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惟有坚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的科学资本观，划清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两种不同资本观的界限，才能弄清当代中国现实经济中的资本现象，从而正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在发展商品生产的现实经济中，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存在某种程度的共性，但是存在本质区别。要充分认识公私资本的划分是判断“各类资本”性质的基础性规范。从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作用看公私资本的矛盾关系，两者既有统一性，又有对立性，尤其不能忘记公私资本的对立性。从目前指导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实际工作看，应当高度重视恢复和确保公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主体地位，有效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严格治理私有资本的无序发展，加强对引进外资质量和数量的控制，让国有资本牢牢控制国家金融系统。
2022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出要“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明确指出“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1]笔者认为，惟有坚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的科学资本观，划清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两种不同资本观的界限，才能弄清当代中国现实经济中的资本现象，从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正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本文拟就此谈些认识。
一、区分两种对立的资本观
（一）分清两种资本观的必要性
（二）唯物史观的资本观
经济范畴是现实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史观，从现象和本质、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上科学地阐释了资本范畴，并对它同商品、货币、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社会总产品等经济范畴的相互关系，作出了系统的揭示。这一系列关于资本的原理和方法，可以简称为唯物史观的资本观。《资本论》的资本观揭示出客观存在的资本的真实面目，它体现为本质内容和表现形式两方面。
1.资本的本质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要点。
（1）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是在运动中“自行增殖”的价值，本质上是具有剥削性的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或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877-878货币、生产资料、机器等作为物，本身并不天然是资本；只有拥有这些物的人，把它们与买到的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即雇佣工人的生产劳动相结合，为这些物的所有者创造出剩余价值，这些物的社会形式才成为资本。
（2）资本是历史的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经济范畴。虽然《资本论》也提到古代社会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但那只是从增殖含义上使用的资本概念。它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内在联系，只是在流通领域存在的一种片面的资本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内在联系的资本不是从来就有的，“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2]198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是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历史条件下才产生的；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这种含义上的资本形成的原因。资本和劳动力商品都是体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历史范畴。
（4）资本的深层本质是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量起源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它是雇佣工人为资本所有者提供的超过劳动力商品价值所含劳动的凝结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269。资本对雇佣工人的剥削程度可用剩余价值率来计量。从再生产的观点来看，资本家拥有的全部资本，包括所谓“原始积累”的资本，都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2]269。“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871
（6）产业资本是基础性的资本。产业资本是在“任何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4]63中投入的资本。“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那几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要和产业资本相适应来改变它们的职能的机构，而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4]66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业资本是最基本的资本形式，其他资本的运动都是以产业资本运动为基础的。
（7）资本是一种运动。资本不仅包含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或剥削关系，而且“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4]121-122这是因为，最基本的产业资本，它只能依次地不停顿地经历购买（买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生产（让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生产剩余价值）和销售（使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得以实现）三个阶段的运动，并连续地相继进行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三种资本形式统一的循环运动，才能生存和发展。
（8）资本再生产的特征是扩大再生产。这种特征是由资本追求剩余价值这种“抽象财富”[2]178②的生产目的决定的。从质上看，抽象财富增加的一般表现是性质相同的货币的增加；从量上看，资本增殖的结果和开端的投入都是有限的货币价值额。这意味着，如果资本投入的目的是价值增殖，那么结果的110镑和开端的100镑都是资本价值额的有限表现。虽然资本每次循环的终点，在一瞬间，110镑和开端的100镑是有区别的，但是资本运动的增殖使命却是相同的，从投资增殖的使命来看，终点的110镑毕竟是一个有限的价值额，它必须再作为新的开端投入，才能继续实现增殖的目的。所以，资本必然要进行无限度的增殖运动，资本再生产的扩大具有无限的盲目增长的趋势。
（9）资本可区分为单个资本与社会总资本，两者有共性、联系和区别。共性是，都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即使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由资产阶级国家控制的资本，也是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的，因为它来自私有资本，有时是为保护单个私有资本的整体利益服务的。联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总资本是由单个资本的总和构成的，是总和含义上的私人资本。区别是，单个资本的运动不包括个人的消费；单个资本的流通是资本价值流通，一般不包括产品在企业内部的商品货币流通；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既包含个人消费，又包含生产消费，既包含资本流通，又包含商品流通。单个资本运动包含的矛盾与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包含的矛盾在范围、内容上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主要是企业内的劳资矛盾、不同资本形式比例关系上的矛盾等；后者不但包括前者的这些矛盾，它还包含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对抗性基本矛盾，这决定了社会总资本在运动中必然要发生周期性危机。
（10）资本具有必然产生假象的拜物教形态。这是由资本的价值形式决定的。最简单的价值形式已经产生了拜物教形态，也就是把商品交换这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属性，表现为物质本身具有的社会属性，好像商品、货币的物质形式本身就具有能够进行交换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把它称为拜物教形态。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完全脱离本质真相、掩盖真相的假象。资本由商品、货币发展而来，它表现为自行增殖的独立价值物，就有更加迷惑人的拜物教形态。在资本发展的完成形态（生息资本）上，拜物教假象造成生产关系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人们“再也看不到它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的物神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5]441-442③
2.资本的表现形式。根据《资本论》的论述，可以把资本的表现形式分为表面现象的形式和本质内容的形式两个基本层次。前者是人们可以感觉到的资本存在的形式；后者则是资本的内部构成和内在联系。如图1所示。[6]
（1）资本表面的现象形式可以分为：（a）运动形态，即产业资本在运动中采取的生产资本形式、商品资本形式、货币资本形式。一方面，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是可以用于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物质财富，因而是现实资本，而货币资本不能用于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属于非现实资本；另一方面，在空间上，处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是生产资本，而处在流通领域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则是流通资本。（b）经营形态，分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形式。后两种形式分别是产业资本的商品资本形式和货币资本形式在发展中独立化而衍生出来的。（c）职能形态，产业资本形式具有生产剩余价值职能，商业资本形式具有实现剩余价值职能，统称职能资本，而银行资本则既不能生产也不能实现剩余价值，因而称为非职能资本形式。（d）收入形态，即职能资本获得的平均利润，它包括企业主收入和要偿还银行的借贷资本的利息；即使职能资本完全用自有资本经营，它也会把收入分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归自己）两部分。
（2）资本的本质内容形式可以分为：（a）资本的初级本质，即生产资本因价值流通和周转形式不同而区分为固定资本形式和流动资本形式。（b）资本的本质，即生产资本中转化为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不改变价值量的资本部分，规定为不变资本形式；转化为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再生产资本本身，还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部分，规定为可变资本形式。（c）资本的深层本质，即资本实质上全部是剩余价值。
由上可见，《资本论》所阐释的科学资本观主要表明了，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而是物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资本的实质是通过不断地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来无限度地自行增殖，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范畴；资本的存在形式是多层面的，每个层面之间、每个层面内的不同形式相互之间，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资本是多种社会规定性的统一。
（三）唯心史观的资本观
《资本论》不但用唯物史观揭示了资本的真面目，而且科学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唯心史观的资本观。
2.认为资本本身是资本增殖的原因或源泉。庸俗经济学家为此提出了各种荒唐的理由，说什么资本增殖来自商品在流通中的“名义上的加价或卖者享有贵卖商品的特权”；资本家通过预付货币取得更多货币，来自“赚钱的意图”，而不进行生产也可以有这种“意图”；资本家的资本来自自己的“节欲”、不挥霍；资本家投资获得“报酬”是因为他用生产资料等生产条件为工人的劳动提供了“服务”；资本家得到收入，是因为他们在生产中监视和监督工人也是“形成价值”的劳动等。[2]189，223-224根据资本来自资本家的“节欲”论，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西尼耳竟然声称“我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被看作生产工具的资本一词”[2]688，竟然把这当成理论上的发现。这种种说教，实质从根本上否定资本是一种具有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生产关系。按照这样的资本观，根本不懂资本的本质是剩余价值，更不懂剩余价值只能在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中生产出来。
4.认为社会总资本是由利润、工资和地租三种收入构成的。由于斯密不懂劳动的二重性，混淆了商品生产的“产品价值”（c+v+m）和“价值产品”（v+m），结果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社会再生产时把产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价值c丢了，形成了“斯密教条”。[4]410-419从那时起，资产阶级经济学直到现代凯恩斯主义的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始终贯彻这个教条，用丢掉了不变资本价值的社会总资本分析宏观经济运动，这使资产阶级的社会总资本观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不科学性。
5.把资本的流通等同于商品流通。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商品、生产资料”和“出售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的流通，与“工人用工资收入购买必要生活资料商品”的流通混为一谈。这就把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和实现剩余价值的资本流通过程，等同于雇佣工人出卖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过程，混淆了资本和货币，从而掩盖了资本的剥削性质。
唯心史观资本观的要害在于，撇开资本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历史形式，把资本说成是一种永恒存在的物质生产要素，并认为这种要素本身可以产生利润或利息；这种资本观体现出资产阶级迷信经济假象的拜物教观念，更体现出永远统治、剥削工人阶级的贪欲性和欺骗性。
以上不惜冗长论述了两种资本观，虽然它们面对的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资本，但是观察结果却有本质区别。可见，比较两种资本观，并不是抠概念搞研究，而是为了端正资本理论研究的科学指导思想。因为只有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科学资本观为指导，才能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分类作出基本的规范性判断，在经济工作中做到“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
二、我国使用资本概念的简要历史回顾
（一）我国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资本概念
（二）我国较长时期在私有资本含义上使用资本概念
新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和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党的文件和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资本概念，都是在私有资本含义上使用的。1984年，我国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开始逐步发生变化，资本概念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但是并未突破私有资本的含义。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2]；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第十五条；[13]但是，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我们党的文件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仍称之为“公有资产”，而没有称之为公有资本。显然，这与遵循唯物史观的资本观，严格区分公有制生产关系与资本原创概念体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关。
（三）党的文件在改革实践深入之时才开始正式使用公有资本概念
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以及由它们构成的公有资本是一组新概念，要将它们纳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对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严肃的科学论证是必要的，这是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思想纯洁性的要求。合理性论证主要是需要阐明公有资本新概念的提出，是否符合形式逻辑关于概念的规则（如同一律、矛盾律），是否符合辩证逻辑关于新概念应反映经济现实的客观新变化。实际上，关于资本新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的论证，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但至今意见并未统一。结合我国经济实践的深入，有必要继续对公有资本概念进行学术探讨，这有助于我们党对其使用作出权威性的论证。
（四）使用公有资本概念提出了不应回避的理论问题
1.“公有资产”在概念规定上有不确定性。“资产”可以被理解为法律认可的财产；也可以理解为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即一定的价值量；还可以理解为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即使用价值，如说一台机器是公有资产。
2.“公有资金”概念偏重于货币的规定性。很明显，“公有资金”强调货币这种“金”价值形式，却撇开了使用价值形式，这容易让人们从价值形式角度认识公有制经济的运动，却忽视从使用价值方面认识社会经济的产业结构，所以有片面性。
3.“公本”概念未对其形式逻辑矛盾作出解释。以往曾有学者提出，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公有制经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应称为“社本”⑦或“公本”，不少学者把其直接解释为“社会主义资本”或“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资本”的简称。这意味着可以在“资本一般”含义上使用同一个资本概念，并且等于承认现实经济中客观存在“资本主义资本”和“社会主义资本”，但这需要论证：一要论证用体现资本主义特殊生产关系的资本概念表示资本一般是否有合理性；二要论证经济现实中是否存在体现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共性的资本一般；三要论证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作为两种特殊性资本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三、用辩证逻辑理解使用公有资本范畴的合理性
（一）辩证逻辑允许用资本概念表示资本一般
然而，辩证逻辑对新概念的提出毕竟不是靠简单的推理，而是要求坚持“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16]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这就要求面对经济现实，研究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现实公有制经济是否与私有资本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存在某种程度的共性就可以用资本一般概念反映这种共性，并用公有资本概念反映公有制经济的特殊资本形式。
（二）公有资本概念是在现实公有制经济还必须与商品生产结合这种客观要求下使用的
二是公有制企业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运动与私有资本有相同之处。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企业必须面向市场投入和产出，必须通过生产与流通两个阶段，经过“独立价值”依次采取货币形式、生产形式和商品形式三个环节的循环运动，而连续的循环运动就是类似于私有资本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三种资本循环形式的统一运动。而在“独立价值”的生产形式中，公有生产资料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也依然存在固定资本形式与流动资本形式的区别。
可见，公有制的生产资料采取“资本一般形式”，是商品生产这种历史条件所赋予的规定性。公有资本乃是对公有制经济与商品生产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在概念上的反映。用公有资本来表述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并不是多此一举，而主要是为了突出后者与商品生产存在的必然联系，以便指导对公有制经济的管理体制进行适应商品生产的改革。如，适应公有资本具有的资本一般的规定性，实施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对分离，以便自觉改变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那种“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事事要请示，企业缺乏经营的灵活性”的僵化体制状态。
四、现实经济中的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存在根本区别
（一）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
（二）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存在一系列本质区别
运用唯物史观的辩证法比较，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以下简称公私资本）之间不仅有“异中之同”，即同样有商品生产规定的价值形式；还存在“同中之异”，价值形式之外的在生产关系上的本质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六方面。
1.公私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有本质差别。公有资本体现的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私有资本体现的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尽管公私资本都投入商品生产，但前者的劳动者是共同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自主劳动者，是生产中的主人翁，而不是私有资本雇佣的劳动者。他们在集体企业、国有企业通过自主的共同劳动创造的产品价值中，有留给企业的再生产基金或集体福利基金、上交国家的税费等，性质上已不是私人占有的剩余价值，而是“必要工作日”中包括劳动者自己在内的社会需要的基金。
3.公私资本的价值内容的实质不同。从再生产的角度看，私有资本实质上都是剩余价值，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资本论”又称为“剩余价值论”。与此相对比，公有资本的实质内容是以上所说的“必要社会价值”。如果说私有资本是吸收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吸收器”[5]97，那么公有资本则是广大劳动者在必要工作日，用共同劳动创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享有的社会财富的手段。
4.公私资本投入生产的目的和动力不同。私有资本投资的目的是资本的增殖，“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惟一目的）”[5]270。而公有资本投资目的是促进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随着生产力发展逐步改善，促进人民群众社会财富的逐步增加，这包括增加使用价值和价值量方面，用公有资本为人民服务，这既是政治动力，也是经济动力。
5.公有资本的运动在较大程度上能克服资本一般的自发性。公有资本具有资本一般的性质，在商品生产的历史条件下要参与具有自发性的社会分工，因而其生产和运动仍然有一定的分散性和自发性。但公有资本毕竟体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尤其是国有资本属于全民所有制、具有整体性，本身可以通过中央管理机构在遵循社会再生产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实施宏观计划调控，发挥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的自发性。但是私有资本运动始终不能改变商品生产的自发性，反而会将这种自发性推向膨胀，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政府也看到它们的社会生产存在自发性弊病，开始对宏观经济实施调控，但是，它们指导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理论存在根本性错误。[7]即使撇开这方面的错误不谈，这种宏观调控并没有改变私人资本尤其是现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断扩大的利己本性和剥削本质，因而不但不能克服经济运动的自发性，反而越来越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周期爆发的世界性金融经济的危机，证明了这个道理。
从上述公私资本的本质区别看，绝不应当把公私资本看成社会性质相同的经济形式。认识这种根本区别对于防止把公有资本纳入私有资本范畴，把公有制从业人员当成雇佣劳动者投入生产，防止用私有资本运动规则的观念来观察和规范公有资本的运动，具有重大意义。
（三）公有资本在概念上不能涵盖公有制
在弄清公私资本本质区别的同时，还应当注意，不能将公有制经济与公有资本混为一谈。上文提到，绝大部分公有制生产资料是公有资本，这表明，还有部分公有制经济不具有或无需具有公有资本形式。从实质上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公有资本相比，两者在概念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区别。
1.一部分公有制生产资料客观上无需采取公有资本形式。当代公有制经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与商品流通有机结合，采取公有资本形式来运动；但是仍有一部分公有制经济可以不必与市场关系结合，不必以公有资本形式存在和运动。如“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可以直接由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国家控制。马克思曾揭示出，全社会固定资本的实物更新和价值更新应在“实物更新的固定资本部分”和“固定资本损耗形成的折旧基金”之间形成平衡关系，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能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来解决，但是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却可以靠社会经济调节机构有计划地储备固定资本产品，来吸收周期出现的固定资本产品过剩，或用已经形成的这种储备来弥补周期出现的固定资本产品不足。[4]526而这些公有制经济的储备产品，就不具有商品形式的规定性，它们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也不属于市场调节范畴，这一部分公有制经济，就不宜称之为公有资本范畴。比较容易理解的是，近年来各级政府为广大群众预防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进行免费“动态清零”核酸检测，设备、药品等直接投入使用，不参加商品流通，这些投入也不属于公有资本范畴。
五、澄清在公私资本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一）公私资本的划分是判断“各类资本”性质差别的基础规范
以上关于公私资本之间的共性与区别的论述，实际上是从生产关系性质（或所有制经济性质）角度，对当代中国“各类资本”的性质差别作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分类和规范。因为这种分类和规范涉及对公私所有制经济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势必涉及对公私资本体现的人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认识，因而这种分类和规范角度具有政治性，与前面图1中阐释唯物史观资本观时提到的资本存在各种形式的分类角度是不同的。前面论述的分类概念是资本职能形式、运动形式等方面的分类规范，公私资本在这种分类规范上有相似之处，但公私资本在体现所有制性质或生产关系上则泾渭分明。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讲的私有资本主要指私有民族资本和引进的外资，不包括买办资本。买办资本是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资本并为之服务的资本。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种资本就属于革命的对象，现阶段更不允许存在。本文所讲的私有资本也不包括小生产者的财产。前面提到，私有资本在价值量上必须达到历史规定的一定限额，而小生产者主要从事个体经营，基本上不雇佣其他劳动者，拥有的生产资料只够作“小本生意”，达不到资本的最低限额，不能称之为资本。本文也没有使用“民营经济”概念，因为从生产关系性质上看，现实中的“民营经济”绝大部分属于私有资本，有少量属于集体资本，而后者可以归到公有资本。
所以，本文论述的公私资本关系，主要是指公有资本和私有民族资本的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与民族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关系。这是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也是本文论述公私资本区别的原因。
（二）纠正在公私资本关系上的错误认识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与国际经济发生经济交往。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难免对国内经济观念产生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使人们在公私资本认识上产生误区，这对科学规范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有必要以唯物史观的资本观作为指导，予以澄清。主要误区表现在：
1.把公私资本看成具有共性的生产要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称之为生产要素，这是用拜物教的观念把三者抽象成永恒存在的具有自然性质的物质要素，完全抹杀了生产要素总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形式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现实。马克思在批判萨伊时指出：“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5]941把公私资本看成具有共性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抹杀了公私资本各自体现的公私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别，对维护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显然是不利的。
4.把公私资本“共同发展”的“共同”永恒化。《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从我们党现阶段的历史任务服从于这个目标来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表述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共同发展”显然指的是一定阶段之内的含义，而绝不是要让公私资本永久共存，那样理解就等于放弃消灭私有制的伟大战略目标。市场经济不会永恒存在，只从资本流通理解市场经济，等于把市场经济理解为私有制经济；只从商品流通角度理解市场经济，等于否定了社会经济的生产层面，都具有极大的片面性。
六、从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看公私资本矛盾的统一性和对立性
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就要认识各类资本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看清各类资本之间的统一性，才能科学协调它们的关系，调动它们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性；看清他们之间的对立性，才能确定不同性质的资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位置和作用范围，减少可能发生的对抗性冲突。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公私资本矛盾关系的统一性和对立性甚为重要。
（一）公私资本矛盾的统一性
2.现阶段公私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作用仍有统一性。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证明，私有民族资本对中国社会经济依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现阶段完全消灭私有民族资本不利于贯彻我们党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方针，并不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对私改造”消灭了的私有资本，再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否定前面的“对私改造”；这只是意味着“对私改造”作为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实践具有前进的曲折性，要经过否定—适当恢复—再否定，直到完全实现“消灭私有制”的战略目标，这是一个认识深化和实践前进相结合的过程。
当代中国适当恢复和发展私有资本，是由当代中国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形态的“过渡性”特征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2]427-428在具有“过渡性”的历史时期，新旧时代的经济因素往往同时存在，并存在矛盾和斗争关系。实践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虽然称之为“社会主义”，但是还未到达“目标”含义的社会主义时代，即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商品生产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时代，而是处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向“目标”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在这样的过渡性时代，确立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格局，体现了这种“时代”的过渡性。在当代中国，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引导私有民族资本有一定的发展，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其一，可以使中国多层面性的社会生产方式得到充分的利用。尽管现阶段的公有制经济及其公有资本有利于全社会的战略性整体布局、计划使用，有利于投资于先进的现代生产方式，但公有资本总量毕竟有限，难以兼顾尚可利用的发展程度还比较低的机器生产方式，以及仍然有利用价值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私有民族资本则可以填补公有资本顾及不到的这些方面，对社会经济发展起重要的补充作用。
其二，可以利用中国私有民族资本具有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一是私有民族资本有一定的资本积累，促使它们从银行储蓄转化为工商业投资，有利于释放社会生产力。二是民族资产阶级有重视子女教育的经济条件，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在他们及其后代身上往往有较多的中国文化积累和代代相传的经商素质，这是发展工商业的某种智力优势。三是私有民族资本多为家族经营，往往秘传某种特殊工艺、秘制产品、家传秘方，这些“秘”字当头的东西，能满足消费者长期需要，也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四是与小生产经营相比，私有民族资本在经营上同样有“面向市场”“船小好调头”等一定的灵活性，而且还有较大规模、有较高效率。
因此，肯定私有民族资本在当代中国存在的必要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也就是承认公私资本仍然具有统一性和同一性。我国宪法第六条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其实包含了对公私资本统一性的规定。这是增强引导私有民族资本健康发展的认识论前提。
（二）公私资本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对立性
公私资本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统一性，这不能否定公私资本矛盾关系的另一面，即对立性。在中国国情条件下，虽然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这绝不意味着私有资本本身已经改变了固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在改革开放经济政策下新出现的私有资本，仍然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公有资本体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仍然具有对立性。
1.私有资本以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目的，始终包含对雇佣工人的经济剥削和人的压制，阻碍社会生产力最活跃因素即劳动者的全面发展。这是私有资本内部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显然具有对抗性。
2.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但在私有资本中的从业人员很大程度上须服从资本所有者的领导。私有资本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越大，意味着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越被削弱，这也就意味着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越被削弱。
3.从实现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看，私有资本有其历史暂时性。
4.从宏观上看，私有资本与公有资本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时会发生对抗性矛盾。私有资本的过量发展，必然体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社会分工的自发性加强、社会收入两极分化，从而造成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衡（产业结构失衡）乃至发生经济危机。
6.某些私有资本存在向买办资本演变的倾向。在经济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为了取得高额利润，必然向中国投资。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市场、控制中国民族资本，必然要培植在中国的代理人。某些私有资本为了自己的私利，往往丢掉爱国主义和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基本立场，投靠外国金融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蜕变为新的买办资本，这与公有资本的矛盾显然具有对抗性。
七、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
认清公私资本的性质、相互关系和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是为了在实际经济工作中确立科学指导思想，增强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的自觉性。各类资本的健康发展，就是在统一服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大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服务于中国民族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战略，实现各得其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发展。
（一）保证公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主体地位
公有资本体现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所以，公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主体地位的基本含义，就是坚持公有制在全社会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发挥各类资本积极作用的基本前提。只有公有资本占主体，私有民族资本才有可能摆脱国际资本压迫，在一定范围得到发展；外资才能服从国家“合理利用”方针，加入社会再生产的统一规划，在获得合理利润的同时，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有效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
国有资本的基础是国有产业资本。国有产业资本也就是现实经济中国有企业的实收资本。搞好国有企业才能增强国有资本，从而增强国有经济的力量。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时，曾深刻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⑩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要求。但是，现在看来，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对国有资本改头换面地推行“私有化”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在国企体制改革中，推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个人持股，势必会疏离了领导、技术人员与广大工人群众的关系。由于放松党在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国国有企业的优良传统，如大搞增产节约、依靠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协作、推广“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仍然未能健康发展起来。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发挥国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主导作用。例如，通过提高国有资本自身劳动生产率并运用财政、金融手段，综合提高国有资本积累速度，增强国有资本发挥主导作用的实力；从资本一般的货币资本形态、产业资本形态、商品资本形态及其三种循环形式，以及三种循环构成的统一总循环的客观要求，加强对国有总资本的宏观管理，建设与之相应的中央统一管理机构；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过程中，加强对国有产业资本的合理布局，对国防、重要基础设施等战略性产业，坚持发展国有独资企业；加强国有资本对高新技术开发的投入，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组织民族经济大协作，加快攻克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尖端科技产品的难关；将住房、自来水、食盐等直接关系广大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产品生产，转由国有资本独资生产。
（三）治理私有资本无序发展
撇开新产生的买办资本，目前我国私有民族资本和外资总量已经超过所有制结构规定的总量，其中主要是私有资本增长快。
超量发展实际上是无序发展在量上的表现，还有无序发展在质上的表现。一是许多中小私营企业资本周转困难。这与宏观经济结构失衡（而这又是私有制比重过大造成的）有关，也与私企内部经营不善有关。二是有部分资本投靠外国资本。其中有的充当外国金融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形成“资本大鳄”，投机股市、扰乱资本市场，垄断房地产业、某些医药产业等，坑害中国老百姓，这种资本实际上已经转为买办资本，有些已经依法得到有效治理。但是，仍有一些私人资本将民族利益抛之脑后，或明或暗，有投靠外资的倾向。三是在私有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作用下，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防不胜防，对消费者经济利益多有损害。由此看来，从质和量上治理私有资本的无序发展，是促使其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总体来说，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新的要求对私有民族资本进行规范和引导，既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挥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也要控制它们的无序发展，还要坚持改造它们、引导它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宏观经济结构出现失衡的条件下，既然许多私有资本出现了资本周转困难，摆脱困难需要国家财政、国有银行的帮助，而城乡统筹发展和扩大就业都需要发展集体工商业，国有大中型企业则需要发展为自己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那么引导私有资本向城乡工商业集体经济转化，对于振兴公有制经济和解决私有资本运行的困难都是必要的。当然，实行这样的转变，需要对私有资本的人格化或当事人、企业主加强思想政治引导，而大多数私有资本是能够接受这种引导的。
（四）加强对引进外资质量和数量的控制
（五）必须保证国有资本控制国家金融系统
让国有资本控制国家金融系统意味着，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体现“所有者权益”的“自有资金”（或“资本金”），必须全部由国有资本构成。唯有这样，中央银行的经济行为，包括货币发行、经理国库、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货币和货币资本信贷政策，调节整个社会银行体系的货币准备金和处理对外金融关系等职能，才能通过国有资本行使对中央银行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行使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经济职能。同时，中央银行对全社会金融经济的调节要通过各级、各类银行来实施，这样才能形成步调一致的银行管理体系。现在的问题是，在金融体制改革中，产生了一定规模的“民营银行”（即私有资本控制的银行）；原来一些基层国有银行，引入了占比不小的外资金融资本和私有资本，转为有外资、私资参与的股份制银行；在资本市场的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中，也放松了控制，允许外资控股，这就势必影响中央银行对全社会金融系统的统一管理。
总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用国有资本控制国家金融系统，这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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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干强，1946年3月生于湖南长沙。1993年6月在南京师范大学评为经济学教授，曾赴西藏大学援藏教学、赴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高访学者各半年。1999年9月被引进南京财经大学，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导师，获评省二级教授。研究方向为《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60余篇；承担多项国家、省级科研课题。出版《〈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与理论逻辑》《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及其应用》《公有制经济振兴之路》等个人专著。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个人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和集体1～3等奖多项，并获国际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首届（2009年）“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省先进工作者”“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现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等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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