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4、墨子。名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庄子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与老子都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与哲学家，他们两人都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后世尊为“老庄哲学”，在道家学派当中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力。
庄子，名周，字子休，原本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楚庄王的后裔，后来因为战乱纷扰，被迫迁往宋国。作为诸子百家当中，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其代表作品有《逍遥游》、《齐物论》、《人世间》等，都被收录在《庄子》这部著作当中。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作为道家宗师的老子，老子的学说思想被庄子很好的继承并发展了下来。后代的道家学派弟子们，也常常将老子与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相比拟。《道德经》是老子的代表作品，其哲学思想也体现在这部著作当中。
——老子、孔子、和诸子百家
北京市教育局教研部高级教师张桂芳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仁”的学说的内容；孔子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主要贡献。“百家争鸣”的概念；战国时期墨、儒、法家的代表人物及其政治主张；《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
2．引导学生理解并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促进文化的空前繁荣，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许多大思想家及其著作，对后世以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
3．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能力：
引导学生思考“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许多大思想家和百家争鸣？”培养学生用历史的观点、政治与思想文化相互作用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4．要求认知的图画和文字史料：
孔子画像。课本大字中和竖排的孔子论教育的原话。孙武的原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二）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①春秋五霸是指哪些人？请按课本大字的顺序将他们排列出来。
②战国七雄指当时的哪七个诸侯国？请按“东、西、南、北、中”的顺序回答。
③东周分为哪两个时期？分别说出各自的起止年代。
④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特点。
2．导入新课
请同学们回忆一下第7、8、9三课的课题（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经济）。在这三课中，我们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学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同学们已经知道，这500多年是我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形成并逐步确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诸侯争霸，七雄并立，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而贯穿整个时代的是奴隶制度的没落和消亡，各国纷纷“变法”，新兴的地主阶级异军突起，封建经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日趋繁荣。大的社会变革促使那些有识之士去深入思考当时的种种社会问题，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学说和主张。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并且会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当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车轮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滚滚前进的时候，科学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思想、军事、科技、文字各个领域英才辈出，他们中许多人至今还为中国嬴得世界的瞩目与尊敬。下面，让我们的思绪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舞台上，先结识几位著名的思想家和军事家。
3．讲授新课
（板书课题）
同学们可能读过有关老子、孔子的故事吧？“子”在古时在姓氏后边，是作为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你们小学六年级时学过一节关于孔子的历史课，叫做——（《大教育家孔子》）孔子不光是大教育家，还是大思想家。“诸子百家”指的是许多有学问的人提出的学说、主张，“百”在这里不是固定的数，是多的意思。同学们打开课本，先看看第58页上的那个老者，他就是老子。
一、思想家老子与《道德经》（板书）
从画像观察，老子确实很老，背驼顶秃，眉毛都长得很长。不过他不一定姓“老”，史书上对他的记载不详细，大约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又称老聃（d1n），做过周朝的史官，管理王室的藏书。还记载老子晚年看到周朝日渐衰落，就西出函谷关隐居去了。函谷关的守官尹喜对他说：“您要隐去了，请把您的见解学说写下来吧。”于是，就有了《道德经》（又称《老子》）。这是一部富有哲理性的著作，分“道”与“德”上下篇，5000字。流传下来的《道德经》实际上是经过战国时道家学派补充整理而成的。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将《德经》放在《道经》之前，因此又称《道德经》。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老子思想中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对立面，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他还认为对立的双方会互相转化，说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什么意思呢，请看课本的小注。
老子是个学问很渊博的人，推想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不然一个守函谷关的官怎么会知道他呢？相传，在老子做史官的时候，孔子曾亲往求救。课本上的图画《孔子见老子》，就是由这段故事而来的。拄杖的老子大概正在对孔子阐说做人行事的道理吧。这位不辞劳苦拜访名师的孔子，后来果真学有所成，他的学问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都远远超出了老子。
二、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板书）
请同学们先看课本上的孔子画像，注意《老子》与《孔子》两幅画像的区别，从画像上看，孔子好像有向人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又像是在给学生上课。关于孔子，同学们知道些什么？（由学生的回答导入新课）
1．创立儒家学派（板书）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鲁国，幼时家里很穷，但他非常爱读书学习。孔子曾做过管理牛羊和管理仓库的小吏，课本小字写了他是怎样对待工作的，请大家课下去读。孔子30岁左右开始收徒讲学。后来他到了齐国，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未成，又回到鲁国，官至大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行摄相事。后因与鲁国掌政者意见不合，率弟子辞职出走，到诸侯国奔走游说达14年之久，但始终不得志。68岁时，孔子回到故乡鲁国，潜心编订文化典籍，教授弟子。在长期研究学问和参预政治的生涯中，孔子的思想逐渐系统完善，形成学派。在古代，把为贵族人家相礼、作乐的知识分子叫做“儒”，孔子曾做过儒，因而后世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家。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对这个字，孔子有过许多解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爱人”，爱做动词，即爱别人，爱众人。孔子这样提与他的经历有关，课本小字讲了一个故事（请同学读孔子路见妇人哭墓、叹苛政一段）。孔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希望统治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让百姓有安定的生产环境，反对严刑酷法繁役，这在不把奴隶当作人看的奴隶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孔子经常对弟子讲“仁”，有的话传至今日，被赋予新的意义，对我们做人行事仍有警醒作用。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生活得好，也必须使别人生活得好。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将他的言论整理成一部语录体的书，叫作《论语》。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利用和改造，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影响既深且远。
孔子不但有学问，创立了一个学派，而且是一位善于育人的好老师。他虽然没能成为有大作为的政治家，但作为大教育家却成为后世为人师者的楷模。
2．兴办私学，致力教育（板书）
下面，请默读“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这段课文，包括大字、小字、竖排引言，结合小学学过的知识，思考一个问题：“孔子在教育方面有什么建树，哪些值得我们继承？”（教师根据学生回答逐条整理）
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这是很了不起的，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这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个突破。（指导同学看彩图《杏坛》。）
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方法。如“因材施教”、“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编订古代典籍（板书）
为了教学需要，孔子悉心搜集、整理、编订古代文化典籍。相传，《诗经》、《》、都是孔子编订的。他还根据鲁国历史材料编成《春秋》一书。
二、百家争鸣（板书）
战国时期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封建制度刚刚确立，旧的阶级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强国并存、各自为政，新兴的地主阶级对如何治理国家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家从各自阶级立场出发，提出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这些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互相之间展开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最为著名的学派和思想家有墨家的墨子，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和法家的韩非等。
1．墨子与墨家：“非政”、“兼爱”（板书）
墨子出身于劳动者，自称“”，他的思想代表手工业者和小私有者利益。墨子看到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百姓被迫当兵打仗，人民颠沛流离，困苦不堪，因而提出“非攻”、“兼爱”的主张。“非”在这是责怪、反对的意思，就是反对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兼并战争。“兼爱”即互爱互利，有力的要以力助人，有财的要以财助人。墨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了当时人民的愿望，有积极意义，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怎么可能互助互爱呢？因此，这种主张在当时不可能实现。
墨子还主张节俭，和弟子一起过简朴的生活，从图上也可看出，他们不脱离劳动。这与孔子鄙视生产劳动形成鲜明对照。墨子还主张“尚贤”，官吏及至天子都要选拔贤能的人担任。这在那个时代确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民主思想。
2．孟子：“民贵君轻”和“仁政”（板书）
孟子的上述主张虽然是要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但是，起了劝诫统治者不要过分欺压人民的作用，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孟子之后，荀况成为战国时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他与孔孟不同，注意吸收总结各派学说的成就，从中汲取积极因素，形成自己的学说，成为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提出了著名的“制天命而用之”即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在2000多年前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的时代，无疑是大胆而可贵的。他并不是妄言，而是说自然现象有规律可循，人们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天地官（管）而万物役”，荀子的名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
荀子有个学生，叫韩非，不过他没有师承儒学，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家政治学说体系。
3．韩非子和法家（板书）
韩非子生活在战国晚期，出身韩国贵族。看到韩国日渐衰败，他很着急，屡次上书韩王，提出种种使国家富强的方略计策，但未被采纳。韩非主张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制订国家政策。认为国家应实行“法治”，以法令为准绳，不论官吏百姓，人人都当知法守法、受法度制约。韩非还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君主将大权独揽。
韩非口吃，不善言谈而善于写作，他的许多散文都成为传世名篇。为说明抽象的道理，他写了不少著名的寓言故事，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滥竽充数》等，已为后世熟知常用。
韩非的著述有10多万字，后来传到秦国，秦王嬴政看后赞叹不已，说：“我得见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并逼着韩王派韩非入秦。可是韩非来到秦国后，没有受到重用，反而遭到同学李斯及他人的陷害，被迫自杀于狱中。韩非虽死，但他的政治主张却被秦王嬴政采用。
上面，我们介绍了战国“百家”中主要几家的代表人物。同学们已经知道，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初步确立，各国的封建统治者都力求图强革新，以巩固其统治，进而称霸天下。请大家从这个时代特点出发，想想哪家的学说对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最为有用？（引导同学回答问题，并加以归纳）当然是韩非子的学说。一方面他从历史进步的观点出发，赞赏改革，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另方面，他提出的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实行法治的主张，适应强国之君结束分裂割据局面、一统天下的政治需要。正因为如此，嬴政才赞赏并推行了韩非子的政治主张，并由此成就帝王之业。
“百家争鸣”，我们主要介绍了政治学派。春秋战国时，由于大小战争连年不断，许多有志报国的人都研究战争，探讨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因而有所谓“兵家”，有人将他也放在“百家”之列。下面介绍两部著名的兵书。
四、《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板书）
《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是最早的兵书，在世界军事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兵经》，译成英、日、俄、德、法等多国文字出版。这部书是春秋晚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写的，书中叙述的许多战略战术原则一直为历代兵家所遵循。如“我专而敌分”、“以十攻一”、“以众击寡”，讲的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指导同学看课本竖排原文，并作文字解释）讲的是充分了解和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还有，“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等更为我们所熟知。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时，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据说现在连日本的企业家也研究《孙子兵法》，以求在商业竞争中削弱对手，发展自己。
《孙膑兵法》是战国中期孙武后代孙膑所著，就是那位创造著名的“围魏救赵”战法的孙膑。这部兵书继承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有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可惜传诸后世的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
4．巩固小结
这节课，我们认识了春秋战国时期几位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了解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希望同学们能够准确地记住老子、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孙武、孙膑这几位重要人物生活的时代（春秋还是战国），以及他们的主要建树或主张、精辟名言。这些大思想家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关心天下兴亡，对学问孜孜以求，值得我们学习。
5．作业
简述孔子的主要建树。
将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归纳列表。
（三）教学建议及教学设备
中国和西方的法律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因此文化价值取向也是不同的。中国的法律文化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这是“无讼”的价值取向；西方法律文化倾向于追求正义与权利，这是“正义”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中西方法律文化；价值取向；无讼；正义
一、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概述
在法律文化的系统中，价值取向是影响法律工作中的决策判断以及思想行为的指导思想及价值前提。中西方的法律都旨在实现社会的正义与社会秩序的安定。表现在价值取向上，中国的法律是以社会秩序为中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无讼和谐的社会境界；西方的法律更加重视权利的实现，因而法律代表着正义也追求正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反应了它们所代表的法律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发挥的重要意义，是文化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二、中国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无讼
何为“无讼”？“无讼”一词源自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2]，意思是听诉讼审理案子，我也和别人一样，最终的目的就是诉讼不再发生。无讼，就是人们在发生纠纷或者社会发生犯罪时不主张用诉讼、法律来调节矛盾、解决纠纷，法律不被重用或者虽有法律但被搁置不用。无讼演化成为古代法律文化的主导价值取向。对我国古代文化与思想发挥重要作用的诸子百家，也都以无讼为价值导向。他们中间的区别更多的体现在实现无讼的道路上。
三、西方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正义
西方法律的理想是实现正义。正义就是公正、善良、诚信，正义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法，西方发展着的文明史和法律史对正义这样界定。
（一）古希腊的正义观古希腊时期，正义是作为一种作用、原则最先出现的，它注重自然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强调自然和宇宙之间的平衡。1.对正义最先做出思考的是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他讨论了正义的概念，他认为正义是作为一种品行和道德原则存在的，正义被分为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正义就是占据人们心中的欲望、理性等的妥善安置，而对于社会来说，社会正义是生存在社会中的人能够各司其职、平衡发展。2.亚里士多德将正义认同为道德，和道德一样，正义是超越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因而正义的实现是要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进行比较。通俗的说，正义就是做事要公正、守法。亚里士多德认同并发展了柏拉图的正义观，他将正义和法律联系起来，认为正义的实现要靠法律来解决，这是法律存在的意义。3.斯多葛派哲学家们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将“平等”的概念引入正义之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还是基于人类不平等的前提下提出的，斯多葛派则从自然的、平等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认得平等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因而作为人类制定的法律，就不得超越自然本性。
（二）古罗马的正义观古罗马的正义法律观是深受雅典时期法律文化影响的，因而是对雅典时期正义法律观的沿革和发展。古罗马时期，法的目的是实现正义，衡量法律好坏的标准是正义。作为当时非常著名的法学家，西塞罗认为法律存在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是它们之间的界限，法是与自然相适应的，它作为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契约，其本质是理性的，因此代表正义的法律就是普遍的和永恒的。
（三）中世纪的正义观中世纪时期是西方文明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古希腊、罗马形成的民主法治传统似乎在这一阶段停滞不前，但是，此阶段仍然在缓慢的探索西方的自然法传统，这一段为西方古老的自然法的超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中世纪时期的法学家们建立的神学正义观是以上帝和基督教义为核心的。他们将古希腊、罗马时期形成的正义观念同神学思想联系起来，将正义视为上帝的意志和神的理性，这为法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四）16-18世纪西方社会的正义观1.16世纪开始，西方就开始了将自然法与世俗化想结合的发展趋势。当时西方启蒙思想家中第一个系统的将自然法和理性结合起来论述的人是格劳修斯，他不但吸收恶古希腊罗马时期关于自然法的精华，而且摒弃了中世纪时期神学自然法的限制，从而建立了近代的理性自然法。他认为，法是自然同人的理性结合的产物。2.16-18世纪时期，古典自然法思想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因此，自然法就等同于理性与正义。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纷纷把自然法看成是与人性一致的，是人类必须遵同的原则；作为自然法的基本和本质原则，正义是保障人权实现的工具，因此法律就必须以正义为价值导向。如果违背了正义，那就是专制与人权，人民有权这样的制度，废除这样的法律[1]。3.18世纪末期，产生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哲理法学，他们提出“人是目的”的主张，在论述其哲学思想时贯穿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哲学思想，体现了启蒙思想和古典自然法思想的精神。
（五）19世纪西方社会的正义观到了19世纪，功利论成为社会的主导思路。功利论的赞成者将社会公正的衡量标准建立在是否实现了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上，因此一个平等、公正计算社会成员利益、幸福的方式就成为了实现大多数人幸福的前提。满足人类的需要成为政府存在的基础。
四、对中西方法律文化价值取向的评说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形成和演进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深刻的了解与把握中西方法律而文化价值取向生成与发展的轨迹，从而更好的把握法律文化的价值导向趋势、更快的实现法治化进程。
（二）对西方法律文化“正义”价值取向的评说1.正义必须通过法律来实现自己，因而正义使得法律更有活力，引导着法律在开放中发展。2.正义在促进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正义观对整个西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扎根于契约社会的正义观注重契约精神、公正、平等，因而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商品经济的发展。
五、总结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主义法治的转型时期，我们应该深刻的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无讼”价值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是一个个体，具有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是存在于整个世界的大的法治环境之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本文主要研究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无讼”价值取向和西方法律文化“正义”的价值取向，最后，我们认为，应该提出一种融合的机制，来实现这两种价值取向的融合和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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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宫宏祥，郭建兰.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2005.
[关键词]方孝孺；儒家；圣贤使命感；践履者
牟宗三先生言：“每一个伟大的人物几乎都有使命感”，①其中，“圣人的使命感”在于“成德”，圣贤“可以只有使命感而无命运感，因为他的生命全副是德性的，他与神性的本质是不隔的”。②以此阐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追求“仁”“道”为终极目标，致力于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最高评价标准，君主具备内圣外王双重气质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一价值诉求恰与先生所言的“圣人使命感”相契合。虽然自孔孟之后，儒家学派分支林立，与各家之言的兼容幷蓄中，观点各有差异，但其共性却都是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圣贤使命感”为担当，因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这种“圣贤使命感”的最佳代言。明前期的“靖难之役”中，方孝孺的舍身殉难就是这种儒家圣贤使命感的真实演绎。
一、渊源——名儒之家与师从宋濂
除了家庭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笃志好学以外，方孝孺能承继一代儒家圣贤使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拜入元末明初的大儒—宋濂门下。宋濂先后受业于吴莱、柳贯、黄溍诸名儒。⑥他与刘基等人同“征诣金陵”，以“文学受知，恒待左右，备顾问”，更是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⑦朱元璋曾评价他为“身无饰行，宠辱不惊，始终若一，抑可谓贤矣。”⑧方孝孺能有这样的人生导师，其追求圣贤的儒家之路走的更是坚定而坦荡。宋濂对其爱徒的评价更是甚高，“凡理学渊源之流，人文绝续之寄，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之变，无不通晓”。⑨
二、圣贤使命感的表现形式
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在圣贤型使命感中的直接表现就是“尽性”，在方孝孺的政治实践中，这种“尽性”的“圣贤使命感”就落实为积极入仕，倡导以“仁义”为治国核心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君职观”、“诚以格君”，反对严刑酷法等举措，都透露出其寄望于人君成为“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理想。
首先，方孝孺从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提出了他以民本思想为基础的“君职论”。他认为君主的职责其一在养民，其二在教育人民。他从君主起源入手，认为君主的产生是为了避免因纷争所导致的无谓的牺牲和物质损失，因而君主的责任在于采取措施稳定社会秩序，遏制纷争，使天下人有安全、安定的生存环境。⑩对于养民，他提出了两点措施：一是：“主政教，作礼乐，使善恶各得其所”，二是“均平天下”①。
其次，为实现儒家传统的“王道”政治，儒家学者一贯倡导人君能够成为道德与智慧双重并重的“圣贤”之主，方孝孺就是其中不遗余力的推动者之一。为实现人君之职，他提出“格君”之说，“诚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②。而“格君”的基础在“治心”，这里的“治心”就在于对“内圣”的一种德性或道德意识的追求，孝孺秉承的依然是儒家传统的“礼乐仁义”。至于如何做到“格君”，方孝孺认为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外力，即臣子们的帮助、匡正，通过臣子们的进谏来达到。因此，在朱元璋废相之时，方孝孺提出异议，失去了相权的规制，虽然减轻了臣擅的危机，却也堵塞了臣子帮助人君匡正错误的直接途径。“格君”的另一渠道就是人君通过自身加强修养，也就是人君的积极配合，即君主必须有虚心纳谏，礼贤下士的雅量。方孝孺讲“诚以格君”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阐释“君职”，在于“养民、利民”，以达到儒家仁、义、礼、乐治国，以民为本的政治主旨。
最后，方孝孺在《治要》中说：“无法不足以治天下”，但“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因为“法之为用，浅陋而易知，民之为情，深诡而难测。以难测之情，视易知之法，法已穷而其变未已，未有不为窃笑而阴诽者也。”③所以孝孺是主张依法治国，但并不是以暴制暴，以严刑峻法为惩治措施，而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德主刑辅，以“圣人之道”为运行机制的理想政体，其核心依旧是儒家治国精髓“仁政”。
论文摘要:荀子的正名理论以名为核心，主要考察了3个基本问题:名的作用，名同异的原因，制名的原则。荀子又以此为标准，将当时的诸子学说归为“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以名以乱实”3种谬误，并对之进行了严厉批判。荀子的正名思想里面所包含的狭隘的功用主义和专制主义倾向被后来统治者所利用，加速了诸子学说的衰落。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他是我国先秦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郭沫若语)。荀子的正名思想是对孔子正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批判地吸收前人特别是墨家的逻辑思想的基础上，用儒家的立场对先秦的逻辑思想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正名理论，从而在中国逻辑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荀子的正名理论也包含了一定的消极因素，这为其学生韩非、李斯创立法制思想，限制和迫害其他学派埋下了伏笔。
1荀子正名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经提出过一个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轴心国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数世纪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在巴勒斯坦、伊利亚等先知纷纷涌现，希腊更是贤哲如云，如荷马、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等等。这一时期古代文明彻底衰微在文明的废墟上，“人类全部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里感受绝对。”[1]8
其中，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当时道德的沦丧委诸于思想方面中央权威的丧失。“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三)于是，孔子便从“正名”的方法出发，论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规范。“正名的最后宗旨是要在天下重建理想的社会关系，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44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最初主张“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最后却反叛儒教，主张“兼爱”、“非攻”、“贵俭”、“天志”和“明鬼”，代表了小生产者面向实际、讲求实际功用的主张。道家由反叛传统文化走上了纯粹的自然主义道路，老子把文化看作人与自然的壁垒，从而主张无为而治、消灭文化，使人类返璞归真，回到自然的怀抱。名家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他们不拘于旧的传统，勇于向时代挑战，善于辩驳，他们所提出的“两可之说”、“山与泽平”、“白马非马”等命题为世人所瞩目。如此等等，诸子学说纷呈。
2荀子正名理论的提出
首先提出“正名”主张的是孔子。儒家学派是一个入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派，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认为当时政治的混乱和礼乐的崩溃都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关。于是孔子要求正名，即审慎地使用书面的言辞以寄寓伦理上的判断，就像一个国家的法规一样予以褒贬。孔子生活的年代，正是奴隶制度全面崩溃的时候。孔子试图在正名中整顿思想、回复礼乐，以维护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但是他的努力，却不能阻止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古代中国诸子百家学说的蓬勃发展，并因之而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
战国末年，封建制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逐步开始确立，百家异说，各执一词，相互是非，不仅使儒家学派的学说受到威胁，并且客观上也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词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矣。”(《荀子·正名》)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儒家学派的继承者荀子又一次感到了正名的需要。
荀子的正名学说是为“正政”服务的，因此荀子特别强调正名的政治作用。“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实者，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荀子·正名》)荀子认为统治者的“制名”可以使名实相符，从而使人分辨实际，思想统一。而“析辞擅作名”，会造成人们疑虑丛生，迷惑不解，辩讼不止，是为“大奸”，显然荀子是把正名视为封建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手段。荀子的正名思想是以名为核心，主要考察了名的3个基本问题。他说:“然其所为有名，与有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
即这3个基本的问题是:1)为什么需要名;2)名为什么有异同;3)什么是制名的基本原则。
首先，关于为什么需要名，即名的作用，荀子有明确的表达:“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分，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以为有名也。”(《荀子·正名》)儒家从孔子开始，便认为名的使用应当包括道德上的评判作用。这个观点，被荀子保留在自己的理论中，即名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判断贵贱。名的另一个用处是区别同异，墨家和名家是非常强调这种用处的，而在荀子看来，则是次要的、从属的。
其次，为什么名会有同异呢荀子从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阐述了“制名”的认识论基础。荀子说:“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凡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钅发、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知此缘而以同异也。”(《荀子·正名》)人接触到客观事物，就能凭借感官(缘天官)掌握千差万别的事物属性，并把性质相同的东西归为一类，用一个名称来指称它。事物千差万别，所属的种类亦很多，这就是名之所以有同异的原因。这里，荀子强调指出，客观事物属性的同异，是其名称同异的基础和根据，这也为他批驳其他各家学说，将他们斥之为“诱其名，眩其辞”作了理论的准备。
最后，制名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有二。第一个自然是相同的原则，“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第二个是约定俗成原则，即:“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命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荀子·正名》)这里，荀子认为，名的合适与否，决定于是否约定俗成。需要指出的是，荀子正名理论的实施者是“圣王”，“约之以命”也就是每个约定的名必须得经过统治者的批准。那些企图擅自制造新名的行为，就像私造官印、官称和官尺一样是犯罪的行为。
3荀子对诸子学说的批判
荀子以自己的正名理论即名的用处、名异同的起因和制名的原则为标准，来检验当时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各种学说，认为这些学说混淆了名实关系，荀子将其斥之为“三惑”，并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3.1“用名以乱名”的谬论。荀子所举的例子是:“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见侮不辱”是宋尹学派代表人物宋子的观点，他认为受到侮辱并不就是一种耻辱，如此则人们就不会频繁争斗，他是号召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者;“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是墨家学派的主张。荀子认为这些观点违背了常识，是用两个名称表面的相异，来抹煞它们本质上的相同，是用名来乱名，使人使用概念时混乱无章，从而不能达到明贵贱、别同异的目的。
3.3“以名以乱实”的谬论。荀子所举的例子是:“牛马非马”，这个命题类似于后期墨家的命题。《墨子·经下》篇中“牛马非牛”与“牛马非马”类似，意思是“牛马”这个概念和“牛”、“马”这些概念的内涵是有区别的。荀子认为对事物的称谓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结果，在实际生活中，牛马群就包括有牛有马，而“牛马非马”之说违反了社会所认可的观念，是用“牛马”和“马”这两个名的不同来混淆实际事物中牛马群和马的关系，其结果是会造成人们认识的混乱，这是应该加以禁止的。
最后，荀子总结道:“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辩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辩势恶用矣哉!”(《荀子·正名》)
4荀子正名理论中的狭隘功用主义思想
在孔子的正名理论中，“名”被看做是起源于先验的“象”，并且名里面寓意着伦理的褒贬。孔子“正名”的方法是重建名的原始的和理想的意义，以改正现在已陈旧和退化的名的意义。“任何一个现代语言学家都能容易地看到这个企图是无效的。因为非常明显，即便不考虑这样一个无穷倒退的困难，这些名词在最后被发现时的原始意义不过是比词源学意义略胜一筹。当我们终于追溯到‘象’这个词作为一只‘象’的原始意义时，会获得什么样的逻辑的和道德的好处呢如果我们抛弃了这种严格的词源学探讨，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任意专断的意义，求助于哲学家们自己认为理想的意义。”[2]64
荀子否认名的神秘起源，代之以感觉经验和理智活动，认为凡经过社会约定或者政府批准而变成通用的名就是正确的，这体现了荀子的唯物主义立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荀子认为“正名”的意义不过是维护统治者已经规定的用法，防止因时久而讹用，防止狡猾的辩者的捏造。荀子对正名的意义做了过于狭隘的功用主义的解释，这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国最灿烂时代衰落的征兆。
国难兴邦，殷忧启圣。中国诸子学说的兴起乃是思想解放、自由争论、激烈批评、大胆假设时代的产物，荀子的正名思想，主张统治者对诸子的言论用权势加以控制，用正道加以引导，用命令加以告诫，用言论加以开导，用刑法加以禁止，“这实际上已经发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声”[3]233，这对其学生李斯倡导“焚书坑儒”不会没有影响。
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也叹道:“其实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指荀子、韩非子的学说——引者注)，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4]269荀子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郭沫若语)，集百家之长，融合百家之学，但他用其狭隘的功用主义思想来限制百家争鸣，他的正名主义“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4]302。
诸子学说的衰落固然有其自身很多的原因，如庄子的“不谴是非”的怀疑主义精神泛滥;惠施、公孙龙等人的奇谈怪论使名学与“不可理解”同日而语;方士派迷信的盛行使人们的兴趣转向宗教;等等。而荀子的正名主义理论所包含的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主义思想，一方面在诸子百家内部进行批驳非难，另一方面又借助国家的权势从外部进行钳制和瓦解，最终使诸子百家学说的衰落成为时代之必然。
参考文献:
[1]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先秦名学史[M]//《先秦名学史》翻译组，译.李匡武，校.北京:学林出版社，1983.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美学思想的源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礼乐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并以此实践着自己克己复礼的追求，成为影响整个中国文化和审美意识的重要部分。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在诸多的希腊神话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些神话的主题，最能集中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和谐”的观念上，中西方音乐美学观念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虽然都还没有完全成熟，但这一观念却决定了中西方音乐美学的基础。但是中西方音乐美学毕竟存在差异，以春秋战国的音乐美学思想为基础的中国音乐追求的是对立而不冲突。
一、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古希腊时期西方音乐美学思想
1.1、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空前活跃，学术极其繁荣，不同学派围绕音乐与政治和审美观点等方面展开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音乐思想的主要代表学派，有儒家、墨家和道家，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正春秋战国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诸子百家竞相展开争鸣，音乐美学思想亦获得丰富的发展，从其在古代音乐思想史的地位和影响看，它奠定了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音乐文化心理的基础。”[1]
主要代表人物与观点：
(1)儒家——“倡乐”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肯定音乐的政治作用，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其音乐思想建立在“仁”的基础上，提倡“礼治”，在强调“乐”的政治作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乐德和乐舞，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认为音乐能从道德上感化人心。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的音乐观继承孔子的音乐思想，以“仁”、“义”为中心，主张乐要体现“仁声”，强调统治者与民同乐，才可以王天下。
(2)道家——“大音希声”
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在音乐思想上，老子主张“无为”和道法自然，其“大音希声”这种观点的提出，不利于音乐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但在有声和无声的辩证关系上具有积极意义。庄子崇尚自然，为声音有三种“天籁”、“地籁”、“人籁”，其中只有“天籁”才是完全自然、自发的。
(3)墨家——“非乐”
墨子对音乐持否定态度，即“非乐”，与儒家的音乐思想相对立，主张“圣王不为乐”，这种非乐思想，不是否定乐的本体，而是否定人对乐的享用，这种观点包含着对统治者的批判和对老百姓的关怀，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将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完全否定了音乐的社会功能，这种思想有失偏颇。
1.2、古希腊时期西方音乐美学思想
背景：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音乐、建筑、雕刻、绘画等艺术的发展都很繁荣，对美的追求和创造促使了古希腊的哲学家开始思考有关美的问题，促使了美学思想的萌芽。
(1)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公元前500年)西方最早的音乐美学家，他认为数就是智慧，和谐就是美。但他把美的本体存在归结为数量关系，不但失之于形式主义，而且离开了美的社会性，这使他的美学走向违反事实、违反科学的道路。
(2)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古希腊哲学思想家、美学家。将美与善相提并论，认为美的就是善的，其理论研究虽然在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这种论述显然是错误的。苏格拉底美与善统一的观点，标志着早期希腊美学向后期的转进和深化。
(3)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在音乐美学领域，一方面保留了在毕达哥拉斯基础上建立的“和谐说”偏重没的感性或物质性的特点，另一面又突出了美的理性的和精神的一面。
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古希腊时期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异同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美学思想，以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在音乐上表达的是以旷达悠深见长，突出“情”与“景”的交融，主客统一，体现出的是一种“和合”的精神;西方则注重美学和功能性，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形式，体现在音乐上就是以深刻严肃见长，突出主客对立，体现出一种艺术精神的壮美。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美学在审美上追求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在认知上较为理性，在审美上追求主客二分。
三、结语
在探求中西方音乐美学的异同上，还有诸如“审美方式”、“审美过程”、“审美追求”等方面展开研究，但做这些研究不是为了说明哪国音乐文化更具价值，而是为了实现艺术无国界的欣赏。因中西方音乐美学的差异受历史文化以及审美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各自发展的同时一定会存在许多异同点，中国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开始发展至今，对中国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西方的美学作为世界文化组成的一部分，也对现今社会的音乐美学具有深刻意义，中西审美文化相融合，以传统的、民族的音乐作审美为根基，运用中西优秀的音乐审美方法，建立及、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美学思想，从而丰富世界文化艺术。
儒家思想传统音乐影响
一、儒家思想打开了我国传统音乐发展之门
春秋战国墨家学派的墨翟（约前480—前420），提出了“非乐”的主张。认为音乐能引起人的美感，使人快乐。但它的存在，上有害于国家的治理，下不中万民之利。因此，他主张“圣王不为乐”（《墨子·三辩》），圣明的君主是不要音乐的。在墨翟看来，音乐愈进步、愈发展，国家的治理就愈难，“乐逾繁者，其治逾寡”。他认为，音乐对治国平天下毫无用处。墨翟的见解，从其同情下层民众、反对“王公大人”过分的音乐享受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墨家学派相对立有儒家孔丘、荀卿、公孙尼等人。
儒家音乐思想以公孙尼子的《乐记》为代表。他继承、发展了儒家音乐理论，使之适应新兴的封建社会制度的需要，并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他的见解被保存在经过汉代学者整理的音乐论著《乐记》里。《乐记》首先谈到音乐与现实的关系，对它做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音乐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就是说，“乐”是人的心受了外界事物的影响，激动起来，便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用按一定规律组织成的声音和舞蹈动作去把它形象地再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作者进一步论证了音乐的内容只要有真实根据，便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通过对《大武》的分析，说明“乐者，象成者也”（音乐，是反映已经完成的事物的）。音乐是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它要反映真实的思想感情，即“唯乐不可以为伪。”充分肯定了音乐对现实的反映。
儒家音乐进一步明确论述了音乐和生活、政治的关系，认为音乐必然表现社会的政治，为政治服务。《乐记》提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就是说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所以，太平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安乐，政治也修明、和美；祸乱频仍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怨恨，政治也倒行逆施；国家将亡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悲哀，民生也困苦不堪。《乐记》认为，音乐作为人们思想感情的语言，它会与欣赏者内心的感情发生共鸣，所以有什么样的音乐，人们听了就有什么样的感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从而对现实政治也会产生批判或赞助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乐记》发挥了孔丘重视音乐社会教育作用的观点，强调音乐对人们心灵的巨大感染力量。
儒家音乐认为，音乐要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必须强调其政治、道德的标准，所谓“德成而上”，就是说有了合乎“礼”（封建的统治秩序与道德规范）的思想感情——“德”，才是上等作品。艺术标准在这种意义下是次要的，所谓“艺成而下”。但是，作者并不认为“艺”是无关紧要的，它指出音乐是“德”开出来的花朵，它要引人喜爱，总不能没有艳容与芬芳。所以音乐必须要有艺术性；必须“治其饰”，就是说要用美的形式表现出来。要使曲调（“声”）、歌词（“文”）及各种美的形式和表现手法（“曲直、繁瘠、廉肉、节奏”）都符合内容的要求，能感动人们的向“善”之心。在《乐记》看来，凡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作品，才是应该提倡的“德音”“和乐”，否则，就是应该反对的“溺音”“乐”。由此可见，儒家强调的正是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是情与理的统一，是音乐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而这一点也是其他学派所没有论及的。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古典音乐进程的影响
古典音乐是封建社会中后期培育起来的综合性艺术样式，儒家思想对音乐的浸染也是不可避免的。古典音乐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儒家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虽然不能涵盖传统文化之全部，但毋庸置疑，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导成分，是核心内容。它否定了商周以来把音乐从属于“神”的传统观念和种种否定音乐存在的见解，肯定了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奠定了我国音乐的现实主义传统。但过分强调音乐的实用功利，往往会束缚艺术和审美的发展，使音乐失去美感和动人心魄的力量。这方面，道家“有无相生”的思想则成为它的对立和补充。它以超脱一切的力量（想象、情感、美，还有较晚出现的传神、意境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延伸与发展），给中国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儒家的“道统”长期获得官方的支持。宋元以降，张扬“道统”的理学成为“显学”，凡是与“道统”不合的学派，一律受到排斥。儒家的礼义之学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三纲五常是君临天下的伦理规范，封建统治阶级以“孝”治天下，我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称，儒家思想的核心——伦理道德是封建社会塑造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主要的精神力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学派的礼教文化，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社会影响的广泛性、持久性和深刻性，是其它任何一个思想流派都无法比拟的。
儒家重实际而黜玄想，重视历史经验。被历代王朝所尊崇的“史官文化”蕴涵相当丰富，这一文化成果及其所蕴涵的文化精神给古典音乐以深刻影响，导致音乐与历史的紧紧“缠绕”。
三、中国古典音乐的表现形式
儒家思想是入世思想，注重人生种种现实的问题，尤其在处理人的关系，所以看待艺术也从其助教化的积极作用着眼，于是就有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乐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的观点。儒家希望利用音乐来成就道德人格并强调音乐必须表现道德和至善境界的风格。因此，在它影响下，有一类琴曲的内容都与“德”“仁”等有关。
徐青山的《溪山琴况》，虽然是琴学专著，但他总结的二十四况，却可以视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全部审美要求。这二十四况是：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这二十四个字，除去几个古琴的技法而外，几乎适用于中国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中的绝大部分及民间音乐中的一部分。这种美学观的确立，是儒家思想要求的结果。儒家音乐美学把“中正”“平和”“淡雅”“肃庄”作为基本原则。儒家的“乐”要为“礼”服务，音乐要服从政治。
古典音乐主要融儒道二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从道德而主张乐而不、言之有物，道家从体道而主张无为、逍遥，因后者以逍遥的眼光观宇宙；以超然的姿态看人生，因而在艺术的实践上其影响尤深。但都巧妙地殊途同归，确立了琴曲清和淡雅、优雅恬静的风格。“和雅”和“清淡”，可说是古琴音乐一直以来所推崇的审美情趣和理想风格。由此可见儒道思想在古典音乐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古琴音乐最擅长用“虚”“远”来制造出一种空灵的美感。其常用的虚音，是在左手实按之后移动手指所发出的延长变化音，这种滑行几个音位的长滑音则往往造成琴乐若断若继、若有若无的音乐效果。另外，震音、吟、揉的运用若超过三至四次以上，其余音便会转弱或消失，只余手指在琴面上转动，这“无声之乐”便形成了音乐进行中的空间感，和那种飘逸、秀丽、禅境式的空灵。从虚、清、远的气韵直至“平淡天真”是一种“化境”，平淡到极处，才有宇宙万象的涌动；天真显露，才有活泼生机往来的空灵和变化。心中廓然无一物，真实的生命直与宇宙自然真纯的元气淋漓混融，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是成熟的琴师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彻悟者共有的精神上的完全解脱。
古代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音乐是非独立的审美艺术（独立的审美艺术，与非独立的审美艺术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否从属于实用功能。非独立艺术，一般都从属于社会生活的实用需要）。他们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始终是“移风易俗”“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等政治教化作用的工具。“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和伦理价值，音乐应在道德上感化人，表现善与美，要合乎道德和平、中庸的原则。这些观点和言论成为中国音乐理论的主流，长期桎梏了中国音乐创作的主体精神。中国传统音乐博大精深，又有众多形式、流派、风格。中国传统音乐美学，除去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外，它的纯审美的要求，却是有着相当稳固的一贯性的。
音乐家在创作过程中，或者把自己幻想成作品中的事物，或者酒酣操琴，任乐思奔涌，目的都是为把主观思想感情移入客体，使主客体双向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音乐家常常物我不分，或物我两忘。创作中的这种心理能力，既不属于逻辑思维，也不属于形象思维，它来自心灵深处。在人的整个心灵与自然交合的直觉体验中，悟本穷源，得到终极真理。
[1]陈迎辉.儒道两家思想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影响.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2]安吉乡.从儒、道、佛的视角论中国绘画艺术.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一、思想史理论研究方法的反思
张岂之教授提出，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都要坚持三个原则：“兼和”、“守正”、“日新”。兼和原则，“兼”指兼容并包，“和”指和谐统一。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主要表现为对“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的把握，即要求在对众多思想家、学术思潮和流派、典籍等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提炼融合，形成具有一定体系性的研究心得。守正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在学术研究中坚守正道，体现为实事求是，坚守学术岗位，维护学术尊严；它也是古代儒家做人的基本原则。日新原则，即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原则。
二、加强思想史学科建设
首先，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范式问题。与会学者认为，作为研究中华民族理论形态的思想观念的演变历程和发展规律的中国思想史学科，真正形成成熟的学术范式的是侯外庐先生及其学派。标志是形成代代相传的学术共同体、明确的学术信念、自觉的学术方法、独特的学术理论。新时期，张岂之先生及其领导的学术群体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强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融通，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结合，思想史向多学科的延伸，思想史中人文精神的弘扬，对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进行了弘扬和超越，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其次，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学派建设问题。与会学者认为，学派规范的建立、学派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对加强思想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特定的条件、突出的特色、独特的学术带头人和持续的学术梯队是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几个最重要和最必要的条件，而侯外庐先生开创的中国思想史学派具备了这些条件。坚持思想史研究不能脱离历史的环境土壤，在保持自身个性的基础上实现与相近学科的融合，并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研讨会认为，张岂之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研究、发展侯外庐学派、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及普及、中国思想史研究攻关项目的主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其次，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内在结构问题。有学者从系统论角度分析了思想史学科的内容构成，认为在历史的动态中形成道统，具体落实为政统、学统、教统。政统，在儒家集中体现现为德政合一，君相师儒，以道衡政，以德抗政等：学统，在儒家学术方面集中体现为经学传统；教统，主要指教化、教育、宗教的传统。
最后，关于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人才的培养问题。思想史人才培养的最高目的是使学生具备严格规范的系统学习和基本的科学研究能力。有学者结合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出探索自主发展模式和道路，不断创新，重视史料学训练、哲学和科学精神陶冶，结合经典案例加强方法论学习和研究，并帮助学生不断开阔学术视野，培养他们对待学术问题的严肃态度和敏感性。有学者主张建立体系化的知识系统，加强学利，的理论建设，重视学术积累，加人对具有创新潜力的研究生的培养力度，为学科发展积蓄后备力量。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展望
深化和开拓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学科意识角度出发，学者们分析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点，指出：
第一，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开放性和综合性，要不断加强分析思想史、比较思想史、观念社会学研究以及中国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同时运用中国思想智慧尝试应对当代问题，提出具有时代性、深刻性和创新性的时代课题，拓宽研究范围。
第二，思想史研究者应对现代学术研究范式转型持开放的态度，如现代感、知识结构、专业层次和科学精神等，避免把中国思想史仅仅作为专业分工的研究对象，努力把专业化研究和综合性研究结合起来。
第三，开放的思想史研究态度离不开超越的文化观。许多哲学和思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之间的共存、交叉、渗透和重叠不可避免，参考多种样式的文化成果，做到了解世界，了解西方，既要中西兼通，又能超越中西古今，提高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科学性。
第四，要以开放和超越的态度进行中国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学派。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是多元的、多层次的，研究者应具有共同的、不断加深的批判精神。中国古代述而不作的传统具有文献学的意义，但是不能泛化，鼓励研究者进行实质性的、个性化的、专深的、批判式的研究。
关键词：儒家音乐嵇康音乐美学思想比较
儒家音乐思想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它直接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它由孔子奠基，经孟子、荀子发展，集大成于《乐记》，其核心为礼乐思想。嵇康，字叔夜，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书画家、音乐家。嵇康在思想上受老庄影响较大，崇尚天道自然无为。其著作《声无哀乐论》集中体现了嵇康音乐思想。这是中国音乐史上“自律论”美学最早的典型表达。儒家音乐思想和嵇康音乐思想是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两大潮流的源头。
一、产生背景
西周以来执行了严格的礼乐制度，以礼为核心，即所谓“君子无物而不在礼”。乐是为礼服务的工具。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西周的衰落期间东迁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周天子逐渐失去共主的地位。与周政权共生的礼乐制也逐渐分解，乐也从礼的束缚中得到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它的变化过程经历整个春秋时代近三百年。儒家音乐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基本继承了西周的礼乐思想，又把礼与乐不同的作用区分开来。嵇康音乐思想产生于魏晋时期。魏晋是我国历史上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时代。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士人们思想信仰发生了动摇，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怀疑，思想的多元化出现了。根源于道家思想的魏晋“玄学”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同时它也提供了逃避现实的一种思想体系。
二、两家的音乐思想
（一）、儒家音乐思想的《乐记》
《乐记》对于音乐本质的解释，具有相当的深度。它提出“物动心感”的命题。即“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它认为音乐不是外物在人心中的反映，而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感情对外物的一种反应，是本性在音乐中的显露。它区分了声、音、乐三个概念。声是一种生理现象，它构成音和乐的基础。音和乐则虽然也是一种声，但它们又属于一种特殊的声。音是按照一定规律组合起来特殊之声（相应之声、成方之声），它是一种纯粹艺术形式；音作为一种纯粹艺术形式，是受情驱使的。音乐本身并没有什么情感特征，只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嵇康明确否定了乐和感情之间的联系，认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音乐不表现任何感情，它只是音响的自然运动。如果听者有了哀乐之感，那是因为他在欣赏音乐之前内心已先有了哀和乐，并不是音乐使他产生了或哀或乐的感情。
（二）、嵇康与《声无哀乐论》、《琴赋》
《声无哀乐论》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音乐美学论著，作者嵇康是清谈玄学的代表人物，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他的音乐思想则集中体现在他的音乐美学著作《声无哀乐论》中。《声无哀乐论》主要围绕移风易俗，以与秦客论难的方式讨论了音乐的功能问题。秦客倡导孔子的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认为音乐可以移风易俗。在靠什么移风易俗问题上，秦客的观点是“凡百哀乐皆不在声，则移风易俗果以何物？”这是以反问的形式认为音乐是靠它所表现的哀乐之情感化人心、移风易俗，而这种哀乐之情又具体是合乎道德规范的纯正之情，音乐就是靠这种感情中所包含的道德准则改善人心、移风易俗。而嵇康则用论辩的形式，系统地表达了他的音乐美学观念，这可以从他的《琴赋》里找到例证。嵇康强调音乐娱乐人心的作用，即音乐有使人“欢放而欲惬”的作用，只能净除这种种之“欲”，音乐的形式之美才更能体现契合于宇宙的精神。汉以前的儒家教化，以礼乐为其核心，“乐”，被认为是“通伦理者也”。
三、音乐的功能
儒家学派突出强调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提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观点，认为音乐和政治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治就会有什么样的音乐，所以可“审乐以知政”：治世之音安祥而快乐，乱世之音怨恨而愤怒，亡国之音哀愁而悲伤。音乐既然和国家的兴亡有关，就要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要提倡礼乐治国，用礼来区分等级，用乐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的整个社会完全谐和的目的。它认为音乐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手段，利用音乐的美感作用，端正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一致，这就是先王制定音乐的目的。
四、音乐的审美
儒家学派强调“美”其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乐”“善”合一。《礼记乐记》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乐首先能带给人以感官上的。“乐”，这是音乐“美”的基础。孔子对此十分重视、充分肯定，因为这也是孔子把音乐作为教化手段的基础。但是正如《史记？乐书》所说：凡作乐者，所以节（节制）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所谓“和”，实指各种异质的谐和统一，各种对立性质的消解。强调“美”与“善”、“仁”与“乐”的和谐统一，是儒家学派评价音乐的的重要标准。嵇康认为音乐只有形式美，音乐的本体是“和”，这个“和”是大小、单复、善恶（美与不美）、舒急的变化、对比等；并不表现人的思想、道德和哀乐之情，人的感情是出自客观的外物影响。即对欣赏者的作用，仅限于“躁静”、“专散”；即它只能使人感觉兴奋活恬静，精神集中活分散。而嵇康对于音乐美的认识是从音乐本身出发，而不是结合外部因素进行论述的，所以两者对音乐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和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五、结语
总的来说，儒家音乐思想更加注重研究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而嵇康音乐思想则深入音乐的内部，注意研究音乐自身的规律、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美感作用与娱乐作用。以儒家音乐思想所代表的“礼乐刑政”并举的官方音乐思想与嵇康所主张的音乐脱离政治功利的音乐思想成为中国美学思想两大潮流的源头，成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两颗明珠。
[1]刘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