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论》把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和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创造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放在国际政治经济大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大潮流中进行研究，得出了社会主义文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文明的科学结论。
能令中国奇迹般发展和世界重心东移的中国模式，是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中国模式论》用深刻而生动的语言对这个伟大的实践活动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并提出了以“一、二、三、四、五”五个字表示的中国模式图，这就是：“一”是一条道路，即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实现两大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胜利前进；“三”是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做主三者有机统一，实现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三者有机统一，注重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有机统一；“四”是实行四大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民主自治；“五”是建设五大文明，即建设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按照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道理，五大文明又总归为社会主义文明，从而回到中国模式的本质。
《中国模式论》是学术性和通俗性完美结合的典范性著作。在论述所有重大理论命题时，大量引用生动感人的例证，让中国模式这一宏大的文明哲学命题变得明白易懂，使人感到亲切。对于读者，在学习和贯彻十八大精神的过程中，不失为一部很有帮助的重点理论辅导读物。同时，对于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对于广大党政干部，更是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好书。
【作者简介】
王天玺，云南云县人，彝族。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和十六大主席团成员；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十届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曾参与起草和修订党和国家的重要法律和文件。著名哲学家、理论家和民族学家。主要著作有：《民族法概论》、《宇宙源流论》、《先民的智慧》、《“三个代表”兴中华》、《金融海啸与世界大格局》、《文化经济学》和《中国模式论》等等。
第一章中国革命和中国模式
第一节欧美各国之大革命
第二节中国之大革命
第三节中国革命模式
第二章塑造中国模式的大事件
第一节新中国的诞生
第二节抗美援朝战争
第三节农村社会大变革
第四节城市社会大变革
第五节国体政体大变革
第六节反对苏联霸权
第七节“文化大革命”
第八节改革开放
第三章中国模式创造现代化奇迹
第一节现代化的良好开端
第二节意义深远的探索
第三节深刻的教训
第四节中国模式创奇迹
第四章中国的政治文明
第二节被丑化的东方政治文明
第三节人民民主的国体
第四节人民民主的政体
第五节人民民主的法制
第六节人民民主的官制
第七节人民民主的优势
第五章中国的经济文明
第一节让世界震惊的发展
第二节创立崭新的经济体制
第三节生机无限的中国经济
第六章中国的精神文明
第一节中华文化的创新
第二节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第三节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
第四节互联网和精神文明
第七章中国的社会文明
第一节社会安宁
第二节繁荣进步
第三节保障人权
第四节全面发展
第五节民族平等
第六节男女平等
第七节社会和谐
第八章中国的生态文明
第一节绿色困境
第二节绿色能源
第三节绿色资源
第四节绿色发展
第五节绿色家园
第九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模式
第一节成功秘诀
第二节执政之基
第三节治国方略
第四节自强不息
第五节举世尊重
第十章中国模式会崩溃吗？
第一节“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
第二节中国政治模式会崩溃吗？
第三节中国经济会崩溃吗？
第四节中国社会会崩溃吗？
第五节中国金融会崩溃吗？
第十一章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第一节维护了民族主权
第二节实现了经济腾飞
第三节改善了人民生活
第四节创造了扶贫伟业
第五节提高了国民素质
第六节弘扬了中华文明
第七节赢得了世界赞誉
第十二章中国模式与国家统一
第一节抗美援朝和国家统一
第二节西藏问题和中国统一
第三节台湾问题和中国统一
第四节南海问题与中国统一
第五节钓鱼岛问题与中国统一
第六节人民军队保卫国家统一
第十三章中国模式之科学发展
第一节高举社会主义旗帜
第二节实现两大目标
第三节坚持“三个代表”
第四节完善四大制度
第五节建设五大文明
第十四章中国模式与世界未来
第一节世人观察各不同
第二节重塑世界经济格局
第三节开辟人类发展新路
第四节推动世界重心东移
第五节创造东西方平衡的和谐世界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中国模式在世界的东方兴起。
中国模式或中国崛起为什么会成为新千年以来最大的新闻话题？因为中国模式不仅与中国人有关，而且与全人类有关；因为中国模式推动世界重心东移，有利于形成平衡而和谐的新世界；因为中国模式创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到新的阶段。
中国人曾经创造过非常辉煌的古代文明，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
辉煌的中华文明，是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根据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一直到1820年，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对全球GDP的贡献超过25%。最高峰的1820年，中国GDP曾占全球总量的32.5%。此后不断下降。
古代西方人士来到东方，无不惊羡于中国灿烂的文明。在19世纪前的数百年里，整个西方都沉浸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的巨大影响中。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如伏尔泰、德国大文豪如歌德、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都曾极力称颂中国，中国文化在他们心目中占有很高的位置。
然而，从19世纪初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西方诸国逐渐变强，而中国则已经陷于停滞并向下沉沦，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心态也从过去的向往变成轻蔑。英国汉学家约翰·巴罗曾在184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认为中国很强大，富裕辉煌，这是对常识的公开侮辱”，中华民族是“一个野蛮的异端民族，几乎比野人好不了多少”。这样的话，巴罗说过，其他许多西方人也说过。他们这样说，正是为了把中国人当作“野人”来践踏和屠杀。我们今天没有忘记巴罗之流的滥言，是为了永远警醒自己：国家的强盛从来不是天命注定的，任何不求进取的民族，都会陷入内忧外患、被人蔑视和欺辱的悲惨境地。
我们当然也没有忘记，即使在中国社会最混乱、中华民族最悲惨的时候，西方仍然有一些具有超凡智慧和远大眼光的人，不敢轻视中华民族，并且相信中国将来的位置是在世界的舞台中心。
法国人拿破仑关于当中国觉醒时就将震动世界的名言是众所周知的。
美国人罗斯福也曾在几十年前正确地预测过中国的未来。
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约翰·伊肯伯里为了撰写《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未来》一文，查阅了许多历史档案，从中发掘出一则宝贵的史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欧文·迪克逊爵士曾参加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主持的一次会议。罗斯福在会上谈到中国未来的崛起和因循守旧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迪克逊爵士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罗斯福说，他与丘吉尔多次讨论过中国问题，他感觉丘吉尔在中国问题上落后了40年，还把中国人称为‘中国佬’或‘华人’。他觉得这样做很危险。罗斯福想要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他认为，四五十年后，中国将很可能成为一个伟大强国”。
英国人丘吉尔在中国问题上的短视不值一提。他的同胞阿诺德·汤因比的智慧和真诚则非常令人感动。作为思接古今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人类创造的几十种文明体系作了详尽的比较和研究后，特别推崇中华文明。几十年前，当有人这样问他：“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稍加沉思就回答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种有价值的工作。”说完这些，汤因比意犹未尽，又补充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
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初拿破仑、罗斯福、汤因比等人对中国的预测和猜想全部变成了现实。
2010年，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就发展的潜力、态势和增速来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即使不是指日可待，也是指年可待的。
最近200年左右，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人们习惯了欧美主导的世界格局。然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时节，一个东方大国崛起了，一个曾经被人蔑视、被人践踏的落后国家，猛然之间成为创造人类历史的主角之一。这件事情简直不可思议，太令人震撼了。于是，“中国崛起”就成了前面提到过的“世界第一新闻话题”，“中国模式”就成了政治家和学者们热烈讨论的政治和学术课题。
此时，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出现了，这就是中国人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都显得非常淡定。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信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大新闻，但在中国只是一个普通的消息，各类传媒上都只是一带而过。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国人也是不怎么关心。人民网曾专门做了一个网上抽样调查，结果是84%的受访者不认为有中国模式。不仅如此，还有中国知名学者不赞成提中国模式。有的说，“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榜样的意涵，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不如用“中国案例”来代替“中国模式”。有的说，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定型，讲“模式”就有定型之嫌，这很危险，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还有人说，“中国模式”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的，意在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至于许多中国人不关心“中国模式”的讨论，那可能是误以为“中国模式”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相干。
实际上，“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最早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1980年5月，在谈到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时，邓小平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①邓小平在这里主要讲的是夺取革命胜利的中国模式。
1988年5月，邓小平在接待莫桑比克朋友时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已的模式。”②邓小平这里讲的是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中国模式。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夺取革命胜利的中国模式，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模式”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中国人民走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千百万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是十多亿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中国模式的创造，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最辉煌的成就。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何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可以为我们创造了中国模式而自豪。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模式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崭新形态。
马克思认为，历史上的文明形态都是以对抗为基础的。他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马克思对文明历程的观察是深刻的，人类经历过的奴隶社会文明和封建社会文明，都是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人类正在经历的资本主义文明则是“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
中国模式创造的文明不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和谐的基础上，这就是社会主义文明，这是区别于以往各种文明的崭新的文明。
像中国模式这样的社会主义文明，当然不是某种偶然出现的历史幻象，而是在社会发展的大潮流中千锤百炼而成的必然的历史图景。
塑造和锤炼中国模式的是当今世界三大进步潮流：世界实现现代化潮流;社会主义胜利前进潮流;中华民族伟大振兴潮流。当代世界中如果有什么重大的奥秘，那么这三大进步潮流在中华大地上融合为一，共同锤炼出中国模式这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就是最重大的奥秘。
塑造和锤炼中国模式基本特征的是中华振兴的伟大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束了国家四分五裂、民族蒙受屈辱、人民灾难深重的局面，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
这个伟大的胜利，是无数的革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作出了关于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如下：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千百万人民英雄的生命熔铸而成的这座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中国最神圣的广场中央，标志着中国人民发出了共同的誓言：先烈们可以放心，我们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这个誓言是从十三亿人民的心中共同发出的，是从5000年文明的长河中自然流出的，由此汇成中华振兴的伟大潮流，摧枯拉朽，改天换地，汹涌向前，无可阻挡。这个伟大潮流必定把5000年文明的精华融进中国模式之中。
塑造和锤炼中国模式前进方向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潮流。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都能平等相处、自由发展的社会思想，是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样的社会理想，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自古就有的。当代社会主义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元素，但它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社会运动、一种国家形式、一种社会形态出现的。也就是说，当代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完整的系统的文明的社会形态出现的，它比古代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优越，也比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优越。
当代社会主义潮流的第一个高潮于19世纪中后期出现在欧洲西部。法国的巴黎公社、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第一个社会主义高潮的标志性事件。
社会主义大潮从西向东流，于20世纪前期形成以苏联为中心的第二个高潮。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苏联的壮大、各国共产党的活跃、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是第二个社会主义高潮的标志性事件。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逐渐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对内思想停滞、体制僵化，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中国共产党人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开始自觉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间，国际环境非常复杂，国内困难也不少。因为急于求成，制定政策脱离实际，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错误当作智慧的源泉，愈挫愈奋，一步一步开辟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宽广大道。
20世纪80年代末，当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苏联瓦解，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改变颜色的时候，世界上许多目光肤浅的人以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资本主义与之竞争的历史终结了。他们没有想到，这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新起点；他们没有看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早已向东转移到了中国；他们更没有看到，在东方、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高潮。
对于社会主义能够对资本主义取得竞争优势，邓小平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他说：“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邓小平还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需要依靠中华民族的振兴开辟胜利前进的大道，中华民族则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伟大的振兴，由此形成的中国模式必定以社会主义为根本方向。
塑造和锤炼中国模式世界意义的是全球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社会发展过程，但最核心、最基本的是实现工业化，使不同形态的传统经济转变为以工业经济为主干的现代经济。
自工业革命以来，经过300多年的演变，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0多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在全球70亿人口中，只有10亿左右的人实现了现代化。
这10多个国家的现代化，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这种道路的突出特征有两条，一是通过战争和殖民，大肆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二是凭借先发优势和垄断地位，无限制地消耗地球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中国土地面积几乎和欧洲一样大，人口达世界五分之一，根本不能走这样的道路。新中国从现代化建设的第一天起，就摒弃了给人类造成无数灾难的资本主义道路，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现代化起步的时候，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得到了苏联的帮助，但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做法，而是自己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之路。毛泽东设计了一条“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注重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合理比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实践证明，这样的发展道路优于苏联的道路，因为他们那里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又非常脆弱，经不起经济风浪和政治风浪的冲击。表面强大的苏联国家一夜之间即分崩离析，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到了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13亿中国人以改革开放的大气魄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这期间，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物资的交流、思想的交流、人才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一个有着最深厚文明底蕴的伟大民族，放下身段，向外部世界学习一切好东西。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解放思想，努力革除一切不利于走向现代化的体制弊端。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适应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样的学习，这样的改革，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并且彰显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当今世界，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社会主义胜利前进和全人类实现现代化这三大进步潮流汇合在中华大地，奔腾在中华大地，不是一个短期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一个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长期的、必然的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50年代，三大进步潮流的交汇形成一个高潮期。三大进步潮流在这一百年左右的高潮期，塑造中国模式，锤炼中国模式，推动人类发展走向社会主义文明的光辉境界。
“模式”本身是一个高度哲理性的概念，它表明事物内在本质的全面展现，表明事物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具体统一，表明模式是可以借鉴可以学习的。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展现，是中华文明特殊性和人类文明普遍性的具体统一。作为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中国模式是可以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借鉴和学习的。
人们可以从不同侧面去研究中国模式。为了方便读者把握，本书提出“一、二、三、四、五”的中国模式图。
“一”是一条道路，即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实现两大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和社会主义胜利前进；“三”是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统一，实现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三者有机统一，注重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有机统一；“四”是实行四大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民主自治；“五”是建设五大文明，即建设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按照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道理，五大文明又总归为社会主义文明，从而回到中国模式的本质。
中国模式在成长的过程中，来自西方世界的不是掌声和喝彩，更多的是批判和制裁。由于西方国家控制着国际话语权，几十年下来，中国发展的真情被严重扭曲，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遭恶意贬损。为了让世人看清真实的中国模式，本书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就是把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并且立足于用事实说话，让客观实际检验不同的思想理念，让社会实践评判不同的发展模式。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来的世界现实显示出最雄辩的力量。它清楚地告诉世人，一向被过分美化、甚至被神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里到外都有病，而且是重病，如果不作根本性的诊治，预后十分不良。它同时非常清楚地告诉世人，中国开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尽管还有缺陷，还在完善的过程中，但确实展示出克服人类发展危机的广阔空间。对于这一点，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许多学者看出来了，也说出来了，本书将尽量予以引证，以供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被美化的西方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不是什么玄妙的东西，而是某种社会治理方式。只要存在国家、存在社会，就会出现适应其需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就会形成某种政治文明。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西方民主制”，它符合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有力推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形式，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近百年来，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因其国力强大，头脑膨胀，滋生了“救世主”狂想，把仅适用于部分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美化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强行推销，甚至不惜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许多地方带来灾难和痛苦。这种近乎疯狂的作为促使人们冷静下来，去透视这种“普世价值”，还其本来面目。
一、柏拉图的怨恨
西方民主制源自古希腊的雅典民主。雅典民主是在一个城邦中实行的很粗糙的民主。即使在这么小的一个城邦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妇女和奴隶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由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通过大声呼喊或投票，决定宣战与媾和、法庭终审等重大事宜。然而，这些拥有平等投票权的男性公民良莠不齐、贫富悬殊。他们投票作出的决定有时是相当荒唐的。例如，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就被他们认定为有“腐蚀青年思想”之罪，判了死刑。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此非常怨恨，强烈指责雅典的民主制是“暴民政治”。柏拉图是比孔子晚生124年的大思想家，他在西方民主萌芽时期就看到了其内在的缺陷。他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否认这些差异，让所有男性公民一人一票决定国家大事。这样的民主，有可能导致像杀害苏格拉底那种悲剧的暴民统治。
后世的思想家针对西方民主理念，也有过一些深刻的反思。主张“主权在民”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有这样的分析：假设一个国家有一万公民，按主权在民的思想，每个公民可以享受到主权的万分之一；如果是十万公民的国家，每个公民只能享受到主权的十万分之一。依此类推，国家越大，人口越多，每个公民享受的主权就越少，民主效果就越差。卢梭本人没有找到解决国家越大、公民主权越少、民主效果越差这一难题的办法。无奈之下，他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只有人口少、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才能建立理想的民主社会。另一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认为，民主政体“只适合于非常小的国家。即使如此，也会出错”。
哈耶克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师。他把民主严格界定为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政治手段，而不是终极价值。他说，只有人的自由，才是终极价值。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写道：“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所要服务的价值。”
哈耶克说得很有道理。西方社会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忘记了柏拉图的怨恨，也不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只醉心于制造一种“民主拜物教”。
二、爱因斯坦的论断
爱因斯坦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爱因斯坦还是了不起的社会科学家。他揭露了金钱对选举的控制，推进了人们对西方民主制的认识。
比如，民主的前提是人的平等，而人的平等必须以人的独立性为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打破封建等级制，追求人的独立和自由，这是很好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人真的有独立性吗？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独立性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马克思说的“物”，就是生产资料和金钱。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没有生产资料，没有足够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钱，他们的独立性就是虚幻的，因为他们必然要依赖拥有“物”的少数私人资本家。金钱决定一切的冷酷现实已经使民主的前提荡然无存。
再比如，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做主”。但西方民主从投票选举、组成政府，到制定和执行法律、政策，真正做主的从来不是人民大众，而是少数金融寡头。以西方的选举为例，所有参选总统、州长和议员的人，都要按规定缴“保证金”。如果在竞选中得不到一定的支持率，保证金要被没收掉。当然，如果是某个政党成员，其参选得到党的支持，政党会给予参选补助费。问题是一个国家有很多选区，政党给每个参选党员的补助费加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除了财力雄厚的全国性大政党，一般小党是不敢参与全国逐鹿的竞选的。可见，仅仅是参选保证金这个关口，就把千百万平民百姓阻挡在组党参选的大门之外。
西方民主的选举过程都很长，开销也甚巨，这足以拖垮财力有限的政党，从而保证选举过程完全垄断在大金融寡头手中。在美国，真正能操控选举政治的大财团数量并不多。大选期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十分活跃，这种委员会可以无限额地接受捐款，为特定竞选人提供资助。这为大金融寡头操纵选举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美国的民主制，实际上是金钱民主制，是爱因斯坦说的“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美国的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曾经帮助威廉·麦金利赢得1896年总统大选的马克·汉纳就吐露了这种民主的要义。他说：“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知道了。”
美国总统几乎成了富豪们的“专利”。有人把首任总统华盛顿说成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农民。其实，华盛顿的父亲是大庄园主，拥有1万多英亩土地和49个奴隶。华盛顿本人，也曾被《福布斯》杂志列为当时“美国400富豪”之一。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经常说自己年轻时多么穷困潦倒，实际上他父亲是肯塔基地区的一个大地主，拥有600英亩农场和大量城区土地。
历史学家统计过，从1860年到2008年历次大选中，竞选经费占优的一方几乎都获得了胜利。例如，1860年大选，共和党筹得10万美元，民主党筹得5万美元，结果是共和党候选人林肯获胜。2008年奥巴马和麦凯恩对决时，民主党筹得6.41亿美元，共和党只筹得3亿美元，自然是奥巴马胜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美国的选举，已经成为比赛奢华的政治游戏，竞选经费不断创造新的纪录。1980年大选花费1.62亿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达到3.24亿美元。2000年，猛增到5.29亿美元。2004年再创新高，达到8.81亿美元。2008年美国大选，足足花掉24亿美元。
对于捐款选举的大财团来说，选举过程就是投资过程。风险肯定是存在的，但回报会很丰厚。某个政党的候选人一旦当上总统，就会立即回报他的金主恩人。最直接的手段是官职分配，按政治献金的多少，把大小官位分配给各大财团。在美国，1953年到1980年的几届政府中，担任过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的有23人。其中，有18人是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或高级董事，其他5人是大牌律师。杜鲁门总统任命的120名高官中，49位是银行家和实业家，其他人也都与大财团关系密切。艾森豪威尔首届政府中，共有272名高级官员，主要来自86家大公司。
议员当选也要报恩，西方国家的议会运作机制就是为了方便议员报恩设计的。以美国为例，法案要进入议会议程，首先要经过议院的常设委员会。有利于大财团的法案会优先得到审议和通过，不利于大财团而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法案往往会被无限期推延。这种常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根据各政党的实力，也就是根据各大财团的实力进行分配。有了这样的运作机制，就可以使大财团的利益得到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
如果报答大金融财团的法案难以通过，实行西方民主的政府甚至会动用残暴手段来强制通过。1960年5月，日本与美国修订《日美安保条约》，遭到日本人民抗议和反对党抵制。执政的自民党就指使其议员挑起同反对党议员的冲突，政府随即出动500名警察，强行把反对党议员赶出议会大厅，由清一色的自民党议员审议。仅用15分钟，《日美安保条约》就获得了通过。
三、西方民主的困境
西方民主制是人类政治文明探索过程中的重大成果，它帮助西方国家最早实现现代化。然而，我们在肯定西方民主历史价值的同时，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西方民主的黄金时代，是同这些国家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紧密相连的。在此前的一两百年历史中，西方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独占了国际话语权。它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世界秩序。这种强势地位，使这些霸权国家的统治阶级可以攫取世界财富，垄断地球资源。他们从超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去笼络国内民众，去打造福利社会，去美化议会制民主，并将其推向世界，以图永久主导人类社会发展方向。
强权政治认为，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但是，假如他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在海外捞取超额利润，就会遇到无穷无尽的麻烦。支撑西方民主的财富根基在许多地方已经崩塌。实体经济“空心化”，政府和国民沉迷在虚拟经济中。休闲美食的福利一样不能少，流汗辛苦的活儿绝对不想干。为了骗取选票，政客们的空头许诺花样翻新，把选民胃口吊得越来越高。但是，胜选执政多少要兑现一些承诺。没有钱怎么办？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在大印钞票，大借国债，用饮鸩止渴的办法维持“美妙”的西方民主制。事到如今，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不但不能自圆其说，而且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普世价值说”宣称，只有一人一票竞选才算民主，才具有合法性。事实又如何呢？且不说许多选票是操纵在大财团手中的，就算真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总统，也不表明他得到多数国民的支持。以美国为例，1960年总统选举中，只有62.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到1964年，投票率降为61.9％，1968年为60.8％，1972年为55.2％，1976年为53.6％，1980年为52.6％，1988年为50.2％，1996年为49.1％。总体来看，参与投票的选民只勉强过半，竞选胜出者只是得到这一半选民中的一部分人支持。2004年小布什胜选，获得51％的选票。但是，考虑到当年实际投票率不高，实际上真正支持小布什当总统的，只占全部选民的30％左右。一个大国的总统和政府，仅得到这么少的国民支持，它的合法性何在？如此畸形的民主也配称为“普世价值”吗？
制衡和监督本来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美国的权力制衡重重叠叠。总统、参议院、众议院三家之间往往相互拆台，参众两院内，两党也彼此对立，根本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看到，即使美国的车轮已经走到“财政悬崖”边上，两党议员和总统还在打口水战。这种恶质化的政党竞争和三权制衡怎么可能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呢？
“普世价值说”宣称，只有实行西方民主，才能防止腐败。这是骗人的鬼话。西方民主制有着内生的腐败元素。意大利曾出现三任总理和361个内阁成员全是腐败分子的情况。在最“民主”的美国，前几年的党派之争，把国会游说集团涉及政府腐败内幕的冰山一角暴露出来。如果追究下去，可能伤及美国的政体和国体，刚刚开始的相互揭露便戛然而止。
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民主的光环正在世人眼中暗淡下去。就是在西方国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猛然醒悟。他们记起了柏拉图的怨恨，记起了爱因斯坦关于“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的论断，对西方民主的恶质化痛心疾首，试图提出一些克服西方国家社会危机的改革设想。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积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