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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3广西
还有学者更进一步，分析“法治”和“法制”的区别。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水治”和“刀制”。法制在中国古已有之。诸子百家中的法家，主张就是建立法制。国家制定各种法律，积极普法，让所有人对法律都很了解，并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
但法治与此不同。法治是更高级、更彻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至最高统治者及其国家机器，下至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要同样服从法律，被法律制约。并且，法治的重点，就在于法律可以约束国家——王在法下。而法制说到底，还是国家用法律治理人民。法律是国家的工具，而不是对国家的约束。强调法治和法制的区别，很有政治性。
虽然如此，法制和法治的区分，还是学术意义更大，现实意义不大。一般人看来，法治和法制，都是用固定的法律条文管理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同一码事。真正明显的不同，还是法治和人治。
所以接下来，我就不区分法治、法制了，统统称之为法治。
法治，是用固定的法律条文裁决纠纷、治理社会，而人治，则是由掌权者根据个人意志做出判断和裁决。如此说来，当然法治大大优于人治，甚至可以说，人治简直就是不可忍受的。个人意志不是可以任意改变、捉摸不定吗？任由某人凭借其个人意志决定别人的生死和命运，这怎么能忍受呢？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们仿佛找到了以往众多社会问题的原因，也找到了建立美好社会的关键。想要建立美好社会，就要完善法治，具体说就是，国家制定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尽量把对错是非都事先说清楚，清清楚楚写在纸上，公之于众，广而告之。大家遵照执行。如果有人违反，不管他什么人，上至总统首富，下至流浪汉，都绝不姑息，严惩不贷。如此一来，社会即使不完美，也已经足够好了。
但是，事情哪里会那么简单呢？人类社会已经存在若干万年。进入有文字有国家有法律的文明社会，至少也几千年了。如果法治真是这么一招鲜，那么人类社会早就进入持久和谐、永恒幸福了。但现实显然并非如此。
问题出在哪里？大致来说，问题出在两方面。
第一是错误理解了人治。第二是忽视了法治的核心缺陷。
人治，被认为是掌权者根据个人意志，随便做出判断和裁决。因为是个人意志，所以随时可变、毫无规律、无法预期。这种状况当然难以忍受、不可接受。
但实际上，人治不是这样的。想一下现实中人治的真实样子，包括古代和现代，就会意识到，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礼治”，也就是根据社会公认的传统、习俗和惯例来判断和裁决。这种约束不是明文规定、清晰可见的，但传统、习俗和惯例，其实人人都知道，并且很有共识。换句话说，人治同样受到约束。人治并不等于任性胡来。
因为有“礼治”这个约束，和法治类似，人治往往也是高度可预期的。掌权者的裁决，只是少数几个选项中的一个，而不是天马行空、无凭无据的随机而为。
这就是人治在历史和现实中长期存在，而人们也能大致接受的原因所在。如果人治真是那种任性胡来，是不可能长期延续的。
人治的问题在于，掌权者的道德和水平很重要。如果是个能力强的君子，即使没有明文法律约束，即使只有不成文的“礼治”约束，他的判断和裁决也能大致正确。反之，如果掌权者是个恶棍或坏蛋，他的裁决就会很离谱。
有人可能会说，对啊，法治就是为了让恶棍和坏蛋也无机可乘啊。确实如此，凡事都按照实现写好的条文去判断去执行，能减少恶棍和坏蛋的危害，不过，也会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法治的核心缺陷。
这时，就需要主事人发挥主动性、积极性，根据当时的习俗、惯例、公认的观念，做出判断和裁决。如果法律规定得太细太密，束缚了主事人的自主范围，那么，很多事情就无法解决，或者做出荒诞的裁决。
也就是说，法律很重要，但人的主观性积极性，同样重要。仅仅靠法治，完全排斥人的作用，国家是治理不好的。
中国人很早就理解了这个重要道理。秦汉帝国对法家主张的大规模实践，是一场大型社会实验，结果证明，法家的主张，也就是法治，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实行起来却行不通。
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实力超过东方六国。当时秦国的治理非常成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秦国执行法律，严格且公正。秦人勇于公斗、怯于私斗，是优秀的农夫和战士。国家上下一心，斗志昂扬。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一统天下。
看起来，秦国的法家制度毫无问题，值得推广。但是，真把秦国的制度推广到天下以后，就暴露出极大问题。秦国的善政，到了秦帝国，却成了公认的“苛政”。只过了十几年，强大的秦帝国就短命而亡。
很多人可能以为，继承了秦的汉朝，彻底改变了秦的“苛政”。其实，汉朝基本保留了秦朝的法律。因此，汉朝的法律种类繁多、规模庞大，事无巨细，都有规定，其实也很“苛”。只不过，汉朝在执行法律时没有那么较真。
这是因为，汉朝人发现，在广大的国土上，面对众多的人口及千变万化的情况，如此繁密的法律，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严格执行。法律之多之繁，以至于司法者自己都搞不清楚，也就更谈不上“法治”了。别忘了，那时候，连纸都没有。纸要到东汉时才发明出来。
事无巨细的法律规定，严格的制度，反而行不通。秦汉的这场大实验，让中国人明白了一个重要道理，治理国家终究还是要靠人。写在纸上的法律，有用，但以为有了制度，人就不重要，那就错了。人的作用，永远不可或缺。这是汉武帝推崇儒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儒家和法家的根本分歧之一就是，法家认为，只要立法严密，执法严格，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即使坏人，在严格的法律面前，也做不了坏事。
但儒家认为，好社会不可能由一帮坏蛋、歹徒组成。好社会，终究要靠好人来建设和治理。法律、制度固然重要，但人的因素更重要。所以，培养人、教育人、提升人，永远重要，永远要坚持。
秦汉以后，中国社会仍然有法律，但再也没人迷信法律和制度了。儒家“以人为本”“教化”的观念深入人心。愚者认为这是中国法律制度落后的表现，殊不知，他们认为先进的解决方案，中国人早就实验过了。之所以放弃，改为儒家的“人治”，这根本不是落后，而是先进，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充分比较过两种解决方案的效果了。
到了近代，西学到来。法治的主张以全新的方式重新回到中国。可能是由于之前的实验年代太久远，很多人已经淡忘，加之近代以来的救亡情结，大家处处效仿西方，包括法治等制度，认为这才是救亡图存之道。
实际上，无论是法治，还是法制，虽然有内在的不同，但在大的方面，基本还是法家的主张。这种主张，排斥人治的作用，强调明确规则的重要性。因此，就像当年法家攻击儒家一样，人治被大大丑化和贬低了。
历史仿佛是个循环。随着中国复兴的实现，中国人落后挨打、急于赶上的心情，缓解了很多，可以心平气和、理性客观地看待自身的历史。加之，就像秦汉那场法治大实验的结果一样，法治在当代社会，同样暴露出很多问题。法网密布、动辄兴讼、程序繁复、成本高昂等等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
对比之下，人治的优点渐渐为人所知。以往对人治的丑化和贬低，渐渐站不住脚。当然，人治不是完美的，也有很多严重的问题。但是，彻底脱离、排斥人治的法治，会越来越僵化、繁冗，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本越来越高。人治和法治，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
所以，今后真正的问题，不是要法治还是要人治，而是怎样把法治和人治合理地搭配、结合在一起，既能发挥法治严格一致的优点，也能发挥主事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结合当时当地的现实，做出最合理、能被各方接受的判断和裁决。
那种把法治和人治对立起来，简单化标签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最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