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和文字都是柔弱的，社会现实更加坚硬，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尽管困难重重，性价比日益低下，这个小共同体始终没有放弃一种越来越少见的、骑士般的道德责任：发出声音，不计成败，保护那一点点、脆弱的常识。
作者|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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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
腾讯谷雨的张月最初来找我时，我以为会和其他记者一样采访当时大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但坐下来开聊后，她却对我们四人从年轻时开读书会再到中年时一起写普法专栏的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时事专访也写成了老友群像。
陈碧
作为赵宏的“周边”，我接受了采访。我让张月不要把赵宏写成一个罗翔笔下的“杜甫”，每天都在哀民生之多艰，“不至于，我们的法治还是有希望的”。张月笑出了声音，“是吗？”“是啊，进两步才退一步”。
后来我们聊了很多往事。她很有挖掘细节的能力，聊着聊着有些陈年旧事——我以为都忘记的故事又蹦到嘴边。比如说，我们还交流了对林觉民的看法，说到林觉民的时候我竟然说不下去了，原来这么多年了，我对这种革命的浪漫还是不能释怀。晚上我还给她发了那首齐豫的《觉》。不知不觉就聊了三小时，确实是个很好的访者。
“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和“虚伪的人道主义者”
争论的焦点是14岁这一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合理：按照我国刑法规定，三名加害者均未满14岁，不负刑事责任。但令公众悚然惊心的是三名未成年人展现出的对于同类的残忍：这并不是一场激情犯罪，为了毁尸灭迹，三名少年提前分两次在废弃大棚里挖出了一个深达56cm的坑，受害人脸部被铁锹铲得面目全非。
群里的两位女士——陈碧和赵宏——不同意这种观点。陈碧专精于刑事诉讼法和犯罪学，她觉得罗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想法过于理想主义，难以实现。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她告诉我，中国在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借鉴了英美法系的恶意年龄补足制度，对刑事责任年龄做出了一种例外性下调，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如果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行为，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应当负刑事责任。尚不知道邯郸案是否适用这一条款，“我们觉得（邯郸）这个个案能突破就突破，突破不了的话，也不能够超越法律去严惩（他们），只为了满足大家的这种愤怒感或者正义感。”（作者注：在我们交谈之后的一周，4月8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这意味着2021年的条款在该案中被适用。）
赵宏则专精于行政法，她告诉我，最近和年迈的父母聊起这个案子，父母也非常愤慨，认为应该“把这仨小孩毙了”。但赵宏和陈碧都觉得，当孩子展现出超出人们想象的恶时，更应该探究的是，这些孩子是如何成为“恶魔”的。她们注意到，这几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赵宏查过资料，目前中国有1080万留守儿童，笼罩在这个群体命运之上的是一个巨大的、不能（或很少能）为他们提供支持的社会环境：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城市治理模式……“如果你越强调个案的恶劣，你就会以为只有这一个人、这一件事儿，你会忽视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群体。”
她俩在群里说完后，罗翔噼里啪啦反驳：“你们说得都对，留守儿童也对，户籍制度也对，但是有什么用？到最后，案子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也解决不了。”陈碧和赵宏觉得罗翔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罗翔则将她俩称为“虚伪的人道主义者”，更刻薄一点，是一种“白左的伪善”。
左起依次为罗翔、赵宏、陈碧、李红勃赵宏
在抵达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子树之前，关于邯郸案，这场争论终于获得了一点微弱的、也是无奈的共识：在复杂而无限的社会现实面前，法律能解决的，或者能保护的，终究是有限的。
在中国整个法律体系中，《治安管理处罚法》素有“小刑法”之称，它处理的是普通人的“微罪”，也就是那些尚未构成刑法处罚的违法行为。在中国，每年平均有862万件治安案件，约是同期刑事案件的7倍以上。相比起其他领域的法律处罚，治安领域的处罚更加强势，它赋予了警察行政拘留的权力，即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在大部分国家，这种限制通常都需要司法机关的审核，目前只有中国与奥地利可以由公安机关直接作出。曾有学者做过研究，行政拘留在中国适用的范围很广，862万件治安案件中，超过50%都对当事人进行了行政拘留。
赵宏看完全文的最大感受是，《修订草案》在原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处罚范围和处罚力度，应受处罚的行为从原本的的54条增加到了62条，而行政拘留几乎适用于所有应被处罚的行为。它们共同增加了法网的经纬，将其编织得更小更密。
这意味着，“很多人可能一不小心就违法了。”比如新增的第56条规定私拆包裹也可被行政拘留，草案公布那天，因为快递员送错了，赵宏就不小心拆了邻居的包裹。
新增的处罚行为自然还包括后来引发巨大舆论波澜的第34条第2、3款，即在公共场所穿着或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和标志，可被行政拘留。这让很多人想起，2022年底，苏州一名女生因身穿和服在路边拍照遭到警察大声训斥，“你穿汉服可以，但穿和服不可以，你是个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吗？”随后警察以寻衅滋事的理由将女生带走。
赵宏记得，《修订草案》公布后，行政法学界后来开过一次研讨会，一位老师在会上说，他查阅了所有的法律条文，“到现在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什么叫做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感情。”“没有写明就会给一般公众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也给执法者提供一个巨大的处罚空间。”赵宏说。
几天后，罗翔又从刑法的角度写了一篇更加温和克制的《微罪治理的入与出》，他写道：“刑法起源于兵法，但兵法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惩罚措施不是越重越好，当然也不能越轻越好，必须平衡惩罚不法和保障人权这两个价值，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无论如何，法律人必须戒除对重刑主义的成瘾性依赖。”
在《修订草案》公布后的那一周，多位知名法学学者都对《修订草案》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赵宏告诉我，网上有许多人骂她和陈碧、罗翔是精日分子，把他们的名字挂出来，“说我们写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支持穿和服。”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回响，在9月30日征求意见截止前，有99375人在中国人大网上留下了125962条意见，是近三年参与人数之最，远远超过其他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法律。该事件被中国人民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列入“2023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
信使的宿命
赵宏告诉我，尽管具体的法律意见常有分歧，但他们四人拥有相同的价值立场。她研究的行政法、罗翔的刑法、陈碧的刑事诉讼法、李红勃的法理，都统一被归入公法的范畴，公法调整的是国家权力与个人的关系，与之相对的私法如民法、商法等调整的则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学习公法的人始终会对权力心存芥蒂，也会时时防御公权不受约束的扩张而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吞噬。”她说。
她和我讲起此前与儿子的一次交谈，在儿子的理解当中，法律的作用就是抓坏蛋，而她告诉他：“法律最重要的是要保护那些弱小的人不被强大的人所欺凌。”
李红勃习惯在随身包里放一本薄薄的、红色封皮的宪法，在他看来，规定了基本权利的宪法是普通人的倚仗：“我们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关心所谓大的东西，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有一个大思维、大的方向，但我们把个体的尊严放到逻辑的起点，法律人你得守住个体的尊严。”
不让个人的权利被他人、体制所纠缠和贬损，这形成了他们几人普法写作的基本立场。
2018年，耽美作者“天一”因制作、贩卖黄文被判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这一判罚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被评价为“写小黄文比强奸判得还重。”罗翔和陈碧在群里讨论这个案子，很希望为“天一”减免一些刑事责任。这时，赵宏想起自己早年曾译介的巴赫尔案。
巴赫尔是奥地利的一名妓女，二战后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本色情小说，该书一度被德国列为禁书。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在最后的判决中称：“艺术与色情并不互相排斥，因为对于艺术的界定，并不依赖于国家对艺术作品风格、内容和水准的控制。”换言之，是否属于艺术并不能以大众的情感、认知和伦理标准去判断。艺术既与色情互不排斥，也可能与道德互相违背。即使是色情作品也依旧可能属于艺术自由的保障领域。
对个体权利的维护也包括了那些犯错的人，也因此，他们的观点有时会挑战普通人朴素的正义观。2022年，杭州公安在网上实名公布了一批地铁猥亵者的名单，在某媒体发起的微博投票“杭州公布色狼完整姓名合适吗”中，参与投票的近71.1万网友中，有97%的认为公开色狼姓名是合适的，只有3%的网友认为可能不妥。
赵宏觉得，在已经对猥亵者做出拘留决定后，再对其处罚进行公开，让其“社死”，是一种过度惩戒。她写道：
对个人尊严的保护，并不能因为行为人曾有违法或犯罪行为而有所区别……如果我们今天允许可对某些人的人格尊严予以剥夺，可通过将其“公开处刑”而予以羞辱，那么明天可能引发的就是更大更无可抑制的滑坡。
她给我讲到了花剌子模的故事，传说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则会被送去喂老虎。被骂得多了，他们也淡定了许多，“信使的宿命就是如此，只要不砍头，被骂几句又有什么关系呢？”
自知作用有限
还要积极投入的使命和勇气
如果要追溯写作（以及这段友谊）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十几年前的读书会。那时候赵宏、陈碧、罗翔和李红勃都还是刚入职大学没多久的青年教师，年轻，贫穷。他们都喜欢看书，不记得是谁最先提议的，大家决定一起办个读书会，互相督促，看一些比较艰深的书。他们四个人每周约在车公庄附近的一个茶馆里，一百块钱一壶茶，送瓜子，谁兜里有钱谁买单。
赵宏记得，读书会看的第一本书是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看不懂但是拼命看”。她有一次提议看村上春树（她最喜欢的作家），这个提议遭到了大家的鄙视，陈碧提议看东野圭吾，罗翔无言以对，说读书会别办了！
那时候的罗翔已经展现出后来那种强烈的理想主义，骄傲，有才华，时常有一种对社会现状的炽烈愤怒，然后喝酒。“他就觉得要改变中国，改变法治，会有这样的理想。”赵宏说，彼时身边很少有人能理解这样的热血和愤怒，“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愤世嫉俗。”
赵宏没有那样的宏愿，只有很朴素的人生规划：把学术做好，多发点论文，早日评上副教授，“除此之外呢？”我问，她想了想，“赶紧找个男朋友。”
李红勃是四人中最内敛的那个，话不多，是聚会时默默照顾大家的人。比起拥有才华与个性的好友，他形容自己时，用到的词汇是平庸。他喜欢法律，但在很早的时候就认清了一个现实：自己也许做不了顶尖的学术研究，于是他希望自己至少成为一名好老师。
讲师收入微薄，为了增加收入，赵宏、罗翔、李红勃还曾做过几年法考的老师。那时候还没有网课，每年集中在暑假七八月份讲课。李红勃记得，他们几个年轻力壮，便宜好用，那两个月，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坐飞机飞往不同的城市，经常凌晨三四点的飞机落地，睡不了几个小时，早上八点就要进教室讲课，一讲就是七八个小时，“每天都是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他说。有许多同行瞧不上他们这种奔忙逐利的行为，但得益于这段经历，他们几个人后来都成了大学里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都拿过学校里教学优秀的奖，“就是那时候市场训练的，因为你讲不好就被市场淘汰了。”李红勃说。
四人中，赵宏被公认拥有最高的学术天赋。她研究的德国公法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公法的范本，有着缜密的逻辑、精致的理论和成熟的制度设计，像一部精密的仪器。赵宏喜欢读那些精密咬合的逻辑和条文，她发现自己能像庖丁解牛一样将它们拆解开来，“你发现好像比别人更容易发现里面所有的逻辑是怎么回事，而且还能清楚地表达出来。”
赵宏赵宏
赵宏觉得德国法就像巴赫的交响乐一样，展现出一种宏大的美感，给她带来许多智识上的快乐。很多年里，她沉浸于自己的小世界里，专注而认真地做学术。罗翔记得，他和赵宏都曾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交流学习，他去了很多城市游山玩水，而赵宏很少与他们一起出行，她总是待在图书馆里，学习德语，查阅可用的文献。
在一趟从法大昌平校区回城里的班车上，罗翔再度游说她写普法专栏。赵宏反驳他，说自己很认同毛姆的价值观，在真、善、美的排序上，美是第一位的，“修习法律著书立说，说到底就是追求智识完美。”罗翔沉默了一阵之后说，美和真和善不是对立的，既然你认为美是第一位的，为什么不身体力行地把自己的一生过成一种美？
她被这句话打动了，“我理解他说的美，不是智识上的优越、道德上的无暇，而是人之为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是自知作用有限还要积极投入的使命和勇气。”到现在，赵宏都还记得罗翔当时真挚的表情，人无法不被那种情感打动。
知识分子的责任
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罗翔逐渐淡出写作小组的日常管理，赵宏开始承担这个责任。靳丽萍和单雪菱都告诉我，在高频率的写作中，赵宏逐渐展现出了一种主编的才华，一开始是她们来约稿，到后来赵宏经常主动发现热点“选题”，“她是非常少见的那种既有法律专业的能力，同时又有非常强的新闻的直觉和视角的人。”靳丽萍说。
如果是赵宏不熟悉的领域，她会去找更专业的人来写，周围的老师和学生凡是有写作才华的，都被她动员过一轮，靳丽萍有时候会收到赵宏特别开心的信息：“我给你约了个大师写！”
2021年之前，陈碧的写作频率不算太高，几乎可以说是随缘写，但那年她失恋了，赵宏知道后，马上甩来一条李云迪被封杀的新闻，问她要不要写一个，她木然道：“可以”。陈碧在群里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关心某一个人，我开始关心人类，关心中国的法治状况。”赵宏在群里热烈捧哏：“陈老师重返江湖，希望大家能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陈碧猛然变得高产，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写作热情，她记得，那一周里，四个人各写了一篇。陈碧激情澎湃，在多家媒体上发完一圈稿子之后，感觉很开心，“写完以后就突然发现，个人的情爱算什么（笑）。”
李红勃有时候会羡慕朋友身上这种勇气，他觉得自己很胆小，有时候不敢写。但是，他说，“你有这样的朋友，你就觉得自己不能去妥协一些东西，不要过于顺从，一些底线不能突破，否则在朋友面前你会觉得很丢脸，包括，”他顿了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勇敢一点。”
他参与了许多具体的立法工作。他发现，温和的自己好像慢慢变成了一个“反对派”。他记得有一次开会，立法部门请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位专家来研讨，一片赞美之声，他最后实在没忍住，把觉得问题很大的地方“从头到尾批驳了一顿”。在我们见面前不久，他刚刚给有关部门写了关于恢复大学校园开放的建议书。
在这种情况下，赵宏和陈碧商量着做一个公众号，两人想了好多个名字，最后决定起名叫“法律圆桌”，那来自于英国小说《亚瑟王》，亚瑟王拥有一张和世界一样大的圆桌，召集来150名勇敢高贵的骑士，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圆桌上讨论内政，圆桌寓意着“平等”与“团结”。
新号开张时还是疫情期间。赵宏记得，当时儿子待在家里，不能去上学，对着iPad上体育课，现状坚硬而荒谬，某个时刻她也怀疑继续写作的价值，“你天天面对现实，看不到尽头，你就觉得很沮丧，很沮丧。”
她记得，在大家都陷入某种低落的时候，陈碧是最不容易绝望的那个人。她总拉着赵宏去逛街，店铺不让堂食，俩人就站在星巴克的门口端着咖啡唠八卦，她跟赵宏讲：“只要没关家里，我们就要出来逛街，打包一个星巴克也行。”
比起信徒一般的罗翔和展现出强烈使命感的赵宏，对于公众写作，陈碧也是看上去更无所谓的那个。她平静地告诉我，“如果你把那些责任意义讲得太多，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你会更加觉得自己的渺小，会更加失望，你会输得更快。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用更轻盈的方式去对抗巨大的不确定，我就是这样的态度，我就是这样的玩世，我做也可以，我不做也可以，你伤害不了我，我就可以继续在缝隙里面做下去。”
她讲起和罗翔早年的时候一起喝酒，那时他总有很多的痛苦，偶尔喝多了会哽咽，一开始陈碧安慰他，但次数多了，她忍不住损他，用词有些刻薄，称那是理想主义者深夜拍着床板发出的哀嚎，“理想主义者可以哭，但是哭完了不是应该爬起来继续干么？”
赵宏和罗翔赵宏
赵宏有一天跟陈碧聊起，太难受了，不想写了。陈碧后来发了一首美国诗人布考斯基的诗到群里，
什么事情都不能拯救你
除了写作。
它使四壁免于崩塌
阻止人群围拢
它摧毁黑暗。
写作是终极的精神病学家
所有神中最和善的神。
写作轻手轻脚地走近死亡
它知道没有退却
写作嘲笑自身，嘲笑痛苦。
那是最后的期望，
最后的
解释性说法
圆桌不散骑士永存
“什么事情都不能拯救你，除了写作”这句话，成了“法律圆桌”的slogan。赵宏告诉我，如果不是大家抱团取暖，可能谁也坚持不到现在。
罗翔也在沉寂了一段之后，重新开始写作。“没有人真正会封笔的，我们有时候说真不想写了，被人骂，被同行误解，但是过了一阵，你还是觉得有义务去写。”赵宏说。
赵宏渐渐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与职业生涯初期的规划截然不同的道路。她曾有去某部委挂职司局级干部的机会，但考虑了之后，还是婉拒了。“如果你接受了这个职务，第一个肯定要谨言慎行，这些公共写作你肯定不能写了，对不对？”
2021年末，郑州中院公众号发布了一条意见称，如果当事人在起诉国家机关时存在恶意起诉或无理缠诉的行为，将被列入黄名单，列入黄名单后，按照行为轻重程度，予以不同程度的处罚。
李红勃和罗翔在去年初写文呼吁取消犯罪子女连坐问题，遭遇了网暴。但去年12月底，人大法工委发布年度备案审查报告，其中一个案例是取消针对涉案人员亲属的权利限制。李红勃告诉我，某种程度上，这个审查报告是“长期沉闷中露出的一线希望”，这次的审查报告代表着来自官方的承认和背书，“宪法上规定的个人权利是应该被保障的。”
在咖啡馆里，她跟我聊起村上春树，那是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的作家。在村上所有的作品中，她最喜欢《奇鸟行状录》，那被公认是作家职业生涯的的重大转型，不同于过往轻盈的题材，村上在这本书中对二战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直面真实的战争与暴力，这本书的中文译者林少华在前言里写道：“在这部作品中，村上完全走出了寂寞而温馨的心灵花园，开始闯入波谲云诡的广阔沙场，由孤独的小资或都市隐居者成长为孤高的斗士。”
今年5月，赵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
参观村上春树图书馆时给作家的留言赵宏
某种程度上，赵宏觉得自己有着和村上类似的心路，村上从来没有被视作天才型的作家，“他不觉得自己多么有才华，但他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做了对人生的最大的探索和努力，我觉得这个很珍贵，他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说到此处时，不知为何，对面的赵宏落了泪。
现在给学生上课时，赵宏也会更加强调责任，“我会跟他们说，未来你不管当律师也好，当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你要意识到你是跟具体的人打交道，你的决定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命运。”
她曾和罗翔讨论过一个问题，一个完全不懂法的人和一个懂法但没有良心的人，谁来判案会更好？两个人都认为后者更让人恐惧，“一个不懂法的人，可能还会凭借他的良知和常识来判。但如果是一个懂法的人，他并不觉得常识和良知是更重要的，那他在法律上可以找到很多的说辞，让你这个案子判得天衣无缝，让具体的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写作之外，赵宏也在参与更多的现实。作为律师，她在去年参与了三个行政诉讼的案件，由于行政诉讼“民告官”的特殊性，无一例外的，她全都输掉了。她有点沮丧，但今年还是想再试试。
四人的合影赵宏
赵宏经常精神抖擞地@单雪菱，主编起来干活了！单学菱告诉我，“仿佛有赵宏在的地方，所有人都要奋起写作，奋起生活。”
的确是坚固的、让人羡慕的友谊。在今年，赵宏的工作有了一点变化，她即将转入北大法学院，对此她有点犹豫不决，她告诉我，“我不太舍得他们仨，离开政法还是隔得远了点儿。”
人多独活，因而脆弱，容易被生活俘获绞杀，走向沉寂，但赵宏时常感到庆幸，他们四人认识了二十多年，她有时候看照片，会发现大家的面容的的确确都老了，但四个人的相处好像还和年轻时读书会一样，每个人都经历了人生中不能回避的痛苦与挫败，但彼此鼓励着，玩笑着，谁都没有变成委顿认输的中年人。
2023年12月19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法学家江平因病去世。听说这个消息时，赵宏和陈碧都落了泪，他是他们这一代法律人心中的英雄，是理想主义的具象，他一生坎坷，但始终为保护个体的权利而不懈努力，先后参与制定《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信托法》《物权法》等，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他曾短暂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大学门口有一块石头，刻着他手书的“法治天下”，立于一棵青松之下，他们四人上下课的时候会经常经过。
陈碧写的时候想到了亚瑟王，结局处，他的150名骑士们分崩离析，有人问他：“主公，圆桌已散，我该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