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是一件大事。我只作为一个曾经读过一点古书的人试提刍荛之见。
一、历史经验
整理古书是古今中外久已有之的，不过方式不同，不妨粗略考察一下。
希伯来人（古犹太人）编订《旧约全书》是一种整理法。后来基督教徒编订《新约全书》仍是这种整理法。《旧约》是以“摩西五书”为首，然后排列各种史学、文学的宗教及非宗教著作。《新约》是以传基督（耶稣）言行的四家“福音”书为首，然后排列《使徒行传》和最大的传教者保罗及其他使徒的著作，以预言未来的《启示录》结尾。这种整理法是分别主从依历史总结一族、一宗的文献，可算是尊经式的整理法。
古印度人虽不把书都写下来，但口头传授也要结集。一个时期将结束时即自然编成总集。最早的《吠陀》古诗有各种编订法。注意文体形式和主题的排列为的是便于背诵和引用。这种编集是以传授家族和学派为单位各自分编。后来编订古诗解说加上神人不分的历史传说，以及实用的礼法和学术歌诀也是这样。因为多半不写下来，往往后面的总结吞没了前面的资料，各派传授互有重复和矛盾，文献常随学派衰亡而亡佚。佛教也有过几次经典大“结集”。这个词的原文是“合唱”，即传教的各宗师聚在一起共同唱诵所传的经典和所守的戒律，以求统一。这是释迦牟尼去世百年以至几百年以后的事。为便于背诵，佛的说话多变成诗句，经文遵照固定的格式，以便记忆。这和《旧约》、《新约》情况差不多。那两部书也是摩西、耶稣去世以后至少百年以上才编订的。耆那教及其他教的经典编订也都类似。这和前一整理法稍有不同，可算是学派尊经式的整理法。
古希腊、古罗马当时自己没有什么古籍要整理，只有类似历史、地理、神话传说等的史诗式口传文献的编订。荷马既是诗人又是编纂者。罗马吸收并改编希腊神话也可算是一种古籍整理。罗马时期基督教徒编订《新约》，前文已述及。罗马帝国独尊基督教，将其他视为异端邪说，自然不整理古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才大量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献。这时各国分立，所以虽有古籍大量出现并编订，但不集中合一。这种情况直到近代、现代整理世界古籍仍然未变。印度到近代开始印刷古书，整理写本，也用的是这种欧洲方式，多半是校订并用现代格式印行。各国所印古书极少是原来样子，可说都是改编本。这可算是丛书式的整理法。
我国的大规模整理古籍，可从孔子算起，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正式进行首推汉代，继以唐抄，宋刻，可说是外国的整理方式中国都有。既是尊经，又分学派，集成大部头丛书。不仅背诵、抄写，而且刊刻、流通。大量丛书式整理以至辑佚，从唐宋开始，明清更多。因此我们的古籍到现代告一段落时，在世界上，任何一国拥有本国古籍数量之多都不及中国。若不仅算汉族，加上少数民族的，数量更加惊人。因此，无论中外古今旧有的古籍整理方式都不完全适用。照那样编订，穷年累月，费时费力，会愈整理愈增多，愈繁杂。校勘、选辑、注释、翻译愈多，读古书只怕会愈难，反而会使古籍湮没，传统“稀释”，与整理古籍原意未必相合。已有的整理法不是不能用而是不够用，需要改革。
二、双重目的
三、新《书目答问》
四、新索引、图、录
要查资料需要索引，美国编了不少“引得”，日本人也编，欧洲人也在编。我们都可以利用。但这些是为按题寻查资料之用，而且顾及外国人不熟悉中国古书、古文的条件；所以为我国人阅读古书，需要另有一种索引，展示内容，但又不是目录或佛教徒所谓“科判”，而是一种示意图。这样的“索引”可以有不同形式，可以是图或录，内注卷、页便查。例如《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即需有图。有的书可列表。例如“历代法律书录”，从《书经·吕刑》到《大清律例》，附加《洗冤录》，可列一览表。这些新索引可使人一览即知全貌。不可求详致陷繁琐，以简明为好。不便定者存疑另注。这不是为外国人抄中国资料，而是为中国人迅速知道自己古书内容，以定去取。这工作不需要很多钱和人，但所需要的人要有能力。能力可以在工作中培养，只是要赶快，不然，怕找不到培养者了。这不能仗外国人。
五、文献和文物对应
六、整理和研究并行
纵观中外古今，凡是文献大总结之时（汉代、文艺复兴）都显出旧时期结束而新时期开始。这不是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历史规定的进程，勉强不来的。我国整理古籍任务繁重，大概还需要一段历程，只能逐步前进，不便企望过高。以上不过是冒昧妄言，聊供识者一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