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西方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时,都会甚是热闹。我国有的学者也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普选制,使民众能通过手中的选票体现自己的意志,因此他们认为，有关资本主义民主和普选制的法律不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而是全民意志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观点与现代资本主义现实不符(见何柏生《法的阶级意志论的再思考》《法学家》2004年第5期)。当然，包括普选制在内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有着历史进步意义。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局限性。资本主义普选制度，作为建筑在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经济霸权，保证了资产阶级能剥削劳动人民)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性质，同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政治等)性质，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性质所决定。经济基础决定了普选制必须维护资产阶级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基础，从而也决定了它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
在资本主义法律字眼中，选举是平等的，似乎体现了全体人民意志。但实际运作中，选举权的享有主要以财产和金钱为特征。现在竞选费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竞选离不开宣传，而宣传离不开金钱。从某种意义上说，金钱就是选票。垄断资本耗费巨额金钱，把他们控制的所有媒体运转起来，以欺骗民众，愚弄他们，使他们丧失判断力。人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竞选运动称为“有钱人的游戏”，其耗费愈来愈大。美国1940年大选竞选费用3，500万美圆，1980年花了8亿多美圆，2000年花了30亿美圆，而2004年大选竞选费用达40亿美圆。据新华网消息,在2001年11月的纽约市长选举中,拥有40亿美元资产的布隆伯格,自掏5000万美元当选纽约市长(最近,他花7000多万美元再次当选)。布氏的竞争对手说,“这不是在竞选市长,而是想花钱买下市政府。”所以，资本主义的竞选，名义上是自由竞争，实际上是金钱竞争。这种竞争是普通民众力不能及的，但这种竞争能保证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胜利。
美国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金钱乃是政治活动之母乳”。这句短短的名言比许多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长篇大论更深刻地触及美国政治的本质。“金钱和总统选举关系十分密切。美国前国会众议员奥尼尔曾说过：‘任何选举都是由四部分组成;候选人、政治立场、竞选班子和钱，没有钱，其他事项都可以忘掉’，确实没有金钱，美国的选举机器就难以运转。戈登伯格在《国会竞选》一书中把金钱称之为竞选机械的‘润滑剂’。”[1]由于竞选中金钱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经济统治力的资产阶级就能够通过他们拥有的经济力量，让能够维护他们利益的政客当选总统、议员等，借手这些政客通过并实施体现资产阶级意志的法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瑟.林克和威廉.卡顿就曾谈到：“那些在1920年把近800万美圆倾注于共和党竞选金库的企业界领导人和富翁，不久就收回他们期望的部分投资。通过强有力的参议院集团，他们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制订联邦政策时具有决定性发言权。”[2]
在现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执掌政权的是哪些资产阶级政党-----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保守党或者工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或者社会民主党，换来换去，政权只是在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中转换。这些派别大同小异，这微小差异犹如一个人左右手的差异。因此执政党的转换只是政权从资产阶级的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即政权都是执掌在资产阶级手中。美国资产阶级就同时出钱支持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只是通常情况下，给共和党的钱更多一些)。两党中某一政党的胜利或者失败，都不会改变资产阶级支持的政党在台上，为资产阶级谋取利益的事实。国家机关的产生，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决定的。而“民主选举”使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并由符合资产阶级法律的金钱运作来保证的(因此卿晨说“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败几乎是完全公开的、合法的”)。
英国学者帕克也曾就美国的民主选举写道，“美国和苏联都自称自己的制度是民主的，即使俄国的这种自负的说法在西方政治学家看来是虚伪得十分可笑的，正如美国的同样说法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极端荒谬可笑的一样，……美国有代议制，它还有久已确立和普遍行使的言论、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从这个意义来说，美国是个形式上的政治民主国家。但是，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的权力则属于一个‘权势集团’，广大人民只能从他们提出的问题当中进行选择……他们除了几年以后投相反的票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制裁的办法。如果他们不赞成某一帮人，他们至多只能另选一帮人的办法来表示;他们可能对两帮都不赞成，但他们很少有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机会推选，也许会采取较能符合民意或者符合公共福利的政策的第三帮人。此外，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选择时所依据的情况了解几乎完全来自深受统治阶级影响的大众宣传工具。”[6]“美国的‘权势集团’在必要时能够在选民面前摆出两付‘面孔’，或者以两个政党的形式提供两种选择。”(《超级大国美苏对比》第368页)
[1]仲掌生《谁是真正的权势者-----美国总统竞选》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2]〔美国〕林克、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
[3]南方朔《巨富统治美国》《编译参考》1995年第6期
[4]《巨富统治美国》
[5]卿晨《我们该怎样看今日美国》《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14日
[6]〔英国〕帕克《超级大国美苏对比》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30页
美国垄断资本掌控着美国“民主政治”的每一组成要素。这从对美国富有的家族之一——杜邦家族的认识中就可了解到。杜邦家族掌控着全球最大的化工公司——杜邦公司。杜邦财团还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的最大股东。杜邦公司的总部在美国东部的特拉华州。“杜邦家族把持着整个特拉华州。他们控制着该州政府和地方机关，主要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以及大专院校。……杜邦家族的手伸得很长，一直伸到华盛顿，这是意料之中的。在国会的两个议院中，特拉华州的代表席位都被杜邦家族的人占据了。在过去25年中，杜邦家的代理人担任过众议员、参议员、美国司法部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甚至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2]如果普选制能使法律体现普通民众的意志，难道杜邦财团派去担任参议员、众议员的代理人(虽然他们中一些人有共和党议员身份，另一些人有民主党议员的身份，并经过普选的程序)是去为广大普通民众利益立法，是去给杜邦这样的垄断资本家作对的难道杜邦财团派去担任美国司法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这些代理人是为正义的法律、公正的法治而执法去的不是，他们都是为把他们送上所任职务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在西方，人们常说西方政治是“金钱政治”。这句话，以及西方的现实，一方面表明西方政治的腐败，另一方面表明，经济力量、金钱力量要转化为政治力量。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要占统治地位。如果他们不能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如果他们不能掌管包括军队、警察、监狱、法院等镇压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他们以国家的名义制定，并要求普通民众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就不能被普通民众遵守，占人口极少数的他们却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状况，将会改变。即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就将被推翻。资产阶级需要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维护有利于他们的，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经济关系，维护保证他们能对工人阶级施行剥削，从而能保证他们攫取巨额财富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另外，资产阶级对金钱的贪婪，使他们力图通过掌控的国家机器、政治权力来为他们攫取更多利益服务。
在1913年到1921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曾以为了“自由”、“正义”、“民主”之名，将美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战后，他比较直率地说，“我的同胞们，难道有哪位先生或女士，呃，难道有哪位孩子，还不明白当今世界上战争的起因就是工商业的竞争吗”[4]这间接承认，美国政府决定参战，把美国人民当炮灰使，是为了美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现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等，也是为了美国石油财团、军工集团等资产阶级的利益)。“在1913年，威尔逊更坦率地说，‘假如你们到华盛顿去设法同你们的政府联系，尽管那里的官员彬彬有礼地倾听你们说话，但你们总会发现，他们实际上的顾问是那些有着最大利害关系的人-----大银行家、大制造商、商业巨头……美国政府的主宰者就是联合起来的资本家和企业主。’”[5]
[1]陆镜生《美国人权政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版第10页
[2]〔美〕杰.齐尔格《杜邦在尼龙幕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3]刘建飞《穿走保守党的衣裳》《世界知识》1997年第10期
[4]《杜邦在尼龙幕后》第107页
[5]《杜邦在尼龙幕后》第107页
那么爱因斯坦说此话以后的20世纪下半叶，西方民主是否变得使人民能够做主，能够主宰自己命运呢结论是否定的。
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希尔在他所写一本书的前言写道，“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公众的政治作用已不再能够左右这个国家……几百家超级跨国公司正在替我们作出关于我们前途的根本决定，而它们本身则不受控制。……政府制定规章人员、外交官、国内收入署官员，与其说是作为管理公众事务的人员，还不如说是作为各大公司的特约秘书来执行职务的。”[2]由于垄断资本左右美国，由于“制定规章人员”等是作为垄断资本的“特约秘书来执行职务的”，因此国家机关的政策、法律等只能体现资产阶级的意志，不会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希尔写道，“本书其余部分送交排字工人后，一项哈里斯民意测验发表了……根据这次民意测验，四个美国人当中有三个人认为，制定税法的目的在于帮助富人而不是帮助普通人;78%的人认为，特殊利益集团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好处多于人民所得到的;79%的人(几乎是每五个美国人中有四个)现在认为，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了。再加上其他一些主要民意测验的类似结果，这些数字就意味着，关于公司美国是个越来越平等和民主的社会这一战后的美梦是一去不复返了。”[3]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关系首先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与此相适应，上层建筑中的包括法律的这些制度和结构，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也反映着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这些制度和机构根本不是什么全民的、中立的、民主的、平等的。这些字眼不能深刻、准确揭示其本质，只能表述表面现象，并且还多是迷惑人的假象。
有句老话说，判断一个人，主要不是观其言，而是观其行。判断一个社会是同样道理，主要不是看其法律文字是怎样写的，主要是看其包括司法在内整个国家结构实际运作结果。如果说，西方法律文字上多少有些诸如“平等”之类的面纱以迷惑人的话，从西方法律的执行实践中，就更容易看出西方法律的阶级属性。卡特、德肖茨等能多少揭示出美国司法的一些真相，就在于他们是从其法律实际执行状况进行观察的(即不自觉地运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方法)。而他们观察到的法律对穷人的压迫，从法律条文中读不到的。如果我们只专注西方法律条文，只可能说出与西方现实背离的“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话。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产生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而资产阶级将他们通过剥削而获得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用于社会、政治方面，保证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的统治地位(即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因而又产生了资产阶级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关系以及确认并反映现存经济、政治关系的法律关系(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产生不平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的源泉和土壤)。因此，当经济、政治关系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时，不可能有平等的法律关系。法律也不会是全民意志的体现。
[1]转引自〔美〕劳伦斯.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时事出版社1980版第286页
[2]希尔《尼克松以后的美国——跨国公司时代》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2页
[3]《尼克松以后的美国——跨国公司时代》第3页
[4]《伊拉克战争与美国霸权、垄断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6期
[5]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政治课教参编写组《法律教学参考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6]〔美〕德肖茨《最好的辩护》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7、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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