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对外国法治经验的大胆借鉴，更不能丢掉我们传统中固有的优秀法文化本土资源，而古代法中的伦理特质正是中华法系的精神灵魂。西方的“安提戈涅之怨”与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将以亲属拒证权为契入点兼及“安提戈涅之怨”的启示，从古今中外的宏观比较分析中，揭示法的人伦精神，并匡谬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中存在的偏差。
一、中国亲属拒证权的缺失与“安提戈涅之怨”之启示
基于特定的亲属身份，依法享有拒绝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利，即赋予亲属拒绝出庭作证权作为证人作证义务的例外性规定，已是国际上的通例，在世界各国的证据立法中都已明确规定。反观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则无任何亲属拒证权的规定。依照我国97刑法第305条、第310条的规定，知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情况的任何人（当然包括亲属）都不能作伪证，不能实施窝藏、包庇行为，只能向司法机关举报并如实作证，否则，就要受到刑事追诉。另外，根据我国现行《刑诉法》第48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没有作证特免权，即使父子、配偶知情也必须出庭作证，否则将要受到刑事追诉。法律用语的逻辑严密性无懈可击，但却把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推上了极为尴尬的两难境地：一边是道德的不义，一边是法律的不容。破坏法律固然为法治社会所不容忍，但出卖亲情岂不是同样为人类所不齿？
行文至此，笔者情不自禁地想起“安提戈涅之怨”的悲剧故事。安提戈涅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塑造的一个女英雄。安提戈涅的兄弟普雷尼克因犯叛国罪，触犯了国家的刑律，被禁止埋葬。安提戈涅基于血缘关系和最基本的伦理，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城邦的法令，按当时的仪式埋葬了她的兄弟。面对国王克瑞翁的质问，她的理由就是：她埋葬自己的兄弟只是违反了国王的法律，而不是那种更高的法律。{1}（P25）她受到了克瑞翁的严惩，她对城邦法的控诉被称为“安提戈涅之怨”。在法学中，安提戈涅的形象作为一种符号，象征着公民运用高级法批判国家实证法的态度和精神，代表着公民依据自然法原则对抗恶法。安提戈涅的鲜血警醒我们，法律在确立自身权威的同时，应当体现并实践着对人性的尊重和理解，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肯定和维护，否则，“安提戈涅之怨”极有可能在中国发生。下面，笔者将史海钩沉，从宏观上勾勒古今中外亲属拒证权的立法例，追溯其渊源流变，以恢复其历史之尊贵。
二、中国古代“亲亲相隐”与西方现代亲属拒证权立法例
（一）中国古代亲属拒证权——历史求证
众所周知，自然经济、宗法政治和儒家伦理思想综合互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华亲属伦理法系。中华法系的内在精神就是它的“亲伦精神”，众多的学者已对此做了深刻地论述，如瞿同祖先生曾精辟地说：“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所支配。”{2}（P326）台湾学者李钟声也指出：“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体系，所以是伦理的法律制度。”【参考文献】{1}（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悲剧两种（M）．罗念生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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