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现代小说“起源”的叙述中，“小说”（novel）与“罗曼司”（romance）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问题。“现代小说”之所以在18世纪成为一个叙事范畴，是基于它与盛行于中世纪并在17世纪欧洲复苏的罗曼司体裁之间的差异。小说（即“新故事”）这个名称预设了与取材历史传说的罗曼司的距离。然而，罗曼司包含多种风格，其内部有很大的张力。堂吉诃德阅读的那些长篇罗曼司，有些在小说中被烧毁，有些则被保留。被烧毁的包括典型的骑士传奇，如众多模仿阿马迪斯风格的充斥魔法与离奇故事的拙劣之作；而田园或史诗风格的长篇叙事作品，如塞万提斯自己的《伽拉苔亚》（LaGalatea,1585）和埃尔西利亚的史诗传奇《阿劳加纳》（LaAraucana,1569—1689），则受到称赞。它们与骑士传奇不同，承接的是西方罗曼司的另一支流，即由古希腊史诗和长篇散文叙事所开创的英雄罗曼司传统。在这些作品中，主要人物品性高洁、情感真挚，虽然经常被瞎眼的命运女神（古希腊语中的Tyche和拉丁语中的Fortuna）玩弄，但还是能在几乎不可能的挫折和考验中坚守本真。因此，18世纪兴起的现代小说与罗曼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小说何以成为小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从罗曼司到小说的转折不仅是文学史内部的变迁，也与早期现代欧洲文化观念转型互为因果。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崛起的现代西方小说见证了早期现代欧洲和全球范围内叙事体裁的嬗变、周转与融合，也是启蒙思想和文化发生、发展的场域。已经有众多批评家从各自角度出发分析有关现代小说形成的历史动力和条件，这些不同叙述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亟须仔细整合、梳理，以此为基础重新阐释小说兴起的文化史和观念史。
在贝克（ErnestBaker）的《英国小说史》（HistoryoftheEnglishNovel,1924—1939），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1957），斯科尔斯（RobertScholes）的《叙事的本质》（1966），斯泰维克（PhillipStevick）的《小说理论》（TheTheoryoftheNovel,1967），肖尔沃特（EnglishShowalter）的《法国小说的进程》（TheEvolutionoftheFrenchNovel,1972）等专著之后，又有戴维斯（LennardDavis）的《事实性虚构》（FactualFictions,1983），麦基恩（MichaelMcKeon）的《英国小说的起源（1600—1740）》（TheOriginsoftheEnglishNovel,1600—1740,1987），亨特（J.PaulHunter）的《在小说之前》（BeforeNovels,1990）等第二波有关现代小说起源的论述，随之还有很多专题研究在不同维度上深化讨论。黄梅的《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2003）是国内梳理西方现代小说起源的经典之作，将小说与主体的诞生相连，为今天进一步探讨小说兴起的复合语境奠定了基础。
一、作为文化史关键词的“虚构真实”
1846年法文版理查逊小说《卡拉丽莎》，附狄德罗的《理查逊礼赞》
启蒙时代的科学理性与神学理性不断互相吸纳和转化，孕育出人类个体和社会既开放又可以被人自身所把握的观点，与崛起中的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不谋而合又互相影响。所谓“虚构真实”，指的就是用虚构方法描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真实，协调随机与秩序、再现与真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逐步走向现代虚构性和现代写实观的同时，18世纪小说主要致力于呈现个人和社会的“真相”，将个人置于由人、物和环境构成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揭示个体的本来面貌及其与社会状态的关系。这样一来，现代小说中的“虚构真实”观念就与另一个显著特征——专注于呈现人物“内心”和情感——联系在了一起。这两个特征经常被研究者割裂开来，但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紧密的关联。18世纪的研究者对“虚构真实”的信念与认为人的内心可以被人自身所把握的观点互为因果也彼此渗透。
二、“内心”的早期现代史
但启蒙时代不是一个孤立的世纪，哈贝马斯勾勒的启蒙时代的“内心”观并非18世纪突然发生的现象，而是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研究者已经就18世纪之前是否存在类似的“内心”观进行了深入探讨。在18世纪之前，人们已经开始描写个体与宗教、政治、法律以及习俗等外在约束之间的冲突，表达个体具有内在于自身的思想和情感的观念。今天看来，18世纪的“内心”观回应了延续至少几个世纪的思潮，让“内”与“外”的冲突得以凸显并将之调和，提出了兼具独立性和社会性的主体观。启蒙时代的主体观在前现代和早期现代不清晰的主体与现代、后现代时期逐渐被瓦解的主体之间构筑起一道乐观的长堤。
这个论断问世后引发许多共鸣，也受到诸多指责和修正。格林布拉特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自主而自为的“内心”是一个特殊历史时刻产生的观念，并不适用于18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史，但他的论断过于强调18世纪与之前时代的差别，割裂了历史联系。早期现代与精神分析理论并没有根本冲突，以弗洛伊德、拉康等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是阐释主体外在于自身（即由外在影响和规训构成）的理论体系，而个体与意识形态的“询唤”（interpellation）或“象征体系”之间的拉锯，贯穿中世纪以来的整个西方文化史。格林布拉特抹杀了早期现代时期就已经萌生的与外界对抗、富有独立性的主体观念。
欧美中世纪学者普遍认为，中世纪时期是否存在启蒙意义上独立和自发的“内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世纪文化相信情感需要操练，情感并不彰显个体独特的精神世界，而是由宗教或政治群体内部的权力结构和日常仪式所决定[23]。个人被宗教和社会习俗力量裹挟，没有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作为与环境有一定疏离，具备一定独立性的“内心”观在中世纪文学中还是有所体现的。12世纪，奥西坦语抒情诗和之后的骑士罗曼司很早就开启了西方文学的“内心”传统。传奇中的骑士不断展现愁容和哭泣，执着于所爱之人和个人荣誉，因此产生一种富有歧义的寓言，一方面将爱变成宗教信仰和道德操守的比喻，另一方面以“内心”来对抗宗教桎梏，另立宗教[24]。
同样，我们也可以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内心”层面的解读。莎剧中的人物经常在独白中模糊地表达一种深刻的自省，分析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对个体被孤立却并不独立的困境发出喟叹。这可以举出哈姆莱特对“表象”与“真相”的考辨、麦克白夫人对自身性别限制的反抗、李尔王在多佛悬崖上对自己国王身份的质疑等经典段落。一个更为清晰的例子是卡利班对自身梦境与被莫名“噪音”唤醒的反思（《暴风雨》第三幕），它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阿尔都塞和拉康有关主体受意识形态力量“询唤”才得以形成的理论[25]。莎士比亚研究者汉森（ElizabethHanson）就曾指出，文艺复兴已经孕育了一种念头，那就是“内心可以让主体拥有抵抗外界的杠杆力”[26]，体现出“内心”受到围困试图挣扎的状态。与之类似的反思声音也层出不穷[27]。
启蒙的主体方案有很多悲剧性的缺陷，但仍有其历史价值。18世纪见证了对“内心”的首次系统阐释，见证了自主而能与他者协调的主体观念的生成。与18世纪哲学、美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一样，18世纪中叶的欧洲小说也反复构想现代性主体，在人物内心和人际关系的描写方面开创了一种动态平衡，使用许多新的叙事手段，让他们内心丰富而具有独立性，又不断被放置于他人的注视和判断下。一方面，文本内部设置了不少对话机制，让人物之间进行私密交流，也让叙事者不断教导读者，或对他们袒露心曲，延续蒙田开创的晓畅而私人化的散文传统；另一方面，这类作品又明显地制造各类“表演”场景，凸显“内心”面对公众并受到他们制约和阐释的维度。小说用新的叙事手段将叙事传统与戏剧表演传统相融合，体现并推动了哈贝马斯所说的“观众导向的私人性”这个观念的兴起。
三、现代小说的叙事渊源
西方现代小说与启蒙时代“真实”观和“内心”观有着密切的互文关系，不过两者的关联需要叙事文学史作为中介，西方现代小说是对整个西方叙事文学传统的延续和改造。因此，要了解西方现代小说如何生成，还需要对叙事文学史进行梳理，回顾现代小说如何整合西方叙事传统的许多元素和倾向，并创造出一系列新的形式手段来寄寓对“内心”和人类社会的观察和揣测。
从叙事史角度来考察，现代小说从不同源头接收到“内心”书写的基因，罗曼司、短篇小说、来自东方的传奇故事[29]、自传体写作（生命写作）、书信、散文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囊括在现代小说中。概括来说，现代小说延续了罗曼司的理想主义精神，但又吸纳了短篇小说等早期现代发展起来的新体裁中许多试图折射社会现实和“内心”真相的元素。
多纳文（J.D.Donovan）和麦卡锡（BridgetMcCarthy）等英美学者对这段现代小说的前史有过全面论述，从中可以看到，女性叙事写作在17世纪之前一般不以出版为目的，最初大多以手抄本的形式作为礼物传播，但随后通过翻译等方式对公开出版的虚构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31]。《七日谈》传播到西班牙，女作家玛利亚·德·萨亚斯-索托马约尔（MaríadeZayasySotomayor）在它的影响下创作了《爱情示范小说集》（Novelasamorosasyejemplares,1637）及其续书《爱的失落》（Desengaosamorosos,1647）。1654年，英国出版了由科德灵顿（RobertCodrington）翻译的一个新的《七日谈》英文译本，使其影响扩大。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卡文迪许伯爵夫人（MargaretLucasCavendish,DuchessofNewcastle-upon-Tyne）的合集《自然写照》（NaturesPictures,1656）用一系列虚构故事呈现现实生活的不同侧面，延续了《七日谈》代表的以情感世界为中心的短篇小说脉络。
早期现代欧洲的短篇小说将女性德性情境化，不仅回应了薄伽丘以降由男性书写女性情感欲望的传统，也对基督教中的“决疑法”（casuistry）这种叙事和修辞程式用故事的方式加以回应[32]，对传统的女性观念和针对女性的道德束缚都发起挑战，也由此开启了现代欧洲长篇小说具有写实性的“内心”探求之旅。法国拉法耶特夫人（MadamedeLaFayette）的名作《克莱芙王妃》（LaPrincessedeClèves,1678）和英国女作家曼莉（DelarivierManley）的《新亚特兰蒂斯》（NewAtlantis,1709）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先声，两部作品都受到短篇小说合集形式的影响，并各自做出创新。前者加强了内嵌故事与框架叙事间人物的互动，使之具有了长篇小说的雏形；后者揉进了宫廷丑闻这种同样来自法国、在17世纪尤为盛行的叙事体裁。对“内心”真相的探求不断延续，成为贯穿17世纪末女性作家的“情爱小说”（amatoryfiction）、18世纪中叶以理查逊为代表的注重道德品味的情感小说，乃至18世纪晚期泛滥的感伤主义小说的核心线索。
当然，催生了现代小说“内心”写实的叙事传统还有很多，书信体小说［17世纪法国的《葡萄牙修女的来信》和英国詹姆斯·豪威尔（JamesHowell）的《家常信札》以降的传统］，中世纪以来的自传体叙事传统（自传和日记等），还有由《旁观者》等期刊所推广的散文传统，都对现代小说的产生功不可没，催生了许多直接描摹人物“内心”的手法，如笛福的自述体、理查逊的内心剖白体、斯特恩的谈话体、从菲尔丁到伯尼再到奥斯丁的自由间接引语等。人物时而与“内心”交流，时而互相诉说或争辩，也时刻邀请读者的参与和品评。
不过，现代小说的“内心”描摹在写实之外，也受到来自罗曼司的影响。18世纪中叶至末期，罗曼司和新崛起的小说之间的界限一直不太分明，虽然novel一词在英语中已经很常用，但许多作家与批评家，如克拉拉·里弗（ClaraReeve）和威廉·戈德温（WilliamGodwin），都随意将novel和romance这两个词混用，而法语、德语仍然以roman来表示长篇小说[33]。由此可见，现代小说与17世纪在法国、西班牙等地复兴的罗曼司传统有很大关系。此时，虽然中世纪骑士传奇被普遍摈弃，但古希腊开创的英雄罗曼司却开始盛行，与译介至西方的东方传奇故事的影响相交织，造就了许多用散文写就的、具有理想化倾向的英雄和史诗传奇，以曲折多变的叙事手法（包括倒叙、插叙等）称颂主人公的坚韧和信念。散文罗曼司与短篇故事的分野可以在叙事空间层面上考察，分别体现了欧洲航海探险与殖民扩张背景下全球文化的重构和私人领域的变迁；也可以从“内心”书写的角度来进行区分：罗曼司凸显对于道德和情感的浪漫想象，而短篇小说则注重在现实语境中考察“内心”的写实精神。
结语
总而言之，西方现代小说的兴起是一个多源头事件，是诸多文化现象的合力所致，也是启蒙时代文化史和观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小说与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美学以及抒情诗传统共同缔造了一个急切探索、书写“内心”和情感“真相”的文化，使现代主体所依赖的“内心”观得以绽放。这个时期，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和社会理论纷纷聚焦“内心”与社会的关系，聚焦向环境敞开的身体感官和灵魂、头脑或主观意识之间的关联，寻找各种途径调和“内心”与他者的冲突。现代小说秉承悠久的西方叙事文学传统，在18世纪全球化语境中对这个传统的不同支流加以糅合和改造，成为一个新兴的文学体裁。到了18世纪中叶，小说数量众多，形式较为成熟，虽然它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不断受到质疑，但已具备对个体意识与社会关系做出深入思考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功能。
对现代小说及其写实观和“内心”观的批判自19世纪以来不绝如缕，而延续拓展这个批评的前提是充分了解其复杂的生发和形成机制。今天重提现代小说兴起的问题，就是要说明，西方叙事文学在18世纪发生了重要转折，现代小说与之前之后的叙事传统都有很强的连续性，但仍然拥有许多独特的形式特征和价值取向，标志着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时刻。
注释
[1]Cf.J.PaulHunter,BeforeNovel:TheCulturalContextsofEighteenthCenturyEnglishFiction,NewYork:Norton,1990.亨特认为小说的起源应该在“一个广阔的文化史语境中”考察，这包括“新闻、流露各种宗教与意识形态方向的说教出版物，私人写作与私人历史等”（BeforeNovel:TheCultureContextsofEighteenthCenturyEnslishFiction,p.5）。
[3]盖勒格的这种看法也可以追溯至德国批评家卡勒（ErichKahler）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理论，即18世纪的小说秉承《堂吉诃德》就已经发展出来的一种“象征性”（symbolic）思维，将具体的人物变成普遍人性的象征。这种象征思维与寓言写作不同，以“普遍人性”这个新兴的概念为前提。这种新的“虚构真实”观念也可以说是后现代以“虚拟”为核心的可能世界叙事理论的一种先兆。参见ErichKahler,TheInwardTurnofNarrative,trans.RichardWinstonandClaraWinsto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p.49。
[4]NicholasPaige,“Examples,Samples,Signs:AnArtifactualViewofFictionalityintheFrenchNovel,1681-1830”,NewLiteraryHistory,48.3(2017):518.
[6]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页。
[7]RogerChartier,InscriptionandErasure,trans.ArthurGoldhammer,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2005,pp.105-125.
[8]LisaZunshine,WhyWeReadFiction,Columbus:OhioStateUniversityPress,2006,p.10.
[9]S.T.Coleridge,LiterariaBiographia,Vol.2,Oxford:ClarendonPress,1909,p.1.
[10]Auerbach,Mimesis:TheRepresentationofRealityinWesternLiterature,trans.WillardR.Trask,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3,p.401.
[11]ChristinaLupton,“Contingency,Codex,theEighteenth-CenturyNovel”,EnglishLiteraryHistory,Vol.81,No.3(2014):1173.
[12]参见菲尔丁：《汤姆·琼斯》，刘苏周译，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92—297页。
[13]比如海斯（MaryHays）为小说《爱玛·考特尼回忆录》（MemoirsofEmmaCourtney,1796）书写的前言和司各特（SarahScott）为小说《乔治·艾利森爵士的历史》（TheHistoryofSirGeorgeEllison,1766）书写的前言。参见ChristinaLupton,“Contingency,Codex,theEighteenth-CenturyNovel”,EnglishLiteraryHistory,Vol.81,No.3(2014):1173-1192。
[14]RichardCumberland,Henry,Vol.3,London:printedforC.Dilly,1795,p.202.
[15]莱布尼兹：《神义论》，朱雁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94—496页。
[16]“使自己有机化”的说法取自康德《判断力批判》的李秋零译本（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8页）。对19世纪生物学与哲学的关联已经多有研究，参见DanielaHeibiganDaliaNassar,“TheMetaphorofEpigenesis:Kant,BlumenbachandHerder”,Studiesin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58(2016):98-107。刘小枫也曾根据特洛尔奇的观点，指出启蒙思想，尤其是18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重新给自然设置“精神目的”，但特洛尔奇过分强调了英法启蒙文化与德国启蒙文化的边界（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页）。
[17]参见JonathanSheehanandDrorWahrman,InvisibleHands:Self-OrganizationandtheEighteenthCentur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15。此书对18世纪的自我组织观念做了重要论述，认为上帝“意旨”（Providence）的概念在18世纪被重写，将随机性和秩序观调和在了一起。
[18]这也就是麦基恩认为“私人”概念在17—18世纪间经历了“显性化”（explication）过程的论点。参见MikeMcKeon,TheSecretHistoryofDomesticity,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5,p.XIX。这个观点与他在《英国小说的起源》中有关真实和虚构在18世纪分野的观点是同构的。
[19]哈贝马斯在《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回来：迈向去超验化》一文中的概述相当有用，参见JürgenHabermas,“FromKanttoHegelandBackAgain:TheMoveTowardsDetranscendentalization”,EuropeanJournalofPhilosophy,7.2(1999):129-157。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振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中也对18世纪“内心”观有相似的阐述。
[20]CharlesTaylor,“CommentonJürgenHabermas’‘FromKanttoHegelandBackAgain’”,EuropeanJournalofPhilosophy,7.2(1999):160.这是泰勒对哈贝马斯《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回来：迈向去超验化》一文的回应，其中他基本同意哈贝马斯的论述，认为启蒙思想代表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规划，但着重指出不能将其绝对化。
[21]JürgenHabermas,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trans.ThomasBurger,Cambridge:MITPress,1991,p.43.中译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并未将这个术语完整翻译。
[22]StephenGreenblatt,“PsychoanalysisandRenaissanceCulture”,inLearningtoCurse:EssaysinEarlyModernCulture,NewYork:Routledge,2007,p.216.
[23]麦克奈马（SarahMcNamer）、萨莫塞特（FionaSomerset）、罗森怀恩（BarbaraRosenwein）等学者都已经就此做出研究。对晚近中世纪文学情感研究的综述，参见GlennD.BurgerandHollyCrocker(eds.),MedievalAffectFeelingandEmotion,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9。
[24]Cf.WilliamReddy,MakingofRomanticLove:LongingandSexualityinEurope,SouthAsia,andJapan,900-1200CE,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12.瑞迪认为浪漫爱情与“内心”的萌生与中世纪诗歌传统紧密相连。C.S.刘易斯早在《爱的寓言》（TheAllegoryofLove,1936）中就提出过类似论点，认为宫廷爱情成为一种信仰，与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产生隐形的对抗。
[25]ChristopherPye,TheVanishing:Shakespeare,theSubject,andEarlyModernCulture,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2000,p.9.
[26]ElizabethHanson,DiscoveringtheSubjectinRenaissance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p.16.
[27]Cf.CarolynBrown,ShakespeareandPsychoanalyticTheory,NewYork:Bloomsbury2015;CarlaMazzioandDouglasTrevor(eds.),Historicism,Psychoanalysis,andEarlyModernCulture,NewYork:Routledge,2000;ElizabethJaneBellamy,“PsychoanalysisandEarlyModernCulture:IsitTimetoMoveBeyondChargesofAnachronism”,LiteratureCompass,Vol.7,No.5(2010):318-331.
[28]英国历史学家T.C.布朗宁对18世纪欧洲国家主义兴起有过专门论述，将这个过程与公共领域和公共文化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赋予其现代性，但他也同样强调国家主义与民族间的纷争脱不了干系，具有复古特性。他认为英国国家主义是由亨德尔等代表的公共文化与“新教、商业繁荣、权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T.C.Blanning,TheculturalofPowerandthePowerofCulture:OldRegimeEurope1660-1789,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p.306.
[29]东方传统的影响可以追溯至罗曼司的鼎盛期。16世纪之前，已经有四大册拉丁文的东方故事，多来自印度和近东，犹太作家阿尔方斯（PetrusAlphonsi）已经从阿拉伯文翻译了33个东方故事，包括《天方夜谭》中的部分故事。
[31]Cf.Donovan,WomenandtheRiseoftheNovel,1405-1726;BridgeMcCarthy,TheFemalePen:WomenWritersandNovelists1621-1818,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1994.
[32]所谓“决疑法”，是一种法律与宗教判定法或定罪法，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制定了年度忏悔的教条，由牧师将普遍教义运用于具体情境，裁定具体罪行。参见EdmundLeites(ed.),ConscienceandCasuistryinEarlyModernEurop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莱特斯对决疑法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发展做出过论述，多纳文著作的第五章也对此做出了详细论述。
[33]ClaraReeve,ProgressofRomance,printedfortheauthor,byW.Keymer,London,1785;WilliamGodwin,“OfHistoryandRomance”(1796),inMauriceHindle(ed.),CalebWilliams,Harmondsworth:Penguin,1988,pp.358-373.
[34]MikeMcKeon,TheSecretHistoryofDomesticity,p.120.
[35]18—19世纪小说赋予女性道德权威的同时，又将她们逐渐封闭于私人领域的观点，最初由批评家阿姆斯特朗提出。参见NancyArmstrong,DesireandDomesticFiction:APoliticalHistoryoftheNovel,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7。当代研究18世纪小说中女性地位的学者基本认同阿姆斯特朗的观点，虽然一般会强调女性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诞生也有重要影响。
[36]Cf.DeidreLynch,TheEconomyofCharacterandEconomy:Novels,MarketCultureandtheBusinessofInnerMeaning,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8.
[3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关于马克思对启蒙思想的批判，参见刘同舫：《启蒙理性即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12期，责任编辑李松睿）
本网站有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如媒体、公司、企业或个人对该部分主张知识产权，请来电或致函告之，本网站将采取适当措施，否则，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本网站不承担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