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英文作品翻译之特点吴玲玲李丹（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00）摘要：林语堂是中国著名的双语作家、语言学家、翻译家。
他用英语写成并且翻译了诸多作品。
林氏作品基本上以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生活现状为题材，所以，翻译此类作品，与翻译其他反映外来事物的作品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
本文就这些特点进行分析，希望是对林氏作品汉译的又一次有益探索。
关键词：双语作家中国文化归化异化回译林语堂，幼名和乐，后名玉堂，笔名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1895年10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龙溪县坂仔村一个清贫和睦的牧师家庭，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去世。
这种经历使林氏的作品独具特色，虽多用英文写成，却紧扣中国社会文化。
自然，我们不能毫无差别地对待林语堂英文作品的翻译与其他英文作品的翻译。
本文从翻译主体、翻译客体与翻译过程3个方面阐述了林语堂英文作品汉译的特点。
一、翻译主体上自译与他译并存1.林语堂是以英文写作为主的双语作家，使自译成为可能林语堂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外文功底十分了得。
他的成名作《吾国与吾民》（MyCountryandMyPeople）就是用英文写成。
随后，林语堂的英文作品《生活的艺术》（TheimPortanceofLioing）、《京华烟云》（Momentinpeking）、《孔子的智慧》（ThewisdomofConfucius）、《苏东坡传》（TheGayGenius：TheLifeandTimesofSuTongpo）、《红牡丹》（Theredpeony）等相继问世，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好评。
作为《语丝》主要撰稿人，林语堂又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并发表了大量小品文，以闲适小品文和幽默小品文著称。
然而，“既为双语作家，他的作品的相当一部分又具有其自备的中英文双套文本，那么一个很自然的结论便是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短篇散文之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会带有甚至就属于翻译性质，也就是属于后出的。
”（高健，1994：43）如《中国文化之精神》（TheSPiritofChineseCul-ture）和《啼笑皆非》（eteenTearsandLaugh-ter）的前11章就是林语堂从自己的英文文本翻译而来的。
2.从内化与外化的角度探索自译与他译的差别（1）自译林语堂的“中文是漂亮的中文，英文是典雅的英文……中文好到无法译成英文，英文也好到无法译成中文，两者都是炉火纯青”（赵毅衡，2000：2）。
作为优秀的双语作家，同时又是译家，林语堂自译了部分英文作品。
王正仁和高健对林氏自译英文作品的特点作了如下归纳：“一，从中英两种文本的内容与文字的详略来看，多数是英文较其原文更丰满；二，有时由于表达场合的改变，中文反而简略；三，双重文本中凡我国民族特色特别强的部分，其中文文本都更为详尽，反之，外国特色重的则中文部分简略；四，遇到涉及中国当时政局过于直接或过于强的地方，中文部分往往比其英文原文简略；五，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而在内容上灵活替换；六，只管主要内容，全然不顾细节；七，只保留个基本意思，其余随兴所之，自由发挥”（王正仁、高健，1995：50!52）。
由此看来，林氏自译英文作品，有时已经很难说它是忠实的翻译，还是创作性的改写。
7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总第120期）以《〈浮生六记〉英译自序》为例。
《〈浮生六记〉英译自序》是林语堂从《浮生六记》英译本的英文自序翻译过来的。
原文和译文同样优美。
只是如果细细推敲，就会发现译者在汉译过程中对原文的发挥。
Yun，Ithink，isoneoftheloveliestwomeninChineseliterature.（林语堂，1999：20）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林语堂，2002，4：501）Forwhowouldnotliketogooutsecretlywithheragainstherparents’wishtotheTaihuLakeandseeherelatedatthesightofthewideexpanseofwa-ter，orwatchthemoonwithherbythebridgeofTenThousandYears（林语堂，1999：20）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之宽，或者同她到万年桥去赏月？（林语堂，2002，4：501）从这些改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林语堂自定义的翻译标准“忠实，通顺和美”来说，“忠实”一项有待商榷。
（2）他译其实，林氏的大部分作品还是由他人翻译的，但是林氏对译本首肯的并不多，甚至“劝国内的作家勿轻易翻译”（赵毅衡，2000：2）。
然而，他并非不赞成由他人翻译自己的作品。
当《京华烟云》的英文本面世后，他曾经写信给郁达夫，希望由郁达夫翻译这部作品。
原因有四：“一则本人忙于英文创作，无暇于此，又京话未敢自信；二则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三，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免我读时头痛；四，我曾把原书签注三千余条寄交达夫参考。
如此办法，当然可望有一完善译本问世”（林语堂，1942）。
然而，出于种种原因，郁达夫并未完成此书，尽管他在林氏眼里符合他提出的译者三要求，即：“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通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林语堂，2002，4：285）。
其后，郑陀和张振玉的译本相继问世，从翻译学的角度，都称得上是合格的译本。
那么，在林语堂的眼中，这些译本是否合格呢？这就要从他自己提出的翻译三标准来看了：忠实、通顺和美。
尽管郑陀不熟悉北平口语，但林语堂承认“未发现译本有删节、改写原著之处”（万平近，1990：124），说明郑至少做到了忠实。
张振玉的译本是众多译得很好的译本之一。
张振玉不仅翻译了林语堂的绝大部分著作，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三步曲，而且成了研究林语堂的专家。
这些优秀的译本，做到了“忠实、通顺和美”的统一，被广大读者接受，和林氏的自译本一样保留、流传下来，形成了自译与他译并存的局面。
（3）内化与外化“所谓内化，是指再创作者（不是创作者）审美心理的建构过程，构造一个与作品客体的原主体作者尽可能接近的心理认知图式，即心理同构，从而达到对客体充分的认识。
外化则是指主体在新的审美图式下形成的审美意象用译文语言的形式加以再现”（转自孙迎春，1999：82）。
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其性格气质与翻译的成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译者与原作者气质相近或者相符，那么译者就很容易感受原作的“神韵”，即成功地做到内化。
如果译者与作者系同一人，译者与作者在审美心理，气质性格上都完全相符，就能够理解作者的所有意图，在外化即表达的过程中，就可以非常自信地遣词造句，不用担心是否忠实于原作。
正因为这样，林氏的自译本与其原作的贴合程度有限，“往往游离于译文、改写与创作之间”（王正仁、高健，1995：53）。
尽管作为译文，它们在“忠实”上不是非常准确，但在“通顺”和“美”上达到的程度却是他译难以比拟的，因为他译者不能享受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度，对作者和原著有着更多的依附关系。
林语堂在用英文进行创作的时候，心中有一幅中国式的图画，而在汉译的过程中，将这幅图画用中文表达起来，自然是更加得心应手，也不用担心译语读者是否能够接收源语文化，这从根本上保证了译文的质量，“对它的忠信度，相信读者是可以不加追究的。
这就是自译与他译最不相同的一点。
自译，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翻译，性质与写作接近”（高健，1994：48）。
然而，只要了解林氏英文著作，就不难发现，它们都行使着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用圆熟地道的英文，向西方人介绍神秘的东方文化，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幅真实的中国文化图，从而架起一座横跨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吾国与吾民》（又名《中国人》）就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让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
《生活的艺术》同样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人悠闲、近情的生活哲学向西方人娓娓道来。
小说《京华烟云》则是以一种更为生动的形式，深刻刻画了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中国人民是如何在战乱中求得生存的———从道家的顺其天意到革命者的舍身为国，都是紧扣中国社会生活的现状。
所以，林氏作品中，大量的文化内涵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其间不仅包含了中国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还有很多是中国的语言文化，例如诗词、文言等等。
很多事物在英语中并没有现成的对应概念，是作者翻译而成，如“koWtoW（磕头），makua（马褂）”。
从源语文化的角度，我们说，林语堂的英文作品是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的，和译入语文化———中国文化相吻合。
请看下面的例子：在《Momentinpeking》的开篇，有这样一段话：ToTao，thezenithisnothigh，northenadirloW；nopointintimeislongago，norbylapseofageshasitgroWnold.（林语堂，1998：2）这是庄子的一句话：“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
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林语堂，2002，6：2）很明显，道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源语文化反映的，是译语文化中的内容，因此，某些跨文化交际性质的翻译所具有的特点和规律不一定能适合林氏英文作品的翻译。
2.特殊的回译回译，根据《译学大词典》，是指“将甲语种译入乙语种，以后又再作为素材引用从乙语种译回甲语种，或从第三第四语种译回原始语种”（转自孙迎春，1999：226）。
这里，如果把英语看成甲语种，把汉语看成乙语种，就算不上回译。
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中国人，林语堂在描写中国独有的事物时，众多关于中国意象的词汇，最初是以中文的形式在他的脑海中出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没有一个完整的中文本在前，林语堂的英语作品中很大一部分带了翻译的性质。
译者就要考虑，如何将这些信息恢复原貌，落叶归根。
我们就以《MyCountryandMypeoPle》里面的一段话为例。
Tothisday，WiththeexceptionofChiangKaishekofChekiangWhosefamilyhistoryhasnotbeenmadepublic，thegeneralsforthemostpartcomefromHOpei，Shangtung，AnhuiandHOnan，alsoWiththeLunghairailwayasthecentralpoint.ShantungisresponsibleforWuP’eifu，ChangTsungch’ang，SunCh’uanfangandLuYungh-siang.HOpeigivesusCh’IHsuehyuan，LiChinglin，ChangChihchiangandLuChunglin.HO-nanproducedYuanShihk’aiandAnhuiproducedFengYuhsiangandTuanCh’ijui.Kiangsuhaspro-ducednogreatgenerals，buthasgivenussomeveryfinehotelboys.（林语堂，2000：19!20）郝志东的译文如下：今天，除了蒋介石是浙江人，其家族谱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将军们是从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来的，仍然是陇海线周围。
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张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了袁世凯；安徽出了冯玉祥，段祺瑞。
江苏没有产生伟大的将军，却出了一些出色的旅馆茶房。
（林语堂，2002，11：33）原文中大量的人名地名，无疑是从中国原有的人名地名音译过去的。
再翻译回来，就是回译。
3.归化与异化同一翻译活动，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信息的传达，更是文化的交流。
作为跨语际、跨文化的交流活9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总第120期）动，翻译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文化障碍问题。
而异化与归化，就是译者在面对这种文化差异的时候所采用的应对办法。
异化是指在译文中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意象和特点，而归化则是尽量使译文贴近译入语的表达习惯，符合译入语读者的审美心理。
在普通的英汉翻译中，异化是保留英语的文化意境，使译文带有“洋味儿”，而归化就要让中文读者读来流畅自然，没有翻译过的痕迹。
还是以上面庄子的那句话为例。
英文语言精炼古雅，这是译者为了保留古汉语的风格而在翻译的时候故意为之。
在汉译时，若采用异化，则是要保留源语文化中的意象———道教思想，采用贴近源语风格的语言———典雅的古汉语；若采用归化，也要回到中国的道教文化和古汉语的表达方式上来。
从本质上来说，贴近源语文化和贴近译语文化出现了重合。
我们还可以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正如巴尔特所言：“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王一川，1999：25）。
那么，我们可以说，林语堂的英文文本中，包含了对其他文化，即汉语文化的吸收和转化。
例如，在《Momentinpeking》的最后一章里，有这样一句话：NevertocomebackUntilourhillsandriversarereturnedtous！（林语堂，1998：936）很显然，这是吸收并转化了汉语的“山河不重光，誓不回家乡”而得来的。
用在此例里，我们可以看出，异化和归化在林氏英语作品的翻译中的关系，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对立与统一，而是同一，因为作品中的意象是从中国文化中来，又回到中国文化中去的。
三、翻译客体上：多种译本并存1.译著混杂名著多有复译，所以，译本多已不是林氏英文作品翻译的独特之处。
问题就在于，某些编辑和出版商并不是很清楚一个中文本到底是林著、林译还是他译，就统统标上“林语堂著”的字样，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就更加辨不清真伪了。
且不说不正规的盗版劣译，就是正规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目前，不少林选的编辑者在编选的过程中，对于这个原作与译作的问题似乎从来不曾想过，于是只要遇有林记字样的便一股脑编进去，完全不问其为原作译作，其结果，在比如一本不过300页的林选中，译文部分竟高达200余页，而林自作的部分反不及1／3”（高健，1994：46）。
再者，译者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尊重。
大部分译作上，并没有“某某译”的字样，即便它们真的是相当优秀的译文。
例如，某某文艺出版社2002版的《京华烟云》和某某出版社2001年版的《生活的艺术》上，都只有“林语堂著”4个大字。
尽管林先生是原著没错，可是再印上“某某译”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否则，对译者和作者来说，都有失公平。
2.译文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时代印记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
从广义上说，这里的“权力”包括了政权机构、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习俗等等对译者思想的控制力和支配力。
由于林语堂的作品多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动荡时期，政治关系复杂，翻译林语堂作品的译者更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他们的作品是具体时代的产物。
以《京华烟云》为例。
由于此书涉及了中日关系、国共关系，稍有政治敏感性的译者都会在翻译时作出处理。
“到1940年底日本已出版了三种日译本。
几种译本均对中国抗日的事实与情节大删大改，说明译者或出版社的政治意识和狭隘0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总第120期）的民族意识。
如若不删，日本政府绝不会让它畅行于世”（施建伟，1997：80）。
中国译者在面对这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京华烟云》第一部中文全译本是郑陀、应元杰二人合译，1941年出版。
1977年台湾德华出版社出版了张振玉的译本，是第二个中文全译本。
1987年，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修订了张译本，出版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重印的第一部《京华烟云》。
万平近对原作其中的一段和相应译文作了分析，其中的差别耐人寻味。
原文是抗战时期男主角荪亚对蒋介石的一段评价：“ThatmanisthecoolestandthemoststubbornIeversaw，”remarkedSunya.“Ihavewatchedhimfortheselasttenyears.~eissogauntandbony，butlookathismouth！~isfaceshowsthemostcuri-ouscombinationofstubbornnessandwilinessI’veeverseen.”（林语堂，1998：894）不难看出，站在抗日的角度，原文作者对蒋介石是有褒扬意味的。
对这一段话，三种译文作出了不同的处理，但是都对引号内内容作了一定改动。
”荪亚这样说，“他替中国作了几件事，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所不能做的。
他为了要使中国统一，曾担任了世界上任何大人物所不曾担任过的艰苦工作。
现在他已经把这种统一的事业完成了，所以他要进一步去应付一种更重大的工作，就是领导中国去同>>作战。
蒋先生好像是一只海燕，喜欢在海洋的飓风骇浪当中去找玩意———也许他喜欢这种玩意。
如果人民都愿意的话，那么他就会作到底。
在过去十年中，我曾经注意他的种种行动。
他这个人是这样的瘦削，而又这样的怪骨嶙峋———但是你且看他的那张嘴，他脸上的表情是把坚决和沉思混在一起的———这种表情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译文用“>>”代替“日本”，因为在1941年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译文可能招致种种麻烦和责难。
张振玉的译文和前文意思差别不大，但是直接译出了“日本”，因为在1977年，中日关系已不是那么敏感的话题。
而1987年大陆的版本，与前两个版本就截然不同。
这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对原文进行的改写。
尽管对原文的改动颇大，却做到了尊重历史和事实：荪亚说：“他这个人，在抗战的事情上，原来是消极的，畏首畏尾的。
他是国民党的领袖，是中央政府的首脑。
他的消极态度不能不影响一大批党国要人，这是令人遗憾的。
西安事变将了他一军，给了他一个深深的刺激，他应该变成积极了。
全国同胞是这么期望他的。
只要他坚决抗日，他手下那些文官武将也就会坚决抗日。
究竟他会不会使全国同胞失望呢，只有天知道。
看着他的官邸我心绪茫茫。
也许这是多余的忧虑吧。
果真如此，那就谢天谢地。
我相信我的感情能够代表很多同胞的感情。
”仅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出译者对原文的操纵是多么巨大。
由于政治原因，林语堂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难写的一章。
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中，译者必然根据时代的需要对译文做出一定的改动。
四、小结林语堂是一位优秀的双语作家，用英语写成了大量传世名作。
由于文化交流的需要，林氏著作的汉译正方兴未艾。
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林语堂英文著作的特殊性，提出林语堂英语作品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从翻译主体，翻译过程和翻译客体分析了这一现象带来的影响，说明我们不能够仅用研究普通翻译的眼光和角度来研究林氏英文作品的翻译。
参考文献：1.林语堂：“谈郑译《瞬息京华》”［J］，《宇宙风》，1942年第113期。
2.万平近：“谈《京华烟云》中译本”［J］，《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
3.高健：“近年来林语堂作品重刊本中的编选，文本及其他问题”［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4.王正仁、高健：“林语堂前期中文作品与其英文原本的关系”［J］，《外国语》，1995年第5期。
5.施建伟：《林语堂研究论集》［M］，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总第120期）6.林语堂：《Momentinpeking》［Z］，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
7.沈复著，林语堂译：《浮生六记》［Z］，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8.孙迎春：《译学大词典》［Z］，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
9.林语堂：《MyCountryandMypeoPle》［Z］，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10.赵毅衡：“林语堂与诺贝尔奖”［N］，《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2日。
11.林语堂：《生活的艺术》［Z］，华艺出版社，2001年。
12.李永康：“林语堂翻译文本的文化解读”［A］，《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6期。
13.吕俊：“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A］，《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4.林语堂：《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Z］，九州出版社，2002年。
15.林语堂：《京华烟云》［Z］，太白文艺出版社，2002年。
16.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Z］，学林出版社，2002年。
17.袁英：“互文性视域下的归化与异化”［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8期。
!!!!!!!!!!!!!!!!!!!!!!!!!!（上接第36页）2.大学文理科教学大纲修订组：《大学外语教学大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
3.中南政法学院西方法律语言文化研究所：“法律英语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J］，《法律英语世界》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
4.范忠信：“刑法典应力求垂范久远———论修订后的《刑法》的局限与缺陷”［J］。
5.侯国云、白岫云：“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J］。
6.刘仁文：“法治进程中的语言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7.王宏林：“国际一流法律人才培养论纲”［N］，《天涯法网》，2003年2月18日。
8.冷梦：“法律英语的宏观学习法”［N］，《法律英语学习网》，2003年5月9日。
9.“体裁分析及专业英语”［J］，Dudley-Evansbirming-ham：ELRJournalno.11987.10.Janiceyalden：《语言教学课程设计原理》［M］，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
11.Hutchinson，T&A.Waters：《专业英语》［M］，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
12.DebraS.Lee，J.D：《美国法律英语》［M］，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9年。
13.查奈尔：《模糊语言》［M］，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
14.怀尔德：《通用英语词典》［Z］，1956年。
15.《英汉法律词典》［Z］，法律出版社，1985年。
16.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Z］，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17.冯秀梅：《英美律师业介绍》［M］，法律出版社，1998年。
18.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19.《布莱克法律词典》［Z］，第五版，西部出版公司，1979年。
20.程乐：“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及课程设计”［J］，《法律英语学习网》，2002年10月17日。
21.“体裁分析及专业英语”［J］，Dudley-Evansbirming-ham：ELRJournalno.1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