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土地上房屋与征收补偿条例》问题与对策简析
一、《征收补偿条例》与《拆迁管理条例》之区别
1、征收主体不同
《拆迁管理条例》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而《征收补偿条例》规定的征收主体是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且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房屋征收部门对其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政府在拆迁中角色发生转变,《征收补偿条例》实施之前对政府法律定位是一个居中裁决的角色,征收条例施行后政府直接变为了征收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
2、界定了公共利益的范围
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对于公民的合法财产,只能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并且必须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才能进行征收。但是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宪法修正案》和之后颁布的《物权法》都没有界定。《征收补偿条例》第八条对公共利益的范围进行了列举,是抽象的概念细化,使公共利益的界定在法律事务中具有了更高的操作性,明确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被拆迁人的利益。
3、征收决定书代替了拆迁许可证
4、确定政府是唯一的补偿主体
《征收补偿条例》明确规定征收补偿工作的主体是市、县级人民政府,并且规定了征收补偿不利的问责机制,为征收补偿工作各项原则的实施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政府成为了补偿主体,较之前的用地单位更具有公信力,被拆迁人进行维权申诉也直接指向了政府部门,避免了之前权责不清,找不到责任人的情况。
5、司法强拆成为唯一的强制制度
《拆迁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强制拆迁手段包括行政强拆和司法强拆两种。《征收补偿条例》第28条规定了被征收人在一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并且也不搬迁的,由人民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过去,由政府部门委托企业进行拆迁的情况下,由于对利益的追逐,往往在拆迁过程中出现一些恶性事件,这条规定,是行政机关只能到法院申请强拆,保障了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二、《征收补偿条例》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1、公共利益的界定欠明确
毋庸置疑,《征收补偿条例》的亮点之一就是规定了公共利益的范围,虽然界定仅限于抽象列举的方式,但还是一个重大飞跃,至少为违法拆迁设立了准入门槛。《征收补偿条例》第8条对公共利益的规定,即承认了国防、军事、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利益,保留与其他规范的共性,又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造列为了公共利益的范畴。在现实中,这一特性为商业利益混入公共利益留下了隐患,广为社会各界所诟病。虽然《征收补偿条例》将纳入市、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需提交地方人大审议这一前提,作为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造列为公共利益的阀门,但在地方政府发展压力以及土地财政的考量下,市、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很容易沦为商业利益通往公共利益的合法化工具。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常常通过这点漏洞将公民私权让位给商业利益,违背了立法初衷,实为遗憾。
2、征收补偿机制不健全
就我国房屋征收拆迁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争议的产生都是源于对补偿价格的不满意,因为补偿价格的多少直接关系着被征收人的切身利益。《征收补偿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与公平补偿,从而明确了公平补偿原则。《征收补偿条例》规定的补偿范围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这与《拆迁管理条例》中规定的补偿标准应该按照被拆迁房屋的面积、区位、用途等因素,以房产市场价格评估确定;拆迁租赁房屋应给予补偿;拆迁人应向被拆迁人和房屋租赁人支付搬迁补助费;因拆迁费住宅房屋造成挺长停业的,拆迁人应给与适当的补偿。我们可以看到,二者相比,仅仅是换了一种表述方式而已,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上的改变。而现实中《拆迁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的补偿范围、补偿标准的情况下,拆迁对象价值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也仍然延续到了《征收补偿条例》中。
《征收补偿条例》在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值评估的程序上着墨甚多,且先不说在现实评估中的公正度有多少,无论是《征收补偿条例》还是《征收评估办法》都没有考虑到被征收对象的潜在升值空间。特别在旧城区改造中,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政府本身,都看中了老城区拆迁改造后的升值潜力。权利人所有房屋的地块的价值在改造后增加的部分如何分配,还存在空白,现实中,好多被征收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无法与政府、开发商达成协议。
3、各地办理征收决定所需文件不统一
《征收补偿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的,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但是对于办理征收决定所需的具体文件,《征收补偿条例》并没有规定,这就造成了在现实中各地所需的文件不一。有的地方其做了明确规定,比如,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规定申请作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须提交发改部门关于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证明文件(核对原件,留复印件)、国土部门关于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证明文件(核对原件,留复印件)、规划部门关于符合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的证明文件(核对原件,留复印件)、征收补偿费用资金证明材料(原件)等。但是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地区对此都没有规定,在各地政府一味追求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增加了办理征收决定的随意性,给了政府部门权利寻租的空间,侵害了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4、对条文的实际执行情况不乐观
《征收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由于普通群众的法律意识比较薄弱,部分地方政府就钻这条规定的空子,在决定中不向被征收人提起这项权利或者在不显眼的位置简单带过,规避在时效期间内被征收人提起复议、诉讼,导致被征收人的房子被拆除,这样显然不利于被征收人后续的维权,只能签订不公正的补偿合同了事。
5、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
三、房屋征收制度的完善
1、公共利益界定上的完善
公共利益是指社会成员共同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它体现为国防、外交等国家安全利益,社会经济秩序以及公共福利事业等。如前文所述,由于《征收补偿条例》在公共利益界定上的缺失,为违法拆迁留下了把柄,那如何完善呢笔者认为主要从两大方面进行弥补,首先,对其界定进一步细化,即在对公共利益进行概括界定的基础之上,对公共利益的类型采取完全列举的方式,这样给人一个直观的印象,避免模糊化。另外,笔者认为,第八条第6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一兜底条款太过宽泛,在不知道何为“公共利益”的情况下,界定什么是“其他公共利益”更加困难,建议司法机关应该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界定。其次,在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上进行完善,可以加入事前审查机制,这样做主要是针对《征收补偿条例》第八条第4、5项的规定“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事前审查机制可以是司法程序或者是准司法程序,这样在强势的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加入一个相对中立的缓冲,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行政权的擅断,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2、完善房屋征收补偿制度
在征地搬迁过程中,被征收人的房屋价值被低估,拿到的补偿款在相同地段买不到房子,因而不愿搬迁,给搬迁活动造成了困难。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在立法上对赔偿范围进一步细化明确以外,还有确立几个原则,即在产权置换的情形下坚持最低面积原则和在金钱补偿中坚持市场价值保障原则。在实行产权置换情形下,拆迁的对象都是一些旧宅老宅,住户居住面积一般都比较小,如果仍然严格按照相同面积置换的话,被征收人就很难接受,笔者认为,应该规定最低面积,就算被征收对象的面积过小,用于置换的房屋也不能低于这个标准,让被征收人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征收补偿条例》第19条规定要按照市场价值进行补偿,但是被征收对象的面积市场价值各有大小,补偿的数额也不一,但是保证能让被征收人获得的补偿能够买到新房子,这是最低要求。
3、完善评估机制
4、健全配套法律制度
城市房屋征收对推动我国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决不能忽视对房屋所有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在我国由于房屋拆迁造成的社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应该收到政府部门和立法者的充分重视。笔者作为一名专职代理拆迁维权案件的律师,通过本文论述了《房屋征收补偿条例》在当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的措施,对房屋征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解决以及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