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法律的民族特性

不过，孟德斯鸠虽然主张“一切存在物皆有它们的法”，也提出了为权力滥用者设置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应对的法宝，但这些“普遍性”的认识，并不能遮蔽法律的民族特性。事实上，正像《论法的精神》的现代译者张雁深先生总结的，“一般的法律是人类的理性，各国的法律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的适用；因此，法律和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等都有关系”，而“这些关系就是法的精神”。也就是说，虽然不管生活在哪里的人，都有其所依存的法律，但法律又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个别的特质，这也可以成为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

一般来说，不同民族种族的人，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有关财产继承的制度，或者如西欧的长子继承制，或者如中国古代社会的诸子均分制，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一旦见到别种方式的继承，则会认为是“异类”。譬如，历史上蒙古人的继承一般都以幼子为继承人，我们对其成因则不甚了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专门有一节讨论“鞑靼人的民法”：鞑靼人常常以最小的儿子为继承人，这是因为，当其他年长的儿子能够过牧畜生活的时候，他们便带着父亲所分给他们的一些牲畜离开了家，另立新居。而最年幼的儿子则继续和父亲住在家里，于是便自然地成为父亲的继承人。他还说，“听说英格兰的某些小地区也有类似的习惯”，而“这无疑是一个游牧民族的法律”。游牧民族与农业社会的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方面的不同，自然也决定了人们在财产处理方式上的差异，由此也必然会使法律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

经过这样的分析，孟德斯鸠想要说明的是这样一个主张，“为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如果该主张成立的话，我们法理学上所讨论的法律移植将何以可能？我们知道，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法律文化即开始了全方位的西化转向，沈家本那一代法学家，曾以收回治外法权和法治救亡的理由，以斩钉截铁的姿态，希望和传统来一个了断，而被称为“礼教派”的张之洞、劳乃宣等则表示反对，尤其是劳乃宣，还曾以“农桑、猎牧、工商”三种不同的生计，对应三种类型的风俗礼教政体，并对应家法、军法、商法三种类型的法律为由，对法理派加以辩驳。而现实中，法律现代化在经历百年的践履后，也时时处处提醒着人们，我们虽移植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却未曾引进西方的法的精神，形神的剥离，或许正是当下许多制度无法落地生根的原因。

或许我们有必要回到孟德斯鸠的设论，去发现并培育当代中国的“法的精神”，才能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开出一条新路？孟德斯鸠生于1689年，三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他的《论法的精神》这一经典，作为对他的纪念，毕竟能在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人，实在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