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再推荐一本关于法治的书籍，是有关行政法的分析与思考。这本书是赵老师写的，关于国家社会的权力机关与个人冲突案件的思考随笔集。
第一次知道赵老师，还是因为罗老师。有一次，自己在追B站上罗老师节目时，看到一集叫“全员法律人”的对话讲座。自己当时对法律比较感兴趣，因此也就知道了赵老师。赵老师是研究“行政法”的。何为行政法呢？行政法，通俗一点讲，便是研究如何约束行政机关、国家权力的法律。上次我在推荐罗老师的书时，其中有一节讲到：法治是把双刃剑，一把是指向犯罪，另一把则是指向公权。任何一个个体，在面对国家公权时，无论曾经的自己有多么大的权利，多么富有的存款，不管你是否犯罪，一旦国家权力相冲突，你都是非常弱小的个体。而研究行政法的目的就在于：当个体与公权相冲突时，法律要如何做，才能约束公权这部机器，以及在这其中尽可能的保护个体的权益。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赵老师对于个人的同情，对弱者的悲悯，以及对公正正义的理性思考。在看完她对许多公共案件的解读后，我们对新闻上很多判决，多了一份思考和反思。
本书分为5个部分，个案的正义，权利的边界，执法的温度，自由的价值，网络的秩序。
赵老师的书：《权利的边界》；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一个法治的社会应该尽最大的程度给公民以自由。去年8月，江苏某女子身着和服逛日本风情街，后来被当地警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将该女子带走，而带走的理由是：该女子的着装冒犯了民族感情。
当时此事一出，网上观点立马分为两派，一派是支持警察的，另一派则是反对警察的。在我看来，穿和服与爱不爱国其实是两回事。如果穿日系元素的衣服就是卖国，那么吃日料、看日漫、看岛国老师岂不是也算卖国？你在此总不好意思说，你是批判性的看吧。当时因为这件事，我还写了一篇1000余字的长文对此事进行评论。这件事在稍有点法治意识的人看来，该警察的做法，无论是从理性上，还是法律上来讲，都是站不住脚的。可话虽如此，对于当时法治知识尚缺的我，对于警察为何违法程序法，我是说不出来的。直到读到赵老师的这本书，我才知晓了背后法理上的依据与逻辑。
一、寻衅滋事罪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常常是模糊不清的。
何谓寻衅滋事？在《行政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寻衅滋事罪是这样认定的：
（一）结伙斗殴的；扰乱公共秩序的
（二）追逐、拦截他人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务的；
（三）其他寻衅滋事的行为；
而在《刑法》中，对寻衅滋事罪的认定与《行政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无太大差别。但多了一条：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照此看来，该女子在两部法律的具体条款中，都找不到违法依据。能定罪的理由，只能从“其他寻衅滋事的行为”这条法律中寻找了。可问题是：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其他行为？法条中并无规定。这样的表述就给了执法者很大的裁量空间。那这时是否将人定罪，就变成看执法者的个人心情了。所以也正是因为法条这样的模糊表述，该法也极易演变形成我们众人常讲的“口袋罪”。任何冒犯执法者的言行都有可能定为“寻衅滋事”。因此，国家权力也极易侵犯个人的权益。
二、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要看当事人是否损害“法益”。所谓“法益”：即个人或国家被法律保障的权利和利益；而损害法益即：国家和个人的权利或利益受到侵犯。但是“法益”是否受到侵犯，一定是看客观具体的行为，绝不能以个人的道德、宗教信仰作为侵犯“法益”的依据。而在本案中，该女子的行为显然没有对个人或机关的客观利益造成实际损害，所以并不没有损害“法益”。相反，该执法人员因为个人喜好，而对该女子任意冠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这不仅违反了执法程序，而且构成了违法。
苏州：风情街穿和服事件；
非必要不处罚，法律应体现人文关怀。
行政法在对违法行为考虑是否要进行处罚时，要考虑诸多条件：比如是否符合紧急避险？是否有危害性？是否有预防和惩罚的作用？是否可变通？综合以上条件，我们发现，该甜品店的行为都可以不处罚的。
首先，生产面包是在上海疫情最严重期间。面包蛋糕属于居民的必要食品，虽然该店在出售面包时暂时无证，但与居民的生命相比，有无生产许可证显然属于次要。所以从紧急避险的角度，可以不必对该店进行处罚。否则，以后当还有其他类似事情发生，其他企业或个人又如何敢敢对公众提供帮助？
其次，所卖出的食物，并没有对公众产生危害性。从这一结果，结合上一原则，也可以不处罚。
再次，这一行为也没有对社会或市场产生危害困扰，无任何预防与惩罚意义，从这点看，亦可不予处罚。
赵老师B站号，了解一下；
一罪不二罚，过罚相当
1.针对明星封杀与禁入的行业条例，在法律上是否有效？
2.对明星的封杀与禁入，是否侵犯了明星个人的劳动权？
3.对已经进行行政处罚后的明星，再次的进行封杀与禁入，是否符合法律中“过罚相当”的原则？
首先，规定“劣迹艺人”不能从事演艺行业的最早文件，应该来自于2014年广电总局下发的“封杀劣迹艺人”的通知，而比较规范的正式文件应该来自于，2021年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按照这个规定来说，对“劣迹艺人”进行封杀，貌似可以找得到文件依据。但且慢，我们看到，无论是通知还是文件，他的发布主体是否是立法部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该通知或文件是否有法律效益，恐怕还值得商榷。
其次，根据《宪法》规定，我国的公民享有平等的劳动权。记住：这里平等的劳动权是不分任何行业的。那么，如果根据宪法规定，无论是广电总局，亦或是行业协会，他们所下发的关于对“劣迹艺人”的封杀条款这些通知或文件，都可能将对这些艺人的劳动权构成侵犯。而这些通知或文件，不仅不合法，甚至可能造成违法。
明星艺人就必须要有比其他普通人更高的道德要求吗？我们现在常常讲要对他人进行“去魅”。这种“去魅”就是要认识到那些光辉亮丽的明星背后，也有普通人的一面。既然明星和普通人一样，那又为何一定要求他们要有高于常人的道德？如果让普通人装出圣人的面孔，这无疑是一种虚伪。法律只是对人最低道德的要求，我们可以提倡更高的道德，却不能将他当成法律。
至于，因惧怕明星身上的巨大的示范作用，会给公众以不良引导，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作者认为，不应拔高其示范作用的危害性。因为作为一个正常成熟的个体，都会有一般的辨别是非的能力。作为一个有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个体，谁都应该知道嫖娼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如果过多强调明星示范作用的危害性，政府就会滑向一种“家父主义式的管理”。说白了，这就是在把群众当不辨是非的傻子看。
另外，康德说过：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如果政府试图将惩罚明星，作为是震慑群众，使其不敢违法犯罪的范例。那么，是不是变相地等于将违法明星异化成了一种社会治理的工具？那么，违法明星作为人最基本的尊严又在哪里？法律又如何对其人权进行保障？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法治不仅要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更要对国家权利进行约束，如果任由国家权利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而不加约束的对个人或团体进行肆意干涉，那最后每个个体的权益和自由都将得不到保障。
法大四才子：左起依次是：赵宏、罗翔、陈碧、李红勃
读赵老师的这本书时，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赵老师是个有“人心”的专家。她非常喜欢村上春树，常常在讲座上引用村上大叔的一句话：在高墙与鸡蛋之间，我站在鸡蛋这一边。在读她的这本法律随笔集时，常常看到她对不公的愤恨，对弱者的同情，对正义自由的渴望，对人文精神的赞扬。读她的书时，也时而为她提倡的“法治精神”而流泪。
我们现在经常会在网上抨击很多的教授学者，说他们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不学无术的“砖家”。在我看来，这些“砖家”并非都是不学无术之辈，能取得一定学术地位的，肚子里起码都有几斤“墨水”。他们之所以被“吐槽”，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乏“人心”。他们把所学的知识，作为是贿赂有关领导的“礼品”，作为是谋取个人不当利益的工具，把群众利益当成是自己阶级上升的“牺牲品”。他们缺乏的是他们缺乏的是人本、是道义、是良知。
我们这个社会并不缺乏专家，缺乏的恐怕是像赵老师这样有“人心”的专家。
赵老师本人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的一篇课文《猎人海力布》。著名的小语教师何捷老师在解读文本时，有一段解读是这样的：人与石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有“人心”。有心即为人，无心即为石。如果一个人没有一颗良善的心，那又与石头何异？
对于何老师的这段文本解读，大家怎么看呢？
作者林洪亮，字子泉，福建泉州人；泉州市青年作家协会会员。性别男，爱好女，多次中过“再来一瓶”等重大奖项，喜欢历史，泡面，可乐；个人座右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