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之建构
作者简介丨张自慧，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摘要
关键词：敬；仁；礼；西方伦理思想；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儒家；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
一、情感：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主题
当然，西方哲学中并非没有出现过情感话题，不过它是以解构道德的角色出场的。作为元伦理学之一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否认伦理学的科学地位，主张道德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否定道德的客观性与合理依据，认为道德判断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感觉而不是理性。情感主义伦理学消解了道德权威，使伦理学陷入了相对主义危机。在18世纪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的对立中，休谟赞成情感主义，反对理性主义。他认为，理性的作用是发现真伪，而不是发现道德；理性不能直接引出道德，不能把人简单地看成是对理性的符合；道德的本性在于其可感受性，在于其与情感的不可分离性；道德感与其他感觉一样，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是由心灵的原始结构所造成的。另外，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也曾将同情心视为道德的重要基础。尽管休谟和亚当·斯密都强调情感，其思想也颇有合理性，但在强大的理性主义传统笼罩和钳制之下，情感始终未能成为西方哲学或伦理学的主题。
综上，可以看出，在西方哲学或伦理学中，理性是贯通和作用于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基本精神和永恒主题。从理论维度看，它是世界的本源，是世界万物背后永恒的“逻各斯”；从实践维度看，它既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建立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的存在是知、情、意的统一。儒家哲学是情感哲学，但“情感”一词的内涵需做深入剖析。在古代儒家那里，情感分为一般情感与道德情感。一般情感指个人的、主观的情感，即处于简单、直观形态的情感；道德情感是通过人的情感意向活动表现出来的、经过理性加工的情感，是符合道德目的论的理性情感。儒家伦理中的情感不是纯粹主观的个人感情，而是在社会场域中关照他人和环境后融入了理性成分的道德情感，因此，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题的是道德情感而非一般情感。情感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底色和基调。这种情感底色和基调奠基于殷周之际的人文转向，形成于孔子以“爱”“敬”为内核的仁礼学说中。其后，孟子的“四端”说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道德情感视为人性的根源，宋明儒学表面上以心性之学为核心，但其“性理合一”思想实质上仍是以情感说明人的存在方式。
与西方不同，儒家伦理中的情感不是纯粹主观的个人感情，而是融入了理性成分的道德情感，是来自宇宙的“生生之道”。在儒家那里，情感（道德情感）被视为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道德理性不能离开情感而存在；离开情感，无所谓道德理性。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爱”与“敬”体现着道德的“温度”，以这种情感为基础的道德不再是冷冰冰的规矩或规范，道德教化也因之变得生动而鲜活。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教化就是这种情感伦理的范型。
李泽厚提出了“情本体”说，认为“情本体”是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和根本，是中国传统作为乐感文化的核心。(李泽厚：《伦理学纲要》，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同时，他开始注意到情感与理性的关系，认为理性的规约以情感为基础，这表现在其对“敬”的重视。他指出，“敬”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敬”是一种外在态度，更是一种内在情感，“失去原有作为内在心理对应状态的畏敬忠诚的情感与信仰，礼制只会流于仪表形式”。(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经过后世儒家的持续接力，道德情感作为伦理思想之主题，成为中国传统伦理“形上学”的基石，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特色。
但主题不同于特质，主题是事物中处于显著地位的成分或内容，特质是事物特有的性质或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道德情感）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主题，情理融通则是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质。
二、居仁行礼与情理互融：儒家伦理思想之特质
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主体，因此，儒家伦理思想之特质亦即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特质。在儒家伦理思想中，道德情感是以情理合一为内容和目标的，最能代表儒家情理合一思想的是作为诸道德范畴情感之基的“敬”。《礼记》的开篇之语“毋不敬”被认为是该书的纲领和灵魂，范祖禹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陈澔：《礼记集说》，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陈澔注曰：“三者修身之要，为政之本。此君子修己以敬，而其效至于安人，安百姓也。”(陈澔：《礼记集说》，第1页。)朱熹释曰：“‘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0页。)南怀瑾称此语是中国文化之“定慧”，乃“礼之本”。在古代典籍中，“敬”不仅是重要的道德情感，也是立身修己之本、立国兴业之基。
“敬”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其义为严肃、肃敬、恭敬。周初文诰中多“敬”字，从历史维度看，它源于上古的“巫术礼仪”，是原始巫术活动中迷狂心理状态的分疏化、确定化和理性化。从起源上看，敬畏与忠信是祭祀仪式背后最重要的情感。礼是敬祀神灵从而获得神灵福佑的祭神仪式，《说文·示部》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远古时代的祭神仪式要求从祭者德行高尚、对人忠信、对神衷心、充满敬畏，唯如此，才能“明德惟馨”（《尚书·君陈》）、祈祷福祉。中华先民由祭神仪式推衍出了祭祀祖先的祭礼，并将礼的精神内核“敬”一以贯之。正如孔子所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礼立于敬而源于祭，从周初文诰一直到《论语》，“敬”都留存着对神明的畏惧和敬仰情感。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敬”是主体对客体恐惧、崇拜和敬仰的复合性心理情感，“人们因其崇高而敬，因敬其崇高而畏，即畏己之冒犯崇高也。因此，敬畏重在‘敬’”。(朱贻庭：《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文汇出版社2017年版，第58—59页。)
从生成逻辑看，“敬”生于忧患。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民族，在中国元典中多有记载。《周易》是一部充满忧患之书，《易传·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面对苍茫的宇宙、多舛的命运和不可预测的未来，人类会油然而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旻》）的敬畏之情。《诗经·黍离》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人仰望苍天，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正是由忧患激发出的敬畏之心，引领和支撑着人类行稳致远，实现对自我的不断超越。因此，孟子在“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告子下》）的感叹之后，得出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因此，“敬”是伴随着忧患意识而产生的道德情感，是忧患意识笼罩下人们精神敛抑、态度恭谨的心理状态。与原始宗教中的畏惧相比，忧患意识是人类对事物产生责任感的表现，体现了人类的理性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敬”是情感与理性合一的伦理范畴，是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规约。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伴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敬”的内涵不断被丰富和完善，从最初的“敬畏”衍变出了“恭敬”“诚敬”“居敬”等意蕴，但情理合一始终是其不变的“底色”。
三、本立而道生：当代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之建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1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又站到了新的历史“坐标位”。社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诸多“时代之问”，需要伦理学思考、诊脉、回答和解决。《论语·学而》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此语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道依本而存。此本乃自己的实际，即“我是谁”的问题，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二是要想成功地做人做事，就必须先立本，此本乃根本思想或原则，无本则无道、无制度、无体系。只有先确立了根本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和体系。今天，我们致力于建构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无疑也需要先“立本”。既要厘清传统伦理思想之特质，又要确立正确的行动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立足本来、吸纳外来、面向未来。具体来说：
一是，立足本来，珍视传统，把握特质，构筑中国伦理道德之基。
二是，吸收外来，强化理性，重视方法，补足中国伦理思想之短板。
三是，面向未来，落实“两创”，构建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
今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话语体系，不仅关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而且关乎中国伦理学的未来。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上，“立足本来”无疑最为关键，因为“本立而道生”。两千多年前，孟子要“求放心”，21世纪的我们需“求敬心”。“敬心”是人类的“心灵之光”，它既是充满仁爱的情感之心，也是富有敬畏与节制的理性之心。对自然万物来说，有了阳光才能茁壮成长；对人类而言，有了“心灵之光”才能救治情感麻木、道德冷漠和人伦失范。今天，我们既要像西方那样重视理性，也要像中国先哲那样重视情感；既要让每个人拥有独特的“外在世界图景”和“内在心灵花园”，也要让每个人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这样，才能以“情”为基础，以“理”为节制，用“文明以止”的古代智慧和情理融通的伦理模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话语体系，在“天理常明”中走向“圣贤之域”。我们期待着中华文明释放出绵绵不绝的上升力和崇德广世的辐射力，期待着中国伦理学摆脱“学徒”状态、提出“自我主张”时代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