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占民：对党忠诚的关键是坚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
陈先达：文化自信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学术性
李龙：党法关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
“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党法关系实质上是法治与政治关系的集中反映。世界上没有无政治的法治，尤其是当今世界，离开政治的法治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西方法学家特别是公法学家也认为公法不过是复杂的话语体系，公法领域的争论只是政治论争的延伸。国际斗争的历史证明，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种法治道路中都包含着一种政治立场。我国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上的理论成果，我们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因此，党法关系是一个相互依存、高度统一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是因为法治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党领导人民遵守法律，党自身又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因此，“党大还是法大”实际上是个伪命题。从法的制定、执行和司法来看，党的领导与法治是不能分开的，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曲解，就是对党法关系存在糊涂认识。
张维为：中国崛起已超出西方话语诠释能力
多年来，西方话语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浸透非常之深，导致我们国内不少学者在一些重要观点的论述上喜欢引述西方知名学者的话语，有些甚至是不考虑前后条件和背景的“生搬硬套”，仿佛引述西方学者的话语能获得更强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心甘情愿当西方话语的“打工仔”。作为一个学者，福山的优点和不足都很明显。福山的不足主要在于他还是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以至于他至今还难以理解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他长于理论思考，但政治研究要如中国古训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没有大量的实地调研往往会犯常识性的错误。中国学者应该自信，因为中国的崛起早就超出了西方理论和话语的诠释能力，过去30多年，西方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这些误判除了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之外，还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存在的许多深层次缺陷。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程度，我们完全可以以中国人的眼光和话语来观察和评述自己的国家及外部世界，而无需用西方学者的话语作为佐证。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历史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