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用之于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分析,肇始于马克斯·韦伯。自此以后,这种理性二分法即成为一种理论事实并承担起重要的解释和载体功能。因此,研究分析马克斯·韦伯的理性二分法及其社会学运用,并由此挖掘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方法论意义,无论对于方法论的发展还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理性的延展性、深入性研究,人们惯常的做法是,将理性与非理性置于同一论域之中加以比较,以此加深并拓展对理性的理解和阐释。马克斯·韦伯的独特之处是将理性自身加以分解,将其划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赋予其解析社会现象的功能。
韦伯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解释模型,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就是工具理性向社会生活各领域全方位拓展而价值理性全面萎缩的结果。从实质上来说,这个过程就是为传统的蒙昧世界解除魔咒的过程,即以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传统社会进行除魅和改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工具理性既是除魅的方法和工具,同时又是祛魅程度的载体形式。
综上可见,韦伯以“理念型”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方法,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秩序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近代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就是理性化即工具理性化的过程。在工具理性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产生了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试验的实证科学,产生了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合理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11](引言P3),并形成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基础的理性化的宗教。韦伯的分析表明:工具理性不仅是资本主义形成的重要支配力量,事实上,它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载体形式。
自从韦伯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概念,并用其解释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理性化的历史以后,随即就引发了学术界的兴趣和讨论,尤其是韦伯英年早逝(56岁)以后,更是掀起了一股诠释和研究韦伯学说的热潮。[3](P3-70)学识渊博的韦伯不仅为后人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资源和研究题材,更为重要的是,韦伯还创立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尤其是其中的理性二分法,为我们诠释历史、考察现实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方法。如今,韦伯打造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分法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事实,并且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研究领域而上升到哲学层面,具有了更为宽广的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也由社会学领域的应用型分析框架转变为具有更大的理论解释力、说服力和包容性的哲学范畴和哲学方法,成为人们认识、研究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维方式、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
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来看,人类完整的认识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认识活动中,事实判断注重实证、归纳、量化方法的使用,以事实为根据,尽量排除主体主观性因素的干扰达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价值判断则恰恰相反,它往往采取预设、思辨和演绎的方法,依据主体的价值立场和主观好恶对事情作出善恶评判。工具理性以求真为导向,是一种事实判断;而价值理性以求善为目标,是一种价值判断。工具理性指向“实然”状态的现存事实,是对事情“实然状态”的客观描述,回答事情“是什么”的问题,是对认识客体的现状、属性、因果关系和客观可能性的如实反映;而价值理性则指向“应然”状态的价值关系,是对“应然状态”的观念预设,回答事情“应是什么”的问题,是主体从主观因素出发对客体及其有用性的评价。所以,事实判断是工具理性的主旨,而价值判断则是价值理性的追求。人类所有的认识活动都具有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内蕴,真与善的统一才能达到认识的完美境界。因此,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考察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认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