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人们的法治思维，首先需要对法治的基本要领有所掌握。关于这个问题，国内知名法学家孙笑侠先生对此有着深入系统的阐释。在其看来，法治思维的基本要领涵盖了规则至上思维、权利本位思维、权力控制思维、程序优先思维、技术理性思维。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谓的“法治思维”，需要从上述方面进行认识、理解和把握。法治思维的培育，也主要是指要逐步培育人们尊重规则、尊重程序、尊重权利、尊重法律规则内在要求的习惯，并且内化为人们日常行为的准则。
而就法治思维的特征与性质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把握：
1、法治思维是一种共识思维。对规则的遵守，需要以规则的形成和存在作为前提和基础，没有规则，就谈不上对规则的遵守。法治思维首先是一种共识思维，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要有形成共识的心理预期与意愿，要有形成共识的表达方式与途径，要有形成共识的沟通机制，要有对“共识”的共同认同与接受。我们说法治思维是一种共识思维，既是“达成共识的过程”，也是指“众所形成的共识”。
2、法治思维是一种共存思维。社会的共同存在，是我们探讨诸多问题原点，所有生活模式的选择，本质上是对这种共同存在的维系、改良与提升。在特定的“法治”范围内，法治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模式，不是“你死我活的自然状态”，也不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固步自封的状态，也不是一种“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专断状态，而是一种在尊重他者权利基础上使自己权利得到遵守的共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所有社会成员为了共同的存在、共同的福祉、共同的习俗与习惯、共同的愿景与目标，而共同形成烙有全体社会成员印记的社会共同体。
3、法治思维是一种共治思维。当代社会，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已是全球趋势。在这种趋势之下，特定的共同体如何形成独具特色的治理规则、模式，有着各自自身的特点与特质。法治思维就其本质是一种全体社会成员的共治思维，这种“共治”可以理解为“共同治理”，即意味着参与治理的各个各类主体享有治理的权利，也要承担治理的义务和责任。这种“共治”，是基于共识的治理，是共同参与的治理，是共担风险的治理，是共享福利的治理。
4、法治思维是一种共益思维。法治思维还应该是一种“共益”思维，也就是说，法治思维并非为了某一个个体、某一组织、某一团体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是最大公约化的公共利益。法治思维的具备，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有益的，也是能够令所有社会成员受益的。正是因为这种“共益”的特征，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尊重规则、尊重他人权利、尊重程序、尊重司法过程中的技术理性和裁决，因为这些规则、权利、程序、技术理性，并非为了某个个体、某个组织、某个团体的一己之私。
二、法治思维培育的差异化
对法治思维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有了一般性把握之后，对法治思维的培育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与路径。在法治思维的培育上，需要注意的是，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法治思维的培育，差异化的法治思维的培育，在特定的法治水平之下，各自的侧重有所不同，评价的标准和尺度也不一致。这种差异，可以从以下不同群体所应当具备的法治思维方面加以把握：
1、立法者的法治思维。对于立法者而言，其法治思维需要聚焦于以下方面：
（1）将权利本位思维摆在第一位。在立法活动中，立法者具备了权利本位思维，才能通过立法活动将宪法所确立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贯彻、落实为规则。具备了权利本位思维，立法者在确立立法项目上就有了明确的价值导向，什么事项需要立法、什么事项不需要立法、哪些权利需要彰显、哪些权利需要加以限制等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立法草案形成、公众参与立法、征求意见等方面，权利本位思维也有助于立法者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从而有助于“良法”的制定；在法律法规清理上，立法者依循权利本位，就能及时清理那些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公众需求的法律法规，使之不至于成为公众权利的羁绊。例如，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制定过程中，显然并没有依循这样的思维逻辑。
（2）厘定权力边界，控制权力滥用，是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需要贯彻的核心思维。权力的本质和目的，在于更好的保障公众的权利；不加限制的权力，又极其容易导致滥用。孟德斯鸠曾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直到有限制的地方为止”。立法者需要具备这样的思维，即通过自身立法活动，以法律、法规的方式，小心谨慎地厘定权力的边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立法者需要仔细甄别公权力存在的必要性，也要仔细甄别各种公权力之间的差异和边界；立法者应当高度警惕权力对权利可能造成的伤害，为权力的行使提供明确的规制；立法者需要通过自身的立法活动，警惕自身制定的法律规范成为权力的帮凶。
（3）立法者的规则思维应当侧重规则的必要性、规则遵守的可能性、规则与社会发展的契合性等方面。立法者的规则思维，首先是制定某种规则是否必要，是否对保障公众权利有所增益，或者说是否对权力的行使有所规范。其次，立法者在制定规则之时，也需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制定规则，超出社会发展需要的规则，或许非常完美，但这种“为了规则而制定的规则”，显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应该是更多地限制权力的行使，而给社会公众保持相应的空间、活力和宽容。再次，立法者制定规则，也需要考虑规则遵守的可能性。明明遵守不了的规则，哪怕制定得滴水不漏，也只会是徒劳无功，还会伤及公权诚信。这样的规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是不会得到广大公众所认同的。
2.执法者的法治思维。执法者的法治思维，显然不同于立法者的法治思维，也不同于司法者的法治思维。执法者的法治思维，就其重点和顺位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来予以展现：
（3）规则思维。执法者的规则思维，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其对立法者制定的规则，需要无条件的予以遵守；另一方面，其自身又是一些规则的制定主体。在其制定规则的时候，无疑需要将“权力受控”与“权利本位”贯彻在规则之中。执法者对于立法者制定的规则，应当于其他社会成员一般，予以认真遵守；而对于自身制定的规则，则也需要认真甄别规则制定的必要性、现实可能性，还需要反复考辨其对立法者所定规则的依从性。
3.司法者的法治思维。司法者的法治思维，首先，是程序优先思维，以程序的公开公证，保障实体权利的公正。司法者的法治思维往往于一个个的个案紧密相连，因此，如何贯彻程序优先的法治思维，是司法者法治思维的重点。司法者在认真分析事实、证据、依据的基础上，依照法律的规定，对不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予以裁断，这种裁断，需要以“一个个可以感受到的个案正义”来予以实现。程序优先的法治思维，要求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尊重程序，严格依照程序要求来审理和裁断，确保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无偏差地贯彻、实现。
其次，司法者的法治思维需要聚焦于权利平衡的思维。纠纷的本质，即在于权利之间的失衡，司法者的司法过程，即在于对失衡的权利予以调整、平衡。民事诉讼的要义，在于民事主体之间权利的失衡；刑事诉讼的本质，在于个体的权利与公共权利之间的失衡；行政诉讼的本质，在于公众的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失衡。对于这种失衡的调整与平衡，需要司法者贯彻权利本位思维，但这种权利本位思维与立法者的权利本位思维已经有所不同了，其要义在于不同权利之间的公正调衡。
再次，司法者法治思维的技术理性非常重要。司法者的法治思维当中，对技术理性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这种对技术理性的尊重，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技术理性，本身就融合了规则、程序、交互理性等多个方面。对技术理性的尊重，意味着在个案当中，司法者需要仔细甄别主观陈述、客观事实、客观行为、客观证据，需要仔细梳理特定法律关系之中的法理基础、法律规则，需要与司法活动的参与者以技术理性所特有的规则有效沟通和互动。
三、法治思维培育的基本模式
法治思维的培育，并非以简单的模式可以为之，而是需要综合多种方式、多种路径、多种角度、多种渠道予以展开。然而，我们仍然能够从已有的经验出发，以下面的几种模式展开：
1、法学教育模式。法学教育模式无疑是重要的，通过法学教育，培育公民对法律的认知，养成法治的素养，也是各国所通行的模式。将有关宪法、法律的知识，贯彻在各个等级的教育实践中，对于培养公民的权利观念、意识，守法的习惯等诸多方面，其效果是不言自明的。只是，需要指出的，我们的法学教育需要更加紧密地与法治实践相结合，需要更紧密地朝着“良法”的方向探索和推进。这里的法学教育模式，需要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加以区分，并把通识教育作为培育公众法治思维的主要路径。
3、问责模式。问责模式也可以成为法治思维培育的重要模式，这或许是许多当政者所没有意识到的。一般而言，问责模式主要是针对执法者不作为、乱作为和滥用权力的行为，当这些行为出现之后，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及时问责，本身就是法治的要义。但是，我们倡导的这种问责，是真心实意按照法律法规所进行的问责，而不是言不由衷的问责；是实实在在的问责，而不是“回避式”的问责。
4、个案模式。通过个案来培育法治思维，是最为直接，也是非常有效的模式。“让每一个人在个案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就是通过个案培育法治思维的最好方式。个案模式，意味着需要加大司法公开，让更多的公众有机会旁听案件，让更多的公众有更多的渠道探析案件。让公众感受法庭的庄严，让公众切身感受司法案件当中权利的调衡，以看得见的方式给每一个参与者留下经久不忘的公平正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