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也无术”，此宋儒苏子瞻语也。入官之初，先将《大明律》见行条例，公余研穷。仍选善刑名法家一人，朝夕议论。其申呈上司供招，俱要情与律合，律与招同。若不明于律法，则舞文之辈，贿赂抗法，出入生死，致情律不同，上司翻驳。切宜戒之。
——明·佚名《初仕要览》
历史上独尊儒术之后，职业官僚的主要素养就是精通儒家经典。尤其到明清时期，职业官僚的正途出身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精通四书五经，擅长八股文的科举胜出者；另一条是连四书五经也不懂，但出钱买官的捐纳者。这一时期，精通法律的文吏只能在衙门从事胥吏的工作。
古代行政和司法不分，无论在什么职位上，官员都面临司法和行政双重工作。尤其府州县正印官，审理词讼案件是最重要的工作，不懂律例，怎么当好官呢？只能被精通律例的胥吏蒙蔽。所以，上述《初仕要览》的作者建议刚进入仕途的人学习《大明律》，还要“选善刑名法家一人，朝夕议论”，努力学习律法。
在清朝，为弥补正印官不懂法律的短板，就演化出正印官聘请懂法律的幕友协助长官的制度。清朝各级衙门的“一把手”都要聘请幕友（也叫师爷）作为专业顾问，其中最重要的是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
但聘请刑名师爷这样的惯例，反而更加助长了官员的惰性。一些不懂法律的州县长官，几乎把大小所有官司事务都交给刑名师爷。百姓递上状子，师爷写出受理与否的意见，叫做“批呈词”，供长官定夺。对于州县官自己审理办结的案件，师爷要负责写出判决词，对于需要提交上级部门审转的案件，州县官审理后，还要由师爷写出“定拟招解”，作为判决意见。
虽然刑名师爷作为州县官的法律顾问，有些案件完全听取其判决意见，但是师爷毕竟是顾问，不承担任何司法责任。
按照规定，当堂审理案件是正印官的职责，作为知县副手的县丞都无此权力，更何况不在编制的师爷。所以，知县坐堂审案，师爷往往要事先给出比较详细的提示，设计审理“剧本”，审官按剧本上演。但是当堂审理，情况多变，师爷不可能预料到各种可能性，一旦出现变化，没有按照“剧本”该当如何呢？所以，州县衙门往往在大堂后面拉起一个帘子，以便幕友“垂帘听审”。
官员审理案子，与原告被告面对面，可以察言观色，采取灵活机动的问询方法将案情弄清楚。没有亲自在堂见证审理过程的师爷，要在知县审理后根据他人陈述写出判决书或看语，往往存在偏差，缺少亲自审理所能掌握的确定性和精确性，甚至把握不了重点。
还有一点，师爷并不是总能依赖的。有些师爷职业道德堪忧，会抓住长官对法律不熟的弱点，枉法弄权，“贿赂抗法，出入生死”。如果被追查责任，只能由长官负责，而作为顾问的师爷，是不受吏部处分条例约束的。
总之，作为衙门长官，聘请懂法律的专业人士作为法律顾问，有其正面意义，但这肯定比不上官员自己研习法律、精通法律。只有自己完全成为内行，才不会被他人蒙蔽欺骗，才能断案如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