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应当如何提炼法理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或路径。
一、概括
二、思想（理论）
思想，即思考和畅想，是人的本质力量，是学术的精华，是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第一性的知识、第一性的方法、第一性的理论、第一性的学术。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个思考者乃至思想家。法理本质上是思想理论。不经思想不会理论，就无法获取思想理论。
三、思辨批判
人们辛辛苦苦提出一个概念、一个命题、一条原理，要经过思辨，经受批判，接受检验，才能够坚不可摧，屹立不倒。一些概念、命题和原理，因缺乏思辨，未经批判，不能检验，不堪一击，一驳就倒，所以没有价值。
又如“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28]这是霍姆斯的一句名言，经常被人们所引用。也许霍姆斯这句话有其具体语境，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会引人误解。难道逻辑与经验是相互冲突不可兼容的？难道逻辑中没有经验？经验不讲逻辑？显然不是如此，逻辑中有经验，经验也讲逻辑。准确说来，法律是一种经验逻辑，或者是逻辑化的经验。也正因其是逻辑化的经验，所以进而才是法律化的经验。
法理是天理或公理，法理要经得起思辨，经得起批判，才有公理性和权威性。思辨批判不但不会削弱法理的公理性和权威性，反而使其公理性和权威性随着思辨批判而增强。就此而言，法理学也是法批判学。思辨批判也是法理学对部门法学应有的指导作用之一。
四、分析
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思想家、理论家总能高瞻远瞩，举重若轻，一二三四，条分缕析，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法理不仅是概括出来的，也是分析出来的。所以德沃金说，“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30]如果不会理论分析，真经也会被念歪。
当然，思想理论分析应当是注释而不是注水，是解释而不是稀释，实质上是用思想去发展思想，用理论去丰富理论。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阐述就是如此：“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35]后面这段阐释仍然有许多思想、理论，也同样可以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如此，思中有思、理中有理、“话中有话”，意犹未尽，思想理论不断地发展和丰富，正是思想理论分析的重要特点和基本要求。
五、体系化
六、金句表达
这里涉及到法律语言或法律修辞的问题。法律语言是由法律的属性决定的。法律具有普遍性，要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就要求法律大众化，法律要易于记取、便于传播、利于遵循；法律有其特定的载体，无论是鸿篇巨制的法典，还是单行条例的规定，都要表现为一条条的法条。这两者决定了法律最理想的表达方式就是一条条的法条，最好就是一条条的格言、一系列的警句。许多宗教文本也是如此，如《摩西十诫》等。这也是法律与宗教的相通之处。那种文字堆砌、条理不清、诘屈聱牙、晦涩难懂、专业小众的文字，不能众所周知、耳熟能详、口口相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行之得法，与法律的属性相抵触，不是表达法律的语言文字风格。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大大地提高自己表达法律的语言文字能力。正是我们许多法律人的不良语言文字风格，人为地在法律与大众之间自设樊篱，以人为壑，严重影响了法律向社会大众的传播普及。要改变这种情况，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学习金句，提炼金句，用金句去表达法理和法律。如果有了许多法理金句，法理学就转型升级了。
法理是存在的或潜在的，但不是自显的或自明的。我们需要通过上述几种路径和方法去提炼法理，获取法理，传播法理。
［责任编辑：苗炎］
【注释】*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吉林大学兼职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商土中国及其法治建设研究”（16AFX01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张文显老师、苗炎老师、丰霏老师的指导和修改，特此致谢！
[2]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2页。
[3]（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6]语出江西白鹿洞书院礼圣门抱柱楹联。
[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页。
[8]参见徐爱国：《霍姆斯〈法律的道路〉诠释》，《中外法学》1997年第4期，第118页。
[9]邱本：《论经济法改革》，《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114页。
[11]同注[10]。
[12]同注[7]，第2页。
[13][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14]同注[10]。
[15]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3版。
[16][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
[17]参见[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18]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9]参见[美]路易斯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20]参见张文显：《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21][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1页。
[22]卜思天儒佩基奇：《从刑事诉讼法治透视反对自证有罪原则》，王铮、降华玮译，《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第264页。
[23]参见孙国华、许旭：《法是“理”与“力”的结合》，《法学家》2001年第3期。
[24]参见邱本：《法学应是一门最讲理的学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26]《左传昭公六年》。
[27]《春秋左传正义》卷43“疏”。
[28][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0][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31][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32][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4]参见[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上卷），赵丰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18-319页。
[3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
[36][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页。
[37]《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38][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39]同注[38]，第19页。
[40]《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条。
[41]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42]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4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条。
[4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
[4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页。
[46]《管子明法解》。
[47]《管子七臣七主》。
[48]转引自徐爱国：《法学的圣殿：西方法律思想与法学流派》，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49][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
[51]同注[7]，第46页。
[52]《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53]同注[1]，第19页。
[54]参见邱本：《形中法学论纲》，载张文显、李步云主编：《法理学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5]参见邱本：《无偿人权和凡人主义》，《哲学研究》1997年第2期。
[56]参见邱本：《商土中国及其法治建设》，《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4期。
[57]参见邱本：《从平权到身份》，《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6期。
[58]参见邱本：《从契约到人权》，《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
[59]参见注[24]。
[60]参见邱本：《经济的法律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
【期刊名称】《法制与社会发展》【期刊年份】2018年【期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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