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徽，字玄成。唐初的政治家，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谏臣。魏徽少时丧父，家境贫寒，外貌不愈中人，长相很一般。但他少有大志，喜欢读书，尤重“纵横之说”。在隋末大乱时，他“诡为道士”，隐匿民间。617年，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曾向李密进献克敌十策，显示了他杰出的政治才能。618年9月，魏微随李密降唐后，很久不被人重视，无事可做。于是他自请去山东招降瓦岗军的余部。他先写信去劝瓦岗军著名将领徐世勤归唐，又开黎阳仓支援唐军。不久河北义军窦建德又从唐军手中夺走了黎阳，魏微也被俘而去。窦建德很看重他，让他担任起居舍人。六二一年，窦建德被李世民打败，魏徽又回到唐朝。太子建成慕其行能，任其为东宫洗马，对他颇为敬重。
魏徽看到李世民的“勋业日隆”，很替太子建成担心，认为不早除掉世民将会威胁到建成的“储贰”地位。就劝太子早日除之。六二六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先发制人，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射杀了建成及其四弟元吉。事后，李世民立即命魏微来见，厉声贵问道：“你为什么离间我兄弟？”在场的人都替他担心，而他却从容答道：“太子早从微言，不死今日之祸”。李世民感其直言，又知道他很有才能，遂既往不，任其为詹事主簿，读议大夫。当时，建成旧部多在河北结众为乱，民心不安。魏微向唐太宗请求去河北、山东，安定军心，平定叛乱。太宗很信任他，准其“便宜从事”。
他到河北以后，采取招抚政策，示人以诚，释放了原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齐王元吉的护军李思行，很快使这里安定下来。还京后，李世民摧其为尚书左丞，对他日益亲厚，时常引至内室。“访以政术”，“每与之言，未尝不悦”。魏微是个很有政治才能的人，又喜逢知己之主，乃“竭其力用”。在太宗面前，知无不言，言无所隐，敢讲他人不敢讲的话。时常对朝中的大政方针，太宗的过失，提出批评、建议。据说，仅在贞观初年的“所谏前后二百余事“多被太宗采纳，在开创“贞观之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贞观初，唐太宗对大乱之后，能否很快致治，缺乏信心，认为古人为善百年才能把国家治理好。魏微说，这不是圣人之论，大乱之后，是容易治理的，正如饥饿的人愿意吃饭一样。乱后人普思治，只要帝王行君道，正其身，采取致治措施，“其应如响，期月面可”，很快就会致治的。魏微的话，遭到率相封德费的反对，他指资魏微是书呆子，说空话，不可信。魏微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与封辩论，我得他无言以对。之后，魏微要太宗以隋亡为我，执行“先存百姓”的方针，低武兴文，减轻赋役，让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坚定了致治的信心。
贞观三年，唐太宗以魏微为参与朝政，位至宰相。此后的二、三年间，唐朝出现了大治景象。这时群臣纷纷称颂太宗的功德，唐太宗也准备去泰山行“封禅”大典，“告成天地”。这件事唯有魏徽不赞成，他认为国家情况虽有一些好转，但犹如大病初愈之人；如果搞起轰轰烈烈劳民伤财的“封禅”大典，必然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这好比让一个久病初愈的人，“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打消了“封禅”的念头，避免了一次铺张浪费。贞观六年三月，太宗长孙皇后所生爱女长乐公主出嫁，太宗命令准备高出自己姐妹永嘉公主一倍的嫁妆。魏微认为这样做，既不合于礼，又过分铺张而加以反对。太宗虽然接受了他的意见，但心中不快。
一天，他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死田：含翁！”长孙皇后问他为谁这样生气，他说：魏微每每当众辱我，使我维堪。长孙皇后立即回到后宫穿上朝服拜见太宗，太宗大惊，间其何故如此，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徽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听了这话，太宗转怒为喜。唐太宗对魏微的态度是一面恼他，一面又很敬重他。有时想干点什么，一想到魏微的劝谏就不敢行动了。如有一次，他打算去南山游猎，已备好车辇，听到魏微还朝了，就不去了。又如，他很喜欢玩鸟。有一回得到了一只心爱的醇鹰，正放在臂上玩耍，见魏徽来了，便急忙把鹳鹰藏在怀中。其实，魏微早已看在眼里，故意和他谈了很久，以致酶鹰闷死在太宗的怀中，魏微常常针对太宗萌生的享乐念头，警告他勿袭亡隋之弊，太宗也深为感动。
他当众褒奖魏微说：微“每犯颜直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微也诚恳地回答说：“陛下导使臣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七年三月，魏微进位侍中，他以为自己无大功于国，便以自己有眼病为由连续上表，不肯就职。唐太宗一再劝导说：“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也，何足贵哉？良治锻而为器，便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卿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足见唐太宗对他的重视。贞观十年，由魏微主持编修的《隋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周书》等史籍告成，晋爵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
贞观十年后，唐太宗自以为大功告成，逐渐滋长起骄傲自满情绪，生活上也逐渐奢侈起来。魏微连上《论时政》疏，忠告太宗要“居安思危”，“慎终如始”。贞观十二年，魏微在《谏所行事与贞观初有异》、《谏听谏与贞观初不同》等疏中，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太宗在纳谏上不能“慎终如始”。他说：“贞观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净，悦而从之；四年后不悦人谏，虽俑勉听受而终有难色。”贞观十三年，魏微在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中，更是痛切陈辞，历数太宗居安忘危的过失。魏徽这种“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的忠心，也赢得了太宗的赞赏。他曾在一次宴会上说：“贞观以来，尽心于主，献纳忠觉，安国利人，犯颜正谏，匡朕之违，唯见魏徽一人，古之名臣，何以如此。”
贞观十七年二月，魏徽病逝。临终前，还留下一份尚未写完的遗表，“字皆难识，唯前有数行，稍可分辨。”表中写道：“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惟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唐太宗对于魏微的病殁，十分痛心，曾亲临恸哭。其后，时常对大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微沮逝，遂亡一镜矣。”他要求公卿侍臣要以魏微为榜样，做到“知而必谏”，并要他们把这四个字，写在朝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