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仅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
五.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毛泽东
黎阳
2014.12.
一.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根本在于“改变世界”，要害在于“改变世界”
二.“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不同利益需要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特征
三.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人性与兽性
四.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文人“公知”
六.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
七.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
附录二.黎阳：毛泽东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历史性贡献
附录六.黎阳：毛泽东改变了美国
要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毛泽东，就要看：
第一，当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
第二，如果逆来顺受任人摆布，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第三，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什么;
第四，毛泽东对中国的改变有利于谁，不利于谁。
要知道当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就得看当年的典型原始资料，而不能看今日文人“公知”们弄出来的左一个“事实”又一个“真相”。
第一，两幅当年西方国家报刊的漫画和一幅中国的“时局图”——主题：瓜分中国：
第二，秋瑾诗抄——主题：面临瓜分，无可奈何：
——“瓜分惨祸迫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
——“看如此江山，忍归胡虏豆剖瓜分，都为吾故土。”
——“祖国沦亡已若斯，家庭苦恋太情痴。只愁转眼瓜分惨，百首空成花蕊词。”
——“猛回头，祖国鼾眠如故。外侮侵陵，内容腐败，没个英雄作主。天乎太瞽!”
——“世无平权只强权，话到兴亡眦欲裂。”
——“危局如斯百感生，论交抚案泪纵横”、“叹息风云多变幻，存亡家国总关情。”
——“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无限伤心家国恨，长歌慷慨莫徘徊。”
第三，民国时代一首流行歌曲——主题：危亡的民族：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危亡的民族，
他们曾经坚持战斗不懈。
第四，鲁迅的一段语录——主题：弱小民族：
——“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斯大林)
(注：今日文人“公知”如人大张鸣对当年中国局势的描述跟上述那些当年原始资料的描述大不相同——列强良心大大的，并不想欺负中国：“列强一时半会儿，又没有吃下中国自己来管的意思”、“压力仅仅来自西方列强的国内。毕竟，20世纪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人道的思潮今非昔比。列强对落后国家过于放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请自己判断该信谁的。)
当年的中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的命运中国做不了主，一切由列强摆布。列强对中国命运的安排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利益需要。
列强的利益需要是什么确保自己是列强——列强之所以是列强是因为强。要保持住自己列强的地位就不能容忍自己变成“列弱”，就不能容忍其他国家比自己更强，就必须使自己更强，同时使其他强国变弱，严防弱国变强。头号强国必优先打击削弱最能威胁自己老大位置的第二强。当年英国一直坚持“光荣孤立”、“援弱抑强”、“两强标准”，认定谁发展的势头威胁到自己的老大地位就联合别国收拾谁——觉得法国强过头了就联合俄国、奥地利打法国，觉得俄国强过头了就联合法国土耳其打俄国，联合日本对付俄国，觉得德国强过头了就联合法国俄国打德国……“没有不变的敌人，没有不变的朋友，只有不变的利益”。美国同样如此：德国强了就联合苏联打德国，等打垮德国马上又联合德国对苏联发动冷战，等苏联崩溃了又“重返亚洲”、“C型包围圈”……表面上变来变去，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只许自己强大，不许别人超越。这才是现实世界的“普世价值”。
看看上述曾经辉煌的过的世界大国衰落后的命运，就能知道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给历史上长期是世界头号大国的衰败的中国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命运——而且只会更糟。
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有两重性：既蔑视又恐惧——蔑视中国的落后，恐惧中国的潜力：
——“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拿破仑)
——“排华法案”——美国历史上这样的法案只有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这其实说明西方人承认中国人的竞争力太强，自己竞争不过，所以顾不上什么“自由竞争”而直截了当用赤裸裸的法律歧视，为的是把中国人拒之门外。轻蔑的表面底下是内心的恐惧。
——“人口四万万，均系属於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对於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给德皇的报告)
——“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斯大林)(摘自“蒋经国自述：外蒙古到底是怎么独立出去的”)
瓦德西给德皇的报告证明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认识到中国老百姓是潜力无穷的资源：人口众多且凝聚基础强——“人口四万万，均系属於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难以奴化——“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创造力无穷——“无限蓬勃生气”、“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竞争力比西方国家更强——“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一旦拥有伟大领袖，中国将不可遏制——“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则“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斯大林说得更干脆：“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对中国老百姓这样的认识导致了欧美列强对华的几大原则：
第一，绝不能让中国强大统一——中国人太能干，太可怕，一旦强大统一实现现代化自己根本不是竞争对手。能消灭中国、灭绝中华民族最理想。在技术上做不到之前必须使中国分裂落后孱弱。
第二，绝不允许竞争对手独占中国——谁占有了中国老百姓这潜力无穷的资源，谁就能称霸世界。
第三，绝不允许瓜分中国——如果允许瓜分中国，欧美鞭长莫及，俄国和日本必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实际结果等效于“让竞争对手独占中国”。
上述原则导致的英美对华政策：
——消灭中国：“黄祸”论、“物竞天演、优胜劣汰”、消灭“垃圾人口”、确保“优等民族”……百年前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已经设想过用生物战灭绝中国人。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明确提出：世界人口过剩，80%的人口是“垃圾人口”，要设法逐步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之。西方政要一再明确宣布：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西方国家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只要有机会“灭绝中国人”，人家绝不反对。
——“绝不能让中国强大统一”：使中国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内战不休、自我消耗、无从发展。
——“绝不允许竞争对手独占中国”、“绝不允许瓜分中国”：在中国扶植自己的代理、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抗其他列强的影响、尽量在中国周围制造领土领海纠纷，使中国既内战又外患，乱上加乱。
孙权写信告诉曹操：“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大笑曰：“孙仲谋不欺我也。”——大家都直言不讳：两雄不并立。大国之间关系规律何尝不如此不把对方彻底搞垮，自己决难安生。就凭这就可以知道列强决不能允许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存在，非把中国彻底搞垮不可。
如前所述，使中国四分五裂内战内乱不仅是西方列强的利益，也是中国文人“公知”的利益。因此中国文人“公知”心甘情愿全力配合——第一，从来不说天下大乱、国家分裂、军阀混战有多坏，而拼命说这不但不是灾难、没什么可怕，而且很美好：“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人文精神的蓬勃盛世”、“民国范儿”、“活得人模人样的”、“好些好玩的故事”……第二，千方百计让人们相信可以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民主自由”使中国分裂动乱;第三，拼命让老百姓以为分裂战乱没什么了不起，“民主”之后很容易制止。
由此可见，如果中国逆来顺受任人摆布而不去奋斗、不靠主动“改变世界”来改变命运，结果只有一个——民族生存危机。
附录一至附录八论述了毛泽东给中国(以及世界)带来的若干具体的有形的改变。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使中国发生许多似乎无形却意义极其深远的改变：
毛泽东把中国老百姓组织了起来，使中国老百姓有史以来第一次从“一盘散沙”变成了“有组织状态”。
同样是碳原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石墨，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刚石。同样是铁原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顽铁，有组织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属纤维。同样是光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漫射光，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无坚不摧的“高等”激光。同样是个人，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乌合之众一堆肉任人宰割，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钢铁巨人无人敢犯。同样的个体群，优等劣等的区别完全取决于有组织还是无组织。“有组织”就是整体的网络，“无组织”就是零散的个体。个体对抗不了网络，个人对抗不了组织——科索沃战争中，塞尔维亚空军司令亲自驾驶米格29战斗机升空迎战，结果未发现敌机就被击落。他本人是飞行老手，个人技术不可谓不精湛，米格29战斗机的单机性能在当时也不可谓不优秀，但仍然一败涂地。因为这不是古代一对一较量的单打独斗，而是个人对组织、个体作战单元与网络作战系统的对抗，力量对比完全一边倒，单兵作战能力再强也没用。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规律：同样的个体群，处于有组织状态(并入网络之中)就是优等，无组织状态(离散于网络之外)就是劣等。
抗日战争时毛泽东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抗美援朝后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同样是中国人，无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敢于欺负”，有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惹不得”——人的优等劣等完全取决于是否“有组织状态”：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毛泽东使中国人从“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的“状态性劣等”一跃而成有组织的“状态性优等”。
毛泽东从建国起就大抓普及文化——全民扫盲、普及初小、普及高小、普及初中、普及高中……与此相配套，毛泽东实现了汉字简化拼音化，为全民普及文化创造了必要条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识字的“睁眼瞎”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
网友“数学”对汉字简化拼音化的深远意义论述得十分精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简体字的确定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和转折点，也正是因为简体字，导致了汉语更容易被广大人民所掌握，因此国内人民的识字率也是在简体字创造之后急剧上升。”“而在电脑普及之后，汉字的简体字就成为全人类最优秀的文字了，它优于繁体字也优于英语。这也是为什么大陆人更喜欢用手机上网的根本原因。”“中华民族的简体字加拼音输入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这一点和中华民族的崛起很有关系。”(见附录三、附录四)
鲁迅说：“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就有这种锲而不舍的气质，这正是日本人值得羡慕的地方。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东西。不管碰到什么事，都是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只要不改掉，最终都不能使中国出现新面貌。”
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敢于正视并大力纠正文人“公知”造成的这一大民族陋习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名言深入人心：“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对技术精益求精”。于是就有了“大庆精神”的“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有了周恩来对国防科技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有了中国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两弹一星”、“神舟”、“嫦峨”、“蛟龙”、尖端技术、国防工业成果大井喷……
不仅如此，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系列健康正派积极向上的新思想、新作风、新习俗——为人民服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辩证唯物论、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敌狠、对己和、民主集中制、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男女平等、团结绝大多数、孤立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泽东使千百年来文人“公知”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种种陈规陋习被一一破除，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起了极大的变化，焕然一新。
(注：中国历史上一贯男尊女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溺杀女婴、妇女束胸裹小脚、“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殉夫”……妇女在社会中毫无地位——“人生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中国妇女尚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绑在社会最底层。而解放后别的不说，单说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之高就令许多国家的妇女羡慕不已，大赞“啊，中国男人”。但实际真正该赞的是谁造就中国如此深刻广泛彻底的移风易俗的是谁中国妇女对自己地位的巨大变化应该感谢谁是感谢历史上一贯重男轻女的“中国男人”们突然集体“良心发现”，还是感谢毛泽东，感谢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善于化敌为我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一大绝招。
解放战争时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思想教育迅速有效，不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打好了一样立功，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连被俘的日本医生护士都被共产党争取了过来。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国民党的兵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怎么能不快
如此迅速、有效、大规模地化敌为我，世界历史上堪称奇迹。
所有这一切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造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能对内不能对外的窝囊废军队——面对无组织的老百姓凶神恶煞，面对外来侵略毫无战斗力。这样的结果对皇帝来说可以接受——外来侵略只要能花钱摆平就是疥癣之疾，没什么关系;而内部造反才是心腹之患，必须全力以赴。
这样的矛盾结构导致中国历史上的军队总是腐败无能，碰上强敌总是一败涂地，总是不得不靠私人军队打仗(如岳家军、戚家军、湘军、淮军等等);最后又总是靠文人挟制武将褫夺军权，名曰“军队国家化”。而文人“公知”治理下的“军队国家化”的结果必然是军队迅速腐化，一遇强敌一切又再来一遍，如此循环，直至王朝覆灭。
毛泽东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政治工作贯穿一切、“支部建在连上”……军队再也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需要靠权术治军、靠文官制衡武将、靠文武对立平衡权力。这就彻底解决了“唯武则叛，唯文则烂，叛则内战，烂则动乱”的千年死循环——共产党的将领有叛变的，但想学军阀割据、学赵匡胤带兵造反几乎不可能——张国涛叛逃，连警卫员都不跟他走。
毛泽东妙用“两弹一星”调动美苏的战略思维为我所用，使美苏双方各自都得出同样结论：不跟中国闹翻最符合自己的利益。结果：变“美苏两极”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三极政治，实现了扭转中国命运的战略大改变。
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苏联要求美国同意苏联轰炸中国核设施，美国拒绝。苏联未敢动手。
1970年，中国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
这些事实证明中国的“两弹一星”迫使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得不从“三角政治”的三极角度看待中国：苏联怕如果美国乘机联华制苏，自己就要同时面对中国和美国加起来的核力量，所以一定要拉美国下水，拉不到决不敢单独对中国下手，否则早就像出兵捷克一样不打招呼直接干了。美国怕如果苏联战胜中国，自己就要同时面对中国和苏联加起来的核力量，所以尽管五年前还拉苏联一起想轰炸中国核基地，如今却不干了。当中国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美国没多久就派基辛格访华，公开按三角政治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两弹一星”成功之日，就是“中、美、苏三角政治”大三极诞生之时。
这才是毛泽东搞“两弹一星”的战略目标，才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我根本没打算跟美苏任何一家搞军备竞赛，根本没打算跟任何一家直接硬拼核武器。我只搞很有限的一点点，只解决有无问题，只制造出“中国是核国家”这个既成事实。如此一来，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觉得中国的核武器对自己的生存形成了威胁，都下不了全力相拼的决心，却又都不得不考虑两条：第一，如果把中国惹急了倒向对方，那就要面对中国和对方的核武器加起来的力量。第二，如果单独进攻中国，那就要消耗自己核力量，就等于助长了对手的核力量。不管如何算帐总之是得罪中国不合算。毛泽东就这样把“三角政治”变成了中国核力量的“放大器”，实现了“四两拨千斤”，迫使苏联考虑中国问题时脑子里不得不浮现出美国的影子，迫使美国考虑中国问题时脑子里不得不浮现出苏联的影子，这就巧妙地将别人的庞大核力量为我所用，实现了“左右逢源”、“借力打力”，楞是用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平衡住了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使中国安然渡过全面现代化、全面崛起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赢得了最珍贵的和平，不折不扣的“少花钱、多办事”。
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最有切身感受：“两弹一星”一成功，没多久基辛格就来了，接着尼克松也来了。中苏边境立马安静了，U-2飞机再也不来了，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例行巡逻停了，CIA对西藏叛乱分子的援助停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了，中国外交关系来了个大跃进，美国对中国实行了二十多年的全面封锁禁运很快形同虚设，代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现代化工厂大引进：石化厂、武钢一米七大轧机、英国斯贝发动机……中国老百姓一下子就松了口气，安全感大大增加了。如今回顾起来，这都是毛泽东妙用“三角政治”的硕果，是“两弹一星”的硕果——谁说“两弹一星”没有用、是摆设不能吃不能喝，却直接保护着你吃喝的家伙。
“少花钱、多办事”、“四两拨千斤”、把“三角政治”变成中国核力量的“放大器”、迫使苏联考虑中国问题时脑子里不得不浮现出美国的影子，迫使美国考虑中国问题时脑子里不得不浮现出苏联的影子，巧妙地将别人的庞大核力量为我所用、实现“左右逢源”、“借力打力”，楞是用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平衡住了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全面崛起赢得了最珍贵的和平，充分利用这和平时机，争分夺秒抢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如此巧妙的大战略大谋略和大成就，除了毛泽东谁想得到谁做得到
上述种种没有先进的思想根本实现不了——没有先进思想就没有凝聚。没有凝聚就不可能组织人民，就不可能移风易俗，就不可能化敌为我，就不可能建立新型的将帅关系，就不可能实现高人一筹的战略谋略……思想境界不如人，何以服心何以服人谁会理你上述种种其他人也未必都想不到，但除了毛泽东谁也做不到，因为毛泽东思想高人一筹。
毛泽东说：“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更确切地说，“自从中国人有了毛泽东思想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丛林世界，中华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处于优等。要处于优等就必须使中国人民处于自愿的有组织状态。要使中国人民处于自愿的有组织状态就必须有凝聚，要有凝聚就必须有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
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没有文人“公知”反毛气焰的甚嚣尘上，岂会有撒切尔夫人的这番得意洋洋但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条：去掉毛泽东思想，中国人就什么值得一提的思想也没有了。没有自己思想的人必定变成活死人，没有自己思想的民族必定变成亡国奴。
当年，死了两个传教士就让德国有了借口出兵占领中国山东省;一个柳条沟铁路爆炸就让日本有了借口制造9.18占领整个中国东北;一个演习士兵“失踪”就让日本有了借口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如今呢
——1900年八国联军二万人不到两个月就攻下了北京，五十年后，十六国联军几十万人三年之久攻不过三八线。中国与对手的装备差距比五十年前大得多，结果却截然不同。
——“麦克阿瑟有一句话倒让笔者感觉很是受用：‘曾经温尔文雅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变成了极富民族主义且咄咄逼人。’”(双石：《开国第一战》)
有人这样评价斯大林：“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的强国。”
毛泽东呢他接过的是一个危亡的民族，他留下的是世界的一极。
毛泽东对中国的改变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不利于靠中国落后挨打分裂内战而生存获利的人，包括文人“公知”。
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毛泽东时代中国无战乱，无匪患，人口翻番，寿命翻番。
——无战乱，无匪患：1949年之前的中国战乱不断，匪患不断。有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没有断过匪患。而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已60多年无战争，千年匪患一扫而光，以至于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把无兵乱无匪患视为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根本想象不出天下大乱杀人如麻人命危浅朝不保夕是什么滋味，看到中东地区匪盗横行到处绑票觉得象是听故事，根本想象不到1949年之前的中国也是如此，如果中国“为民主而分裂”，自己的命运必将又是如此。
——人口翻番，寿命翻番：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4亿增长到8亿，平均寿命从30多岁提高到70多岁。中国消灭了卖淫、贩毒、贩卖妇女儿童、黑恶势力等丑恶现象和血吸虫、天花、梅毒等严重传染病。
“无战乱，无匪患”意味着无屠戮，“人口翻番，寿命翻番”意味着人口增长寿命延长——这是“有利于民族生存”，还是“不利于民族生存”如此明确的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
不利于靠中国落后挨打分裂内战而生存获利的人，包括文人“公知”。
为什么说不利于文人“公知”
要“改变世界”就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要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就决不能按照“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办，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要“改变世界”挽救中国则更必然得罪文人“公知”，更必须得罪文人“公知”。
当代文人“公知”、“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为此提供了一个精彩绝伦的例证：“曹操杀杨修”。
史书上关于“曹操杀杨修”的记载有多种版本，但其中最著名也最可信的是被《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采用的“鸡肋”版：曹操率几十万大军与蜀军作战，僵持不下两军对峙。杨修见曹操以“鸡肋”为口令，便教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回家，还告诉军中将士说，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以鸡肋为口令证明曹操心里想的是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既然曹操有此想法，必然很快下令退兵，所以要早点准备。让杨修这么一说，曹军将士无不收拾行装准备回家。曹操巡营发现后大怒，以“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罪”杀了杨修。
历代文人“公知”无不用《三国演义》的结论评价“曹操杀杨修”：杨修“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因此曹操怀恨在心，嫉贤妒能，借故杀人：“聪明杨德祖，世代继簪缨。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当代文人“公知”陈有西更把“曹操杀杨修”上纲上线成大是大非：杨修被杀是因为“知识人一生问学，明白事理，能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所以“被权力人忌恨”——也就是说杨修是反抗邪恶的英雄，“曹操杀杨修”是“迫害知识分子罪”。
这是从“解释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文人“公知”的特权角度看问题。但如果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实际情况、客观规律看问题，对“曹操杀杨修”的评价就截然不同。
所有文人“公知”谈“曹操杀杨修”时绝口不提一件事：当时的大形势大背景是“两军对峙、敌前撤退”。
“两军对峙、敌前撤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极其凶险，稍有差池就会全军覆没。为什么
第一，撤退必使进攻方士气暴长，退却方士气暴跌。
“存在决定意识”。军事上进攻、防御、退却这三种不同存在决定了一线士兵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
进攻——你不打我我也打你。由此决定的一线士兵的心理状态：赴死，必死，必须拼命。
防御——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由此决定的一线士兵的心理状态：或生或死，必须拼命。
退却——你打我我也不打你。由此决定的一线士兵的心理状态：生还，必生，不必拼命。
有点常识就知道，当一条恶狗向你张牙舞爪时，最不能做的就是转身跑。你不跑，跟狗大眼瞪小眼对峙，狗不一定敢扑上来。但只要你转身一跑，狗必定毫不犹豫扑上来就追着咬。别说狗，就是一只鹅看见人在自己面前退却逃跑也会立即扑上去追着咬，根本不怕人的形体力量比自己大得多。野兽都有这种常识：退却即无心恋战，无意反击。既然无意反击，那就毫无危险，就是猎物，咬了白咬，不咬白不咬，白咬谁不咬野兽面前逃跑必定刺激野兽兽性疯狂大爆发，攻击性暴增，根本不在乎有形的实力是否相当，只会肆无忌惮扑上去追着咬。
连野兽都有的常识人岂能没有两军对峙时只要发现敌军当真撤退，立即就能明白对方无心恋战，无意反击。既然无意反击，那就毫无危险，就是靶子，打了白打，不打白不打，白打谁不打敌前退却必定刺激敌方战斗意志空前大高涨，攻击性暴增，根本不在乎表面的实力是否相当，只会肆无忌惮扑上去追着打——吃定了敌人顶多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之力，甚至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反正你要打就别想退，要退就别想打。
士气就是战斗力。拿破仑说过，战争中精神和物质是三与一之比。而在曹操那样的冷兵器时代，士气几乎就是全部战斗力——曹刿论战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士气完了，战斗力也就完了。因此敌前退却意味着一方实际战斗力陡然下降，另一方实际战斗力空前高涨，双方实际战斗力的对比急剧变化，轻而易举就能因失衡而彻底崩溃。
第二，撤退必使进攻方实际可用力量暴增，无形盟友暴增;退却方实际可用力量暴减，无形敌人暴增。
进攻方一旦确定对手是真撤退，就不必留有余地，就可以全力以赴，把以前所有为堤防对方假撤退真反击的预备队全部撒出去，把全部家底都撒出去，可实际用于攻击的力量顿时暴增。
这种状况敌方正求之不得，就是没有踩踏混乱也要制造出来，除了自己乘机猛烈攻击外还会运用其他方式让撤退方不战自乱、乱上加乱——如故意在撤退的必经之地尤其是咽喉要道、撤退路线交集点附近人为制造难民、制造灾害，有意识地运用“难民武器”、“灾害武器”等等。在双方实际战斗力的对比已经急剧失衡的情况下，如果任凭敌人肆意进攻、肆意造乱，结果必然是撤退变成溃退甚至崩溃。
由此可见两军对峙、敌前撤退乃兵家大忌，极其凶险，稍有差池就会全军覆没。古今中外充满了两军对峙情况下敌前撤退退砸了，撤退变成溃退、溃退变成崩溃、崩溃导致亡国的先例：
——淝水之战，秦军敌前撤退——本来仅仅是为了让出一片战场的敌前撤退，结果演变成一场军事大崩溃，改写了历史，也顺便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典故。
——1975年春，越南南方阮文绍政权在越南北方军队的进攻面前惊慌失措，下令敌前撤退。结果撤退一下子变成了全面大崩溃，短短一个多月整个越南南方全部丢光。
——1937年11月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企图包抄中国军队。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结果敌前撤退变成了大溃退，许多部队在溃退中建制零落，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原先依托沪宁之间吴福线、澄锡线等预设国防工事进行逐次防御的计划全部落空，直接导致南京失守。而国民党军队南京保卫战的敌前撤退简直是集一切愚蠢之大成，能犯的错误全犯了，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清单添了重重的一笔。
——1812年冬，拿破仑在俄罗斯的严寒面前不得不敌前撤退，结果撤退变成了大崩溃，60万大军只剩下2万人逃回法国，导致拿破仑下台、俄军进入巴黎。
——就在《三国演义》讲述曹操杀杨修的那一回——第七十二回，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个完整的敌前撤退吃败仗的战例：“却说徐晃引军渡汉水，王平苦谏不听，渡过汉水扎营。黄忠、赵云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应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谓云曰：‘今徐晃恃勇而来，且休与敌;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两路击之可也。’云然之，各引一军据住寨栅。徐晃引兵从辰时搦战，直至申时，蜀兵不动。晃尽教弓弩手向前，望蜀营射去。黄忠谓赵云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军必将退也：可乘时击之。’言未已，忽报曹兵后队果然退动。于是蜀营鼓声大震：黄忠领兵左出，赵云领兵右出。两下夹攻，徐晃大败，军士逼入汉水，死者无数。”
要避免敌前撤退变成崩溃，就必须设置掩护部队，用小部队顶住敌人的疯狂进攻(有时还得设置安全保障部队指挥控制难民)，保护大部队得以退却。一支掩护部队不够，得几支部队层层抵抗相互掩护。也就是说，敌前撤退必须交替掩护、节节抗击、逐次后撤。以下摘自双石的《开国第一战》：
——“(1950年)11月3日，沃克下令第八集团军部队全线撤退。‘联合国军’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火支援下交替掩护撤退。”
——“(1951年5月21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发出命令，中朝军队停止进攻，全线交替掩护后撤，转至三八线以北地区休整。”
由此可见，“交替掩护”是敌前撤退的标准做法，不管是中国军队还是外国军队都是如此。
如果军队整体素质不高，不能在处于被动、士气下滑、生死攸关的紧急情况下仍然维持住军纪、确保军令如山、上上下下令行禁止、出现意外时灵活机动当机立断，再好的撤退计划也会变成一纸空文。尤其是掩护部队，说白了就是准备打光的——在攻防双方战斗意志战斗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让小部队来顶大部队全在时都顶不住的敌军进攻，不是明摆着让小部队牺牲吗不是明摆着要“牺牲局部保持全局”吗不是明摆着要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吗如果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肯担这送死的差事如果是私人军队，哪个军阀肯牺牲自己的军队去保护别人的军队即使不得不服从命令，也必定一触即溃，决不死战，从而是掩护任务落空。这一切决定“交替掩护”、“敌前撤退”不是什么军队都干得了的，信仰、素质、军纪、战斗力、牺牲精神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都必然使敌前撤退变成溃退。
进攻和防御考验的往往是一支军队最强的一面，唯独敌前撤退考验的是军队最弱的一面。或者说，进攻和防御考量的是军队最长的那块板，而敌前退却考量的却是军队最短的那块板——敌前撤退时，平时看不到的一切薄弱环节都会暴露无遗，同时也使军队从上到下的整体素质如指挥能力、凝聚力、士气、军纪、忠诚度等等全部得到最严酷的检验。《雪白血红》里说：“没有比败而不乱，更能见出一支军队的素质了。”能敌前撤退而不溃不乱的军队才是全面素质最高最均衡的军队。只会攻击不会撤退，能胜不能败，顺风时百战百胜，败一仗就一垮到底，这样的军队的强大是表面的，靠不住的——战争怎么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呢
正因为“两军对峙、敌前撤退”乃兵家大忌，极其复杂危险，对军队的素质要求极高，因此历史上组织良好能打善战的军队敌前撤退却失败崩溃的例子多得是;十分成功、全师而退而不损失惨重的例子很难得：
——前苏联电视片《莫斯科保卫战》中有个情节：苏联军事委员会成员伏罗西洛夫元帅质问西方面军指挥官、后来的苏联元帅科涅夫上将为什么西方面军主力几十万人在维亚兹马地区被德军围歼。科涅夫回答：“退却您是知道的，是最复杂的战斗形式。它需要较高的战斗素质。战士们没有退却的经验。战前我们没有研究过这一战斗形式。我们准备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为了这一点现在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见前苏联卫国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的一大原因是只会进攻，不会撤退，陷于被动时不会组织交替掩护摆脱被动，结果几十万几十万人地被围歼，一线部队几乎损失殆尽。
——1940年5月德军在阿登地区大突破，包抄了马奇诺防线，英法联军一败涂地，组织不起有效的交叉掩护。若不是希特勒头脑发昏下令部队停止进攻三天，英法联军不可能喘息过来组织起有效掩护防线，不可能在敦刻尔克成功地实现敌前撤退33万部队——全部装备丢光还算“敦刻尔克奇迹”，成功标准如此之宽，可见“两军对峙、敌前撤退”之难举世公认。
——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英军敌前撤退从缅甸撤往印度。英军的撤退很快就变成大溃退：“从缅甸撤回的英军，在那加山脉什么都扔了——战车、大炮、机枪、冲锋枪、手枪、图囊、电台，甚至连被子、蚊帐、衣服、裤子都不要了，只穿件裤衩跑回去。”孙立人指挥的中国新38师能基本全师而退并保住武器，这在英国人眼里就成了奇迹。
——抗美援朝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美军敌前撤退成功靠的一是财大气粗装备好——碍事的装备全毁掉，根本不费那个事往回搬，地面来不及就用飞机炸，这样一来组织后撤省事多了，部队撤起来当然极快;二是志愿军装备低劣，后勤跟不上，追不上美军的机械化。美军承认，如果志愿军的装备哪怕有美军一半好，美军早就被赶下大海了。
——1941年12月苏联军队在莫斯科郊外大反攻，德军支持不住，前线将领要求撤退，被希特勒严令禁止。显然希特勒担心“两军对峙、敌前撤退”会变成全线崩溃——“希特勒坚持要部队稳住阵脚、继续战斗的坚强意志，是他在战争中的最大成就;也许正由于此，部队才没有在冰天雪地中完全土崩瓦解。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对这种见解有过很好的概括：希特勒执意下令部队不论在任何形势下，不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都必须坚守阵地，这无疑是正确的。他本能地意识到，在冰天雪地中作任何撤退，必将使前线在几天之内土崩瓦解，他也意识到，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德国部队一定要遭到拿破仑大军同样的命运。由于冰雪封途，撤退只有通过空旷的田野。这样，用不了几夜，部队就支持不住，他们就会情愿在半道上躺倒等死。而且，后方也没有准备好可供他们撤退到那里的阵地，也没有他们可以守得住的任何防线。一个军长冯.提伯尔斯克希将军同意这种看法。这是希特勒的一个巨大成就。在那个危急的关头，部队都在回想拿破仑撤出莫斯科的故事，终日生活在这个阴影的笼罩之下。如果一经开始退却，就会仓皇四散，溃不成军。”(《第三帝国的兴亡》)
希特勒显然是这么算的帐：没把握成功实现敌前撤退就干脆不退。与其退而全线崩溃丢光，不如不退而拼光，至少能给对方也造成大量损失。这从另一面证明希特勒只会进攻，不会退却，又不肯放权，遇到逆境时就用死守来回避自己不会组织指挥“两军对峙、敌前撤退”的矛盾。莫斯科会战时他靠这着侥幸对付了过去。斯大林格勒会战时他又想靠这着对付，结果输了个一败涂地。而他的这个致命弱点一下子就被万里之外的毛泽东抓住了：“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10.12.)
(注：毛泽东写这些话时，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刚刚开始，结局尚未明朗，但毛泽东就已经看透了希特勒“不会撤退、不敢撤退”的致命伤，一下子就点了出来。不仅如此，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已经从政治上分析出纳粹德国的本性决定它只会进攻、不会防御：“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注意：毛泽东给出这些结论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纳粹德国的军事特征还没暴露。顺便说一句，同是在1936年，毛泽东在7月16日跟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指出中日战争将是持久战：“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此时西安事变尚未发生，7.7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还是十二个月之后的事。由此一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何等的远见卓识，二可以看出文人“公知”所谓“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抄袭蒋百里”之类造谣是何等荒谬卑鄙无耻。)
古今中外无数战例证明两军对峙的条件下敌前撤退等于是刀尖上跳舞，刀缝里求生。但进攻方要追击就必须先确实弄清对方是真撤退而不是圈套，否则就要上大当——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时麦克阿瑟把志愿军的假撤退当成了真撤退，狂妄自大分兵冒进，结果一败涂地。解放战争中“国军”不知多少次的全军覆没都是因为把解放军的假撤退当成了真撤退，孤军冒进被包了饺子。由此可见没确实弄清敌人是真撤退就按“敌前撤退”的情况处理极端危险轻率。而对撤退方来说，让对方因不明虚实而不敢全力以赴追击当然最理想，当然要隐瞒真正意图、封锁真信息、散布假信息、布置疑兵、空城记……千方百计让对方判断失误。但厉害的指挥官往往有办法不为这些假象所迷惑，正确地判断出对方的真正意图。以下是几个著名的例子：
——用谋略战调动敌人：淝水之战晋军利用对方速战速决急于求胜的心理要求对方让出一片战场以便渡水决战。当前秦的苻坚答应这一要求时就已经上当受骗了，已经告诉了对方自己的老底是真的敌前撤退——用谋略调动对方，主动制造出对方的“两军对峙、敌前撤退”。
——靠已知规律加战场经验：《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一开始描述的那个敌前撤退的战例中，黄忠吃准对方天黑必然回营，所以故意按兵不动。一见对方“弓弩手向前，望蜀营射去”，马上明白这是敌前撤退的措施，一看对方后队在动，立刻知道对方是真撤退，遂发动进攻。
——靠综合判断：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中，苏军指挥官朱可夫根据敌人损失、补充能力和己方实力的分析判断出敌人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力量发动进攻，遂下令转入反攻。
——靠数理统计和分析：抗美援朝时美军指挥官李奇微根据已往战斗记录数据分析出志愿军是“礼拜攻势”，七日之后必然是真撤退而不是诱敌，立即采用“磁性战术”转入反攻。
——靠间谍情报：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中，苏军根据王牌间谍左尔格的情报得知日本确定了南进战略而不会攻苏联，立即敌前撤退，把西伯利亚部队主力西调，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前线守住了莫斯科。
这个例子证明一旦得知退却，退却方士兵战斗意愿的陡然下降必会通过各种执行勤务表现出来。如果敌方指挥官经验丰富敏锐警觉，就能立即从这些蛛丝马迹的变化中判断出撤退方的真正意图。由此可见，撤退方的士兵只要知道撤退，就可能不知不觉中无意向敌人通风报信。
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描述辽沈战役中杜聿明是这样组织“国军”从葫芦岛撤退的：
“廖耀湘兵团被歼，沈阳易帜，锦西和葫芦岛的国军成了惊弓之鸟，唯恐共军顷刻间赶来，再把他们席卷一空。有的说应从陆上跑，有的说应从海上走，有的说还是海上走安全，但若船来晚了，掩护部队无法走掉。有的说有重要机器设备，奉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快撤退，有的说有档案文件必须先走。边区司令部门口拥挤著一重又一重人，争吵不休。连侯镜如都急了，催杜聿明当机立断，快些从陆路走。面色黄瘦，一副病容的杜聿明不动声色。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共军搜索攻击’，给後方部队的命令是‘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了葫芦岛码头，才发出上船命令。”“11月8日午夜，最後一支部队54军8师经锦西机场去码头登船时，杜聿明很安闲地站在跑道旁，向8师副师长施有仁招手道：不要慌，沉著点。卫立煌逃跑时，连‘剿总’楼上的国防部战地督察组长都忘了打声招呼。儒将杜聿明，在这里把人心徨徨的10万大军的撤退，组织调理得有条不紊。”(张正隆《雪白血红》第35章：葫芦岛不是“。”)
明明是撤退，前方部队得到的命令却是进攻——“搜索攻击”;后方部队得到的命令却是“向某地转移”，等到“转移”到了地方了，“才发出上船命令”——对“自己人”都瞒到最后一刻。这体现了典型的敌前撤退的基本原则：不能没有掩护部队，撤退的真正意图不但不能让敌人知道，而且不到最后一刻不能让自己的士兵知道——撤退不叫撤退，叫“转移”、叫“转进”，等撤到地方了才告诉你是撤退。换句话说，等你知道是撤退了，已经撤完了。
如果不保密、公开告诉士兵要打道回府呢那等于唯恐自己的兵还惦记打仗，如果碰上劲敌没垮也离垮不远了——1950年麦克阿瑟公开保证“回家过圣诞节”。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一打响，满脑子沉湎于“回家过圣诞节”的美军士兵顿时士气崩溃——“西方报纸称：‘现在前线从战壕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人人皆知圣诞节回家的希望已告破灭，士气较寒暑表的降落还要快。’”李奇微上任后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拼命给麦克阿瑟擦屁股，打掉美军士兵“很快回家”的念头——“通过身体力行的垂范，通过殚精竭虑的筹措，李奇微初步稳定了军心。虽然承认失败迫在眉睫，但一切将从朝鲜全面撤退的谣言已经收敛，军官和士兵们都认识到：没有船来接他们回家，除了在朝鲜呆下去，他们没别的出路。这很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在里面。不向士兵们瞎许回家愿的李奇微说话更负责任。”(摘自双石：《开国第一战》)
说了这么多，无非要说明一条客观规律：“气可鼓不可泄”。只要战争没结束，就绝不能向士兵“瞎许回家愿”，即使占上风时都不行，僵持不下时更不行。两军对峙条件下的敌前撤退极其危险、难度极大、风险极高。没有严密组织、没布置好掩护部队、不能严格保密(包括对自己人严格保密)的敌前撤退必变成大溃退、大崩溃，甚至全军覆没。
根据这条客观规律看“曹操杀杨修”，结论就与文人“公知”的截然相反。
第一，曹操沉吟“鸡肋”，顶多说明他有过撤退的念头，但并没有下决心，更没有下命令。既然没下命令，当然不可能有组织，不可能按敌前撤退的需要部署交替掩护、组织撤退行动。
第二，杨修擅自把自己察言观色的推测当成事实到处宣扬。他的“才子”名声使军中将士信以为真，纷纷收拾行装准备回家。这意味着曹操全军将士的精神状态瞬间就从进攻和防御的“必须拼命”变为撤退的“不必拼命”，战斗意志完全瓦解，实际有效战斗力顿时下降为零。
第三，曹营将士战斗意志的瓦解必定表现为日常勤务作业的懈怠。而对峙的蜀军中的诸葛亮、刘备、黄忠、马超等都是作战经验极丰富的沙场老手，不可能不立即发现并判断出来。一旦蜀军发现曹兵处于只想着回家不想着撕杀的退却状态，必定士气大涨，必定全力进攻。而曹军既无部署又无斗志，等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必定一败涂地甚至全军崩溃。
杨修仅仅凭一张嘴、几句话就把曹操全军几十万人的性命置于死地。他一下子就犯了好几条必死之罪。他被杀完全是罪有应得。
曹操杀杨修不仅因为杨修罪有应得，而且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挽救措施——突然发现自己和全军都被杨修置于全军覆没的边缘，只要稍一拖延敌军马上就能发现自己的困境猛扑过来;立即部署掩护部队断后和安排撤退根本来不及，而且全军斗志已失，就是部署交替掩护也没用了。千钧一发之际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恢复将士的斗志。只有让全军将士立即知道“撤军”是谣言，才能使其精神状态从撤退的“不必拼命”状态恢复到进攻或防御的“必须拼命”状态。要立即破除谣言，就必须立即公开严惩谣言制造者，就必须立即处决杨修。曹操当机立断将杨修斩首并号令辕门，不仅挽救了自己的性命，也挽救了全军几十万人马的性命。
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从客观规律的角度看，杨修的罪过大了——杨修既在军中，岂能不知军法军规如果真有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如当代文人“公知”所说“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那就应该知道“军中无戏言”、“气可鼓而不可泄”;知道“兵不厌诈”;知道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就应该记得不久前徐晃刚刚因敌前撤退不当吃了败仗，就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就应该知道即使真撤也决不能说撤。而杨修为了卖弄自己“有才”到处伸手，单凭揣测就敢擅自编造撤退谣言，显然他根本不把几十万人的性命当回事，根本不把军法军规当回事。随随便便就把全军几十万人性命置于死地还满不在乎——反正自己在重点保护的中枢机关，文官又用不着上阵流血拼命，再死再伤也是别人的事——全军几十万人马的性命是小事，卖弄自己“有才”才是大事。
杨修的“有才”完全是文人“公知”吹出来的——什么“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不过是舞文弄墨夸夸其谈;什么“一人一口酥”、“门内加活意思是阔”，不过是文字游戏察言观色。真有才，为什么只对内不对外为什么只见杨修整天揣摩曹操怎么想，不见他分析判断敌军将领怎么想他出过什么克敌制胜的好主意他有过什么治国安邦的好谋略曹操干坏事时，他出面制止规劝过吗真有才，自己另起炉灶当老板，别给别人打工呀。吃曹操的饭，还要砸曹操的锅，砸锅还不算，还要坑曹操的命，还要坑曹操几十万人马的命，这算什么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内斗之才。自以为才高八斗看不起曹操，整天跟“名士才子”一起挑曹操毛病冷嘲热讽专门捣乱。但真论才华呢曹操留下的千古名句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慨以当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杨修等“名士才子”呢留下了什么堪比曹操名句的千古不朽脍炙人口的杰作有多少人见过又记得
杨修到处卖弄“有才”其实是嫌官小——《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说得明明白白：张松讽刺杨修：“久闻公世代簪缨，何不立于庙堂，辅佐天子，乃区区作相府门下一吏乎”注意杨修的反应：“杨修闻言，满面羞惭，强颜而答曰”……一句“满面羞惭，强颜而答”把杨修的心理暴露得淋漓尽致：不甘当“门下一吏”，而要“立于庙堂，辅佐天子”当大官。难怪他拼命到处“鸭子水面翻跟头——卖弄花花屁股”，拼命跟曹操儿子拉关系，说白了就是到处钻营跑官、要官、闹官，要不到就满腹牢骚冷嘲热讽。曹操是个现实主义者，讲求实效，对治国安邦的真才实学和“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一人一口酥”、“门内加活意思是阔”之类花里胡哨分得很清，杨修再折腾他也不买帐。曹操越不买帐，杨修越急着卖弄才学，急到走火入魔不顾一切，逮着个鸡肋就乱跳，结果送了命。
从文人“公知”的利益角度看，杨修无罪，曹操有罪。但如果找借口制造撤军谣言的不是杨修而是某无名之辈，那算不算“造谣惑众惑乱军心罪”如果不算，那自古以来怎么会有这一条军法如果算，那岂不就是说，同样的“造谣惑众惑乱军心”，别人犯了是犯罪，而杨修因为是才子，所以犯了也不算犯罪换句话说，文人“公知”犯了罪也不能算犯罪
(注：曹操不是律师，在杨修问题上却居然比陈有西这个王牌律师更知法依法——杨修平时的不干正事冷嘲热讽虽然讨厌，但不算违法，因此曹操不高兴也忍了;杨修用“鸡肋”造谣惑乱军心是公然违犯军法，曹操立刻按律处置。这是不是依法办事而陈有西呢如果他不知道杨修用“鸡肋”造谣惑乱军心是公然违法，那就证明他这个律师连什么是违法都不懂;如果他明明知道杨修用“鸡肋”造谣惑乱军心是公然违法，却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硬说这不是违法，甚至反咬一口硬说成“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的正义之举，那就证明他这个律师根本不把法律当回事，纯粹是玩弄法律的法律恶霸、法律奸商、法律流氓。亏他还整天大言不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此文人“公知”!)
由此可见对“曹操杀杨修”的判断定性实际取决于以谁的利益需要为准：是以文人“公知”们“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为准，还是以战争胜负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为准是文人“公知”们一己之私重要，还是战争胜负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重要
如果战争胜负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重要，那就必须按客观规律办，按孙子兵法办——“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退而示之以进，对自己的士兵也必须保密到最后一刻——“兵家之胜，不可先传”(用丘吉尔的话说：“战争中真理是如此宝贵，要用谎言来保卫”)。按照这样的标准，杨修的行为属于为跑官、要官、闹官这一己之私拼命到处卖弄自己“有才”，置全军几十万士兵的性命于死地而不顾，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数罪并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曹操杀杨修一点也没错。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当年曹操要保全自己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就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不得罪文人“公知”，就必然断送自己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
同样的利害关系同样摆在当年的毛泽东面前：要“改变世界”挽救中国，就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不得罪文人“公知”，就别想“改变世界”挽救中国。
“老人都说，战争年代摊上个能打仗的指挥员，那是福气。东南西北，甩开膀子打就是了。打胜仗，少流血，还能学到许多本事，否则，你就跟着窝囊去吧，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更不用说今天跟你谈论这些了。”(张正隆《雪白血红》第20章：金秋之七：“跟他打仗心里有底”)
如果摊上个杨修式的头头呢那只能“跟着窝囊去吧，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而当代文人“公知”连“摊上”这种侥幸都不肯给你——“摊上”意味着可能摊上个好的，也可能摊上个烂的，起码各种机会都有一点，还有机会碰碰运气。文人“公知”要的则是“包办”、“包圆”——陈有西说：“法律人治国。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谦虚”、“在野法曹”、“法院与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身在朝野，心在汉阙”、“心忧天下，心忧政权，开明政权怎么建设我是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思路的”……当代文人“公知”的胃口不是当杨修那样的幕僚，而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全部领导权都要拿走，一点余地都不准留下。
当年毛泽东面对的正是这种选择：是讨好迁就文人“公知”，还是按照“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的选择坚定不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不能迁就文人“公知”，就不能迁就文人“公知”们“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就不能迁就“绝对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要靠自由的舆论来推动制度的建设”、“自由的舆论需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来启蒙”;就不能迁就用“解释世界”逃避艰苦奋斗不劳而获的投机取巧。
国家要生存，就不能容忍任何煽动卖国投降的言论。国难当头，就不能容忍任何煽动瓦解士气涣散人心挑拨离间的言论。大敌当前，就不能容忍任何制造恐慌怀疑妥协投降的言论。战场上你死我活，就不能容忍任何制造惊慌失措退缩逃跑的言论——你死我活之际，任何破坏士气的“言论自由”都决不容忍——邱少云敌前潜伏时能出声吗抗日战争时期有些逃难的中国母亲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硬把要啼哭的婴儿捂死了。此时别说“绝对言论自由”，连婴儿的“啼哭权”都不能允许，这是形势所迫。形势越严峻，对“言论自由”的制约就越多越严厉。毛泽东当年领导的共产党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又穷又土，条件比三国时代的曹操不知差多少倍，能支撑下去而且越战越强全靠一股气。如果任凭杨修式的文人“公知”用“言论自由”肆无忌惮乱泄气，把唯一的这股气也泄没了，那就什么也剩不下，什么也别指望了。
(没有南海礁盘当年的高脚屋，就没有如今的南海人工岛。没有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的“世界第二经济体”。能因为当年高脚屋的艰苦就否定占领南海礁盘立足点吗能因为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就否定毛泽东时代吗)
曹操把自己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看得比杨修一个文人“公知”更重，杀了杨修，虽然保住了自己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却跟文人“公知”结了仇，于是被文人“公知”们塑造成“白脸曹操”大奸雄，骂了上千年还没骂够，还要世世代代骂下去——文人“公知”心胸狭窄，心理阴暗，记仇不记恩，记坏不记好;“青蛇口，黄蜂尾，最毒文人‘公知’心”;千年易过，文人“公知”的毒怨千年难消。
文人“公知”借杨修妖魔化曹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在杨修而在自己，在自己的私利——文人“公知”跟杨修简直就是“哥俩好”，好得穿一条裤子还嫌肥;为杨修说话实际是为自己说话，为自己的私利说话：
——杨修：用“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之类舞文弄墨、“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之类夸夸其谈和“一人一口酥”、“门内加活意思是阔”之类文字游戏证明“有才”;
——文人“公知”：用文凭主义、应试教育之类舞文弄墨、“言论自由”、“一人一票”、“竞选辩论”之类夸夸其谈和洋文古文、冷僻典故、繁琐哲学、概念陷阱、术语密码之类文字游戏证明“有才”。
——杨修：恃才跑官、要官、闹官;
——文人“公知”：恃才要政权——“‘继绝世、举逸民’，吸收各类社会精英到体制内做事，做到野无遗贤，选贤任能”、“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心忧天下，心忧政权，开明政权怎么建设我是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思路的”……
——杨修：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到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恃才放旷”、正事不干、专门捣乱;
——文人“公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到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知识份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份子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
——杨修：只顾自己私利不管别人死活;随随便便几句话就把曹操全军几十万人的性命置于死地还满不在乎;
——文人“公知”：只顾自己私利不管别人死活;轻轻松松一张口就是“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还满不在乎。
——杨修：“才子”犯法不算犯罪：“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
——文人“公知”：“知识分子”犯法不但不算犯罪，而且功劳大大的：“知识人一生问学，明白事理，能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
网友“数学”说得十分精辟：“文人们篡改历史是有准则的，这个准则，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原理，就是说，是要让文人利益最大化的。那么，在一个政权中，文人利益最大化，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是这样的皇帝，够傻，够愚蠢，然后呢重用知识分子，虚心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因此，文人们搞历史篡改主义，就以这个为准则。比如刘备，就被文人们广为称颂，因为他够傻，够愚蠢，因此知道要三顾茅庐，要听诸葛亮的话。所有的文人们的文人梦，就是一个傻领导人，三顾茅庐地来请他，给他高薪。如果领导人够聪明，因此不听文人的，这样的领导人都是要挨骂的，因为，如果颂扬了这样的领导人，以后文人们哪来的生意因此曹操够聪明，不需要听文人的，所以曹操被文人们骂，秦始皇够聪明，不需要听文人的，居然还搞焚书坑儒，因此秦始皇也一定被妖魔化。”(见附录三)
历代文人“公知”拼命妖魔化曹操为的是“杀一儆百”，让后世没人敢学曹操，没人敢惹后世的杨修——文人“公知”。毛泽东没吃这一套。既然毛泽东把“改变世界”、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命运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肯迁就文人“公知”，那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必须得罪文人“公知”。既然毛泽东为挽救中华民族得罪了文人“公知”，在太岁头上动了土，这就理所当然地招来文人“公知”比对曹操更恶毒的仇恨、更疯狂的妖魔化。
对“曹操杀杨修”截然相反的评价极其精彩而雄辩地证明：要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要“改变世界”挽救中国则更必然得罪文人“公知”，更必须得罪文人“公知”——“解释世界”只管“解释”不管后果，“改变世界”要“改变”就必须顾及后果，就不能允许“解释世界”不负责任的瞎解释。曹操为自己打天下，在一场战争中为遵循客观规律尚且不得不得罪文人“公知”，仅因得罪几个文人“公知”就被妖魔化了上千年。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改变中国，就必须从头到尾都遵循客观规律，就不得不一直得罪文人“公知”，不得不得罪一切文人“公知”，因此毛泽东自然招来文人“公知”比妖魔化曹操更疯狂更恶毒的妖魔化。
第二，摧毁了文人“公知”的思想武器。在以“改变世界”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面前，文人“公知”一切以“解释世界”为核心的思想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不堪一击，一败涂地。毛泽东使文人“公知”从思想上被缴了械，从根本上丧失了神气活现的资本。
第三，挖了文人“公知”的墙脚。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士大夫)也跟着不尊严了。”毛泽东简化了汉字，普及了文化，扫除了文盲，中国老百姓不再是“睁眼瞎”，文字不再尊严，文人“公知”也跟着不尊严了，用文字欺负老百姓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只凭一张纸几个字就能随便糊弄老百姓的时代过去了。尽管文人“公知”拼命呲牙咧嘴用洋文、古文、冷僻典故、专业术语、繁琐哲学等“不易识易会”的东西故弄玄虚卖弄学问维持“尊严”，但他们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轻轻松松就威风凛凛趾高气扬了。
第四，打破了对文人“公知”的迷信。毛泽东依靠人民群众建立起新中国，迅速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这就粉碎了一系列神话：“没有文人‘公知’不能得天下”、“没有文人‘公知’不能坐天下”、“靠大老粗成不了气候”、“天上的文曲星是惹不得的”……事实证明文人“公知”不高兴没什么了不起，不至于地球不转、天下大乱;没你也行，照样统一天下建立新中国展开现代化。既然如此，那就不怕你看不起“土包子”、不稀罕共产党，不怕你摆臭架子挑三拣四，用不着低三下四三顾茅庐用八台大轿求你赏脸。这就破了“英雄创造历史”，立了“人民创造历史”，证明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弄清楚了谁离不开谁、谁有求于谁、谁养活谁，从而把文人“公知”的一切妄自尊大的虚张声势和臭架子全部打了个粉碎。
第五，让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寸步难行。挽救中国、建国强国的“改变世界”使“改变世界”的一切行为特征吃香，使文人“公知”空手套白狼的“解释世界”那一套吃不开。“人民创造历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中国老百姓空前自尊自信，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路，学习自己解释世界，这使“公知”用“解释世界”忽悠老百姓越来越难——过去文人“公知”说秦始皇坏，秦始皇就臭了两千年;说曹操坏，“白脸曹操”的奸雄形象就千年不衰。如今文人“公知”拼命妖魔化毛泽东，却让自己臭了大街。这是掌握了话语权和著史权几千年、想妖魔化谁就妖魔化谁的文人“公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尴尬。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要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存、要“改变世界”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必须得罪文人“公知”;必然损害他们的特权，必须损害他们的特权;就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刻骨仇恨，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疯狂报复。
不过文人“公知”妖魔化毛泽东并不仅仅是为了报仇雪恨，更是为了进一步的利益需要——只有妖魔化毛泽东、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立的新中国的一切，才能：
第一，制造出一个神话：“只有文人‘公知’才有资格建立政权，不靠文人‘公知’建立的政权一律非法;治理国家必须靠文人‘公知’，不靠文人‘公知’做的事一概推翻”;重建对文人“公知”的迷信：“天上的文曲星是惹不得的”;使文人“公知”重获“解释世界”的绝对权威。
第二，杀一儆百，让后世当权者没人敢学习毛泽东。
第三，制造“不上当罪”——把“拥护毛泽东罪”变成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铲除异己、镇压老百姓的方便工具。文人“公知”最恨老百姓不买自己“解释世界”的帐、不上自己的当。以前只能用迷信恐吓：“不听‘公知’的要如何如何倒霉”。妖魔化了毛泽东、有了“拥护毛泽东罪”就方便多了，就可以直接利用“拥护毛泽东罪”制造“不上当罪”——谁不上当受骗谁就是“毛左”、“文革余孽”、“极左暴民”，就可以直接镇压：“民主了暴你菊花”、“民主了杀你全家”、“早晚绞死你们”……
第三，家畜化愚民再教育，剥夺老百姓的思考权，把毛泽东给老百姓的文化和智慧全部夺走——把一切胆敢独立思考、胆敢怀疑“专家”的想法全部斥为“极左思潮”、“毛泽东罪影响”，树立起“一切由专家说了算”、“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考虑”的舆论大环境，让老百姓一天到晚只知道听“专家意见”、“专家分析”、“专家说”，此外什么也见不到听不到，什么也想不到，连见了老人跌倒该不该扶、两口子财产该怎么处理之类常识性问题都不敢想、不敢做主而只会下意识地找“专家”，久而久之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脑子，还可以分析思索，最后思维能力退化，一切问题听专家的，听“解释世界”的人的，把毛泽东给予老百姓的自信和常识全部重新夺走，使老百姓变成只知道听专家吆喝、只知道“得儿”、“驾”、“喔”、“吁”之类口令的家畜。
第四，重新确立靠文人“公知”愚弄老百姓、靠文人“公知”分权挟制军队的权力体制，让中国重新陷入“唯武则叛、唯文则烂、叛则内战、烂则动乱”的千年死循环中去。这样才能使文人“公知”重新左右逢源：天下统一时要靠文人“公知”愚弄百姓挟制军队，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时要“三顾茅庐”靠文人“公知”出谋划策制造舆论打天下，不管怎样文人“公知”都不吃亏。
第五，确立文人“公知”的绝对权力——既然毛泽东那么坏，那毛泽东建立共产党就必须解散，毛泽东建立的共和国就必须推翻，就必须“一切权力归‘公知’”。只要把一切“改变世界”的行为方式全部纳“拥护毛泽东罪”，就能一下子使“改变世界”的劳动人民人人有罪，勒令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文人“公知”的绝对权力就自然而然确立起来了。
第六，推卸责任——文人“公知”不管如何胡作非为后果如何严重，都可以把一切罪恶推到毛泽东身上，说是毛泽东罪恶的后果。这样一来，文人“公知”可以随心所欲不负任何责任。
“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立场。文人“公知”妖魔化毛泽东是自己的利益需要。从以下对比可以看出毛泽东和文人“公知”的要害区别。如何评价则取决于每个人的利益存在：
——毛泽东：“人民万岁!”
——文人“公知”：“你就不配活着!”
——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文人“公知”：“天才和英雄在创造历史，大众只是跟从者和模仿者”、“95%有破坏性”、“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
——毛泽东：“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文人“公知”：“劳动不创造财富”、“90%中国人不把自己当人”、“流氓无产者的卑劣，是建筑在自己的没出息之上的。”
——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文人“公知”：“‘群众’永远是一些没有身份与人格的工具”、“它(而不是他们)不是一种可以对话、需要对话的理性个体，而是永远只作为一种压力、一股污秽物，一种语言巫术出现。”“毛主义和毛党之下的群众都是一群没有姓名、没有人格、不顾忌任何道德底线与法律的群氓，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群氓”、“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垃圾人口”、“优胜劣汰”、“改革代价”、“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
——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文人“公知”：“唯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毛泽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文人“公知”：“‘人民’要‘人’，不要‘民’!”“‘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毛泽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文人“公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不是脑残就是神仙”、“贪婪是人的一种恶德，但它是基于人本性的恶德”、“人是自我中心的”、“自私是人的本性”、“万恶公为首，百善私当先”。
——毛泽东：“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文人“公知”：“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对刁民决不能手软”。
——毛泽东：“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文人“公知”：“工匠式技术思维”、“中庸之道”、“难得糊涂”。
——毛泽东：“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文人“公知”：“三百年殖民地”、“劣等民族劣等文化”、“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殖民史是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
——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
——文人“公知”：“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民主了暴你菊花”、“把毛左都送炉子炼肥皂”、“制定《极左言论制裁法》”、“早晚要绞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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