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部署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战略任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具有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宏大系统工程，涉及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各种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改一制而触全局，必须有组织有领导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必须运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和大局眼光做好顶层设计。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宏大的法治建设系统工程。其要义是：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和加强党的领导与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为不同阶段的改革发展目标，统筹法治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工作，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一项事关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工作，把法治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和主要途径，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系统发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平安中国与法治中国建设相结合，坚持法治建设与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等八个方面，全面系统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现代化国家法治机器。
一、依法治国必须“全面推进”
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深刻涵义，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努力把握“全面”、“推进”和“加快”这三个关键词的时代意蕴。
法治思维下的“全面”，要求推进依法治国应当面面俱到，而不能片面偏狭；应当环环相扣，而不能相互脱节；应当层层相叠，而不能顾此失彼；应当是整体、系统和统一的，而不能是局部、分散和对立的。“全面”要求把依法治国事业视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统筹考虑法治建设的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能够得到全面有效推进。
在法治建设的内部方面，应当尽可能地把法治精神、法治价值、法治意识、法治理念、法治文化整合起来，把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统一起来，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统一起来，把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有效护法统一起来，把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法治宣传与法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系统地整合依法治国的各个要素，全面地畅通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真正形成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系统工程，切实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实践中得以全面展开和具体落实。
其一，应当把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三者统一起来认识，而不是把法治与人民民主对立起来，把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提出所谓“法大还是人大法大还是党大”等问题。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之中。
其二，应当把推进依法治国与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法治实践中，在法治的轨道上和社会主义宪法的框架下，实现积极稳妥改革政治体制的基本目标，在发展人民民主、推进各项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为依法治国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政治环境。
其三，应当把推进依法治国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不仅把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内化为“五位一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突显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未来中国是法治中国等的价值取向，使法治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真正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助推器和保护神。
其四，应当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小康”。“法治小康”是全面小康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顺利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法治小康”，在价值层面追求的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幸福博爱、和谐有序，充分实现人权与人的尊严；在制度层面追求的是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治权，努力建成法治中国；在实践层面追求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依法办事，努力实现良法善治；在阶段性目标层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同时，“法治小康”还通过依法治国特有的制度安排、规范手段、教育强制功能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法治保障。
毫无疑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这个命题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的加快，既不能脱离现阶段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水平，也不能脱离法治自身完善发展的主要轨迹和基本规律，更不能脱离亿万人民群众对法治的理解、认同、尊崇和遵守。相对于改革时期经济社会变动不居、变迁活跃的发展特点而言，法治具有某种滞后性和保守性，因此加快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一定要从法治发展战略高度把握好其加快的速度和力度，欲速则不达。
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三者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依循。坚持三者有机统一，应当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建设法治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目标，不得有任何动摇。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是保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方式，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不是并列关系，人民当家作主是目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都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手段。
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相互关系中，党的领导更为重要。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进行的伟大探索。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和关键。《决定》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党是执政党，坚持依法执政，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领导和保证作用。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什么关系？《决定》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宏大的法治建设系统工程，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秩序、尊严幸福等各种基本价值，统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护法等各个环节，统筹依法治国、依法治军、依法治权、依法维权、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等各个方面，统筹国内法与国际法、中央法与地方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公法与私法、制定法律与实施法律等各种法律形态，统筹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社会、国家与个人、国内与国际、法治与改革、稳定与发展、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等各种关系，积极稳妥、有序高效地全面实施。
三、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绝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巩固和改进党的领导。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因此，全面落实依法执政，必须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四、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协调发展习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解释说，全会决定起草突出了5个方面的考虑，其中第3个方面就是“反映目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4个方面作出工作部署”。《决定》把法治建设的四个基本环节统筹起来考虑和做出顶层设计，充分体现了“全面推进”而不是“分别实施”依法治国的战略意图，有利于法治建设事业的整体协调发展。
（一）科学立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法律体系的前提条件
我国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我国立法工作中依然存在着“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存在部分法律制定出台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个别法律甚至形同虚设。
推进民主科学立法，必须着力解决这些问题。《决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应当按照《决定》的要求，着力落实好以下改革部署：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推进立法精细化；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开展立法协商，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对重要条款可以单独表决；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
（二）严格执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环节
习总书记指出“政府是执法主体，对执法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老百姓深恶痛绝，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当前，我国依法行政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执行效果差。我国制定的大部分法律，实践中难以执行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纸面上的法律与现实生活中的法律严重脱节，“潜规则”无处不在，法律权威难以确立。
导致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行政执法体制不顺，导致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争权诿责、执法疲软、执法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屡屡发生。二是执法观念陈旧，过于依赖公法执法手段甚至以罚款为主要执法手段，没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私法执法、行业自律、信息披露等多元化的执法方式，不能处理好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有效衔接，影响执法效果。三是行政执法程序不规范，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执法自由裁量空间大，缺乏对被执法对象的权利保护，运动式执法、选择性执法、钓鱼执法、野蛮执法、执法不作为等现象仍时有发生。四是缺乏健全有效的执法监督、执法效果评估与执法责任追究等制度，执法职责变异为执法特权。这些都是推进严格执法、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我们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三）公正司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任务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实现司法公正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然而，当前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导致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司法地方化。司法机关沦为本级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工程的工具，与其他行政机关一起齐抓共管，事前介入，违背司法中立性、被动性规律，难以独立审判，丧失司法机关的权利保护与事后监督功能，严重损害司法权威。二是司法行政化。既表现在司法机关上下级关系上的行政化管理，削弱层级监督实效；也表现在司法机关内部的行政化管理倾向，忽略司法过程的特点，将一般行政管理方式套用到司法机关内部的管理。同时，司法行政化还表现在司法机关不断扩充权力边界，行使本应该由行政机关、立法机关行使的职能，导致司法运行的社会偏离。三是司法形式主义。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就法论法，将法律与其他社会治理方式对立起来，将法律与改革对立起来，将国家法律与党的政策对立起来，甚至追求西方式司法独立。四是司法腐败。少数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与司法职业伦理，利用职权吃拿卡要、以权谋私、枉法裁判，严重损害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导致信访渠道膨胀，进一步削弱司法制度权威。
《决定》提出，要从以下方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进一步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不断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切实解决执行难，制定强制执行法，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四）全民守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工程
《决定》指出，当前在我国社会中，“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五、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建设法治中国，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要按照宪法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政权体制和活动准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协调，保证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保证国家机关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要根据宪法确立的体制和原则，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建设法治中国，政府应该率先垂范，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该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管理效能，降低管理成本，创新管理方式，增强管理透明度，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六、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部署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它们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是一个统一体，三者统一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内容。在建设法治中国这个大战略大布局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目标是建设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目标是实现法治政府；建成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的同时，形成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长远目标，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核心是规范与制约政府权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法治社会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形成全社会所有成员自觉信仰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法治思维、法治意识与法治文化。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构成一体两翼的驱动格局，既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七、坚持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习总书记说，要“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遇事找法，既要求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找对、找准法律规定后依法办事，履行法定职责处理具体问题；也要求公民个人和人民群众有矛盾、遇纠纷、遭侵权、需帮助，而无法自行解决时，就应当依法向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国家公权力机关寻求帮助和救济。
解决问题用法，现代社会不是桃花源或者乌托邦社会，而是充满矛盾、纠纷和问题的社会。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犹如人会感冒生病一样，是社会的常态，不足为奇。关键是，遇到问题或者发生问题需要解决时怎么办？法治社会引导或要求人们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并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强调依法解决问题具有规范性、统一性、平等性、公开性和公正性等特点。依法和用法解决问题，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化解矛盾靠法，就是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把符合法定条件的矛盾纠纷纳入到司法程序中来，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公开公正地办好每一个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努力让司法案件中的每一个矛盾纠纷都通过公正司法得到化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习总书记指出，所谓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法律本来应该具有定分止争的功能，司法审判本来应该具有终局性的作用。
八、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决定》提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习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法治与德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是有明显区别的：从治理的主体来看，法治是多数人的民主之治，德治是少数人的精英之治；从治理的过程来看，法治是程序之治，德治是人情之治；从治理的角度来看，法治是外在控制之治，德治是内在约束之治；从治理的标准来看，法治是低度行为规范之治，德治是高度行为要求之治；从治理的手段来看，法治是国家强制之治，德治是社会教化之治；从治理的重点来看，法治重在治官，德治重在治民。
正因为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法治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底线和后盾，凡是法治禁止的，通常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反对的；凡是法治鼓励的，通常也是社会主义道德支持的。社会主义道德是法治的高线和基础，是法治具有合理性、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内在依据，法治的价值、精神、原则、法理等大多建立在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上，法治的诸多制度和规范本身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同时，法治不应当规范和调整人们的思想意志，对于思想范畴的问题往往表现得无能为力；而对于道德沦丧、良心泯灭之徒的行为，思想道德的约束也常常无济于事。正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所以，我们既要反对以法治完全取代德治的做法，也要反对重视德治而忽视法治的倾向。
九、坚持平安中国与法治中国建设相结合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把平安中国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紧紧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解决深层次问题，着力建设平安中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要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坚决反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进一步提高执法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政法工作亲和力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
习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提出了建设“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的目标。他说，“崇尚和谐，期盼稳定，追求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平安社会，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社会和谐稳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人民群众企盼生活幸福，幸福生活首先必须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必须深化改革、促进发展，而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证，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就不可能深化，发展更无从谈起。”他指出，“建设‘法治浙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浙江的具体实践。”“依法治省对应的是依法治国，‘法治浙江’对应的是法治国家。”围绕法治浙江建设，习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诸如“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统一实施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离不开地方的具体实践。”“要围绕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推进‘法治浙江’建设的切入点，使‘法治浙江’建设一开始就惠及群众，让群众感受到实际效果”等等。这些重要论述和基本观点，对于今天的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