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历史看，除非在剧烈的时代大变局下细节所起的作用有限，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细节的力量是惊人的，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一、从开会说起
会议是公共治理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缩影。大至一个国家和社会，小至一个公司和单位，恐怕没有谁会否认开好会的重要。据说法国大革命期间，曾有代表建议采用英国下院的议事规则，但遭拒绝，以致后来大革命陷入血腥和无序。
早在100年前，孙中山就提出“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他有感于“中国人受集会之历禁，数百年于兹……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花费心血编译美国的《罗伯特议事规则》，[1]连同自己的序取名《民权初步》，欲在中国推广、演试和习练议事规则之类集会方法。胡适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认为它是孙中山的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唐德刚在《胡适的自传》的一个注释中曾说：“汪精卫在‘总理遗嘱’中之所以漏列此书，显然是说明汪氏认为这种小道何能与‘总理遗教’的经典并列？殊不知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所缺少的不是建国的方略或大纲，而缺的却是这个孔子认为‘亦有可观’的小道！”[2]
100年过去，中国人是否已经学会如何开好会了呢？答案恐怕还喜忧参半。说喜，是因为确实有进步，回想当初开大会靠举手表决，结果连胡耀邦都明知打倒刘少奇的材料不可靠，仍然“勉强举了手”，[3]现在我们在一些重要事项的表决上采取了比举手更私密的方法，总算改变了什么都“一致通过”的局面。说忧，是因为无数事实和教训表明，我们离真正开好会还有很远的距离。为什么许多看似民主决策的会，到头来却仍然是领导一言堂？为什么有的会效率低下甚至离题万里？还有的会要么一潭死水、要么秩序混乱？究其实，还是议事程序规则的缺失。而完善的议事程序规则，靠的是细节。
二、细节于各行各业都很重要
前不久，接触到一个市委书记贪腐的案件。这个市委书记在一个开发商打给市委的报告中批示道：请某某部门依法办理。这个案件最后控辩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是：该市委书记有没有权力作这个批示？辩方认为，作为市委书记，他当然有这个权力，他又没有批示让下级部门违法办事；但控方却认为，虽然他这个批示表面看来是要下面依法办理，其实熟悉官场潜规则的人都知道，有了市委书记的这一批示，就等于开发商的事情可以一路绿灯了。
这个事情让我产生联想，想来想去，问题还是出在市委书记与下级各部门的权责不清上。如果凡事都在每一个程序和细节上有章可循，也就好判断市委书记有无这个权力批示了，也好判断下级部门是否违规办理了。中国人之所以如此热衷找领导批条子，我想关键就在此吧。
去年还有一个事情也让我颇有感触。新加坡国立大学两位反腐专家来访社科院法学所，所领导考虑到我在主持一个“反腐败的刑法完善”方面的课题，就让我和我的团队来接待一下。让我们有点吃惊的是，两位专家告诉我们，在新加坡的反腐法律体系中，刑法占的比例很小，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严密的财会制度。这又一次证明了细节的重要。
最近，邓亚萍受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一事引发社会热议，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来。德国马普所的一位所长曾受聘国内一所著名法学院的兼职教授，他见到我时却有点抱怨：这所大学自从给他颁发了聘书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按他的理解，他应当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如定期收到法学院的情况通报，定期来授课等。
前些年参访台湾中央研究院时，我一直纳闷，他们的法律研究所为什么多年来一直叫筹备处呢？带我参观的友人指着墙面上的一些图表告诉我，按照中央研究院的章程，要正式成立一个研究所，需要具备章程规定的一些条件，只有等到那些图表规定的条件满足时，才可以去掉筹备处这几个字。
到泰国访问，想给老父亲买条香烟，换来换去，每条香烟的包装盒上都拍摄有吸烟者的可怕的黑牙齿、黑气管乃至黑内脏，怎么也不敢买来送礼了。想想我们国内那些包装漂亮的香烟盒，虽然上面也写了“吸烟有害健康”，但两相比较，区别立现，可见细节是多么的重要。
手上正在看三联书店前总编李昕的《做书》，其中披露，他原来的同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高贤均，一个人就编了三部茅盾文学奖作品，搞文学的人都知道茅盾文学奖的分量。为什么他判断文稿如此准呢？关键就是注重细节。有一次，他看完陈忠实的《白鹿原》，激动地跑来告诉李，你快去看看“黑娃吃糖”是怎么写的。作品中黑娃是个苦孩子，长到20岁从没有吃过糖，当他把第一块糖放到嘴里时，他愣住了，从来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神奇的滋味，眼珠顿时不会动了。作品对他表情的描写，他的嘴，他的眼，他的神情，他的感觉，非常细腻传神。高贤均说这个细节写得太好了，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陈忠实的功力。
三、正义隐藏在细节中
在英语里，司法和正义是同一个词（justice），因此当我们说正义隐藏在细节中的时候，其实就等于说，细节对司法是何等的重要。
当前，我们正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是一项完全符合司法规律、需要在健全和完善法庭细节上下大功夫的重要举措。我曾以兼职律师的身份代理过几起刑事案件，对法庭开庭的不规范、走过场等深有体会。以开庭不规范为例，有时在这个地方的法庭上，法官说你这个内容不要在这个环节讲，下个环节再说；等到另一个地方的法庭开庭，想在下一个环节讲，法官又说你这个内容应当在上一个环节讲，这个环节不能再讲了。再以开庭走过场为例，不要说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就是有的审判长，也决定不了，他还需要向主管副院长甚至审委会去汇报。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在法庭上再努力又有何用？恐怕这也是导致一些律师想方设法去搞案外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几个月前，我应邀与另一位教授去观摩一个证人出庭的现场会。可想而知，当地为此是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办案民警也作为证人出庭接受检察官和律师的发问了。开完庭后，检法两家主要领导开一个闭门会，想听一下我们两位专家的意见。可能让他们有点失望的是，我们两位竟然都对开庭的效果评价不如他们乐观，甚至说如果严格按照无罪推定和非法证据排除的要求来看，本案是否能扎实定案都成问题。更有意思的是，在关于要否给予被告人发问出庭作证民警的机会时，我们两位专家的意见也不一致（我主张应当给）。可见，要真正实现以审判为中心，我们的法庭规则还有多少细致的工作要做！
谈到法庭的细节，我还想起去年访问韩国时去法院旁听一个刑事案件的情景，当时我问陪同翻译，被告人坐在哪里，她特意侧身看了下文字，指着与检察官相对而坐的两个人，用汉语写着告诉我：被告人+辩护人。当我告诉她，在中国与检察官相对而坐的只能是辩护人，而被告人却被置于另外一个单独的受审席时，这位没有任何法律知识背景的女孩惊讶地说：“那怎么行呢？他要是想与自己的律师商量一个事情不是不方便么？”我当时就深有感触，一个有悖常识的做法在我们的法庭里实行了几十年，却至今仍改起来困难。[4]也是在这个旁听席上，我看到检察官和法庭全体人员一样，在法官进来时一起恭敬地起立，特别是在走向法庭中央、通过多媒体出示证据的时候，检察官首先深深地朝陪审员们鞠上一躬，当时的我由于还有一个最高检公诉厅挂职副厅长的身份，多少有点不适应，后来慢慢琢磨，突然有了一种顿悟：作为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强大力量，能在法庭面前如此谦卑，这岂不是国家之福？
四、走向精细化的司法
君不见，早在1979年，我们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就明令禁止刑讯逼供，为何至今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律师在场权等具体制度没有跟上啊。有人以为办案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实行录音录像制度就可以了，但实践中却不断爆出，要么关键时刻录音录像设备出问题，要么是有选择地录音录像，试想如果有律师在场不就能从细节上堵塞漏洞么？
曾几何时，我们说既不要有罪推定，也不要无罪推定，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是啊，若真能在刑事诉讼中做到实事求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那当然最好！问题是，当我们从口号深入到一个个具体的案件时，却发现在那些存疑的案件中，面临要么放要么抓的二难境地，此时无罪推定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2010年，全国人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正如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所告诫的：“立法工作其实只是万里征途中最初的几步路，更艰难更复杂更细致的工作还在后面。”[6]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重大任务，进一步重申了将法治作为我们基本治国方略的决心。现在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按照四中全会的要求，以专业的精神来“极端重视具体细节”，凡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的，就是再枯燥再乏味也要保持定力；凡有悖于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的，就是再习以为常再难以克服也要排除万难。总之，理念不等于现实，从宪法如何实施，到量刑指南如何规范各种量刑情节，直至裁判文书如何说理，我们的司法还存在太多的粗线条，还需要太多的精细化。
五、说明与致谢
虽然以“细节”命名的书市场上已经有了，如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周大伟的《法治的细节》，但我仍然决定以《司法的细节》来命名本书，这不仅是基于前述原因，更重要的是，它恰恰说明，当今中国各个领域都太需要在深入和完善细节上下功夫了。
感谢江平、梁治平和王人博三位先生热情为本书撰写推荐语；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范新社长和徐婷、向雳两位编辑为拙著出版所付出的努力；也要感谢焦旭鹏博士后和王演兵、陈妍茹、刘昭陵等几位博士生在书稿整理、编排和审校过程中给我提供的帮助。最后，一如既往，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
言由心生，今后我还得继续在提高对人生的感悟能力和精神境界上下功夫，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养和审美趣味，争取给读者奉献出更好的文字来。
2016年1月6日凌晨于北京西郊寓所
注释：
[1]1801年，杰斐逊有感于国会缺乏确定的议事规则，编撰了《议会规则手册》，后为众议院所沿用和发展。但许多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还是缺乏固定的议事规则，而且各地议事规则都不一样，共同议事颇为不便。到1876年，终于有一位美国将军亨利.罗伯特在收集、整理、总结的基础上起草并出版了一本通用的议事规则，这就是至今已出版10个版本、从最初的100多页发展到如今700多页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参见袁天鹏、孙涤译：《罗伯特议事规则》，中文版序二，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2]转引自贺卫方：《具体法治》，自序，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盛平：“胡耀邦促成刘少奇冤案平反”，载《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8期。
[5]参见刘仁文：“善待律师就是善待法治”，载《律师文摘》2015年第4辑。
[6]转引自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