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精神的建立，前提要有高效的立法系统
本文讨论的是中国古代史。现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法治会让所有人受益，有了法律作为依据，人可以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从而理性的抉择。可遗憾的是，中国早在战国就有了“法治”的构想，却没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成功实践，陷入了“人治”的循环。
为何理想美满，而现实骨感？要搞清楚原因，先要理解“法治”。战国法家认为，一个国家运行不能靠道德教化，必须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让人们在“赏罚分明”中规范自己的行为。
（商鞅、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尽管法家长期饱受批判，但仅看这一条思想却完全符合现代国家的治国理念。在中国，法家就是“依法治国”最早的提出者，和现代法治思想也有相似之处。但法治没能成为精神，却堕入了人治，不是“依法治国”的理念不对，而是实现它的方式出了问题。
要落实“法治”，最关键的就是让法律有效执行。如何做到？必须要有愿意服从法律的人和有效执行法律的人。
如何让人服从法律？只靠暴力是行不通的，法律只有满足了多数人的利益诉求时，人们才会自愿地遵守法律，这就叫“良法”。如何执行好法律？就必须有一批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官僚，来对法律进行解释和审判。
而这两种要素的缺失，正是古代“法治”无法施行的原因。搞清楚这个，就理解了中国古代王朝崩溃的逻辑。先说为什么难有“良法”产生：
良法是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法律，这就要求法律必须体现多元利益群体的意志。可自秦汉以来，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法律成为了皇帝一人意志的体现，无法满足和表达多元群体的诉求。
（李世民广开言路、完善《唐律》被后朝袭承，达到了中国古代法典的高峰，却没法再进一步了）
即使是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懂得利民才能利己的好皇帝，也难以制定出“良法”。他有意愿却没有这个能力，用市场经济的原理可以解释：皇帝就像计划经济的中央计划部门，无法掌握分散于市场的全部信息，制定出的法律自然是“低效的”。
那谁能充分掌握信息，制定出“良法”呢？从现代法治建设的经验来看，代议制立法机关和央地分权是最佳选择。让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在议会上“市场竞争”，少数服从多数选出最优方案。而再好的法律不可能适用于任何环境，所以要有地方法补充。
相比古代依皇帝意志制定法律，同期西欧的立法机制要合理的多。中世纪欧洲的法律主要由三种类型构成：君主制定的民法、教会制定的宗教法和来自地方的习惯法，这是一系列制衡所产生的巧合。君主遂无法垄断对法律的制定，反而使法律更加有效。
一个对比案例，是13世纪末的爱德华一世和14世纪初的朱元璋，前者比后者早几十年，算同一时期。朱元璋开国后制定的《大明律》，成为了官员治理国家的行为参考。然而，这部法律在明中期就形同虚设，许多法条根本无法实行。
（朱元璋将刑罚推向了高峰，却也无力治理贪腐）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官员工资，朱元璋规定一个知县的俸禄为45两白银，换算成人民币相当于每个月3000块。而这微薄的工资，还要雇佣师爷和衙役，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造成了“制度性被迫腐败”。
而朱元璋的另一部法典《大诰三编》，又规定贪污超过60两就杀头。在这种脱离实际的法律下，“依法治国”的结果就是杀了十几万官员都治理不了贪腐。而后面的皇帝，更是一届不如一届，自然不用谈什么“良法”了。
被称为英国“查士丁尼”的爱德华一世，在前十八年所制定的一批法律，被认为是英国制定法的起点。这个时期所产生的法律对后世的影响，有太多法学论文可以参考，不做赘述。可同时期朱元璋制定的法律，却很快被子孙抛弃。
（爱德华一世就是《勇敢的心》里的大反派，但历史上却是一位雄主）
爱德华一世立法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他制定法律的方式。中世纪晚期产生了一批“新式君主”，他们加强权力的途径不是无脑杀戮，而是与议会合作。1295年爱德华因对法战争召开议会，成功通过了加税方案，并在各群体代表的支持下得以有效地将法令实施。
1295年议会，被称为英国议会的真正发端。新式君主发现，相比暴力强迫，用商议的方式加税，一旦通过，法律会更容易施行。这引发了西欧其他国家的效仿，塑造了欧洲的立法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影响着世界。
因此，无法被制衡的皇权和皇帝本身的信息局限，造成了古代王朝难以制定和维系一部“良法”，进而产生不了愿意服从法律的多数。诉诸暴力惩戒可以管得了一时，可一旦财政危机无法维系暴力，沸腾的民怨会立刻重新洗牌，然后再进入循环。
讨论完法律的制定，再看法律的执行。对于一国而言，拥有一批专业化的官僚是律法得到有效执行的保障。
欧洲早在中世纪中期，就有了“大学”，来培养官僚和法官。中国虽然有科举和私塾，但是考试方向过于务虚，使科举变成了一种脱离实际的智力测验。而培养出的官僚也可想而知，读了半辈子书，居然判个案都不会，得请师爷代劳。
（世界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距今有900多年的历史）
这种低效的官僚培训系统，为什么会长期存在？还得归咎于立法的不合理，有了前面朱元璋的例子，官员就是想“依法办事”都难。皇帝也深知法律就是个形式，无法强推，于是只能通过模糊的传统道德教育和君主灵光一现的个人政令，来管理一个国家。
科举无法培养出专业化官僚，而皇帝任命的流官制度，又导致了地方根本不可能产生独立立法的可能。糟糕的官吏和不愿配合的百姓，最终使“人治”取代“法治”，连良好的规则都建立不起来，遑论什么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
没有规则的结果就是极易出现权力失控，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然后抓起来大敲一笔才算了事。
“法治”是按规则行事，而“人治”的本质就是利害计算、趋利避害。长此以往，法律成了明面上的摆设，官吏完全按自身利益计算得失行事，“潜规则”成为了真正的规则。等贪官污吏把老百姓欺负的受不了，体系就崩溃。
总结，法治精神的建立，前提要有高效的立法系统，这个系统要能产生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法律。而让法律得以执行，必须有一套专业化官僚和防止权力僭越规则的体系。至于如何制衡权力，那就是另外一个事了，我们以后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