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史籍中记述的夏代。20世纪的考古学、历史学资料已经充分证明，距今4000多年的夏代已经正式形成了最初的国家。80年代中期在辽宁西部发现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一步证明，在距今6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国家文明的雏形。法律制度文化也开始孕育其中。
关于中国法起源的事实，古人做过许多追忆。这些追忆，常常主要是追忆刑法或者刑罚的起源，常常无法追忆更重要的“礼义”“礼乐”的起源。这些追忆，大致有三类。一是谁最先创制刑法或刑罚；二是最早的刑法或刑罚与军事征战不分；三是最早的刑罚并非真的肉刑死刑，而是以服饰来象征刑罚。
第一类说法是哪个帝王最先创制刑罚或刑法。主要有几说：
黄帝制刑说。《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据说，黄帝时就设置了法官曰“李官”，其刑法曰“李法”：“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
皋陶制刑或尧舜制刑说。《尚书·尧典》载尧帝时就有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帝舜继位后，又命大臣皋陶起草法律。“帝曰：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苗民制刑说。一般认为，华夏民族在征服苗民以后，袭用了苗人的五刑，以其为华夏的刑法。蔡枢衡先生说：“苗族的刑罚制度不仅影响了夏族统治者惩罚邦民（被统治者）的刑罚，并且影响了夏族统治者镇压同类（即邦人）的刑罚。”
第二类说法是最初的刑罚（法）与军事征讨不分，本质上是一回事。此即所谓“兵刑同源”“兵刑合一”说。《周易·师卦》：“师出以律。”指军队行动要遵守号令。军伍之律，即今人所谓军事刑法，就是中国最早的刑法，标志着中国刑法之起源。所谓“刑、伐、征、让、告”，不过是五种制裁有害国家行为的手段而已；只有轻重之分，没有本质区别。《汉书·刑法志》：“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也。”所以中国早期司法官称为士师、司寇、廷尉，显然皆系军官名称之蜕变。从军队征战敌人，统辖部署的角度，谈到法律起源的问题，反映了古人对法律的暴力特征的认识。
第三类说法是讲上古最初的刑法（罚）是以服饰来象征，并不是真的用肉刑死刑。《尚书·舜典》“象以典刑。”《汉书·刑法志》载汉文帝十三年诏书云：“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其治之至也！”这种法律起源于“象刑”或者耻辱刑的说法，与人类早期曾经有过“画地为牢”的徒刑或徒刑执行方式的事实联系起来，也许是可信的。后世仍旧可以看到象刑的实例。如《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人重兵死，以累世战殁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
从史籍中记载的唐、尧、虞、舜时代，到已经为考古学证实的夏、商、周、秦、汉、唐、明、清，在几千年的发展递嬗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自身的连续性和主体的纯洁性，这一特征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中华法系成为与西方法律文化并存于世的东方法律文化的代表。
图书简介
这些文字来自一本法学书籍——《中国法制史》。该书于2019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曾宪义，著名法学家、杰出法学教育家，著有《新编中国法律史》《中国法律制度研究史通览》《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通览》《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研究史通览》等。
推荐人：庞月鹏淄博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一科副科长
读者体会
《中国法制史》系统论述了中国近五千年的法律发展历史，全面阐述了法律史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主要内容，注重吸收国内外法律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开阔读者的法律文化视野，培养读者的理论分析能力，对于广大学者研究中国法制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