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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初变革传统律令体系，创立了以典为纲、以例和其他法律为目的的新法律体系。正德《明会典》的颁行，标志着明代典例法律体系基本框架的定型。万历重修《会典》，实现了典例法律体系的高度规范和完善。在这一法律体系中，《会典》是整合包括律令在内的祖宗成法、全面规范国家政务和各项基本制度、居于“纲”的地位的“大经大法”；“例”为《会典》之“目”，是主要和广泛适用的立法形式。明代法律体系始终是按照“典为纲、例为目”的立法思路构建的，长期流传的“律例法体系”说、《明会典》“官修典制史书”说有失偏颇。本文以翔实的史料，揭示了明代洪武年间法律实施“以事例为主”的真相，揭示了洪武朝后百余年间的立法活动“以制定事例为主”的史实，论述了《会典》事例的内容构成和功能，指出事例在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确立和完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键词：明代；事例；法律体
变革传统的律令法律体系，确立新的典例法律体系，是明王朝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明代的法律形式有典、律、令、例等，例是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其称谓有“条例”、“事例”、“则例”、“榜例”等。明朝把所有因事而立、属于“可变通之法”、“权宜之法”性质的法令，统称为“事例”，除《问刑条例》、《宪纲条例》、《吏部条例》、《军政条例》、《宗藩条例》等少数经统治者精心修订、具有“常经”性质的条例外，包括则例、榜例在内的各种例都属于事例的范畴。制定事例是朝廷的日常立法工作，这一时期颁行的事例数量之多，以数万件计，可以说明代的法律大多是以“事例”的形式表述的。本文仅就明代新法律体系创新和完善过程中事例的作用作一探讨。
一、明初法律体系变革中事例的广泛使用
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力主变革传统的律令体系，注重制例，与明初的治国需要和他的立法指导思想有密切关系，是他推行“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并用法制方略的必然产物。从秦汉至宋元，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由简到繁。各代为推动国家法律的实施，于律、令等主要法律形式之外，还设置了不少补充法性质的法律形式。宋、元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局的变化，魏晋以来各代以律令为主体的法律体系已不能适应治国的需要，统治者为区分效力层级、行为规范类别不同的立法，就不断使用包括“例”在内的多种新的法律形式和法律术语，致使法律形式众多、混杂，立法数量也空前膨胀。比如，宋代的法律形式就有律、令、格、式、敕、编敕、制、宣、御笔、断例、条例、则例、申明等多种，元代的法律形式也很繁杂，以格、例为主要法律形式，其中例的称谓近20种。由于法令冗繁，当时的官吏难以通晓和掌握，奸吏乘机任意出入。显然，到明代时，宋、元法律体系已无法继受。
明王朝建国之初，面对经济崩溃、法度纵弛的乱世，朱元璋认为，必须在恢复残破社会经济的同时，实行法制变革，提出了“当适时宜”、“当计远患”、“法贵简当、稳定”和“治乱世用重典”等一系列立法指导原则。尽管因缺乏立法经验，洪武时期颁行的法律存在称谓不够统一、内容彼此重复甚至抵牾的问题，但在革新法律体系方面取得了两点重大突破。
一是从“当适时宜”、“法贵简当”的指导思想出发，提升了“例”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把除以制书名义发布的国家典章之外所有的法令都用“例”来表述。元、明以前，“令”一直是国家法律的主要形式。秦汉时期，“令”是仅次于“律”的基本法律形式。魏晋至唐宋时期，以令典、律典为朝廷大法，皇帝颁布的敕令和各种单行令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洪武年间法制变革的举措之一，就是自洪武元年正月颁行《大明令》后，制定的成法不再以“令”命名，一切属于“可变通”性质的法令，在法律文书中统称为“事例”。也就是说，“事例”从此成为“令”的同义语。以“事例”称谓替代以往为区分令的功能设立的形形色色的称谓，极大地实现了法律形式的简约。
在刑事法律实施方面，朱元璋“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他在要求臣下多次修订洪武律的同时，为“治乱世”和惩治“奸顽”，刑用重典，常常律外用刑，并以事例形式颁布了大量的苛法峻令。特别是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朱元璋先后发布了名为《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的文告。四编《大诰》共236个条目，其条目均为《大明律》所未设，同一犯罪的处刑，较《大明律》大大加重，不少刑罚苛刻无比。《大诰》其书，多是由朱元璋以“诰”或“榜文”形式颁行的事例汇编而成。《大诰》曾在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五年间实施。黄彰健先生认为，洪武年间刑法的实施真相是“以榜文为主，律为辅”。当时的刑事事例很多是以榜文形式发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先生的观点有其道理，但若用严格的法律用语表述，似改为“事例为主，律为辅”更为妥当。
在行政类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因《大明令》的规定过于简要，国家在行政、经济管理等很多方面无法可依，朱元璋适时发布了大量的事例，就国家机关的活动规则、行政和经济管理的各种措施做了详细规定。洪武年间到底颁行了多少行政类事例，因不少文献失传，无法精确统计，但从现存的大量明代史籍中，仍能搜集到上千件洪武朝颁行的这类事例，其中以正德《明会典》所收事例为最多。据初步统计，正德《会典》各目次专设“事例”项下，收有洪武事例708件，其中行政类事例675件。洪武年间颁行的行政类事例中，以户部、礼部事例最多，兵部、吏部次之，其他各衙门事例再次之。
洪武年间，朱元璋在广泛运用事例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为了加强经济事务、民间事务的管理，又特设了“则例”、“榜例”这两种法律形式。
明太祖从洪武元年始，就把用以表述国家钱物管理和收支的标准方面的事例称为“则例”。《续文献通考》载:“优免则例:太祖洪武元年，诏民年七十之上者，许一丁侍养，免杂泛差役。”朱元璋执政三十一年间，则例的颁行不曾中断。《明太祖实录》、《明史》、《诸司职掌》、《御制大诰续编》、《皇明祖训》、《大明律附例》、《南京都察院志》、《万历会计录》、《金陵梵刹志》、《国朝列卿纪》、《南廱志》、《春明梦余录》、《国榷》、《明文海》和《古今鹾略》等书都记载有洪武则例，计78件之多。
在明初“治乱世”的社会背景下，法律实施以事例为主，这就决定了事例在当时的法制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洪武事例的功能，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常经之法”编纂滞后情况下，事例的大量颁行，从各方面健全了明初的法律制度。当时颁行的有关职制的事例，详细规定了各衙门职掌和活动规则，规定了官吏选任、考核、奖惩、监察等方面的制度，对于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强化吏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颁行的有关户役、田宅、仓库、课程、钱债、市廛方面的事例，就田制、赋役、盐法、茶法、钱法、钞法、税法、漕运、马政和俸饷等法规法令的实施细则做了详细规定，较好地完善了明王朝的经济和财政管理制度。恢复社会经济是明初的国政要务，当时明太祖有关鼓励人民开荒，推行鱼鳞册和黄册制度、粮长制度等方面的法令，也是以事例形式发布的。洪武年间还颁布了大量的祭祀、仪制和宫卫、关津、厩牧、邮驿等方面的事例，全面地健全了国家的礼制和军事制度。
其二，朱元璋“刑用重典”，是明初法制的一大特色。当时的所有苛法峻令，几乎都是以事例形式颁布的。洪武年间，朱元璋于《大诰》之外，以事例形式颁布了许多为明律所未设的刑事禁例。比如，《南京刑部志》卷3记载的45件朱元璋以榜文颁布的事例，许多是明律所未设的重刑立法，其刑罚有凌迟、枭首、弃市、割舌、卸脚、极刑、充军、籍没、人口迁发边远等，极为苛刻。朱元璋的重刑政策，猛烈地打击了贪官污吏，有利于澄清吏治，但颁行的严刑事例，多为律外用刑，虽然收效一时，但后患无穷。
其三，事例是国家“大法”和基本法律的法源。如果把洪武年间制定的《诸司职掌》和其他基本法律与当时颁行的事例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国家大法《诸司职掌》，还是《宪纲》、《洪武礼制》、《礼仪定式》、《教民榜文》等“常经之法”，都是在编纂或修订事例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诸司职掌》中，就收入了洪武年间颁行的则例15件、榜例7件。该书的其他条款，也大多取于之前发布的事例。事例与“大法”和基本法律的关系是:“大法”和基本法律颁布前发布的事例，是修订“大法”和基本法律的基础文书，“大法”和基本法律颁布后发布的事例，则是前者的补充。“大法”和基本法律编纂水准的高低，往往与先前颁行的事例有密切关系。
二、整合刑事事例为《问刑条例》，完善刑事法律体系
各朝遵崇太祖遗训不编纂新的成法，然而制书所载有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种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不仅行政、经济诸方面管理规则多有缺失，刑事案件的案情也日趋复杂和多样化，国家成法特别是《大明律》的规定已难适应变化了的现实需要。因谁也不愿意承担“变乱祖制”的罪名，几朝君主只能采取以广颁“事例”等权宜之法对《大明律》进行补充，或对一些不适用的条款进行间接修正。
从明代史籍记载看，永乐到弘治中叶各朝颁行事例的数量，用“浩瀚”二字形容当不为过。比如，旧钞本《皇明条法事类纂》中，辑录了明宪宗在位23年间颁布的刑事事例922件，平均每年40件;明孝宗弘治元年至七年颁行的刑事事例328件，平均每年46.8件。而正德《会典》仅选编了宪宗朝刑事事例21件，平均每年0.91件;选编孝宗朝刑事事例25件，平均每年1.4件。与《皇明条法事类纂》所收两朝事例每年平均为40件的情况比较，可知收入正德《会典》的永乐至弘治朝刑事事例，只是实际颁发事例的很小一部分。明朝的事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类，通常情况下，除工例外，颁行的其他几类事例要比刑例为多，故这一时期实际颁行的各类事例的总数，应是刑例的多倍。
永乐至弘治年间，累朝广泛颁行事例，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法制，但也导致条例浩瀚，“一事三四其例者有之，随意更张每年再变其例者有之”。因事例过多，前例与后例的内容往往有冲突之处，使人难以遵守。为此，各后嗣君主继位之初，都宣布不许妄引先年事例。明成祖登极诏曰:“建文年间上书陈言有干犯之词者，悉皆勿论。所出一应榜文条例，普皆除毁。”永乐十九年，他又重审:“法司所问囚人，今后一依《大明律》拟罪，不行深文妄行榜文。”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在登极诏中，也都宣布不准妄引条例。各朝对事例的适用，一般都是强调执行现行事例，先年事例只有经过皇帝钦准后才能继续适用。“事例冗琐难行”，成为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的重要弊端。
明孝宗弘治年间，是明代法律体系再次变革并走向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把累朝刑事事例整合修订为《问刑条例》，赋予《问刑条例》与律并行的效力，标志着以《大明律》和《问刑条例》为基本法律、以刑事事例为“可变通之法”的刑事法律体系的形成，并在“以典为纲”的法律框架下，成为典例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问刑条例》是明代中后期颁行的最重要的刑事法律，首颁于弘治十三年。在此之前数十年间，围绕要不要制定《问刑条例》，存在“唯祖宗成宪是式”与“适时立法”两种主张的争论。明代君臣经反复的探讨和实践，逐步形成了整合刑事事例，实现法律划一的共识，促成了弘治《问刑条例》的修订。弘治《问刑条例》共279条。与《大明律》律文比较，有114条系新增条款，其他均是对律文的补充条款。弘治《问刑条例》对明律增补的内容，主要是:对宗藩权力作了较严格的限制，加强了有关禁止贩卖官私引盐和盗掘矿产等方面的食货立法，扩大了赎刑和充军刑的范围。
弘治《问刑条例》在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实行50年之久。然而，明代中叶世态多变，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旧例中的一些规定，很快便显得“过时”，大量新的问题，需要用新例加以规范，于是许多名目不一的事例又应运而生。嘉靖二十七年九月，刑部尚书喻茂坚上疏奏请修定《问刑条例》，得到世宗的批准，命“会官备查各年问刑事例，定议以请”，因茂坚去官，便诏尚书顾应祥等定议。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刑部尚书顾应祥将重修《问刑条例》奏进，世宗诏:“诏刊布内外衙门一体遵守。今后问刑官有任情妄引故入人罪者，重治”。至此，《问刑条例》第二次得以修订，后世称此次修订的《问刑条例》为嘉靖《问刑条例》。嘉靖《问刑条例》共376条。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刑部尚书何鳌等奏上律例九事，“俱允行”，与嘉靖二十九年条例合为385条，其中因袭弘治《问刑条例》251条，略加修改者28条，新增者为106条。与弘治《问刑条例》比较，嘉靖《问刑条例》进一步限制皇族成员及各级官吏的法外特权，强化了礼仪和等级制度，严密了对边地沿海贸易管理，更加强调以重典治理流民。
《问刑条例》第三次修订是在万历十三年。此时距嘉靖二十九年重修《问刑条例》只有35年，距嘉靖三十四年续增《问刑条例》仅30年。其间陆续颁定的各种事例数量有限，故万历《问刑条例》的修订，不是重在增补，而是旨在对嘉靖《问刑条例》按照较高标准的规范化要求进行加工。万历《问刑条例》共382条，“除各例妥当，相应照旧者共一百九十一条;其应删应并应增改者共一百九十一条”。其革除弘治时颁定、嘉靖时沿用的条例10余条，新增30条，沿旧例并加以修正者161条。在此之后，《大明律》和万历《问刑条例》作为明后期的主要刑事法律，再未变动。
明代《问刑条例》与《大明律》并行，前后达140余年之久。《问刑条例》系国家“常法”，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大明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广泛适用。编入《问刑条例》的事例，已属于“常法”的组成部分，其性质、法律效力与一般属于“权宜之法”的事例大不相同。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度势立法”，定期整理、清理累朝颁行的事例，把仍合时宜、具有稳定性的事例编入《问刑条例》，及时对《大明律》过时的条款予以修正，又针对当时出现的社会问题适时补充了新的规定。这种做法，既保持了明律所应具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利于国家法律的实施。
三、《会典》事例的编纂与“大经大法”的完善
朱元璋创立的以典为纲、以例和其他法律为目的法律体系，从洪武末到弘治中叶实行了百年之久。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职官制度的变化，明朝“衙门名目、制度改革、官员品秩、事体更易，又多与国初不同”。《诸司职掌》已不能完全适应治理国家的需要，加之“累朝典制，散见叠出，未会于一”，为克服“事例冗繁”、“不能偏观尽识”的弊端，弘治十年三月初六日，明孝宗敕谕内阁，要求“仰遵圣制，遍稽国史，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以成一代之典”。十五年十二月书成，凡180卷。但未及颁行，明孝宗去世。明武宗继位后，于正德四年五月，命大学士李东阳等重校，六年颁行，世称“正德《会典》”。
正德《明会典·凡例》云:“《会典》之作，一遵敕旨，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由此可知，《会典》编纂之始，就确立了以典制为纲、以事则为目的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修成的正德《会典》，“其义一以《职掌》为主，类以颁降群书，附以历年事例，使官领其事，事归于职。”以六部和其他中央机构官制为经，以事例为纬，分述开国初至弘治十五年百余年间各行政机构的建置及所掌职事。其书弁以宗人府1卷，2～163卷为六部掌故，164～178卷为诸文职，末2卷为诸武职。“圣祖皇神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稡无遗矣。”
正德《会典》是全面整合祖宗成法和历年事例的结晶，也是继洪武朝之后，明王朝完善典例法律体系的又一次重大立法实践。通过编纂《明会典》，对祖宗成法进行了成功的重新整合和补充修订。
其二，整合现行事例和仍适用的远年事例，对《诸司职掌》未载的中央衙门职掌及已载衙门职掌未设的门类，以现行法律和制度为准予以增补。《诸司职掌》记载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职掌，其他衙门均未列入。编纂《会典》时，新增了宗人府、太常寺、詹事府、光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尚宝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五城兵马指挥司、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五军都督府、上二十二卫等衙门的职掌。新增入衙门的职掌，基本上是用现行事例整合的。《诸司职掌》已载衙门未设的门类，大多以现行事例整合，少数沿用了当时仍行用的远年事例。比如，户部十九所载“田土”，系弘治十五年后十三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在田土;户部五所载“户口”，系弘治四年造册户口数目。礼部十三所载“王国礼二”、六十四所载“南京礼部”，工部十六所载“屯种”、“坟莹”，均系现行事例整合完成。吏部十所载“巡狩”，系永乐六年定。礼部二十二“士庶冠礼”，系洪武三年定。
正德《会典》所收事例眉目清楚。据笔者统计，该书共收事例4831件，约占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其中宗人府16件，吏部389件，户部1559件，礼部925件，兵部648件，刑部152件，工部312件，都察院98件，通政使司等162件，大理寺22件，太常寺27件，詹事府37件，光寺88件，鸿胪寺24件，国子监99件，翰林院43件，尚宝司32件，钦天监54件，上林苑监23件，僧司31件，中军都督府52件，上二十二卫38件。上述事例中，按朝代分类:洪武708件，建文12件，永乐454件，洪熙26件，宣德341件，正统633件，景泰258件，天顺160件，成化613件，弘治529件。现将正德《会典》载中央各衙门事例列表述后。
正德《明会典》详细规定了明朝的基本法律制度，是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的法典，明人称之为“大经大法”。它的颁行，标志着明朝典例法律体系基本定型。此后直到明末，虽然《明会典》在嘉靖、万历间曾经重修，但只是内容和体例的进一步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框架始终未有大的变化。
明初的法律体系，从法律效力层级讲，由“大经大法”、“常法”与“可变通之法”三个层级构成。《诸司职掌》是明初的“大经大法”，《大明律》是《诸司职掌》的组成部分;“常法”多是只适用于某一领域的国家基本法律，如《大明集礼》、《宪纲》、《洪武礼制》、《军法定律》、《教民榜文》等;“例”是“可变通之法”。正德《会典》颁行后，明朝法律体系从法律效力层级讲，仍由“大经大法”、“常法”和“可变通之法”三个层级构成，《会典》是国家的“大经大法”，明太祖颁布的《大明令》、《大明律》、《诸司职掌》、《大明集礼》等13种法律是“典”的组成部分，后嗣君主颁行的稳定性较长的行政、刑事诸条例为国家“常法”，包括则例、榜例在内的一应事例为“可变通之法”。其与明初法律体系变化之处是，“常法“和”可变通之法“这两个效力层级都用“例”表述，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典为纲、例为目”的特色。这种典例法律体系的优点是编纂体例更加规范，法律形式更为简约，“例”的包容量更大，更方便官吏掌握。
长期以来，学界通常是用“律例法体系”表述明代法律体系，诸多明代史籍的记载表明，这一论断有失偏颇。朱元璋曰:“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明太祖的这句话，被今人作为论述明代法律体系的依据。其实，这句话说的是律与刑例的关系。以“律例法体系”概括明代刑事法律体系，应当说是不错的。但如把明一代法律体系统称为“律例法体系”，则忽视了明太祖颁行的《大明令》、《诸司职掌》、《大明集礼》等十多种法典、法律并非“刑律”和“刑例”的史实;忽视了正德朝始以《会典》为“大经大法”的史实;忽视了明例有吏、户、礼、兵、刑、工之别，除刑例外的其他例与刑律没有从属关系;也不符合刑律只占明代立法总数很小一部分这一实际。在论述明代法律体系时之所以会出现“律例法体系”说的误判，没有认真研究正德《明会典》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正德六年到万历十五年，正德《明会典》实施了76年之久。嘉靖年间，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导致续修《会典》:一是正德、嘉靖年间又颁行了大量的事例，二是正德《会典》本身也有编纂不精道之处。《明会典》在嘉靖年间两次续修。嘉靖八年，将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七年续定事例，照前例查出纂集，以类附入。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又诏阁臣续修新例。嘉靖间前后续修达53卷，世称“嘉靖续纂《会典》”，然未颁行。神宗万历四年六月，重修《明会典》，十三年书成，十五年二月刊行，世称“万历重修《会典》”，题为申时行等纂修，在“嘉靖续修《会典》”的基础上，增补了嘉靖二十八年至万历十三年事例，合计228卷。
与正德《明会典》比较，万历《会典》更加规范和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二，万历《会典》按照“至精且当”的要求校订，对旧典的款目和内容也多有损益。该书前《重修凡例》云:“会典款目事件，有遗漏当补者，如常朝无御门仪之类;有重复当并者，如粮储、税粮、草料、刍草之类;有次第未当者，如官制列选官后之类;有增目未尽者，如马政、军政之类;有合提纲而列为目者，如推升列选官下之类;有应立目而止附载者，如官舍、比试之类;有应合而分者，如朝觐、考察、水马驿之类;有应两载而未备者，如殿试附科举之后而策士另载之类;今皆增补厘正。其有字义未妥者，皆更之，如吏部‘贡举’改为‘访举’，《诸司职掌》改为‘责任条例’之类”。经修改、校订、补辑，内容更为精当。
其三，万历《会典》在“嘉靖续纂会典”所收续定事例的基础上，又增补了嘉靖二十八年至万历十三年事例。全书共续编弘治十五年至万历十三年事例4991件，使法典内容高度完善。
万历《会典》所收续编事例中，弘治朝(弘治十五年至十八年)235件，平均每年58.8件;正德朝(元年至十六年)609件，平均每年38.1件;嘉靖朝(元年至四十五年)2657件，平均每年59件;隆庆朝(元年至六年)651件，平均每年108.5件;万历朝(元年至十三年)839件，平均每年64.5件。
据万历《明会典·重修凡例》，该书所收嘉庆二十八年以后六部等衙门事例，均为现行事例。万历《会典》的编纂，既收入了累朝的可继续行用的事例，又详尽地收入了现行事例，从而成为内容高度完善的国家“大经大法”。
以上的考察表明，正德、万历两朝《会典》的编纂，实际上主要是事例的编纂。《会典》事例既有现行事例，也有数量可观的远年事例。以往的不少著述，几乎都把《会典》事例视为历史资料汇编，因而对它的性质和功能作了错误的界定，并由此推导出《会典》是“官修典制史书”的结论。因此，正确认识《会典》事例的性质和功能，是探讨《会典》性质必须破除的疑义。
其一，《会典》收入的事例，都是按“足法万世”的标准选择的累朝颁行的法令，而并非一般的法律史料。许多事例收入《会典》时，还经过重新修订并由皇帝钦准，因而不能把《会典》事例说成是史料的汇编。
其二，《会典》事例中有很多属于现行事例。弘治朝编纂正德《会典》时，当朝行用的事例属于现行事例。万历《会典·凡例》明确指出，嘉靖二十八年之后的事例，均为现行事例。现行事例具有法律效力，这是毫无疑义的。
其三，编入《会典》的远年事例，也是“大经大法”的组成部分。明代法律的编纂，有些法律是经过长期修订形成，从内容到形式都很规范，如《大明律》、《诸司职掌》。但更多的法律编纂，为了方便编纂，更重要的是体现祖宗成法的神圣性、权威性，是在整合前朝君主颁行的事例、条例的基础上进行的。凡是祖宗成法和事例经当朝君主钦定可以通行适用的，都被视为现行法律，具有法律效力，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九年颁行的《稽古定制》，就是汇集了唐、宋旧制对官民房舍、坟茔、碑碣等规定，这些规定被确认为继续遵行的制度，在明一代通行。又如，明英宗朱祁镇于正统九年颁行的《学校格式》，其内容是由明太祖洪武初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年明太祖颁行的关于国子监和府州县学规构成。因此，判断明代的法典、法律、法规有无法律效力，不能以它是否收入了远年事例为依据，而应看这些远年事例是否经过立法程序，是否可以继续行用。
其四，《明会典》的广泛行用，表明《会典》事例具有法律效力。《明会典》作为国家的“大经大法”，自颁行之日起，一直要求天下臣民严格遵守。孝宗皇帝所写《明会典序》就强调:“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②明代史籍中有关“遵《会典》”和依据《会典》处理行政事务的记载比比皆是。笔者检索了中国古籍基本库，其收入的明代文献有509种记载了《明会典》，有关《会典》编纂和行用的文字3600余处。《会典》行用的事实，证明它是国家大法而非官修史书，也证明《会典》事例是国家大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功能。
结语
作者：杨一凡，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