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群众得不到法律帮助，势必有一部分困难群众会对法律运用、理解出现偏差……”这是讲述劳动者与权益保护的“特殊”一课，主讲者湖北省黄石市司法局把课堂开在直播平台上，吸引了众多观众在线观看。司法行政机关用互联网+的方式服务群众，让老百姓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
从让更多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号角吹响，作为事关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民生福祉的司法行政改革扎实推进——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健全人民调解机制，完善法律援助服务等。法律的阳光、法治的温度和司法的表情，正一步步投射进千家万户。
法律顾问进村送法到“田间地头”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而过去由于一些党政部门、企业单位缺乏专职法律顾问或专业的合法性审查，政府依法行政、企业守法经营中的决策科学性不足，在实际工作中留下隐患。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在原有的法律顾问制度上突出普遍性。
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近4年来，在一度作为湖北省信访重灾区的恩施州，群众的上访观念悄然改变，多年的矛盾纠纷得到化解，一些过去带着铺盖来基层党委书记门口准备“打持久战”的“上访户”，如今得到了律师顾问更多的专业指导。曾经上访8年的村民老谭直言：“驻村律师既讲情又讲法，说的都是我能懂的道理，合村民的胃口，服村里的水土。”
“律师进村，解决了法律进村‘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让法治成为村民们的信仰，解决疑难问题依靠法律而不是诉诸上访。”安徽省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孙文杰发现，律师进村普及法律知识，引导村民依法维权，让“法”走出了机关大院，与百姓又近了一步，化解基层矛盾的效果显现。
柔性调解纠纷成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元”
工程建设纠纷、群访群诉纠纷……近几年，民间的法律纠纷不断增多，在诉讼程序之外化解矛盾纠纷，尤其需要借助扎根民间的调解力量予以联动化解，维护好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和公平正义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在解决千头万绪的民间纠纷方式中，形成了一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员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这种调解方式成为城乡居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人民调解员们积极发挥自身便捷、高效等优势，及时、有效、柔性化解纠纷，为群众提供优质、到位的法律公共服务。
2014年11月，两份关乎因讨要薪资而引发群体性矛盾纠纷的材料被送到了贵州省织金县政府。一边是农民工讨薪，一边是建筑公司要求农民工赔偿损失，当事双方各集合几十人在工地上互不相让，矛盾激化一触即发。
纠纷的解决落在文腾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身上，他们迅速介入，厘清纠纷事实及法律关系，分析各方诉求并协助涉事方达成调解，农民工的工资被付清，一桩长达1个多月、交织了合同纠纷与劳务纠纷的群体性事件划上了句号。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人民调解员马善祥，从事调解工作28年，组建了一个专门从事基层调解工作的“老马工作室”，3年多来成功调解信访问题330余件，成功率达96%，“有事找老马”已成为当地街道居民遇到困难时的口头禅。
“人民调解员”以其真诚与“走心”，让这个称呼日益深入人心，更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神经元”。
法律援助拓宽公平正义多了“兜底保障”
在解决基层诉讼纷争的同时，如何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提供更为便捷、周到的法律服务，缩短复杂的诉讼程序与弱势群体之间的距离，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成为弱势群体的“兜底保障”。
5年来，为了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民事、行政法律援助事项范围覆盖面进一步扩充。2016年，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进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准，对农民工、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群体的法律援助服务力度不断增强。
2013年，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因人身损害状告动画片制片方”案——东海石榴乡一名儿童因模仿动画片剧情，导致一对亲兄弟被严重烧伤，弟弟烧伤面积达80%，治疗康复的上百万元费用砸到了务工的父亲和务农的母亲身上。
具有多年基层办案经历的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邓玲珑感慨：“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往往非常弱势，及时的法律援助给他们以希望的支撑，正是弱势群众最大的法律‘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