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志中》：“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刑政即型政，是指立法。“刑政治”至少有双重含义：一是刑政得到合理确立和执行；二是以刑政来治理国家而非人治，即法制及其法治。《天志中》：“故墨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公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学、出谈也。”天志作为法仪，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包括刑政或立法。一切人定法都以上帝自然法（神定法）客为观标准。否则，就是恶法。
《天志下》：否定“不与其劳，获其实。”反之，“与其劳，获其实”，是指个人的劳动成果以赋予其劳动为特征和前提。富有劳动价值是个人的劳动果实和财产的唯一诠释。《非命上》：“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这说明，劳动者对其劳动成果和劳动所得财产拥有主导权和支配权，是财产权的思想起源。
墨子非乐是非礼乐，非非音乐。这个要区别。礼乐是划分等级，维护世袭等级制和权贵等级待遇与奢华生活的工具。“礼”制等级和等级待遇，以“（音）乐”配之和之，舞之蹈之，谓之礼乐。
对于“不患贫而患不均”和“制民之产”要结合原文来判断，现在有学者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与“不患贫而患不安”中的“贫”与“寡”互相有误，应该对换。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故而采纳之。其实，即便不对换，也不影响其含义，“寡”本身就有少和贫的含义。至于“制民之产”，结合全文来看，就是规定民之恒产大致平均，不过多，也不过少，足以养家繁衍。其目标是要求民众听话服从。墨子和孟子都强调要解决衣食问题，使百姓得以暖衣饱食，但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墨子是为了让百姓“便宁无忧”，孟子是为了让百姓“恒心轻从（礼制）”。墨子站在百姓人民立场说话，看问题；孟子则站在君王大人立场说话，看问题。可以说，孟子的一些有价值思想全部来自墨子，只不过换了一个立场而已。
“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倾而患不安。”这种添油加醋的解说没有讨论价值。原文本身就读得通，画蛇添足以后反而读不通了，难道“倾”了还能“安”？“不安”了，还不“倾”？“倾不倾”和“安不安”之间是必然关系，不是没有谁而有谁的问题，所以孔子也说“安无倾”。孔子的平均主义思想和道德利己主义，不在乎老百姓的“贫”和“寡”，他要让老百姓安忍贫穷和人口减少，从而避免社稷“不安而倾”。这既符合孔子丧葬公司的利益，也符合统治者维稳诉求。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正因为如此，墨子奋而反孔非儒，以富贫、众寡、治乱、安危等思想颉颃之。凡读古文，没有确凿证据，只要能读得通，就不要随意添加删改和通假。再者，儒式思维或现象思维注定儒家难有创造性的思想成就。自古及今，儒家拿得出手的独创性的人类思想成果有几何？
西方人以亚里士多德为逻辑学之父，其主要贡献在于发现了判断论演绎，内含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结果）；两个前提中包含大项、中项和小项，中项成了大小前提和大小项的联结中介者。中国的逻辑学之父当然是墨子，其贡献在于发现了效式演绎推理。《墨子小取》：“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
另外，“效”还可以看作标准，即效准。一切以标准来度量其其是否符合该标准。中效就是符合标准，不中效，就是不符合标准。《天志上》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中》：“今夫轮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圆与不圆也。：‘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是以圆与不圆，皆可得知之。此其故何？则圆法明也。匠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与不也。：‘中吾矩者谓之；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是以与不，皆可得知之。此其故何？则法明也。”
《非攻上》：“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今天下之所同义者，圣王之法也。”其中，“天之利”、“鬼之利”、“人之利”，既可以看作是集合，也可以看作是标准。同义是法，即标准；也可以看作是集合。
我们人要谦虚一点。义出天心，一切知识包括真理都出自上帝。上帝是我们人类的天师，人师所教无非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天师。也就是说，我们人的一切客观知识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天师。离了天师所教的东西，即纯粹客观性，我们人只有虚妄的纯粹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