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快播案引发的学术讨论仍基本聚焦于“技术中立”可否作为该案的有效抗辩以及各种法律条文上的咬文嚼字，[1]但由于该案的性质和情节恰好处于法律语义的灰色地带，所以，倘若单从法律教义学的角度做技术分析，几种备选的判决方案——入罪、出罪或成立另罪——其实都不算离谱，且难分优劣。这不奇怪，纠结的案件原本就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
网络色情的危害究竟是什么？是腐蚀心灵、败坏风气，还是诱发淫乱和性暴力，抑或两者皆非？打击网络色情的难度有多大，效果又如何，以及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社会经济风险？诸如此类的问题至今晦暗不明，也很少获得深入讨论。如果法律决策者面对的是一片知识盲区，网络色情监管的制度实施就可能出现方向性错误——本文将会论证，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概率很高。
色情是以性唤起为目的、以某种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一种低俗作品。[2]由于任何一种传播手段都可以用来创作色情，所以，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传播技术革命都会让色情创作花样翻新——从文字、舞蹈、绘画和雕塑，到印刷、照相和摄影，再到有线电视、流媒体视频、谷歌眼镜和虚拟现实技术（VR），莫不如此。反过来，色情又为传播技术的革命和创新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几乎所有传播技术在商业上的成功都凝结着色情消费者的贡献。历史地看，倘若没有色情，人类的传播技术断无可能发展到如今的水平；回到现实，如果互联网里没有色情，网络技术和网络商业模式也不太可能呈现出今天的样子。
然而，正是网络和色情之间的深度纠缠，使得网络扫黄陷入了窘境：一方面，网络色情给未来年轻人的成长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远超人们的想象；另一方面，打击网络色情的殃及效应可能会扩展到整个互联网产业，并因此使得执法成本变得极其高昂，甚至不堪承受。
上述两难选择所牵涉的大量不确定因素原本会让决策者不知所措，但国家竞争的压迫因素却出其不意地为清理这一团乱麻提供了头绪：如果通常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权衡给不出靠谱的指导性意见，那么，将保持和提升国家竞争力作为决策目标，就差不多成了唯一的下注依据。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类似于赌博，目标只能是提高赌赢的概率。
二、色情禁忌的起源
色情在人类文明的背面一直暗流涌动，而与此同时，禁止或抑制色情的社会规范却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段。至于这种可被称之为“色情禁忌”的社会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其功能又是什么，却并非属于一目了然的问题。尽管绝大多数人们承认色情具有某种社会危害，但若只用“腐蚀心灵”或“败坏风气”之类的措辞来描述色情的危害，却显然只是空洞的搪塞。
色情对于对未成年人的害处很容易说清楚。未成年人很可能会因为接触色情物品而过早发生性行为，或对真实性行为形成错误认知，或因缺少自控力而在性幻想和性搜寻方面花费太多精力，以致不务正业，妨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但色情对于成年人的危害就不容易形成共识，甚至有没有危害都很难说。然而，色情禁忌却并非仅仅针对未成年人，它同时也指向成年人，只是相对宽松而已。[3]
为什么色情禁忌会把成年人卷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每个人都对他人（作为潜在的性竞争对手）接触色情物品感受到某种忧虑和恐慌，因而，色情禁忌就成为控制群体内部的性竞争烈度的一个制度选择。然而这个解释却很难成立，原因在于，人们（当然主要是男人们）通常不会为了谋求一个较低烈度的性竞争环境而宁愿抑制自己接触色情物品的渴望。
如果色情禁忌不可能起始于社会契约的形态，家长主义的因素就浮出了水面。扮演家长角色的，可能是家庭或家族中的长着，也可能是部落的酋长、部落联盟的首领或国家的统治者，当然，也包括现代国家的政府。“家长”之所以能够禁止或抑制色情，是因为他们拥有权力；“家长”之所以有动机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足够深谋远虑，已经认识到色情的危害（不论真假），从而断然采取了对社会负责任的措施。至于“家长们”自身是否还拥有对色情的渴望以及他们在下达禁令之后能否继续接触色情之类的问题，就无需考虑了。
只要“家长们”相信，家庭成员或社会成员可能会因为沉迷于色情而妨碍实现其他更为重要的目标，就足以促使他们发出“禁色令”。与此同时，被家长们左右的社会舆论也会把色情描绘为“淫秽”（带有“肮脏”的意思）；而“淫秽物品”，也就自然成为“腐蚀心灵”或“败坏风气”的“洪水猛兽”了。由于越是集权体制的统治者就越需要被统治者保持“纯洁”的心灵，所以毫不奇怪，在集权体制的国家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对待色情更为敌视的态度。此外，由于性压抑意味着减少性信息的供给量和流动性，所以较之性放纵的社会，我们可以在性压抑的社会里观察到对色情物品更为强劲的需求。[6]
至今，仍有很多人会把色情和滥交、性暴力联系在一起，这种印象多半来自于官方宣传中那些青少年性罪犯的夸张供述——他们会说，自己犯罪是因为之前接触了色情物品。但这种供述是不可靠的，因为案犯被抓获之后都希望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以争取怜悯或分散责任。而事实却是，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接触过色情物品，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从未涉嫌任何性犯罪。
尽管色情是个古老的问题，但网络时代的色情泛滥却是人类社会从未面对的挑战，实际上，直到网络色情泛滥之后，人们才认识到色情的最大危害，既不是诱发滥交和性暴力，也不是诱导形成关于性行为的错误认知，而是提高人们（尤其是男性）性唤起的阈值；而恰恰是后者，又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
三、网络色情及其社会风险
互联网已经成为可以满足各种色情消费口味的虚拟快感超市。传统的色情小说、春宫画以及更为逼真的色情图片早已退居二线，引领潮流的是那些画面清晰度越来越高的色情视频。1997年，在万维网诞生后的第6个年头，就出现了大约900个在线色情网站。而到了2005年，就有将近13500部完整的商业色情片投放市场。如今，已有上百万家公司和分销商在互联网上直接生产色情片，数目多到根本无法精确统计。据说，在谷歌上搜索“porn”，就会得到成百上千万的结果，其中位于搜索页面首页的网站，全部提供免费色情视频。很多色情视频网站针对男性大脑量身定制，尽可能满足不同网民的口味和偏好。[13]
在我国，尽管网络审查制度和防火墙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网络色情的泛滥，但由于色情经销商的网络服务器一般安置在国外，且频繁变换域名，所以在很长时期网络监控部门和警方对网络色情的传播几乎无计可施。[14]快播服务器借助其在当时领先的P2P技术为色情搜寻者提供便捷服务，尽管其被查封给网民下载色情视频带来了诸多不便，但直到2015年冬天之前，只需非常简单的检索方法，色情视频仍可以从网络空间的一些隐蔽角落里唾手可得。
网络色情的泛滥已经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倒不是人们通常所担心的滥交或是性暴力，而是起源于一个貌似无关紧要的生理现象——色情消费者（主要是男性）的性唤起阈值原来越高。色情视频是一种虚拟的刺激源，但人们的身体（而不是大脑）却无力分辨刺激源的虚幻与真实，在诱发性冲动方面，虚拟的刺激源几乎同样有效，甚至更加有效。真实世界里的刺激源虽然真实，但却永远不可能像虚拟刺激源那样花样翻新且唾手可得。
然而，由于有机体存在脱敏现象（重复刺激反应强度就会削弱，而要想获得原来的反应，只有提高刺激强度或变换刺激源），色情视频看得多了，性唤起的阈值就会提高。[16]面对同样的性刺激，性冲动的频率会减少，程度也会降低。这一生理变化早在前文提及的那个心理学实验中就已经显现了，只是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然而正是这一貌似不起眼的生理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
1.男孩约会动机减弱。如今，越来越多的男孩宁愿呆在家里观看色情视频，也不愿主动和异性约会，虚拟世界中的性满足成了真实世界中发展和建立两性关系的廉价替代。而与此同时，男孩们变得越来越“高冷”，越来越“宅”，和他们的前辈们相比，男孩们对异性的渴望锐减，但对异性的相貌和身材却更加挑剔了。上了年纪的男人们都还记得他们年轻时只要见到裸露胳膊的女孩都会激动得浑身战栗，而如今的男孩们，在网络上早已“惯看秋月春风”，却即使亲眼目睹身穿比基尼甚至完全赤裸的女性身体，也已经无动于衷了。《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自1953年创刊以来一直以刊登美貌性感的裸女照片作为其最大卖点，但由于这本著名的成人杂志在网络色情的冲击之下销量持续下滑（从巅峰时期的500多万份锐减到如今的80万份），而不得不于去年决定自2016年3月开始就不再刊登裸女照片了。[17]
在美国最近一起单口相声节目中，女演员讲述了她频繁接触色情视频的后果——“口味变得越来越重”，她说“不过还好”，网络上总能找得到“口味更重”的视频来满足她“越来越重的口味”。[18]而当口味越来越重时，她对真实性刺激会作何反应就可想而知了。一旦对虚拟性刺激产生依赖性，就很容易变得更加依赖。这种导致网络色情成瘾的恶性循环在男性那里要比在女性那里更为常见，因为色情的主流消费者从来都是男性，而不是女性。[19]
与性欲减退相伴而生的另一个现象自然是性功能障碍。由于色情消费提高了男人性唤起的阈值，使得他们在真实的两性关系关系中因缺少性冲动而显得力不从心。持续的色情刺激会减少多巴胺的分泌量（这会导致阳痿），从而导致大脑的边缘系统呈现出一种与毒品成瘾非常相似的症状。网络色情泛滥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性功能障碍的比例开始上升。[22]
3.两性关系的亲密度降低。性行为是两性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最重要的催化剂。在享受性快感的过程中，两性关系的亲密度和信任度迅速提升（这得益于有机体内催产素的生化反应）。[23]在这个意义上，性生活不仅是“消费”，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感情投资”（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然而色情诱发的性行为（自慰）却显然只具有消费的意义，对于建立和维持长期稳定的两性关系毫无助益。已有不少研究发现，过度的色情消费会削弱建立亲密两性关系的意愿。[24]
4.进取心下降。虚拟性资源的充沛供应会缓解性竞争的烈度，其好处是可能会减少一些社会冲突，但坏处却可能是人们（尤其是男人们）的进取心也会随之减退。“冲发一怒为红颜”，当男人们不再为红颜发怒的时候，也就不大可能为红颜而拼搏了。满足性饥渴是人类行为的一种重要的（在佛洛依德看来是最重要的）驱动力，而一旦人类永远告别性饥渴，伴随着男孩们的斗志下降、进取心衰减，整个社会就可能变得死气沉沉。
由此看来，色情禁忌之所以在文明社会中普遍存在，不见得是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色情的真正危害，而很可能是歪打正着的结果。正是那些杯弓蛇影的想象，促成了色情禁忌的社会规范。人们原本打算以此来抑制淫乱和性侵，或以此来保护孩子们的心灵免受污染，但却“有心栽花、无心插柳”，意外地使这个社会保持了斗志和生机。而与此同时，那些仍然沉溺于色情的社会，却可能因为大面积的性饱和而导致了“雄性衰落”，从而在社会和社会之间的生态竞争中，就早早被淘汰出局了。尽管初民社会的色情创作不可能具备这种级别的破坏力，但在人类穿上衣服之前，性行为如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威力不亚于活生生的色情表演。说到这里，我们突然发现，流传至今的那些以性羞耻为核心的古老性禁忌，同样具有让人们保持适度性饥渴的意义。这倒恰好支持了佛洛依德主义的一个讨论主题——性压抑与文明。
四、中文色情网站的经营模式及产业链
网民接触色情资源的障碍主要不是色情管制，而是网络技术。2004年之前的色情网站实际上徒有虚名，普通网民很难获取他们梦寐以求的高画质AV视频（他们通常只能下载一些色情图片）。2004年是网络色情泛滥的关键时点，在这一年间，“草榴社区”“情色六月天”“爱城”“色中色”“18P2P”“九九情色”等色情网站集中性设立，并且很快开发出了一套成熟的商业模式。[27]从那年之后，网民随意搜寻、下载色情视频的梦想终于成了现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宽带、BT下载、云盘以及电子支付等多种网络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两年之后，中国色情产业的营业额据说达到了270亿美元的规模，超过美、日、韩等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28]
这些中文色情网站大都采取论坛模式，初期通常是免费开放，等积累到有一定人气的时候，就开始设置权限，采取会员注册制度，并根据会员的等级和权限收取不同费用。2006年，曾被称为“中文第一成人社区”的“情色六月天”被山西太原警方捣毁时，其注册用户已高达60余万。该网站组织严密，自上而下分为后台老板、论坛管理员、超级版主、版主、注册会员五个级别，注册会员每年必须付费199元至3999元不等。[29]
2007年12月，快播公司的设立为中国互联网色情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该公司利用流媒体播放技术，通过免费提供QSI软件（QVOD资源服务器程序）和QVODPlayer软件（快播播放器程序）的方式，为网络用户提供网络视频服务。任何人（被快播公司称为“站长”）均可通过QSI发布自己所拥有的视频资源。快播公司的中心调度服务器在站长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搭建了一个视频文件传输的平台。为提高热点视频下载速度，快播公司搭建了以缓存调度服务器为核心的平台，通过自有或与运营商合作的方式，在全国各地不同运营商处设置缓存服务器1000余台。这些缓存服务器方便、加速了淫秽视频的下载、传播。[36]
五、网络扫黄及其效果
“当前，网络淫秽色情信息屡禁不止、屡打不绝，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社会各界对此深恶痛绝，人民群众要求严厉整治的呼声强烈。”这是2014年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的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中对于网络色情社会危害的官方描述。
自2006年到2014年期间，“打击网络淫秽色情”的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5次，[43]尽管看起来硕果累累，但网络色情的总体势头并没有被打压下去。直到2006年4月公安部等十部委联合开展第一次“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专项行动”之前，网络色情的经销商法律风险微乎其微。至少对于经常浏览色情网站的网民而言，这些专项行动并没有给他们获取色情资源带来多大障碍。
2009年是打击色情网站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中国最大的BT下载网站BTChina于年底被关闭后，官方的整治力度继续加大，继电信运营商（ISP）、独立互联网（ICP）和WAP网站之后，域名服务商又成为整治的重点，除了禁止国内个人域名注册之外，还对未备案域名停止解析。[46]
为了降低执法成本，同时也为了提高执法效果，最近几年网络扫黄改变了执法策略，从“源头治理”逐渐向“渠道治理”过渡。[47]色情传播离不开搜索、下载、播放、存储等技术平台的支持，通过向平台企业施加法律责任，就可以迫使平台企业（如百度、迅雷、暴风影音等）利用其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配合网络扫黄的执法工作。查处“快播案”就是改变网络色情监管方式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上述措施给建立和运营色情网站制造了很多障碍，以致“草榴社区”于2015年5月被迫关闭（网站官方宣布的理由是数据丢失）。此后，网络色情泛滥的势头算是暂时被遏制住了，但其结果也只是网民获取的色情资源的质量下降了一个等级。网络上的色情，只要愿找总还是有的。[48]而对于一些熟练的网民来说，防火墙形同虚设，他们可以熟练“翻墙”观看他们熟悉的AV女优的表演。
六、“色情引擎”及网络扫黄的成本
色情资料在法律上被指称为“淫秽物品”，而“淫秽”带有“肮脏”的意思。采用这一贬义的描述，显然是为了强化“扫黄”的正当性。尽管“净化网络空间”一直是官方的宣传用语，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事实却摆在这里：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互联网，就必须容忍适度的“肮脏”，而“净化网络空间”的后果，则可能会减少我们引领网络技术创新和网络商业模式创新的机会。
帕彻？巴斯在其几年前出版的著作中生动描述了色情产业如何影响大众传播，尤其是如何推动了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信息传播技术的革命中，色情产业都稳固地扮演了导航者的角色。互联网促进了色情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此同时，色情产业也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丰厚的利润以及对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强烈需求为整个互联网产业带来了勃勃生机。巴斯为此创造了一个叫做“色情引擎”（eroticengine）的形象比喻，并以此作为书名。[50]
也许巴斯的描述过于夸张了，但互联网和色情的深度纠缠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二者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致很难想象没有色情的互联网会是什么样子。哪怕一个非常普通的硬件设施，比如网络摄像头，最早也是被用来观看“Camgirls”的直播秀的，十年后才被主流媒体广泛采用。[52]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在网络上观看优酷、土豆以及CCTV的清晰视频，要在很大程度上要致谢色情经销商在开发媒体播放器技术上所做的努力，快播就一度是这种技术的引领者。几乎所有的网络技术以及相应的硬件设置都走过了“先从色情产业盈利、再向主流行业扩展”的历程。据说业内预测一项网络技术的商业前景时，首先就要看它能否在色情行业实现盈利。
虚拟现实技术（VR）据说有非常广泛的用途，但就在设备供应商还在砸钱换市场的时候，粗制滥造的VR设备就已经在色情行业实现了大规模盈利。在洛杉矶以及圣费尔南多谷（美国成人电影工业集中地）这种科技与娱乐的交汇之城，VR成人影视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着。[53]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家叫做GameLink的成人网络平台已经致力于建立全球最大的色情片源库了。[54]
2016年年初，当Oculus被媒体问到“是否会阻止色情内容”时，其CEO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不能控制什么软件、什么内容可以在上面运行。”[55]这个机智的回答很容易让人想起快播CEO王欣在法庭上的辩解。可以想象，当VR兴起之后，快播播放器即使不被警方查封也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除了促进技术进步，色情产业在开发商业模式方面同样功勋卓著。其不说如今风靡网络的论坛Usenet、数字电视/网游MUDS以及网络聊天室在其运营之初都和色情脱不了干系，即使被Amazon，iTunes，eBay广泛采用的“联盟营销”，也同样是色情产业的首创。联盟营销需要按点击数、引导数或销售额来结算佣金，而数据获取和数据处理所需要的技术就是首先在色情产业中发展出来的。1996年，Cybererotica发明的网络分析工具XXXcounter就是这一技术的最早开拓者。此外，网络色情还是使用cookies的先驱，这款可以用来监测用户浏览网站行踪进而分析用户偏好的软件，已经服务于许多大型网络营销商。
和普通网民相比，色情消费者有更强烈的兴趣和动机去学习搜索、下载、解码、储存、支付以及翻墙等各种技术，去购买宽带、路由器、硬盘、网络摄像头、谷歌眼镜以及VR头显等各种设备，他们是网络新技术和新设备的最早学习者和使用者，自然也是网络新技术和新设备达到赢利点的最大贡献者。[57]业内人士无人不知，色情内容是增加互联网用户粘度的最佳手段，没有之一。也许你从未接触过任何色情视频，甚至连一张色情图片也没看过，但当你上网从事各种正经工作的时候，你所使用的几乎所有网络技术、网络平台、软硬件设备以及整个网络的基础设施都凝结着色情消费者的贡献。
2016年初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达到6.88亿的规模，据此推测说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色情消费群体是毫不夸张的。也许正是由于拥有如此规模的“淫民”，在色情监管相对宽松的过去十几年间，中国互联网产业也有了如今的繁荣兴旺。至于“扫黄打非”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就成了负责色情监管的法律决策者必须慎重考虑的因素。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利害关系已经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七、网络色情监管与国家竞争力
网络色情是把双刃剑，这给监管工作带来了两难选择：倘若放任色情泛滥，就可能被迫承受一系列不容忽视甚至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而若全力以赴打击网络色情，又难免殃及池鱼，遭到重创的不止是色情产业链，而很可能是整个互联网产业。如果法律决策者试图分散社会风险，那么网络色情监管的力度就应当在两种极端情形之间把握好分寸。从而，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变成了——对网络色情的监管力度，应进一步加强还是适度放松？
然而，在严格意义上回答上述问题的条件尚不具备，面对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风险，我们都缺少足够的信息和数据，至少目前还无力获得精确的定量分析结论以保证决策不犯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改进监管决策的任何空间，信息不完美是决策的常态，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类似于赌博，我们可以根据已知的信息和已有的经验来提高赌赢的概率。网络空间里的色情，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知道这一点本身就已算是认识上的重要进步。
此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由于存在国家竞争，关于网络色情监管的法律决策就必须考虑国家竞争力的因素。换言之，国家竞争作为法律决策的压迫性因素会影响通常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权衡，从而改变我们对于不同事态轻重缓急的基本判断。具体而言，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身处国家竞争的环境，最怕的就是“掉队”。出奇制胜固然值得向往，但若因此承受掉队的风险，就势必为国家（尤其是大国）决策所不容。而为了避免掉队，在缺乏明显决策根据的时候，大国决策就有理由随波逐流，世界主要国家的决策方向就更加值得被效仿。考虑到世界主要国家都对网络色情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我们也大可不必忙着对其穷追猛打。
中国警方可以要求引渡戏子，却不可能引渡那些只经营成人色情的犯罪嫌疑人，因为这种行为在当地国家是合法的。如果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都充满了肮脏的色情，我们想通过“单干”来清扫出一片干净的空间，就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效果也远不理想。尽管每一次打击网络色情的专项行动都看起来硕果累累，但被查封的网站其实只占色情网络总量很小的比例。对应于色情行业的巨额利润，这种打击力度很难构成有效的威慑。正因为如此，每次专项行动之后，就会有大量色情网站死灰复燃。
八、结语
本文的讨论实际上为改善我国网络色情监管制度设定了一条原则，即应该把技术保护置于相对优先的地位，以尽可能控制网络扫黄的殃及效应。以此衡量，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新罪名“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多少显得有些草率和粗疏。
网络扫黄的主要目的应该增加网民搜寻色情的成本，但由于网络本身拥有极佳的传播功能，所以除非色情网站被减少到很少的数量或其传播渠道被彻底堵死，否则网民寻找色情的障碍就不会增加多少，而要让网络色情监管的力度提升到确保实现这一目标的程度，执法成本就要被追加到可能难以维持的水平，这也正是打击网络色情只能采取“专项行动”而无法保持常态执法力度的原因所在。
毕竟互联网技术创新却不可能被大型平台企业完全垄断，那些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非商业化的研究机构甚至科研个体户都有可能突然掌握一种新的互联网技术。如果新技术的产权人自己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就只好将技术出售给大型平台企业，而后者的垄断地位又会让技术产权人处于非常不利的谈判地位。如此，由严格执法而导致的互联网生态环境恶化就必然抑制互联网技术创新。
尽管法律决策者懂得其中的利害，但麻烦却在于，根据法律条文的字面表述却无法将这些商业平台和快播公司区分开来，仅凭“主动帮助”和“被动借助”来做出语义区分，就势必要掉进“是否明知”的操作陷阱之中。但若这种区别对待不能获得合理解释，快播案的查处和宣判就很容易被理解为机会主义的刑事指控。虽然通过“功过权衡”来做出区分具有实质合理性，“功大于过”的网络商业平台可以获得豁免权，但这样一来，刑事司法制度的实施成本就变得十分高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法律决策者必须考虑快播案宣判之后所可能引发的一些列麻烦，并要提前做好应对。既然已经惹下了麻烦，今后的目标就只能是尽量减少麻烦了。（文/桑本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