真伪时，举证责任进入第二个层级，即“后果承担”阶段——客观证明责任承担。
民间借贷的证明责任，对只有借据、当事人主张是现金交付的小金额案件，债务人对借据真实性无异议的，一般认定债权人完成举证责任。如果债务人主张借据非其所写，一般可通过笔迹鉴定认定借据的真伪。如果借款金额较大，法官应根据具体案情分配举证责任，证明钱款交付事实。若债务人主张借据系受胁迫所写，案件审理的难度势必加大，法官对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内心确信的建立，当十分谨慎。轰动司法界的“李*兴诉张*石等案”，主审法官莫*军鉴于被告方无证据证明其受胁迫而写借据，判决被告方败诉，本无可厚非，但其中两被告到法院门口喝农药自杀，致使主审法官以玩忽职守被起诉，虽最终被判无罪，但还是离开了法官岗位。法官办案所承担的责任与风险可见一斑。
民间借贷案件法官心证的产生与证明标准
在当事人之证明方法皆已穷尽的情形下，案件进展的推动力由当事人转至法官。民事诉讼待查的事实是不复再现的事件，法官审理案件只能立足于过去，依照诉讼程序规则衡量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对案件进行裁判，这个过程是法官心证产生的过程。法官须依照逻辑规律和经验法则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解读、分析，这种解析不可天马行空、任意妄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4稿)》第15条的规定，法院可根据借款金额的大小、交付凭证、出借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因素，结合其他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鉴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复杂性，如此规定过于笼统，经验法则、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以及测谎证据适用规则应予以强调。
(一)经验法则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尽管存在争议，学者们普遍认同在民事诉讼领域，大陆法系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英美法系选择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两者强调的重心有所不同，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亦有所不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需要法官对真相的形成达到全面的内心确信。例如德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要求法官的心证必须达到与日常生活相适应的确定性，一种仅仅没有完全排除无言怀疑的确定性。很明显，这种规定要求的是一种高度的盖然性。德国帝国法院就曾指出，受制于人们的认识方法，就要件事实获得真实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困难。但若法官以彻底的良心并尽其所能，运用现实生活中已有的认识方法获得高度盖然性时，即视为真实，侬高度盖然性而获得的内心确信是十分妥当的。关于优势盖然性标准，波斯纳教授认为，考虑到民事案件的说服责任相对宽松，认定原告的主要证据为真实的明确概率，只要超过50%即可，即稍稍超过这一数值就应该加以认定美国很多法官都是通过百分比来理解证明标准的，一项针对美国纽约东部地区法官的调查表明，法官认为与“清楚和具有说服力”(clear
andconvincing)的证明标准相对应的盖然性在60%至75%之间，与“清楚、毫不含糊、确信”(clear，unequivocal.and.convincing)证明标准相对的盖然性在60%到90%之间。英国学者**梅尼认为，确信程度沿着“0-1”尺度变化，仅有0.1的确信度不能认为真实，0.99的确信度几乎肯定为真。在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所主张之事实，应当令审理者形成恰高于(just.over)0.5的确信，即“0.5规则”。美国学者摩根诠释该标准时认为，证明特定事实的存在，对当事人而言，须有优势证据;在法官看来，证据的优势与证人的多寡及证据数量无关，其优势在于令人信服;法官会建议陪审团，将双方之证据置于称盘之左右，权衡其重量之大小，此所谓“其心如秤”。两大法系证明标准的不同与各自的诉讼构造有一定的联系，英美法系的诉讼构造采用陪审团制度，陪审团负责事实审，法官负责法律审，由陪审团衡量当事人所进行的诉讼对抗及所提供的证据的优势程度，较容易被人信赖，从而只要得出占优势的盖然性结果，就可以达到内心确信。
(二)测谎结论的运用
如同[案例一]，民间借贷案件中，在书证有限的情况下，当事人往往向法院申请就当事人陈述的真伪进行测谎。在案件审理中，测谎结论的性质及其运用规则对法官的证据判断会形成何种影响
测谎技术自诞生伊始即存争议，但我国一些法院认为测谎技术的运用给审判带来“福音”，是解决疑难案件的“法宝”。近些年《人民法院报》报道运用测谎结论作为定案依据的报道屡见不鲜，其中多起有关民间借贷。因为民间借贷案件常有“单对单”的特点，借款时往往只有当事人双方在场，发生纠纷时双方各执一词，难以判断其真实性，当事人常常申请测谎。
反对运用测谎技术的观点认为，目前测谎程序不规范，测谎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测谎结论的真实性尚无法保证且无法检验，依赖测谎结论会妨碍当事人举证，侵占法官的裁判权，危害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反对观点的核心在于测谎结论无法保真。现有公布的有关案例表明，测谎结论的准确率在90%以上，其准确率与鉴定结论大致相当。但反对说认为，即便测谎结论的准确率在90%以上，那么在100个测谎鉴定结论中有近10个是错误的，每个错误对被测谎者而言都是灾难。
任何一种证据形式都可能违背客观真实。《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了8种证据类型，当事人的陈述如何保证其真实性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勘验笔录都存在伪造的可能性。证人证言在民事诉讼中的采用率之低更是自不待言。至于鉴定意见，《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将原有的“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虽然仅仅是两个字的改动，但从“结论”到“意见”，我们可体会到其权威指数的下跌，同时也就意味着证明力的下降。法官可不经审查直接应用“鉴定结论”，而对于“鉴定意见”，法官应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评议。测谎结论符合鉴定意见的范畴，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对测谎结论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评判。
(三)对法律真实的解读——追求接近真实
毕竟法官无法亲眼目睹或亲自感知已发生过的事件，法官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即为客观真实只能是一种理想目标。在审判中，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这种理想很难实现。
[案例六]樊某起诉姜某要求其还款60万元，并出具一张欠条。姜某称欠条是樊某以自杀相威胁逼迫其写下的青春损失赔偿费，非真实意思表示。法院认为姜某承认欠条系自主书写，其主张受胁迫却未能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该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无法认定，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基本确立客观事实是司法证明的理想，法律真实是司法证明的现实标准的理念，应在法律真实的基础上坚持客观真实的理念，在公正程序中发现案件真实情况民事诉讼强调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及裁判的准据，追求以证据作为基础的真实，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法官根据证据证明的真实可能是与过去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完全相同，即事实真相即客观真实;也可能极为接近或大致接近;但也可能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最高人民法院承认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后，对审判实务的影响是显著的。法官不必再拘泥于坚持客观真实的标准，减少法官因事实问题而被迫调解、拖延裁判或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的避险行为。但在过去一段时期，过于强调法律真实亦使实务界产生认识上的混乱。一些法官以法律真实为借口拒绝去努力发现接近真相的案件事实，使民众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这促使我们应建立以接近真实的内心确信为法律真实的证明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