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几个问题当中首先要需要解决的是“法”和“律”的区别，虽然在当下的语境中，“法律”是一个很常见的词，“法”和“律”也经常被混为一谈，但是在很多时候还是不一样的，最明显的，“律师”就不能叫“法师”，此话虽有调侃，但也很显著地提示了二者不同，而倘若我们留意中国古代的那些“法律”，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这些“法律”都是XX律，比如隋朝时期的《开皇律》，唐朝时期的《唐律疏议》，明朝时期的《大明律》，等等等等。
如此众多的朝代都选择了“律”而不是“法”，绝非偶然，至少仅仅从文字上讲，中国古代的漫长岁月是以律治国，而非依法治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弄清楚“法”和“律”的区别非常重要。
◇獬豸
这其实有一个前提假说，那就是世间的是非曲直，背后都应该有这么一个正义作为评判标准，如此正义在现实中自然不能指望獬豸来主持，那么部落邦国首领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针对各种情况做出判断，如果这样的判断能够为大家接受，首领就是“有德之君”，如此的“德”，其实就是自然法背后的正义原则。
流传下来的有一个关于商汤的故事中，商汤看到猎人张网捕鸟，并祷告希望所有的鸟都被捉住，然而商汤不认为这是符合正义的，就叫他撤下三面围网只留一面，不妄害生灵。如此行为被传开之后，商汤被认为是有德之君，威望大增。
◇连环画《曹刿论战》
◇《律吕解注》书影
当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之交，在礼崩乐坏秩序荡然无存之时，各诸侯国面临的两个问题，一则是如何在这样的乱世中生存下来，这需要最大限度把民众当韭菜来割，汲取民力进行总体战。二则是如何保持国内不动荡（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如此需求之下，统治者做人间獬豸无法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直接给出不容置疑的律令，让大家都去遵守。
◇商鞅策划“徙木立信”的目的就是让秦国百姓无脑无条件服从相信君主的命令
而法家，乃至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一件事，就是商鞅变法，其实这话没说完，准确地说叫“变法为律”，这个“律”当然具有普适性，但更主要的是不容置疑，如前所述，“律”的后面不必有自然法和公平正义，既然如此，就算有非常不人道的，底层意见很大的“律”，只要暴力机器能镇压都不是问题，所以秦律当中一系列严苛的规定应运而生，比如保甲连坐等等等等。改法为律对统治者而言有两大好处，一则只要掌握暴力机器就可以尽最大可能压榨民众汲取民力，此所谓“疲民，弱民而富国强兵”，二则统治者再也不用做“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的人肉獬豸，在拥有至高权力的同时，把这项重大的责任下推到官吏体系当中。
◇睡虎地秦简上的秦律
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这“法家”和“依法治国”其实没有一点点关系，从古至今，“法”的背后永远要公平正义让大家都能接受，而法家的秦律简直处处都在与此背道而驰。
当然啦，后人看历史往往会不自觉代入统治者视角，对秦律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此律令之下，民众们自然过的是苦不堪言，而统治者却可以积累大量的财富实力，一边镇压国内叛乱，一边吞并其他国家。但是很不幸，秦律本质上是要统治者权责分离，这违背了人类社会的权责对等底线。
◇前有商鞅后有李斯，他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最后的下场，大概是应了那句：天道昭彰，报应不爽！图为影视剧中的李斯形象
从某个侧面讲，这其实就是“把律的精神贯彻到底，彻底抛弃法的精神”的恶果，所以后来刘邦入关中，是“约法三章”，而非“约律三章”，看来这个社会还是需要基本的自然法公平正义来维持的。
而到了唐朝，《唐律疏议》之所以被评价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虽然名为“律”，但最大限度体现了“法”，也就是儒家基本价值观的精神。如此一来，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完美展现，以至于后世凡是外儒内法治国之王朝，都会在《唐律疏议》的基础上制作自己的“律”，《大明律》，《大清律》，莫不如是。只不过这不管怎样，它还是律而非“法”，所以还是给了统治者相当大不讲理的空间。
◇《唐律疏议》成为后来制定律法者的参照标准图为《唐律疏议》书影
所以，法家和依法治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可以认为“秦法”是历史中一段两千多年的弯路，但且不说这段弯路中有多少无辜的牺牲品，单就说历史的功能，所谓“以史为鉴”，倘若不能正确地辨别出来，反而把法家和依法治国混为一谈，那岂不是白走了这两千多年的弯路了么？
原标题：《两千年以来，为啥迷人老祖们一直用“律”治国？|循迹晓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