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卡塔琳娜皮斯托（KatharinaPistor）的著作TheCodeofCapital:HowtheLawCreatesWealthandInequality(《资本的编码：法律如何制造财富与不平等》)。这本书揭示了金融资本在西方世界夸张的进程，以及本应发挥公器作用的法律，如何在其中推波助澜，沦为私人资产持有者拿来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下文将带我们走进《资本的编码》，揭示其中的不足。
【文/吴双】
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这个词就经常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基本态度是反对全球化、产业外包、移民等。既然有“右翼民粹主义”，按道理讲，应该有对应的“左翼民粹主义”。
2019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卡塔琳娜皮斯托（KatharinaPistor）的近作TheCodeofCapital:HowtheLawCreatesWealthandInequality(《资本的编码：法律如何制造财富与不平等》)。皮斯托认为，西方世界愈演愈烈的不平等的根源不是外国移民或产业外包，而是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因而否定了流行的主张私有产权、去监管的新自由主义。
但批判资本，并不意味着她赞同马克思主义。她主张，法律在制造资本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法律人是编码资本的主人（truemasters），制造了不平等。皮斯托批判资本，又拒绝阶级叙事的立场，在她的同事、哥大历史系教授亚当图兹（AdamTooze）看来，就是一种“左翼民粹主义”。[1]
资本=资产+法律编码
皮斯托指出，当代的贫富差距水平，甚至超过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时代。1980-2017年间，新增财富的分配情况像一个“大象曲线”，顶层1%的人切走了27%的蛋糕，而底层50%的人口只分到12%，不到前者的一半。由此，法治也成了“资本用法律统治”（CapitalRulesbyLaw），严重侵蚀了法律和法治的正当性。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全球化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要回答当代不平等的根源，就要先搞清楚一个根本问题：资本一开始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皮斯托的答案是，资本的本质是一系列法律属性，资本创造财富的秘诀在于它的法律编码。具体来说，资本=资产（asset）+法律编码（legalcode）。资产可以是土地、房屋、汽车等实物，也可以是专利、技术知识、金融资产、数据等无形物。从古至今，资产千变万化，但所有资产都需要法律编码赋予它们四种法律属性——优先性（priority）、持续性（durability）、普遍性（universality）、可兑换性（convertibility），才能转化成资本，获得创造财富/收益的能力。
简言之，资产→法律编码→资本→财富/收益。
优先性很好理解，它本质是对各种权利主张的排序，给某些人优先于其他人的特权。典型的例子就是破产法中的担保债权和无担保债权。当债务人破产时，担保债权人享有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人受偿的权利。
图自《华尔街之狼》
普遍性则指前述优先性和持续性不仅适用于法律关系当事人，同时可以对抗其他一切人，是一种对世权，是权利在空间上的延展。
可兑换性，是指这种资产兑换成国家货币的能力。对金融资产来说，可兑换性尤其重要，它意味着流动性，可以随时找到买家。金融投资者一般都追求短期收益，需要及时买进卖出，可兑换性/流动性越好的资产，就越方便找到下家，卖出套利，因而越有投资价值。国家发行的货币，就是一种流动性非常好的资产，但私人不能像国家那样发行货币，因此，法律编码的作用，就是赋予某种金融资产尽可能接近国家货币的可兑换性/流动性。
皮斯托认为，流行的自由主义老说“私有产权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但事实恰恰相反，国家自始至终参与了资本和私有财产权的创制，离开了国家，资本主义压根“无法呼吸”。
然而，资本的法律编码是一个去中心化、高度碎片化的过程。国家并不控制资本的法律编码，资产持有者也不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直接掌控国家政权。在皮斯托看来，真实的过程是，资产持有者雇佣律师，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里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补丁，给自己的资产拼凑出一个法律外壳（legalshield），在全球范围进行金融、税务、监管套利。用她的话说，这是一个七拼八凑的“法律帝国”。
根据TheCodeofCapital，几百年来，资本的外表虽然经历了深刻的变迁，但其源代码一直没变，今天给资本编码的法律制度，仍然是欧洲封建时代发明的。法律编码的核心手段，是物权、合同、担保、信托、公司、破产等法律。勾勒出全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后，接下来，皮斯托用这个分析框架分析了几种不同资产的法律编码，分别是土地、公司、债务、专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