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莫干山春季会议讨论的主题，确实是非常重大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在汇报我自己准备的PPT之前，想先简单说一下我今天发言的视角。我觉得需要从基础理论层面进一步来做一个逻辑关系的把握。我们不必讳言，前面财科院尚希院长与央行研究所诚君所长两位的发言里面，都有非常值得看重的内容，但他们的认识有明显的不一致之处，这种不一致就是需要讨论和争鸣的。我的这个发言，也想比较直率地以研究者定位来谈谈看法。比如说在原理层面，我跟尚希的观点就有明显区别，虽然我们两人是一个单位的，但希望听到我们观点的各位不要把这看成一个单位的人怎么在这儿观点互相碰撞起来看热闹，纯粹是见仁见智的争鸣，都属于严肃态度的学者讨论。
我觉得刚才尚希发言的特点虽然是高屋建瓴，但他最基本的原理层面的支点没有确立，认识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他在“货币政策”源头上的货币概念的原理支撑层面，基本认识逻辑是否定了货币的“同质性”，仅依据这一点，就强调货币的“非中性”，但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成立的。货币同质，就是可通约性的另外一种表述，其可通约性是货币发挥职能作用的基石。货币在价值形态上可通约，才有它的职能可言——我们所说的货币五大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它的基石就是首先它可通约，否则一切谈不上。现代的法定货币实际上是符号性质的——现代法币作为符号，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结算的筹码，你可以认为它能代表资产和资本，但它是作为资产、资本的计价单位，它是度量衡，而度量衡当然是中性的了，怎么能否定货币的可通约性和源头上的中性呢？原理层面这些认识不作正确澄清的话，后面一切都是建立在沙滩上。
那么货币为什么被人看作是调节工具呢？严格的讲，货币政策才是分配上可能有差异化调节功能（但也并不为主，比如以辅助性的“定向宽松”为代表）的工具体系，我们一般在不太严谨的场合讲货币是工具，也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它作为价值符号，它首先是具备度量衡的中性工具（如“价值尺度”）意义。
这些基本看法汇报出来以后，我再简单的说一下从财政三元悖论认识基本框架再往下，还可以讨论的另外一些看法。这个框架里是存在着现实案例的，比如美国的学生——拉美国家，它们怎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这里面的边界被突破有关。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再有这里面的原因分析，就是在一定阶段上它反映的制约关系，通常会跟民意形成强烈的比拼，一定阶段上你强调这种制约，是不讨好的，一些政治家听了不高兴，老百姓听了也不高兴，但后面跟着的是这里面隐含的风险最后表现出的冲击，前面我说曲线迅速调头向下的时候，会使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它也使缓冲社会矛盾的弹性空间会迅速收窄。
前两年被社会上看热闹的“央财互怼”，各个视角见仁见智，但这两大部门一定有各自的苦衷，两部门既然都是服务于国家整体的，他们的所谓一体化是分工合作协调，服务于全局的现代化战略，那么一定不要忘了“银行不像银行，财政不像财政”的一些偏颇，是跟整个经济系统里的企业与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我们种种要素流动中的不合理阻碍没有得到有效消除，相互关联在一起的。看到这些现象以后，这两个部门之间互怼，如果不涉及经济大系统的配套改革，来对我们整个运行机制去推进和完成转轨的话，那是没有涉及应有深度的，很多的互怼里面不同的着眼点，如果放在全局里，就不是简单地说“那一边”怎么样的问题，而是应由大家一起来推进“啃硬骨头”配套改革的问题。
我最后做一个简要的结论：就是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在原理层面上如果说不能证伪的话，我觉得它就有用；它有用的话，是以基础理论服务于从长远要以比较平稳、社会代价比较小的方式和过程，实现造福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中华民族“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那么，显然我们的决策上就需要精心审慎合理地权衡把握财政政策目标组合和货币政策之间的优化配合，沿着合理的逻辑路径处理财政分配如何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基础性问题，既要重视财政分配三元悖论限定条件的制约，又要积极能动地通过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水平，有效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扩大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实质性转变政府职能类型，以及优化两大宏观政策配合的关系，优化社会治理，在改革创新过程中调动潜力活力来缓解、而不是否定三元悖论的制约，使我们坚定有序地走向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