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听其辞，目察其色。”这是胡石壁在“既有暧昧之讼则合勒听离”判中所言。这句话脱胎于中国古代的一种听讼艺术——“五听”。
“五听”之说，见于《周礼·秋官·小司寇》，其云：“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可见，听“五声”是为了“求民情”。那“求民情”又是指什么呢？这可以从睡虎地秦简中找到一些线索。睡虎地位于湖北云梦西郊，“文革”末期，那里出土了十二座秦汉墓葬。其中编号为“十一号”的秦墓，据考证墓主名叫“喜”，他做过安陆县的“狱史”，又曾转任邻近的鄢县的令史。“喜”可能太热爱治狱工作了，死后陪葬了超过千枚的竹简，大多是秦律和治狱案例。其中有一部《封诊式》，整理者最初将其称为“秦治狱案例”，是类似于汉代之“比”的案例集，但日本学者籾山明通览总体后认为，它更像一种文书范本与格式。无论是案例集还是文书格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使我们知道，远在秦朝时就有了这两样东西。在其中一根竹简上，写有这样一段话：
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谅〔笞掠〕而得人请〔情〕为上，治谅〔笞掠〕为下，有恐为败。
很多学者都对这句话中的“得人情”进行解读，籾山明综合各说之后认为，所谓“得人情”，其含义应该就是求得事实真相，“察得犯人的真情”。这一解释也在晋代张裴那里得到了印证，他在《律表》中说：“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至于“五听”的具体方法，《周礼·秋官·小司寇》云：“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汉代郑玄和唐代贾公彦对此都作过注疏，唐狱官令在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归纳：
诸察狱之官，先备五听。案周礼云：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
五声听讼艺术在西周时期就已形成，“子产闻哭”便是较早的一个案例。据《韩非子集解》载：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子产铸刑书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史家认为，子产此举，实开法典公开化之先河。然而胡适认为，子产并不是“法理学家”，更是“实行的政治家”。“子产闻哭”的故事，就让我们见识了他日常的“实行”风采。子产谓：“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活脱脱一个“老狱吏”，非长期积累揣摩，难出此语。子产之后，践行“五听”者代有其人，郑克编撰的《折狱龟鉴》就在“子产闻哭”之后，附录了三则“皆用子产语以察奸者”的故事，郑克感叹：“盖言苟中理，无时不验。……王者发政，必占古语，尽心君子焉可忽哉！”
在汉代，亦有“五听”逸闻，《全后汉文》卷三八就载有一篇薛宣断缣的故事：
临淮有一人，持一匹缣，到市卖之。道遇雨披戴，后人求共庇荫，因与一头之地。雨霁当别，因共争斗，各云我缣，诣府自言。太守丞相薛宣劾实，两人莫肯首服。宣曰：缣直数百钱耳，何足纷纷，自致县。呼骑吏中断缣，各与半，使追听之。后人曰受恩，前撮之，缣主称冤不已。宣曰：固知当尔也。因诘责之，具复。俾悉还旧主。
唐代也有。《龙筋凤髓判》的作者张鷟，在他的笔记小说《朝野佥载》卷五中记载了一则河南尹李杰的断案故事，也是运用了“五听”之术：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谓寡妇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乎！”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俟其后。寡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杰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问承伏：“其与寡妇私，尝苦儿所制，故欲除之。”杰放其子，杖杀道士及寡妇，便同棺盛之。
在这个故事中，河南尹李杰通过“察其状”，感觉到寡妇的儿子“非不孝子”，而寡妇本人则言语当中不无疑点。通过使人偷偷跟踪观察，发现了寡妇与道士密谋通过不孝指控将碍事的儿子除掉的惊天秘密。唐代另一位名吏张咏，也是善于通过察言观色破解疑案。郑克撰《折狱龟鉴》收有一则“张咏勘僧”，其文如下：
张咏尚书，知江宁府。有僧陈牒出凭，咏据案熟视久之，判送司理院勘杀人贼。翌日，群官聚听，不晓其故，咏乃召问：“为僧几年？”对曰：“七年。”又问：“何故额有系巾痕？”即惶怖服罪。盖一民与僧同行，于道中杀之，取其祠部戒牒，自披剃为僧也。
自称为僧七年，额头上却有俗人才会有的系头巾的痕迹，怎能逃过张咏的慧眼？才刚一问，立马招供。也许是此类故事中的“五听”之术太灵验了，唐朝的法律都对此作出了规定，唐律四七六条上半段就说：“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覆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宋代官箴书《州县提纲》中的一段话，与唐律这条规定的意旨十分接近：“故鞫狱不可专用威猛，亦不可诱以轻罪，惟察词观色，喻之以理，扣其实情，俾之自吐，则善矣。”所以，“五听”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听讼艺术，更是杜绝专用威猛、刑讯逼供的重要手段。
唐以前存世的判词较少，所以“五听”只是以逸闻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宋代的判词中，就多有涉及“五听”的例子，运用“五听”的场合也非常广泛。例如胡石壁“兄弟之讼”判，是在受理词讼阶段就通过“观其貌”判断其理之有无：“邹应龙两月前曾当厅投状，以讼其兄，当职览其词，观其貌，便知其是一无理之人，书判之间已示惩戒之意。未几，其兄应祥果诉其不恭，其弟应麟又诉其不友，竟不逃当职之所料。”宋代官箴书《州县提纲》还通过言语特征对健讼之民和良善之民作出分辨：
健讼之民，朝夕出入官府，词熟而语顺。虽譊譊独辩庭下，走吏莫敢谁何。良善之民，生居山野，入城市而骇，入官府而怵，其理虽直，其心战惕，未必能通。若又纵走吏之辈诃遏之，则终于泯默受罪矣。凡听讼之际，察其愚朴，平昔未尝至官府者，须引近案，和颜而问，仍禁走吏无得诃遏，庶几其情可通。
胡石壁的“既有暧昧之讼则合勒听离”判，则将“五听”用于家事案件。判词云：
新台之事，委属暧昧，阿黄陈词于外，则以为有，供对于狱，则以为无。若但据其先后之词，而遽以为有无之决，是非鲜有不失实者。当职今亲至院，逐一唤问，耳听其辞，目察其色。阿黄应对之间，颇多羞涩，似若有怀而不敢言；李起宗争辩之际，颇觉嗫嚅，似若有愧而不能言。当职今固未敢决然以为无也。如必欲究竟虚实，则捶楚之下，一懦弱妇人岂能如一强男子之足以对狱吏哉，终于诬服而已矣！况此等丑恶之事，只当委曲掩覆，亦不宜扬播，以贻乡党之羞。又尊卑之间反且如此，纵无此事，亦难复合。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此礼经之所以垂训万世者也。阿黄之不见说于舅必矣，其夫妇虽欲偕老，其可得乎？合勒听离，黄九二将女别行改嫁，李起宗免根究。
这一次，胡石壁遇到的是一起儿媳公公事涉暧昧的案件。究竟有无诉称之事，儿媳阿黄语多反复，胡石壁觉着，“若但据其先后之词，而遽以为有无之决，是非鲜有不失实者。”于是，“今亲至院，逐一唤问，耳听其辞，目察其色。”他观察到：“阿黄应对之间，颇多羞涩，似若有怀而不敢言；李起宗争辩之际，颇觉嗫嚅，似若有愧而不能言。”尽管胡石壁“未敢决然以为无”，但也决定不再一究虚实。一是担心“捶楚之下”“终于诬服”，二是考虑“丑恶之事”“不宜扬播”。又虑及“尊卑之间反且如此，纵无此事，亦难复合”，于是判离改嫁。胡石壁其可以谓慧眼仁心矣！所谓慧眼，是指当查清时必查清，耳听其辞，目察其色，均属必须。所谓仁心，则又指该糊涂时且糊涂，尊其隐私，遏其是非，善莫大焉。
好的法官，都不是只顾当前、一判了之，而是思前虑后、务绝后患。翁浩堂“衣冠之后卖子于非类归宗后责房长收养”判，就是在案件已结之后，犹在察言观色。判词云：
父子，人伦之大，父老而子不能事，则其罪在子，子幼而父不能养，则其责在父。刘珵为衡州知郡孙，有男元老，幼不抚养，而卖与乡民郑七，弃衣冠而服田亩，情亦可怜，此犹可诿也，曰刘珵一时为贫之故。已而元老不安于郑七家，逃归本父，刘珵固宜复回天理，自子其子矣，乃复以元老卖与程十乙，则其意安在哉？可谓败人伦，灭天理之已甚者！今郑七入词，欲取回元老于已去三年后，此决无复合之理。元老宦裔，郑七农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应更来识认。刘珵两将元老卖弄，为父不父，本合勘杖，且与从荫，决小杖二十。元老牒押往族长刘万二宣教宅，听从收养。观此子情貌奸狡，兼所习已乖，请万二宣教严与钤束，庶免堕落下流，为衣冠之玷，亦一美事。
在这个案件中，翁浩堂将一个两次被生父卖掉的弃子判与族长刘万二刘宣教收养。判决之后，他又不禁打量起这个弃子的相貌，认为他“情貌奸狡”，再加上他已经沾染恶习，于是请万二宣教从严管教约束，避免使其堕落为卑鄙之徒，原来是将“五听”之术用在了“帮教”“问题少年”上。
“五听”也是包公断案的惯常手法。《宋史》本传称：“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公的断案故事，南宋时期已于民间广为流传。元杂剧中，包公戏也占了很大比重。明代中期，更出现一部包罗百件讼案的公案小说《龙图公案》。但据考证，在数量众多的包公断狱故事中，能作为信史者，仅《宋史》本传所载“割牛舌”一事：
……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
这个案子，充分展现了包拯“欲擒故纵，引蛇出洞”的办案智慧，历来被传为美谈。若要说“五听”听讼，则当属《灰阑记》为最精彩。《灰阑记》是元代李行道创作的一部杂剧，全名为《包待制智勘灰阑记》。说的是马均卿妻子与赵令史通奸，将马毒死，反诬马均卿小妾张海棠谋杀丈夫。为了谋夺家产，更强称海棠之子为其所生。人称“模棱手”的郑州太守苏顺，“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任由奸夫赵令史将海棠屈打成招。官司到了开封府，包拯正是略施“五听”之计，使得真相大白。这个计谋就是，令人在阶下用石灰画个阑儿，“着这孩儿在阑内，着他两个妇人，拽这孩儿出灰阑外来”。并说：“若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得出来；不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不出来。”结果马妻拽得出来，海棠却“两次三番，不用一些气力拽那孩儿”，“唯恐使孩儿损骨伤肌”。包公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孰真孰假，了然于心。其云：
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古人有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你看这一个灰阑，倒也包藏着十分利害，那妇人本意要图占马均卿的家私，所以要强夺这孩儿，岂知其中真假，早已不辨自明了也。（诗云）本为家私赖子孙，灰阑辨出假和真，外相温柔心毒狠，亲者原来则是亲。
包公的灰阑记故事，影响深远。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就从中受到了某些启发。法官阿兹达克也是画灰阑断案，但与包公依据血缘关系断案不同，他把孩子断给了女佣格鲁雪，而不是他的生母，他的裁判理由是——“一切归善于对待的”。正是格鲁雪，冒着生命危险收养了这个被生母遗弃的幼子。两相比较，似乎有些南辕北辙，却丝毫让人感觉不到是什么“同案不同判”。其实，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使是“类案”，也各有其特殊之处。“若夫随机应变，遇事酌裁，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则在明有司。”
在《高加索灰阑记》的结尾，阿兹达克挂冠而去，只留下歌手兀自唱道：
这一晚以后阿兹达克消失了，此后再也不见。但是格鲁吉亚人民并未忘记他，他们长久回忆着他当法官的时代，那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几乎是公道的时代。
我们也长久地回忆着包公，回忆着像包公一样的历代名公，他们的断案智慧与艺术，何尝不是一笔享用不尽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