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世界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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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萌生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时的中国世界史学，一个半世纪以来走过了不平坦的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改革开放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迫切需要加强对外国的了解，而要真正了解外国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都不能不追溯其历史根源，从而为我国世界史研究迅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学者以一系列令中外学术界瞩目的优秀成果表明，中国世界史研究已经完成了从译介到研究的转变，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建设，以及在实践中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使其成为具有现代科学完备形态的一门学科。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世界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广大世界史学者彻底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冲破了一些人为设置的所谓研究“禁区”，就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如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他们瞄准学术发展前沿，打开认识视野，拓展思维空间，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世界历史研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世界史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还是作为研究成果载体的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地超过了中国世界史学发展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进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时代。

200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这一讲话对于新时期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和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建设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世界历史研究，有无自己的理论体系，往往成为衡量这个国家世界历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标志。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虽然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实际上却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发展的结果。这个体系的内容虽然直接存在于个别学者著述中，但如果没有这个学科的整体发展，任何天才的学者也孤掌难鸣；如果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在整体上是学术的荒漠，那任何个人，无论是什么天才，在学术上都很难有大的作为。长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逐步发展，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理论体系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世界历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的历史视野中，历史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民族的历史；另一个是世界性的历史。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显然，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不存在“世界历史”。马克思笔下的“世界历史”是相对于“民族历史”而言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各个民族之间开始有了交往，后来变成了经常性的交往，从而有可能在世界的范围内创造着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

齐世荣在论及新时期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时曾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于廑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注]。2007年10月，武汉大学出版社作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之一，出版了《吴于廑文选》。这是吴于廑先生的论文集，其中收录了吴先生晚年从其旧作稿中选定的长短文共30篇，论述了世界史观及世界史研究方法、世界历史上诸大历史活动、西方史学家和史学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作者以深厚的学术凭借和宽阔的学术视野为读者展示了一方极具深度和广度的史学世界。这部论文集不仅是武汉大学的“百年名典”，作为整个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百年名典”也当之无愧。

中国世界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因此，要独立地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思考，就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寄希望于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得到阐释。不能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就寸步难行。如果只知道是在研究“世界史”，而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中国人，那将是十分悲哀的。中国人应该写出自己心灵中的世界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这些问题尤其重要，我们不是去适应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中所体现出的种种规范，也不是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拒绝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积极内容，而是要主动地、自觉地、理所当然地积极参加到全球化背景下，建构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中去。它首先应该实现的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在中国世界史研究中，同样面临着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植中国的“根”，塑中国的“魂”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点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仍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召开时强调，实现新时期中国历史学规划，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当务之急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这是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摧残的中国史学的重大举措之一。

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和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理论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是时代的呼唤。在这个过程中，应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的新内容、新体系、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世界史学科理论建设。

2004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成立撰写《史学概论》课题组，明确史学概论的主要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的新体系、新发展。该书的问世，对加强全国高校历史系师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其宗旨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组织、协调院内外学者开展中外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推动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我国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繁荣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该中心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第一辑，已于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在为该《论丛》写的“序言”中指出：“历史学是具有鲜明政治性的社会科学。对同样的历史问题，人们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持有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现在我们研究中外历史，包括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必须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唯物史观。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自觉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承认唯物史观，他就没有资格研究历史。因为他不可能站稳正确的立场，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不可能有科学的历史价值判断。”陈奎元院长的“序言”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齐世荣总主编的4卷本《世界史》，即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和当代卷。这部世界史作为普通高校“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首先彻底摒弃了所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陈规旧说。齐世荣，1926年生，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曾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现代史、现代国家关系史、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世界现代史、苏联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现代国际关系史造诣颇深。

三世界历史学科建设

（一）世界史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全国性的研究会

中国史学会成立于1949年7月1日，原名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成立的社会科学界全国性学术团体之一。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作为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成员，出席了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1年7月举行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大会，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中国史学会是中国历史学界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团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历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是它的团体会员。2004年，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后，成立了中国史学会世界史研究工作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全国三十余所高校世界史学者共同发起，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一届学术年会于2004年12月16日至1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40所高校、研究机构和出版单位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这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在全学科范围举行的最高层次的学术盛会。

中国史学会名誉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齐世荣先生做了大会主旨发言：“在半个世纪内把我国世界史学科提高到世界水平”。他回顾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六代人”。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世界史学科的草创时期，这个阶段按照代际划分是两代人，陈翰笙、雷海宗、周谷城等为代表的老先生们通晓古今、学贯中西，语言功底深厚，开创了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事业。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也可以分为两代人，这一阶段是承前启后的打基础时期，世界史的学科体系开始建立，研究的领域逐步由“西洋史”扩大到亚洲、拉美、非洲等全球范围，出现了学科内部的分工，但受苏联体系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创见的成果还不多。即便如此，这个阶段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为现在培养了大批的学科骨干。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今，是世界史研究向专精方面发展的时期，不仅著述丰富，而且人才济济，但也存在年轻学者知识面比较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够扎实的问题。他寄语广大中青年学者，希望他们扩大知识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坚守岗位，加强合作，努力培养后继人才，更好地承担起推进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使命。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研究员作了大会主题报告，他指出，当今的历史条件为哲学社会科学，也包括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学科体系中缺乏沟通和合作的现状却成为某种制约，比如横向的国别史研究、纵向的断代史研究以及各种专门史研究的划分模式，不仅割裂了世界史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违背了世界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同时也使我们难以全面准确地认识当前一些紧迫问题的历史根源及其借鉴意义。此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响应时代的需要，规范世界史学科体系，通过学术交流的形式加强沟通与合作，以期世界史研究获得新的突破。与会学者围绕此次年会的中心议题——世界史体系构建与学科建设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史、断代史、专门史或国别史的专门研究机构相继成立，这些研究会均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这些研究会在团结全国世界史学者，组织、协调、培养研究力量，制订研究规划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于1984年8月31日在北京成立。学会的宗旨是广泛团结我国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知识界人士以及其他关心中日关系发展的人士，推动对中日关系史和两国间有关问题的研究，增进与日本有关团体和人士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以提高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水平，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和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做贡献。学会首任会长是已故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社会活动家——赵朴初；现任会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于1979年。1979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倡导下，美国史专家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邓蜀生等先生在武汉大学聚会，筹备成立全国性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他们的倡议下，同年12月6日，在武汉举行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学者推选黄绍湘先生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任副理事长，秘书长由刘绪贻兼任。研究会成立后还聘请宦乡、陈翰笙、陈翰伯三位资深外交家和学者担任顾问。1993年，研究会又邀请著名外交家黄华担任名誉理事长。现任理事长为张勇安教授。研究会的宗旨是组织、团结全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开展学术讨论，交流课题研究和教学经验，发现和培养人才，并组织会员编译资料、撰写论著，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会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地举办专题研讨会，并出版会刊《美国历史研究会通报》。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于1979年8月正式成立，会长为端木美研究员。宗旨是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我国法国史的教学与研究水平；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学会的任务是举办本学科学术研讨活动；编撰、翻译与本学科有关的出版物、资料；组织本学科专业学术培训；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接受有关部门、机构的业务咨询，推动中国的法国史研究。

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成立于1979年，会长为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洪国起教授。学会的任务是，团结和组织全国所有从事拉丁美洲史教学、科研人员，开展拉美史研究，推动本学科的学术讨论，加强信息交流，增进中国人民与拉丁美洲人民之间的友谊，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自研究会成立以来，组织全国拉美史工作者开展了比较系统、深入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研究会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团结和组织全国拉丁美洲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通过开展学术讨论，资料交流，撰写论著，举办国际性学术活动等方式，有力地促进了拉美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成立于1979年，是研究朝鲜历史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会长为姜孟山教授。研究会团结和组织全国朝鲜史研究人员和教学工作者，通过举办学术讨论会进行学术交流，已就朝鲜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特点、高句丽的社会性质、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作用、朝鲜人民抗日战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译有《朝鲜全史》1—5卷。会刊为《朝鲜历史研究论丛》。

中国二战史研究会成立于1980年。会长为胡德坤教授，研究会遵循团结全国二战史工作者，通过学术讨论，交流科研成果，促进和协调二战史研究。该会曾就“太平洋战争史”、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关于战争初期阶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刊为《二战史通讯》。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是中国研究非洲历史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成立于1980年，会长为北京大学教授宁骚。研究会的宗旨是，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协调和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非洲问题研究的深入，推动中国—非洲关系的发展，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本会的主要任务为，团结和组织全国非洲史的教学、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开展非洲史和非洲问题研究；组织举办本学科学术研讨会、报告会；组织本会会员撰写、编辑和译介与本学科有关的专著、论文、报告和资料等；接受有关部门、机构的业务咨询；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等。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是全国性的研究英国史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成立于1980年。研究会宗旨：团结和组织全国英国史研究、教学和编辑工作者开展学术讨论，交流教学经验，促进英国史研究，为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英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工作是提出和讨论英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制订计划，促进英国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不定期地组织学术报告会、讨论会和座谈会；组织会员编译英国史资料，撰写英国史论著；培养人才，推动英国史研究和教学队伍的建设；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会刊是《英国史研究通讯》。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成立于1980年，是群众性学术团体，会长为吴友法教授。研究会团结全国德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编译资料，撰写论著、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推动德国史的研究。该会成立以来，已就德国文艺复兴、普鲁士道路、德国工人运动史、德国法西斯史、中德关系史等问题进行讨论。编有《德国史论文集》《中德关系史资料》《中德关系史文丛》《德国史文献与资料》（现代部分）等。

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于1980年，是群众性学术团体，会长为汤重南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宗旨是：团结中国日本史研究工作者，大力开展对日本历史的科学研究活动，以期有所成就，有所创造，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和两国史学工作者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发展中日两国学术界的交流。学会下设九个专业委员会和两个职能部：古史专业委员会；近代史专业委员会；现代史专业委员会；战后史专业委员会；政治、社会专业委员会；经济、科技专业委员会；对外关系史专业委员会；思想文化史专业委员会；青年学者学术交流委员会，以及海外联络部和图书出版信息交流部。中国日本史学会的任务是：广泛联系、组织国内研究日本史的有关机构、专业人员；协调研究、促进交流、加强合作；组织切实可行的研究项目；接受、承担国家及有关单位委托的科研任务。组织学术讨论，开展学术（包括图书资料）交流活动，推动专题研究和历史资料的收集、编译和出版工作，并向出版单位推荐优秀科研成果。鉴定本学会和委托单位的重要科研成果。加强日本史研究队伍的建设，调动一切有利于开展日本史研究的积极因素，发现和培养人才，出版会刊，广泛积极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1980年12月，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广州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38所高等院校、5所军事院校、4个研究机构和3个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共74人。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是群众性学术团体，其宗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开展学术活动，交流科研成果。具体任务是组织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学术情报交流会；组织科研项目的协作；编译国际关系史资料等。研究会会刊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会通讯》。大会通过了学会章程并选举了20名理事，王绳祖当选为理事长。理事会一致决定聘请宦乡同志为学会名誉理事长，聘请陈翰笙、刘思慕、何戊双、王铁崖、张之毅等同志为学会顾问，在2000年举行的第六届年会上，全体会员一致同意将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于1985年，是研究苏联和东欧历史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会长为于沛研究员。研究会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团结和组织全国苏联和东欧历史研究人员和教学工作者，开展并协调学术研究活动，通过学术讨论，交流教学和研究工作经验，并组织会员编译资料、撰写论著，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会刊为《俄罗斯东欧中亚历史》。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成立于1991年，由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成立于1979年）和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成立于1979年）合并组成。两个专业委员会可以相对独立，进行学术活动。世界古代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王敦书教授；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刘明翰。

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成立于1991年，是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会长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宏毅教授。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下设两个机构：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和世界现代史专业委员会。

（二）学术刊物、人才培养和文献资料建设

近年我国世界史研究和教学队伍有了长足发展。年轻一代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是我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的又一重要内容。自1978年开始招收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地方社科院、所，以及高等院校世界史研究机构的科研、教学人员，是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队伍。这支队伍中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大多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现在，大批国内外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通过教学或科研实践的锻炼，已成为各自岗位的中坚力量。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高校历史系招收攻读外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如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近年毕业了一批攻读外国史学理论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使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开始接受以外国史学理论为研究方向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这一切为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成为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随着世界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在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吉林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建有国别史、地区史或专史的各类研究机构，这些研究室、研究中心或研究所除担负教学任务外，还承担着省部级或国家级的重点科研任务，历年硕果累累，不少课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填补了研究空白，有一定的开拓意义，为繁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会下设世界史评审组，由来自全国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组成。每年召开会议评审研究课题项目或制订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时，都对如何加强世界史学学科建设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无论是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或青年项目，都给予了较多的支持。这些项目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们的完成对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加速人才培养，加强世界史学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修订重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时，新增加了“现代部分”第一、第二分册，由齐世荣教授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两册的上下限为1917—1939年，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历史时期的内容十分丰富，编者从国际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欧洲国家、美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等方面加以介绍，收有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献，对开展相对薄弱的世界现代史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正是在80年代之后蓬勃发展起来的。

中国历史研究重视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优良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研究中，有具体的体现。李书城主编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收入自先秦到20世纪90年代万余条目录，内容较为系统、完整，为深入研究日本史提供了有利条件。1996—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两卷（1945—1970,1970—1995），共收930份重要文件，是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刘同舜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0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997年出版。该书按照年代分编：40年代（1945—1949年）为第一编；50年代为第二编；60年代为第三编；70年代为第四编。《长编》以战后国际关系为主要内容，重大历史事件单独立专题，作较为详尽的叙述，一般事件在日志中记述。另附有部分历史人物传记。该书取材较为丰富，兼有工具书和一般著作的特点。

除上述已经提及之外，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汇编还有张宏毅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1分册，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黄安年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2分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象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3分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译》1—3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992年版。王斯德主编《世界现代史参考资料》（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等。

世界历史方面的历史学基础课系列教材配套用书，都包括编者导语、关键文献、参考文献、论著目录、材料解析题和答案等方面的内容。编者所选的历史资料和文献，注意选择国内现有完整、准确和新近的译本，同时从英文、德文、俄文和日文文献中选译重要的资料。文献资料汇编并非是消极的资料整理，同时也是积极的创造性的工作。选编过程和历史研究的过程一样，同样需要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和丰富的学识。例如，《世界现代史资料汇编》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限，分为上下两辑。编者在解释这样断限的原因时，主要是考虑“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界线。因为，世界视野下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变化和事件”[※注]。这些事件主要包括尼克松1971年堪萨斯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欧共体首脑会议宣布建立欧洲联盟；1973年第二次美元信用危机爆发，美元霸权地位终结；19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1973年苏美首脑会谈等。编者认为，这些事件虽然不能和两次世界大战相比，但作为一个阶段的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同样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世界现代史资料汇编》第一辑，选编了20世纪初到60年代末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资料，主要内容是：20世纪初的世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匈牙利革命；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下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族民主运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上半期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国际局势与“冷战”全面展开；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和发展；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的恢复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的国际关系。

第二辑选编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资料，主要内容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和调整；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与改革；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际关系和雅尔塔格局的瓦解；新技术革命的成就与思想文化多元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与东亚新兴工业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冷战”后英国、美国、德国和俄罗斯的发展与调整；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世界新趋势。从以上两辑选编的内容看，这部《世界现代史资料汇编》从文献资料的层面上，具体地反映了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8卷本《外国历史名人传》,10卷本《外国历史大事集》，在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为这两部著作不单纯是历史知识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与这两部优秀成果联系在一起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世界史研究力量的整合、人才的培养，以及在全国范围内世界史学者的协调和协作，一支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队伍的建立，从而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后来从整体上提高世界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开辟了现实的宽广的道路。

《外国历史名人传》，朱庭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稿编辑。全书为8卷，其中古代中世纪部分2卷，近代部分3卷，现代部分2卷，补遗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1981—1985年出版。这是一部兼有工具书性质的世界史读物。它概述了不同时代600多位历史人物，包括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科学家和军事家等。在阐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传略时，重视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加以概述，侧重介绍他们的社会政治活动、政治主张、思想观点，以及重要著述；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中国学者编纂的世界历史方面的工具书，除了已经提及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出版由靳文翰、郭圣铭、孙道天主编的《世界历史词典》，这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中型专业工具书。全书221万字，7600多词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编《拉丁美洲历史词典》,1993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也是一部很有特点的世界史词典。全书约160万字，4880词条，内容涉及文化遗址、经济、社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政治组织、国际会议和条约、宗教、民族、语言、文化教育、音乐舞蹈，以及民俗、特产等。

王觉非主编《欧洲历史大辞典》（上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出版。王觉非（1923—2010），著名英国史专家，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历史系，任南京大学欧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员。《欧洲历史大辞典》是一部关于欧洲历史的大型专业性工具书。从远古至公元21世纪初，共收词12650条，释文约453万字。词目分类编排，依时序分为四个断代：远古至公元5世纪的欧洲；公元5—15世纪的欧洲；16世纪至1918年的欧洲；1918年以后的欧洲。该辞典的编写原则体现了一般工具书的特点，即政治性、科学性、知识性、稳定性和实用性的统一，这对史学辞典尤其有重要的意义。收录的词目十分丰富，包括人物、事件、地名、邦国、王朝、民族、家族、政党、组织、制度、法律、宗教、著作、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等。《欧洲历史大辞典》虽然是一部工具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欧洲史研究的新进展，为学习或研究欧洲历史提供了诸多帮助。

国外学者的一些有价值的世界史辞书，或兼有工具书性质的世界史年鉴等，在中国世界史学的史料建设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不可忽视。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威廉·兰格主编有《世界史百科全书》第5版，1972年出版。在西方史坛，《世界史百科全书》是一部有影响的历史工具书，自1940年以来，每隔几年即出版增订本。该书译成中文时，改名为《世界史编年手册》，分“古代和中世纪部分”“现代部分”，由三联书店在1981年和1978年分别出版。编者除了重点叙述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内容外，也兼有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有《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该地图集除了约600幅地图外，还有1600多条历史名词的“专名汇编”，世界历史大事年表，以及127篇文字叙述。《世界史便览》（公元前9000年—公元1975年的世界）即将《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的文字部分抽出单独成册，由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

（三）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世界历史地图集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世界史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加强世界史学学科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1990年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这是世界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196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朱龙华编《古代世界史参考地图》，从原始社会、两河流域及西南亚其他地区之古代文明、古埃及、爱琴文化、古希腊、古罗马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内容较为丰富。

近年中国学者还编有两部有较大影响的世界历史地图集。其一，吴于廑主编《大学世界历史地图——从地图看世界历史行程》，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编者认为，“世界历史行程这一宏伟而悠久的为人类自古及今所曾经历的客观过程，可以用一系列的地图，铺开它的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投入读者的视野，借以一览它的演变的轮廓”[※注]。该地图集计列有67幅地图，从“人类的起源”“农耕与畜牧的起源”，直至“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及其没落”“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处于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当代世界”。为学习和研究方便，所编地图一般都有主图和附图，在图目的编列和文字说明上力求显示出世界历史进程的主线。

其二，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出版。“本地图集编选的范围，上起原始社会，下讫海湾战争与东欧剧变。分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部分；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方面的事件和政区疆界，并适当地选了一些反映人民革命斗争的图幅。作为一部世界历史地图集，当然应包含中国史的内容，因为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本地图集中中国史也占有一定的篇幅。这既突出了中国特色，也便于中外对照。”[※注]本地图集编选时，广泛汲取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历史地图集》（8卷）、《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国现代史地图集》《大学世界历史地图——从地图看世界历史行程》《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以及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10卷本中的附图等。

（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1964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当时称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现在已发展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中心，以学科齐全，人才集中，学术影响广泛，文献资料丰富的优势，进行着创造性的基础研究、对策性、前瞻性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探索，肩负着不断提高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科学水平的使命。从整体上看，其研究成果、研究力量和研究潜力，均在国内居领先地位。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重点课题；还主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重点课题；同时还承担各种类型的委托交办课题。这些课题的最终成果对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建设，以及世界历史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世界历史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数字化研究所8个试点单位之一，而且还是试点单位中的4个重点支持单位之一。2002年8月，8个试点单位汇报演示信息化建设方案的实施情况。经院外专家评审，世界历史研究所综合评分为第一名，世界历史研究所专业图书馆藏书十多万册，多种语言外刊50余种。

世界历史研究所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逐年取得进展，平均每年出访世界各国20批次，接待来访学者25批次。几乎每年都举办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大力拓宽对外交流渠道。除每年院里的固定交流渠道外，世界历史研究所几年来先后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美国福特基金会、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德国洪堡大学、法国凡尔赛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所、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建立较为固定的联系。搞好学会工作对于加强学术交流，加强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世界历史所挂靠的学术单位有：中国史学会、中国国际文化书院、中国古代中世纪学会、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中国美国史学会、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中国法国史学会、中国英国史学会、中国德国史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朝鲜史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中国非洲史学会、中国拉丁美洲史学会、中国二战史学会15个国家一级学会。多年来世界历史所一直与各个学会保持良好关系，充分发挥了世界历史研究所在中国世界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和协调作用，为学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高校世界历史研究机构的建立

在我国世界历史研究领域中，高等院校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近20年来，原本比较分散的、缺乏统一协调管理和长远发展规划的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人员，得到了进一步的整合，并逐渐纳入学校各类中长期发展规划中。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普遍得到重视，出人才、出成果，以及世界历史的教学和研究中的理论创新、学术观点创新和方法的创新，不再是一句空话。一些原来世界史学科基础比较好的学校，更是焕发出新的学术活力和创新能力，为推动当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北京大学世界历史研究院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起源于京师大学堂1903年开设的万国史学门。1920年，李大钊先生任历史系教授后，曾讲授史学概论，西方历史哲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唯物史观。陈翰笙、陈衡哲、陈受颐、何炳松、冯承钧、冯家升、张星烺等史学先贤曾先后在此教授外国史或中外交通史。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燕京等校的齐思和、杨人楩、周一良、王铁崖等会聚北京大学。1981年，“世界地区国别史”“世界近现代史”获得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世界史入选首批国家重点学科；199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成为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2年，建立全国高校历史学科第一家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又获首批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世界史学科目前有世界上古中古史、亚非拉近现代史、欧美近现代史三个主要领域，涉及国别史、地区史、近现代专题史、专门史、古代东方、欧洲中世纪史、中世纪教会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史、世界现代化进程、全球化进程、欧洲学等十多个研究方向。2005年建世界史研究院，下属4个教研室及若干研究机构（包括希腊研究中心、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意大利教育联络中心等）。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一贯重视本科教学，资深教授坚持上本科生专业课为国内同类学科不多见。本专业现开设本科生课程40多门，其中主干基础课12门，专业选修课20多门，专业外语课10门。课程多，涉及面广，尤其有丰富的选修课，为学生提供了充足的知识资源。

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十几所海外高等院校建有固定的合作交流关系，包括美国耶鲁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高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学科每年接待四五十名海外学者开设讲座，接受外国学生前来访问或进修，并向国外派出大批学生包括本科生。

复旦大学世界史学科复旦大学世界史学科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1925年历史系创建之时即成立了世界史学科，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60年代初已成为国内世界史研究的中心之一，著名世界史家周谷城、耿淡如、王造时、陈仁炳、朱滶、张荫桐、程博洪、靳文翰、章巽、田汝康、汪熙、姚楠、吴杰等先生曾在这里任教。在老一辈学者的开拓下，该学科也形成了基本的学科建制和学术特色。1981年，获国内首批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地区国别史3个博士点，后于90年代统一归并为世界史博士点。该学科目前有27人，其中教授14人，副教授9人，讲师4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23人，45岁以下的人员占总人数的59%。在所掌握的语言种类上，计有古代语言古希腊语、拉丁语、埃及象形文字、梵文、巴利文，现代语言则涵盖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韩语。该学科近年一直与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保持密切的学术联系，如美国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法国巴黎一大、德国海德堡大学、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韩国高丽大学等。与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大学和有关机构也有着经常性交流。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1950年，在教育部直接领导下，上海大夏大学副教授林志纯调往东北师范大学，开始了我国的世界上古史学科的筹建工作。1955年到1957年，苏联世界上古史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等来华授课，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举办了为期两年的全国性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班”，林志纯是与苏联专家合作指导研究班的中方教师。学员是来自高校从事世界上古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青年教师，如毛昭晰、刘家和、刘文鹏、周怡天、崔连仲等，成为新中国第一代世界上古史专家。

从20世纪80年代起，林先生开始进行中国和外国古代文明城邦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称之为“中西古典学”），出版了《中西古典学引论》和《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等著作。1988年，林教授与周谷城、吴于廑、周一良、任继愈、张政烺等9位著名学者联名发起，主编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世界古典文明丛书》系列，试图把中国的古文献介绍到世界，如《孔子的政治学——论语》《云梦竹简》《古代中国纪年》等。他在“丛书缘起”写道：“为了把西方古典文明引进中国，把我国古典文化向世界传播”,“这套丛书采用中外文对照印本：近东古文献采楔形文字或象形文字的拉丁音译与中文对照方式，中国古典文献则采中国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和现行文字与英译对照方式”。

1978年，林先生开始招收“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研究生，并设定了两河流域文明—亚述学（含小亚的赫梯学）、埃及学、希腊史和罗马史四个方向。1982年，为了开创两个国内从未有的国际古代近东新学科——亚述学、埃及学和强化国内弱势的西方古典学科，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了“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1985年，转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所学生学习的基本课程是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希腊文、古拉丁文。此外，林先生还建立了在亚洲为数不多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诸文明史专业化的图书馆，每年聘请2—4名外国专家来所讲学，如波兰、美国、德国、英国、荷兰、俄国、丹麦、墨西哥、加拿大、比利时、伊拉克、新西兰、澳大利亚、前南斯拉夫等国的专家，都在古典所工作过。1986年林先生创办了我国历史领域中唯一的英文国际年刊JournalofAncientCivilizations（中文名《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在加强中外在古典文明方面的学术交流，扩大古典所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日知文集》共5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辑录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国世界古史及中西古典学的学科开创人和领导者，世界古史研究与教学的奠基人，林志纯先生生前公开发表的及未刊的专著、书稿和论文。《日知文集》5卷中，尤应注意的是《史纲》《千年史》与《引论》三部论著。《史纲》一书几乎涉及世界上古史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对人类上古历史阶段的具体过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代表了我国学者当时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标志着“林先生学术思想和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千年史》包括了林先生对古代民主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是他关于古代世界“从城邦到帝国”理论体系的阐述，是其理论创新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引论》收入作者1978—1996年有关“中西古典学”的28篇论文，与《千年史》互为补充，多是前者的深化。这些作品作为林先生晚年30年间的著作，汇集了林先生对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的专论，体现了他为建立“中国古典学”所付出的巨大心血。

浙江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成立于2000年3月，其前身是浙江大学（含原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和世界历史教研室。浙江大学历史系的世界史学科点，尤其是在世界地区国别史方向，拥有雄厚的实力，其中法国史研究居全国领先地位。其主要研究方向有：法国史、美国史、英国史、日本史和中东史等。该所于1978年被批准为世界地区国别史硕士学位授予点，2005年获得世界历史学科博士点。老一辈知名学者沈炼之、毛昭晰、胡玉堂、王正平、丁建弘、楼均信、戴成均等教授为本方向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近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已日益成为研究所的骨干力量，梯队结构合理，该所在科研上已取得很大成就，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并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优秀教材，与此同时，也培养出许多优秀合格的研究生。该所有沈坚、吕一民、刘国柱、计翔翔、董小燕、龚缨晏教授6人，王海燕、乐启良副教授2人；还有讲师2人，博士后2人，形成结构合理的梯队。现任所长为张杨教授；副所长为王海燕教授。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做出了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批示，当时经教育部批准，在国内成立了第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于1964年11月成立（原名伊斯兰教研究所，1979年改名中东研究所）。研究所的任务最初以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研究和动态研究为主，兼及历史和其他方面。中东所下设4个研究室，即中东历史研究室、中东经济研究室、中东宗教文化研究室和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室。当时，所里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有关阿以冲突、伊斯兰教和中东经济方面的重要的外文著作和文献。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东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版了一批在国内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中东所在“211工程”中最重要的研究项目是13卷本的《中东国家通史》。该书以文明交往理论为指导，依照通史体例，来把握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各卷自成一体又互为联系。各卷采用历史叙述方式，由古及今地完整阐明有关国家历史变迁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同时，注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双向考察与反思，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再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2001年，中东所的两部专著《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和《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双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年，《二十世纪中东史》和《文明交往论》又分别获该奖项的一、三等奖。1995年以来，所内研究成果还获得过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总计一等奖5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4项。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2004年成立，刘新成校长兼任中心主任，夏继果教授任副主任。该中心依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成员包括世界史专业和中国史专业的教师。该中心致力于打破传统的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学科界限，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之中进行整体研究，研究方向包括全球史理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文明互动、历史上的跨文化交流、全球史视野中的区域研究、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等。

中心自成立后，即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高度重视国际史坛的学术交流活动，如2005年10月主办“世界各国的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0月主办“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9月主办“文明的互动与共生”学术研讨会。2011年7月美国“世界历史学会”年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会议主题是“世界历史上的中国”（ChinainWorldHistory）。此外，中心的“全球史研究”网站，也已开通。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1年设立，培养高水平的从事世界历史专业教学和研究的复合型人才，要求学生不仅具有良好的历史专业素养，而且具有扎实的外语功底。在完成学校规定的学分后可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和外语专业学士学位。学生入学后，先在历史系学习一年历史专业基础课程，如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第二年起到本校外语学院学习外语（语种分别为：英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同时在历史系继续学习历史专业选修课，其中包括历史专业外语。学生毕业后除保送和报考研究生外，可从事世界历史专业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企事业单位的行政与文案工作等。在与外院学生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世界史专业的学生成绩名列前茅。2005年第一批21名本科毕业生中，13人被保送或考取研究生，1人被法国教育部选中为汉语助教。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系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早在1919年南开大学创建伊始即设置历史学学科。当时一批著名历史学家如梁启超、蒋廷黻、刘崇鋐、蔡维藩等先生曾任教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其中蒋廷黻、刘崇鋐先生讲授多门世界史方面的课程。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授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讲授世界古代史，除老学者外，新中国培养的一批年轻世界史专家陆续汇集到历史系，初步奠定了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基础。1964年经国家高教部批准，南开大学历史系成立美国史研究室、日本史研究室、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它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高校较早建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在吴廷璆、杨生茂、梁卓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逐渐形成了南开大学世界史研究的特色和优势，尤其是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和古代中世纪史，从整体研究力量上始终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1973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加强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南开大学开始招收世界史专业的本科生。1978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该专业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设立博士点。从1990年起，美国史研究室承担起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工作，日本史研究于1988年成立了日本研究中心。1993年，经原国家教委的批准，在过去拉美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了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成为在教育部社政司指导下协调全国高校拉美问题研究的机构。近年来，古典文明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在南开大学也逐步形成了特色，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和若干专业性学会成为协调全国古希腊罗马和拜占庭历史文化研究的中心。

在世界历史学科人才培养方面，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长期坚持高质量的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南开大学世界史研究，1987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1999年，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成立，并于2004年通过专家组审核，入选教育部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同年底，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建立“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次年被批准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2年和2007年，世界史学科两度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成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历史学的重要二级学科。

2002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系正式建立，成为我国高校中第一个世界史学科高等教育单位。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日本史研究、拉丁美洲史研究、世界古典文明和中世纪历史文化研究。目前，世界史学科每年招收本科生约38人、硕士生约35人、博士生约25人，在站博士后约5人。博士研究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有美国史、日本史、古希腊罗马史、拜占庭史、阿拉伯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等。硕士生培养的主要方向包括世界上古史、世界现代当代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中古史、世界文明史、拉美国际关系史、世界近代史、古代世界的宗教与文化、美国社会政治史、美国经济史、加拿大史、日本史、日本经济史、日本思想文化史、中日发展道路比较、亚洲国际体系的形成、欧洲史、欧盟与欧洲统一史、美中外交关系、中日外交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美洲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东亚国家外交关系史、古希腊罗马史、拜占庭历史与文化、伊斯兰文明等。本科生招收世界史专业。

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和南洋研究院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成立于1998年，以美国社会经济史、城市史、科技史、思想史、族裔史研究为主。有专门研究人员5人，博士研究生十余人，硕士研究生20余人。曾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的研究项目，并主办多次大型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与美国学术同行有广泛而密切的学术交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设在该所。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前身为南洋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也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在该院基础上创立的东南亚研究基地入选国家“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在该基地，设有历史宗教文化研究室，除承担重大研究课题外，还指导专门史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若干人。

云南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云南省对南亚历史的教学与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1955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大学，针对云南大学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民族众多的特点，指示云南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要根据云南的特点”。当时讲授南亚史的是武希辕先生。他还研究印度古代种姓制度、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编写了《印度现代史》，翻译了古里的《印度种姓制度》一书。这是当时国内唯一这方面的著作和译著，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都只是油印本，未能公开出版。

20世纪60年代按照教育部对在全国高等学校开展外国史研究的部署，在云南大学开展西南亚、东南亚研究和南亚研究。云南历史研究所南亚室和云南大学历史系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印度民族问题、社会问题、土地问题，编写、翻译了大量有关概况、资料、文献，并主办或参加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探讨印度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印度民族问题等。

刘文鹏著《埃及考古学》，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姜桂石主编《战后中东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姜桂石、姚大学、王泰著《改革与现代化——历史经验与现实趋向的探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姚大学、王泰主编《中东通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姜桂石、姚大学、王泰著《全球化与亚洲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辽宁大学世界史研究中心该中心是辽宁大学所属的专门开展世界史学术研究与交流的科研机构，于2006年12月成立，历史学院院长韩毅教授任中心主任。中心下设三个研究室：经济史研究室、政治与国际关系史研究室和社会与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共有研究人员22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9人，讲师2人。

（六）学术交流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世界史学科建设离不开国际学术交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主要在中国和苏联及东欧、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1978年改革开放后，情况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世界史学术交流的内容急剧扩展，既包括实证性的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研究，也包括史学理论及方法论，和史学史研究等。新时期中国世界史国际学术交流，扩大到西欧、北美、亚非拉美和大洋洲各地区。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和世界各地重要的高等学校及研究机构，都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为推动中国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办于1900年，第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除1913—1923、1938—1950年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外，每5年举办一届，每届参会的各国历史学家都在1500—2000人之间，是世界历史学家的盛会。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80年8月，由夏鼐任团长、刘思慕任副团长的中国史学家代表团，作为非会员国，列席了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提交了《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夏鼐）、《中国抗日战争的宣传工作》（刘思慕）、《改良还是革命：晚清中国思想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张芝联）等论文，参加了古代史、中世纪史、法国革命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拜占庭史等专题史的讨论。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后，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国史学会以国家会员的身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报告。1982年9月，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决定正式接纳中国为新成员。此后，中国史学会组团参加了1985年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第16届，及此后的历届大会。

1995年，第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在会上正式提出2000年在北京举办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申请，但因种种原因，这一申办议案没有被通过。201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经过大会陈述、执行委员会投票等程序，最终以36票支持、8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在中国济南的山东大学举行的议案，受到世界各国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这将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这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也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繁荣发展，在世界史坛的影响不断扩大。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宣读完习近平贺信后在致辞中说，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自强不息的奋斗史、追求和平的发展史、互学互鉴的交流史，塑造了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形成了当代中国的价值理念、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她指出，自从1900年创立以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走进亚洲，在中国举办，这在国际历史科学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这对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在致辞中回顾了中国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指出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她强调本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在促进不同文化的跨国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世界历史研究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负责管理，该办公室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1986年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样，是我国在科学研究领域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国家社科基金设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哲学、理论经济、应用经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人口学、统计学、体育学、管理学23个学科规划评审小组以及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三个单列学科，已形成包括重大项目、年度项目、特别委托项目、后期资助项目、西部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六个类别的立项资助体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基金总量不断增加，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学科设置和项目设置不断拓展，推出了一大批包括世界史在内的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一大批功底扎实、锐意进取的学科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导向性、权威性和示范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为集中展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充分发挥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鼓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优良学风打造更多精品力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于2005年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每年从已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中遴选10种左右，到2009年共出版了包括世界史成果在内的37种，受到学术界好评。2010年，又将《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进一步拓展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自2010年始，《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统一组织出版，并向作者颁发荣誉证书。

无论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确定，还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出版，都可看到国家对世界史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1年列为院重大课题；同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获准立项，由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武寅研究员主持，子课题负责人为郭小凌、侯建新教授。《剑桥古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是西方史学界著名学者通力协作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引进我国的与中译本的出版，对推动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特别是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学科的建设，着力提升中国世界史体系及世界通史研究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世界文明史和世界通史研究

世界文明史和世界通史研究，在近年的中国世界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和国际学术界对“世界文明、文化”研究不断深入有直接的联系。“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化因素将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注]而进行文化战略或其他文化问题的研究时，是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民族、国别或地区的文明史的研究的。没有文明史的研究，所有文明问题的研究都是难以得到科学阐释的。

针对国际学术界的“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中国学者提出自己的文明理论，将世界文明划分为12种文明体系。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完成了汝信主编的12卷本《世界文明大系》，先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99—2002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客观论述世界各主要文明的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学者对世界文明历史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例如，刘文鹏教授主编的《古代西亚北非文明》，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发展史的著作，为我国的古代世界文明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世界文明大系》包括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印度文明》、秦惠彬主编《伊斯兰文明》、马振铎等著《儒家文明》、潘光等著《犹太文明》、姚介厚等著《西欧文明》、于沛等著《斯拉夫文明》、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钱满素著《美国文明》、郝名玮等著《拉丁美洲文明》、姜芃主编《加拿大文明》。《世界文明大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世界各大文明的起源、发展、演变、现状，作了详尽客观的评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努力从总体上把握世界上每一主要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使人们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分析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而且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有选择地汲取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以加强当代中国的文明建设。这部著作，从整体上反映出包括世界史学者在内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为今后我国学者的世界文明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编写者认为，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这样写的目的，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编写者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也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对各种不同的文明，都依据丰富的史实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强调各个文明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过一定的作用，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合力之一。不同的文明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大有小，但并不存在一种十全十美或者一无是处的文明。而某些西方学者却着意渲染西方文明，贬低东方文明，这是由他们的立场决定的。对此，编写者把非洲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等单独立卷，用事实驳斥了某些西方学者的偏见。编写者把中国的儒家文明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全局中加以论述。这不仅使我们认清了儒家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使我们认识到，儒家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从而增强了我们学习和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的自觉性。

2004年初，马克垚主编的3卷本《世界文明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教育部委托的“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项目之一，也是北京大学文科重点研究项目。“本书是为大学历史系同学编写世界史新教材的一次尝试……作为文明史，本书只论述世界上主要文明的发展历程，而不能对各国家民族的历史过程予以叙述，这可能也是和原来流行的历史教科书不很相同的。”[※注]马克垚首先在“导言”中，就“文明与文明史”“文明的发展和演变”“文明的交流”等问题着重从理论上进行了阐释。

编者认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过去的世界通史强调的是短时段的东西，政治事件，伟大人物，后来又加上了经济形势、文化情况等比较稳定的东西。文明史不同于世界史，就是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各文明的流动、发展、变化。把文明作为研究单位，我们就要区别不同的文明，要划分文明的不同类型。但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我们只能根据不同的时代，各文明的不同表现和作用，来确定我们所要叙述的文明的类型划分”[※注]。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编者将世界文明史划分为“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两个时代；而“工业文明时代”，又分成“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张”两大阶段。这种划分，主要是依据各文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情况，这和编者所强调的，根据生产力发展变化来划分文明的发展阶段依然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办法。文明性质和面貌的变化，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但最终说来和它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说法是一致的。

沈坚著《文明的历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作者以不同的文明为单位，按照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发生的先后，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作者强调文明的多样性，并探讨了造成文明特殊性、复杂而多样的原因，认为文明之间的交流对促进文明多样性的生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作者还认为，任何历史著作，都是历史学家依据一定的历史事实，遵循一些史学理论而进行的主观创造，是一种解读。世界文明史也如是。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文明的曙光；从新月沃地到尼罗河畔：不同的河不同的人；从印度河到恒河：古代印度文明的足迹；黄土地上孕育的文明；文明的衍生和延展：从高原到海滨；希腊：爱琴海璀璨夺目的明珠；恢宏、霸气、严谨：罗马的气质；用罗马名、讲希腊话的文明：拜占庭；沙漠与驼峰托起的文明；富士山下的守恒与变革；连接古代与近代的桥梁：中世纪西方文明；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跨过近代的门槛；大航海时代；欧洲的危机和光明；文明的重大转折：革命和火车头等。

赵立行著《世界文明史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该书所述之内容上溯至史前文化，下讫现当代文明，将漫长历史进程中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文明内容浓缩在一个框架体系中，表现了历史的纵深感及其丰富的内涵。作者将芜杂的头绪和线索删繁就简，突出重点，该书的“编”从纵向的角度展示了文明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历史进程；“讲”“目”则从横向的角度展示最能代表时代特征的文明内容。第一编人类文明初登舞台，有三讲：纷乱的两河流域；法老一统的埃及；印度：佛教的故乡。第二编西方古典文明的光荣，有两讲：希腊：欧洲文明的源头；罗马：称霸世界的帝国。第三编中世纪的“黑暗”，有三讲：诸文明的融合；信仰的时代；盛期的社会。第四编欧洲社会的转型，有两讲：人的重新发现；走出中世纪的步伐。第五编革命的年代有三讲：近代社会的创建；启蒙与革命；思想的潮流。第六编社会发展与战争来临，有两讲：社会的发展；近代的终点。第七编新秩序与新危机，有两讲：战后新秩序；不安的年代。第八编，文明经受了考验；大战与冷战下的文明；科技进步与文化反思。全书的终篇是走向多极的世界，展望了人类未来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

在世界史研究中，“通史”研究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通史”研究的世界史，是不完整的世界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世界通史的研究水平，包括理论框架设计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往往集中体现了世界史学科整体上所达到的学术水平。近年在我国世界史研究迅速发展的推动下，有多种通史性著作先后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吴于廑、齐世荣教授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199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6卷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2—1994年出版。这是由国家教委委托主编的高校教学用书。这部著作集中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和以前的教材相比，内容更为丰富，视野更开阔，而且在体系上、历史分期上、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等问题上，都提出了编者独立的见解。古代史编的主编是刘家和、王敦书、朱寰、马克垚；近代史编的主编是刘祚昌、王觉非；现代史编的主编是齐世荣、彭树智。该著作的出版，对提高高等院校世界史教学水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该书自2001年开始出版修订第二版。新版本既保持了初版的基本体系，又汲取了近年我国世界史学界的研究和教学成果，弥补了初版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使之更趋完善。

吴于廑教授在该书的“总序”中，重申了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世界历史”一文的基本观点。“世界历史这门学科正在发展之中。既然历史在不断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那么，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把分国、分区的历史集成汇编，或者只进行分国、分区的研究，而忽视综合的全局研究，都将不能适应世界历史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世界从15、16世纪起就已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世界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这门学科，也要相应地跨入一个新的阶段。”[※注]

（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史前史研究在我国的研究基础十分薄弱。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有所改变。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约有三部对原始社会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问世。这些成果是杨堃的《原始社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蔡俊生的《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原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

刘文鹏的《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古埃及史著作。该书在内容和体系上都有新的突破。2003年该书被评为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年又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刘文鹏教授，我国著名世界史学家，中国埃及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31年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50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提前毕业并攻读研究生，师从林志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东古代史（西亚、埃及）。1955年研究生毕业，留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同年11月，参加教育部委托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的全国世界古代史专业进修班，随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专修世界史，并逐渐成长为林志纯教授的得力助手。1972年，刘文鹏先生调入吉林省通辽师范学院任教35年，直至2007年病逝。

作为《古代埃及史》的姊妹篇，刘文鹏先生的遗作《埃及考古学》也于2008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该著是刘先生在身患癌症期间，同病魔作顽强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不断完善的一部著作。刘文鹏教授坚持主张把古埃及历史的下限划到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为止，意即包括希腊化和罗马—拜占庭统治下的埃及历史。这种分期法是刘先生多年来系统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成学说为指导，修改、补充和完善而提出来的。

1985年9月，刘文鹏教授开创的世界上古史·埃及史学科被确立为内蒙古自治区首批重点学科，也是当时他所在的内蒙古民族师院唯一的省部级重点学科。同年10月，刘文鹏应邀出席第5届国际埃及学大会，他提交的“OntheEgyptianearlyCitiesandCityStates”（《古代埃及的城市和城市国家》）一文在大会上发言交流，被收入出版的大会论文集中，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1991年10月，经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批准，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成立了世界上古史研究所，由刘文鹏教授任所长。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专门从事古代埃及历史研究的机构。该研究所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而且在培养我国埃及学高级专门人才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比伦法的人本观：一个关于人本主义思想起源的研究》一书，根据楔形文字原始材料，对古代西亚的法律文献进行研究，这在中国学术界具有首创性。作者的着眼点不是单纯的《巴比伦法》的研究，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巴比伦法》中“人”的地位的分析，通过古巴比伦社会中“人”的地位与古代世界其他社会中“人”的地位之比较，说明公民社会的普遍性，对古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公民社会为古希腊罗马所特有或为地中海地区所特有——予以否定。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史料、史学与研究方法；“人”及其权利等差；人本观产生的文明和文化基础；立法精神与人本主义；债务法中的人本观；刑法、尊严法及人格权；城市自治与人本主义等。

《巴比伦与亚述文明》中所论述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文明、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商业文明和法律文明，以及古巴比伦社会制度及人本主义思想等特征，揭示了与国内外学术界传统完全不同的全新图景。基于此，有论者认为，这部著作是几乎改写世界文明史源头的创新之作，对于重新勾勒世界文明史的总体发展脉络具有启迪意义。作者对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独到的探究，例如，家内奴隶制、国有封建制和私人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混合经济模式的提出，一方面打破了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一直以来关于“奴隶制说”与“封建制说”的对立，另一方面对于丰富和创新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亲手拍摄的300余幅图片，作为珍贵的文物资料，大大增加著作的可读性。

《人性的启蒙时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与思想》，是一部综合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文明发展史的著作。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文明。其中意识形态管理对于国家管理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管理要符合国家管理的需要，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在人类文明史的发端时期就已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该书包括的内容有文字：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城市：人性在成长中撕裂；生活：因思想生为艺术活；君颜：世间一切尽写脸上；信仰：生命的依托；两性：人之根物之本；战争：人性的弱点；艺术：让人成为人等。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之一。研究“一带一路”沿线且对人类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古代文明，如古代埃及、巴比伦与亚述、印度、波斯、中国、希腊、罗马等文明，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重视中西比较、中西交流；既注重宏观的理论思考与对历史的反思，从当下观察古代文明的整体性变迁，以宏大的视角展示古文明的兴衰；又注重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用中国人的视野来重新观察世界，架构认识世界的话语权，用实际行动彻底摒弃“西方中心论”。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文明的诞生、文明的创造者、文明的再现、楔形文字的发明与演变、从城邦到帝国、政治制度与政府管理、军事制度与尚武精神、法律传统与立法精神、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城市建筑与建造工程、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宫廷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科学精神与科学技术等。

“城邦”是古希腊的一种政治共同体，城邦的出现，标志着古希腊文明的开端。所以古代城邦史的研究，历来为国内外史家重视。1989年，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城邦史综论》，由日知先生撰写，下篇《城邦史名论》，则由诸多专家执笔。

在这部著作中，编写者进一步深化了“古代城邦普遍说”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城邦与城邦的联盟、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古代城邦政治形式发展的主要阶段，以及古代城邦的历史人物等进行了研究。该书内容十分丰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引人注目。该著主要内容是：城邦与城邦联盟、古代城邦的政治制度、古代城邦政治形式发展的四个阶段（神话传说时代、史诗时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古代城邦的历史人物（改革家与独裁者）、论现代人的由来、原始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希拉康坡里王国探究、苏美尔城邦联盟——尼普尔联盟、列国时代的摩羯陀城邦、荷马史诗中的阿尔哥斯简史、公元前6—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若干问题（雅典民主的产生，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特点）、关于罗马城市国家的产生问题、楚邦的发生和发展、论周邦的建立及周王与多方的关系、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等。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方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是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优秀传统，在这部著作中，有具体的体现。

与古希腊史研究相比，希腊化研究明显薄弱，缺少系统的更为深化的研究。

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后继者东罗马帝国的别称。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旧址定都，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建都君士坦丁堡，因此又称拜占庭帝国。

1977年，齐思和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的《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是在中外史坛都有影响的长篇论文。齐思和（1907—1980），早年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1935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平（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在先秦史、中外关系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方面造诣深厚，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历史学家。主要著作，除已经提及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外，还有《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等。

我国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重视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重视对重大历史过程、历史现象的理论分析。马克垚著《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是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专著。马克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该书是我国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作者深入分析了西欧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以及封建制度下中古西欧的封土制、封建庄园、农奴与农民、农村公社、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等重要经济形态。阐述概念的同时，结合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进行探讨，然后再从动态上研究它的发展变化以及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作者还将中西封建社会进行比较，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大致相同的基础上，东西方封建社会的结构基本相同；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独特性，以及西欧农奴与中国封建小农之间的差异性，不宜过分强调。该书的主要内容是：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的过渡、论封建化、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庄园、农奴与农民、农村公社、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中世纪的人口等。

戚国淦著《灌园集——中世纪史探究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这是作者的学术文集。主要内容包括中世纪史名著与名家；中世纪史探研；读史杂咏及其他和附录。戚国淦（1918—2010）,1918年6月生于承德，原籍贵州省修文县；18岁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师从邓之诚、洪业、齐思和、翁独健等名家。北京师范学院1954年初建时，戚国淦受命筹建历史系并担任系主任之职。他对中外历史均有较深造诣，尤精于世界中世纪史和都铎王朝英国史，著述颇多。其中较为重要的论著，如自译及合译《法兰克人史》（1981）、《查理大帝传》（1979）、《西方的没落》（1963）；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下册》（1983）、《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二分册》（1986）；撰写的论文《16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1987）等。2002年10月15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在北京举行“庆祝中国译协成立20周年暨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会上对176位翻译家提出表彰并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戚国淦获此殊荣。

（三）断代史研究

在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中，断代史主要指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当代史。由于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初，风云激荡的20世纪刚刚离开我们而去，所以有关20世纪的世界历史的著作时有问世，也列在断代历史的范畴之内。

上古史的主要著作有周启迪主编《世界上古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初版，2004年再版。该书系统地阐释了上古世界的历史，内容丰富，且条理清晰，是一部较好的教材。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原始社会：人类的形成、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氏族公社的解体、原始精神文化；上古埃及：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的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中王国时期的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上古埃及文化：文字、文学、科学、建筑和艺术、宗教；上古西亚：南部两河流域国家的形成与统一、古巴比伦王国时代、古代亚述、新巴比伦王国、古代叙利亚、赫梯、腓尼基和巴基斯坦，波斯帝国；上古西亚文化：文字、文学、科学、建筑、宗教；上古印度：哈拉巴文化、吠陀时代、列国时代、孔雀帝国；上古印度文化：文字、文学、科学、建筑和艺术、哲学；上古希腊：克里特文明、古风时代、古典时代、马其顿王国与亚历山大帝国；上古希腊文化：宗教与神话、哲学、文学、建筑和美术、科学；上古罗马：从部落到国家、早期共和国、罗马对地中海地区的征服、罗马共和国的衰亡、早期罗马帝国、后期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上古罗马文化：文字与文学、哲学、农学和医学、建筑、罗马法等。

田德全主编《世界古代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该书的“世界古代史”包括了世界上古史、中古史，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初三个阶段的历史，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它是人类由原始、孤立、分散的状态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密切联系的整体的历史。该书的具体内容是：原始社会人类的起源、原始公社的产生和发展、原始公社的解体与国家的产生、原始文化、上古埃及、埃及国家的形成与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与后期埃及、上古埃及的文化、上古西亚诸国、两河流域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和新巴比伦王国、腓尼基和古代巴勒斯坦、波斯帝国、上古印度、上古希腊、上古罗马、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中古东欧诸国、中古西亚诸国、中古东亚南亚诸国、非洲和美洲、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等。

令狐若明的《世界上古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该书内容包括人类社会发展最初两个阶段的历史，即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历史。对于原始社会的叙述，综述全人类历史这一阶段的进程；对于奴隶制社会的阐述，主要集中在埃及、西亚、印度、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等上古奴隶制国家，即阐述上古时代各奴隶制国家发生、发展、繁荣和衰亡的历史。

《世界古代史》第二版（上下），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世界古代史》编写组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这套教科书的主要特点：一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全书主线清晰，内容充实；三是全书充分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新成果，体现了中国世界史学者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该书“绪论”主要阐释了世界古代史的研究对象及其发展规律；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学好世界古代史；正确理解世界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

《世界古代史》上册为世界上古史，内容是世界上人类起源和原始氏族制社会以及奴隶制社会阶段的历史，叙述了自人类起源至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详细介绍了世界古代史的发展脉络。主要内容是原始社会、上古西亚（前5千纪—前4世纪）、上古埃及（前6千纪—前1世纪）、上古南亚（前4千纪—5世纪）、上古中国（前3千纪—5世纪）、古代希腊（前2千纪—前2世纪）、古代罗马（前1千纪—5世纪）。该书的下册，为世界中古史，叙述了自罗马帝国灭亡至1500年的历史，着重研究人类封建制社会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其主要内容包括文明的冲撞与融合（3—6世纪）、东亚社会的发展（6—13世纪）、南亚社会的变迁（6—13世纪）、阿拉伯帝国（7—13世纪）、拜占庭帝国（4—15世纪）、中世纪前期的西欧（5—14世纪）、东欧和北欧诸国（6—12世纪）、蒙占帝国（13—14世纪）、亚洲社会的演进（14—16世纪）、东欧封建社会的发展（12—15世纪）、中世纪后期的西欧（14—15世纪）、非洲与美洲（公元前后—16世纪）、大变革时代前夕的世界（16世纪）。

世界中世纪史著作还有孔祥民主编的《世界中古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编者认为，学习世界中古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经典作家的论断，特别是学习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力争完整而准确的理解；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历史文献和资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认真而细致的分析，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资产阶级学者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有些看法可能是精辟的，但因阶级的局限，整个说来不可能科学地解释封建社会。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和鉴别。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西欧城市的兴起和十字军东侵、西欧封建制度的发展、东欧的封建国家、西亚的封建帝国、中古的朝鲜和日本，以及南亚次大陆、新航路的开辟和西区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欧文化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德国农民战争、封建制度解体时期的西欧诸国等。

世界近代史研究，在我国相对有较好的研究基础。较早问世的有林举岱、陈崇武主编《世界近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编写者吸收了近几年国内外研究成果，在体系和内容方面均有新意。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和进入垄断时期。

袁征主编《世界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编者认为，世界近代史，从社会经济形态来说，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垄断阶段的历史。依据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世界近代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时期（16世纪至18世纪末）。第二时期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确立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时期是第二次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进入垄断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上述基本认识出发，该书的主要内容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大陆主要国家、北美独立战争、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94—1815年的法国与欧洲、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工业革命和19世纪前半期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848年欧洲革命、19世纪中期欧洲的民族民主运动、美国内战、日本明治维新、19世纪中叶亚洲的民族运动、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晚期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近代欧美科技文化的发展等。

金卫星、刘大明主编《世界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编写者汲取新时期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新的研究成果，按照新的历史分期，阐释了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资本主义垄断，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演变历程；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内容，强调了世界近代史是世界各地区、各国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曙光下的西欧与走向一体的世界、地理大发现和早期殖民掠夺、文艺复兴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资产阶级革命序幕、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东西方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社会主义、民族运动、进入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等。

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该书广泛汲取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新成果，编写者在反映人类社会演进中的大事的同时，力争更为全面地阐述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编写者认为，近代时期应以16世纪为起点，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作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分界。其基本着眼点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史非将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中国历史与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

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西方的崛起、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启蒙时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17世纪至19世纪初的商业战争、开明君主专制、美洲的革命、处于传统文明中的东欧与亚洲、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前半期的欧洲、19世纪的资产阶级改革与革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19世纪前半期的欧洲社会政治思想、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亚洲民族运动的高涨、第二次工业革命、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趋势、列强瓜分世界领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和战争风云、19世纪末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第二国际、新型民族运动的兴起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断代史研究中，成果最突出的是在“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或“世界现当代史”方面，在“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观念影响下，以前几乎是空白的世界现当代史研究，现在已经硕果累累。

在世界当代史研究中，我国世界史学者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划分时代的标志；如何认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挫折，为社会革命和建设留下了哪些深刻的经验教训；如何认识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如何认识资本主义高福利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以及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量；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否“意识形态终结”，是否进入“人民资本主义阶段”；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前景是否是永恒的资本主义世界统治；如何理解资本主义不自觉地充当着历史进步的工具，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为迎接一个新的社会的到来进行着必要的物质准备，等等。

世界现代史编写组撰写中央马工程重点教材《世界现代史》上下册，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编写组认为：自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生产方式深刻变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人类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无数奇迹。与此同时，人类也饱经沧桑，遭受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和争夺霸权造成的空前浩劫，蒙受了战乱、饥饿、疾病、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的种种磨难，至今仍面临着和平与发展的诸多难题。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学习世界现代史，了解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编写组认为：世界现代史的演进，应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分为上下两个时期，即世界现代史上半时期和下半时期。世界现代史上半时期的历史，是在科学技术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同时又充满危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下展开的。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是：进入20世纪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资本主义世界、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及其主要影响、各国反法西斯斗争与世界大战的迫近、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上半期的科技与文化。

在世界现代史的下半时期，人类经历了战后重建和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演变曲折复杂，科学技术发展异常迅猛，社会经济变化剧烈。进入90年代后，两极格局瓦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深化，和平发展成为时代潮流。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是：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的开始、二战后初期至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初期至50年代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与第三世界的兴起、冷战与两极格局的演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独立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20世纪中后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挫折、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20世纪下半期的科技与文化。

编写组还就如何学习世界现代史发表了意见，强调“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也是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史的根本方法。只有坚持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认识历史，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用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才能认识和把握世界现代史发展的内在动因，才能透过现象认清本质，正确认识世界现代历史上的各种历史现象和基本规律，看清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注]。此外，还要把握世界现代史发展的主线，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和掌握历史分析的方法等。

（四）地区史研究

多年以来，亚洲史、非洲史和拉丁美洲史一直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后得到明显改观，成果数量、深度和广度令人耳目一新，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研究水平在迅速提高。

王治来著《中亚通史》近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17世纪后期，俄国通过彼得一世改革，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夺得出海口，成为一个能够与欧洲争霸的国家。近代卷的具体内容是：6世纪中亚诸汗国的形成、中亚诸汗国的对外关系、中亚汗国的鼎盛时期、18世纪前半期中亚的内外处境、中亚的相对和平安定时期、19世纪前半期俄、英在中亚的竞争、克里米亚战争前后沙俄对中亚的侵略、征服布哈拉和希瓦、浩罕的兼并与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土库曼的兼并及沙俄的统治、沙皇统治下的中亚等。丁笃本著《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作者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公布的文献资料，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在中亚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现代卷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亚的影响、1917年俄国革命时期的中亚、中亚的内战、中亚的经济社会改造和民族国家的组建、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的中亚、1914—1945年苏联中亚与邻国的关系、1945—1964年的中亚、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中亚、全面改革和苏联解体时期的中亚、战后中亚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等。

2010年，王治来还主编《中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涉及的主要内容是：中亚的原住民阿赫门王朝的统治、希腊统治时期的中亚、贵霜、嚈哒与突厥、中亚归属于中国唐朝、阿拉伯的统治及其衰退、萨曼王朝时期的中亚、中亚诸突厥王朝与西辽、蒙古统治时期的中亚、察合台汗国的分裂与帖木儿帝国、中亚帖木儿王朝的兴亡、16—18世纪的中亚诸汗国、英、俄两国在中亚竞争的开始、俄国征服中亚诸汗国、俄国兼并浩罕与征服土库曼、夺取谋夫后沙俄在中亚的统治、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苏联体制下的中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二十年中的中亚、中亚历经苏联的停滞、衰退和解体后走向独立、地缘政治角逐中的中亚等。

中东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之一，为了深入探究中东问题的真谛，必须要追根溯源，开展历史研究。200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灏城、朱克柔主编的《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著作是编者已经出版的《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的续篇。作者们从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着手，选择社会各界读者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课题，结合历史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力求从理论上总结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该书以沙特阿拉伯、苏丹、土耳其、伊朗和埃及五国为例，着重探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问题。“历史探索”的主要内容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瓦哈比运动”“瓦哈比主义”“马赫迪主义”“图拉比伊斯兰主义”“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哈桑·班纳与世俗思想和世俗政权”“犹太教正统派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当代中东热点问题。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彤主编的《当代中东政治制度》。这部作品是上述课题研究的延续，较详尽地分析了战后中东国家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主要内容包括沙特阿拉伯的政教合一君主制、约旦王国的二元君主立宪制、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伊斯兰共和制、战后的叙利亚政治体制、纳赛尔军人政权与埃及一党制、萨达特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党制的演变、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演变，以及以色列多党民主制度的建立等。作者“在收集和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中东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分析，考察中东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及其走向；从所选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地区、国际环境等多方面探讨不同政治体制和制度确立、演变的进程；并对中东不同类型政治体制和制度根据其是否适合于本国国情，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满足大多数国民的物质、精神、政治需求，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定之标准对其成败得失进行了评判”[※注]。此外，作者还就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关系问题、权威主义和军人干预政治、军人政权问题、中东君主制国家的产生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哈全安著《中东史610—2000》上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作者认为，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在亚洲西南部的沙漠瀚海，阿拉伯人登上中东的历史舞台，创立的庞大帝国，囊括了西起大西洋、东至帕米尔高原、北迄高加索、南达阿拉伯海的辽阔土地。哈里发统治下的国家经历了六百年跌宕起伏的岁月。中东文明的传统并没有因为蒙古铁骑而销声匿迹，奥斯曼土耳其人夺取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降服西起马格里布、东至扎格罗斯山西麓的阿拉伯人。奥斯曼帝国继阿拉伯帝国之后再度雄踞亚欧非大陆的中央地带。自15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迅速崛起，进入20世纪，诸多的主权国家兴起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中东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纳忠著《阿拉伯通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1999年出版，是一部体现了作者“视求学为天命”的著作。这部著作不仅系统阐述了阿拉伯人从氏族社会时代的游牧部落发展到封建社会时代的民族、国家，再发展成为今日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历程，而且探讨了阿拉伯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1909年，纳忠生于云南通海县一个回族家庭，早年就读于昆明高等中阿双语学校、埃及爱资哈尔大学。1940年学成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为在我国高等院校讲授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的第一人。除《阿拉伯通史》（上下）外，其主要著作还有《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埃及近现代简史》《回教诸国文化史》《伊斯兰教的信仰》等；他还主持翻译了埃及艾哈迈德·艾敏的8卷本巨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并译有《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明》《伊斯兰教》《伊拉克艺术》《也门社会发展一瞥》等作品。

杨军、张乃和的《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6年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东亚地区的历史专著，作者深入论述了远古以来东亚如何成为一个独特的世界并不断自我完善，并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当今东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东亚史》既包括东亚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次，以及各个地区、国家、区域等不同单位，在互动和认同中走向一体的区域化过程，又包括东亚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及其发展水平。无论“东亚”概念何时起源，东亚作为一个完整的区域世界早已孕育于其自身的多元一体进程中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东亚文明曙光、炎黄—东夷联盟、公元前3—8世纪的中国、东亚其他国家的形成、东亚区域结构、东亚与世界关系的滥觞、8—13世纪的中国、8—13世纪的东亚其他国家、封贡关系的演进、东亚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大一统”时代、多层环状结构形成、封贡体系内缩、封贡体系瓦解、走向条约体系、“二战”中的东亚、两极对抗下的东亚、冷战在东亚的缓和等。

阚思静、刘邦义主编《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出版。编写者论述了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南斯拉夫等国剧变的过程和原因，同时还探讨了共产党情报局与东欧各国的转折、“二战”前后英美的东欧政策、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东欧民族主义崛起的原因、战后东欧多党制等。编写者强调：“苏联和东欧的演变是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挫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当代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站在历史的高度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借鉴，是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注]正是从上述基本认识出发，作者从“拓宽视角的空间”“历史的共性：先天不足”“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等方面，对东欧的演变进行历史思考，得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

非洲史研究成果丰硕。杨人楩著《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非洲通史性著作。1958年，杨人楩从国家和学科建设发展需要出发，将研究重点从法国史研究转向非洲学，他放下正在从事的法国革命史巴贝夫传的专题研究，开始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非洲通史的研究工作。据杨人楩先生的夫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蓉初回忆，杨人楩的这种拓荒工作异常艰辛，但他“一旦承担这一写作任务，开始工作，就终日孜孜不倦，有时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即使他在1973年夏季、秋季连续发病时，仍在阅读新出版的非洲史著作”[※注]。杨人楩不幸于1973年病逝。郑家馨与陆庭恩、何芳川等协力整理杨先生的遗稿，直到十年后历经曲折方才出版。

1984年，我国学者集体编写的第一部《非洲通史》问世。来自15所高校从事非洲史研究和教学的十多位教师，受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委托，辛勤耕耘历时三载完成。正式出版前，1982年10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非洲史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曾对该书初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并对其早日出版寄予殷切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非洲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已有不少成果问世。该课题组成员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注意克服欧美中心论的影响，有的放矢地批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非洲史研究理论体系，认真汲取以往中外研究成果的积极内容，使该著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在我国世界史学界受到普遍好评。经我国学术界两位著名专家陈翰笙和纳忠教授推荐，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拉丁美洲史研究进展迅速，其成果质量不断提高，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都产生了积极反响。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国家史稿》（上下），商务印书馆1973年初版，1983年再版，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关于拉丁美洲史的著作。该书从古代印第安人开始写起，到1956年止。全书分为两篇。第一篇主要叙述整个拉丁美洲的历史，如美洲印第安人、美洲的“发现”与被奴役、西班牙统治时期的美洲等。第二篇为“分论”，分别论述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历史。作者认为，“拉丁美洲这一名称并不完全切合实际情况。这块土地的原有主人是印第安人。他们在欧洲侵略者侵入前，已创造了相当高度的文明。他们今天仍然说着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风俗习惯。黑人也与印第安人一样，在很多方面保存着非洲社会的传统”。[※注]书中插有较多的历史地图，书末附有大事年表和参考书目。

林被甸、董经胜著《拉丁美洲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拉丁美洲”一词是19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首先使用的，指原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拉丁语系国家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建立的国家。20世纪60—70年代后，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英、荷殖民地获得独立后，其官方语言英语、荷兰语不属于拉丁语系，因此，国际组织和机构逐渐将“拉丁美洲”改称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目前共有33个国家，另有12个尚未独立的地区。人口5.2亿，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陆地面积占世界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最早开始现代化建设的地区，学习和研究拉丁美洲史，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古代美洲、“发现”与征服、殖民地的经济结构、殖民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新兴国家的巩固、出口经济的繁荣与现代化的起步、墨西哥革命与20世纪拉丁美洲的重大变革、民众主义体制下的发展、威权体制下的发展、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与发展、19世纪到20世纪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古代美洲与古代中国历史年代对照表等。

在欧洲史研究方面，钱乘旦主编的《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郭华榕等主编《欧洲的分与合》，京华出版社1999年出版；朱孝远著《欧洲涅槃：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是三部颇有特色的著作，选题、观点和方法，以及文献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多让人耳目一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世界史学界在欧洲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

冷战结束后，欧洲并不安宁，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成为欧洲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之一。在《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中，编写者宏观地叙述了历史上欧洲各民族的发展经过与相互关系，分析了各种欧洲民族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欧洲民族矛盾和冲突的形成原因，及其对周围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作者力图使人们在清晰了解欧洲民族问题历史的基础上，对欧洲的现实和未来能有一理性的思考。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欧洲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理论探索；古代与中世纪的欧洲民族；西欧的民族问题；东欧的民族问题；流散的民族。编写者强调，“当前欧洲民族问题的现状仍然是：东欧趋向恶化，西欧趋向缓和；东欧趋向‘分’，西欧趋向‘合’；东欧前途难卜，西欧则有成功的希望。如何解释这种东西两面差异鲜明的现象？这正是我们寻求欧洲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的目标所在”[※注]。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该书不仅基于具体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而且还就一些重大的民族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欧洲五百年史》是面向21世纪的课程教材之一，它从纵向与横向的历史发展态势，系统研究了欧洲近现代史，阐述了自“地理大发现”至20世纪90年代约500年间欧洲的历史演变，主要内容包括：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运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16—17世纪初的西欧和北欧、16—17世纪初的西欧和中欧各国、16—17世纪的欧洲关系、17世纪英国革命和英国立宪君主制的建立、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欧洲大陆各国（17—18世纪）、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欧洲的工业革命、19世纪初期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1848年的欧洲革命、19世纪中期欧洲的工人运动、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19世纪中叶的欧洲、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的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19世纪以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欧洲列强从冲突走向战争、风起云涌的欧洲、20年代的欧洲国际关系、相对稳定时期的欧洲、风雨飘摇的欧洲、走向新的大战的欧洲、欧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初期的欧洲新格局、冷战中的欧洲、苏联的国内外政策和苏东关系、西欧各国的恢复与发展、欧洲共同体与欧洲一体化、80年代的西欧、动荡中的欧洲政局等。

（五）国别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别史研究进展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宽广，广泛汲取国外史家研究的最新成果，重视使用新披露的原始文献，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方法上都有所创新，如跨学科方法的运用等。

万峰著《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初版，1981年修订再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日本断代史专著。这部著作所涉及的“日本近代”历史时期，是日本史研究学术问题争论最多、最大的一个时期。作者“不采用已有的分期法，而是从明治维新是属于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角度出发，将明治维新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倒幕维新运动阶段……第二个是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改革阶段”。这样分期的目的，“主要是想强调：明治维新作为属于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不到它的历史任务最后完成，自然也不能结束”[※注]。这种观点对深化研究明治维新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975年，吴廷璆受教育部委托，带领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的同仁，开始编撰《日本史》。吴廷璆（1910—2003），著名中国日本史专家，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史学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史学科，学成归国后先后在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燕京大学成都分校、武汉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从事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校总务长、历史研究所所长、天津市历史学会理事长。主要代表作有《日本史》（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日本近代化研究》（主编），商务印书馆2008年出版；《吴廷璆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

编撰《日本史》历时20年，直到1994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性的《日本史》著作。以往一些有影响的日本史论著，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仅涉及日本史的一个方面或一段时期。该书内容丰富，逻辑结构完整，主要内容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大化改新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前期（包括南北朝，1333—1477）、室町时代后期（战国时代，1467—1573）、安土、桃山时代、德川前期、中期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形成时期、帝国主义时期、战后美国占领时期、独立自主时期、高速增长时期、稳定增长时期等。

在印度史方面，刘欣如和黄思骏的两部著作颇有特色。刘欣如著《印度古代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作者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印度古代社会结构、政治事件、经济形态和宗教文化等，进行了较系统的考察。作者认为，“经过百余年来的资料积累和研究，印度历史学家已不再接受‘东方专制主义’这个简单模式。他们注意到恒河流域的早期国家既有君主专制，又有世系共和统治形式，水利灌溉的形式和规模以气候、地理和生产技术水平而定。国家主持的大型水利工程数量很少，大部分水利灌溉设施是中小型的，由地方的权势人物、社会组织和农民个人开发和利用。大型水利工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专制王权的基础”[※注]。从这部著作的内容看，该书将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资料与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提高印度古代史的科研水平。在国外，人类学家对种姓制度的机制和理论的研究促进历史学家追溯这个制度的起源；又如，体质人类学家的研究，使人们对雅利安人种的存在和婆罗门种姓的起源提出质疑。该书末附有南亚地形示意及历史重镇地图，印度古代史重要词汇、印度古代史重要纪年和印度古代史重要人物等，为各界读者学习和研究印度古代史，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美国史研究，始终是国别史研究的重点。我国美国史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经过23年的努力，在200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美国通史》。这是我国学者完成的第一部多卷本《美国通史》。全书由刘绪贻教授、杨生茂教授任总主编，李剑鸣、张友伦、丁则民、余志森、刘绪贻、韩铁、李存训等教授，和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等分别参加了撰写及编辑工作。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一代美国史研究学者迅速成长，逐渐形成了以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为主体的，新的、各有特色的美国历史研究中心，对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的深入，以及美国史研究学科建设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美国通史》共6卷。各卷的主要内容是：第1卷《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主要内容是美国独立前近200年的历史；第2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叙述自美国18世纪70年代的反英独立战争，到19世纪中期南北战争前的建国初期阶段的历史；第3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较全面叙述了美国南北战争及战后到19世纪末的40年的美国经济迅猛发展时期；第4卷《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对于19—20世纪之交（1898—1929年）美国的巨大转变年代，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第5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主要是对罗斯福“新政”的论述；第6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较全面地阐述了战后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发展。除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外，该书各卷多有详尽注释和参考书目，而且还附有英文对照的中文主题索引，和专业术语索引，为学习和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方便。

杨生茂、刘绪贻两位教授在《美国通史》总序中，分析了这部著作的五个特点：第一，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又要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并结合美国历史实际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要写出中国的美国史著作的特点，体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第二，要理论联系实际，纠正一些流行的对美国历史的错误和模糊认识；既要借鉴美国一些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又要消除人们对美国存在的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第三，要冲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未公开宣布但实际存在的界限，不能像以往美国史出版物那样只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止，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今的美国。第四，要全面论述美国历史，不能只写成简单而片面的美国政治、经济史。第五，要运用比较丰富而新颖的资料。要附有全面扼要的外文参考书目和便利读者的索引[※注]。这些特点，表明中国学者的美国史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对于推动美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黄绍湘，1915年出生在长沙一个世代书香之家。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1935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6月入党，1944—1946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她的主要代表作有《美国简明史》，三联书店1953年版；《美国早期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美国史纲（1492—1823）》，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美国简明史》完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系统阐述自北美“发现”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美国通史。该书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展开，都有扼要的分析，明确美帝国主义必然失败和劳动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必然胜利。作者采用了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史学家的新论点并对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有所批判，选择材料也比较广泛而审慎。作者自己说，“是一个尝试”：尝试着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采用当时美国的一些新史学家，如威廉·福斯特、菲利浦·丰纳、詹姆斯·艾伦、赫伯特·阿普特克等人的论点来分析和阐述美国史。这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对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该书计十章，第一章北美殖民地，第二章到第五章为近代美国，第六章到第九章为南北战争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现代美国，第十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附录包括美国历史大事年表，美国48个州加入联邦年代表，译名对照表，参考书目等。

刘绪贻，1913年5月13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40起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芝加哥大学。1947年回国，在武汉大学讲授和研究社会学、文化人类学。1964年，武汉大学成立美国史研究室，刘绪贻开始对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美国现当代史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史的宏观研究。在刘绪贻、杨生茂为总主编的6卷本《美国通史》中，刘绪贻先生亲自领衔主编、主笔第5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及第6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刘绪贻的主要成果还有：刘绪贻主编并主撰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绪贻著《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绪贻主编《美国现代史丛书》已出版3种：时殷弘著《尼克松主义》，韩铁著《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张红路著《麦卡锡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1987年版；与李世洞共同主编《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在美国史研究中，刘绪贻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和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提出了“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概念。他认为，罗斯福“新政”作为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既不同于列宁论述的只对资本家、银行家有利，而对工人、农民有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扩张侵略的法西斯式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西方学者称为“福利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次，刘绪贻认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仍然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因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已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已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帝国主义时代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这个时代起，世界现代史中的许多现象，如果不考虑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引起的变化，是不可能认识和阐述清楚的。

杨生茂，1917年9月26日生于河北省涿鹿县，1938年至1946年，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研究院。1946年回国，1947年9月受聘于南开大学文学院，直至1995年6月退休。1964年，我国为加强对外国问题的研究，在一些高校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杨生茂承担了创办美国史研究室的任务，在他的领导下，南开大学成为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镇之一，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杨生茂长期从事美国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著述甚丰，在美国外交史和史学史方面建树尤多。他组织同事，收集外文资料，编纂了《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和《美国西班牙战争资料选辑》，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和1981年出版。20世纪6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为了普及世界历史知识，组织编写“外国历史小丛书”，杨先生又和许多著名学者一起出任编委。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改变当时国内尚无一本美国外交通史的现状，杨生茂历时数年，主持完成了长达50余万言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991）。该书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系统考察美国外交政策发展变化的著作。他认为，扩张是贯穿整个美国外交史的主线，也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扩张的理论核心是美国人的“使命观”；美国外交政策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口号，目的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杨生茂的著作还有《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简史》（1977）、《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1983）等。

毕生从事美国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刘祚昌（1921—2006），是我国美国史专家。他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56年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成绩斐然。主要著作，除1954年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外，还有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内战史》。这部著作，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广阔的背景下，系统地阐释了美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内战。1986年，他在《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中，曾谈及此书的写作特点。他说：他的写作原则是“不但写事，而且也写人，并且用大量篇幅去写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着重写黑人的血泪史”;“尽可能把内战史写成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历史”,“要写出中国的风格，尽量避免出现翻译的痕迹”；要“实事求是”。他还说，撰写《美国内战史》时，他表现出一种韧性，即“能持之以恒，做到年年如斯，月月如斯，日日如斯，顽强奋斗了17年之久”,“不取巧，不走捷径”。这些，在《美国内战史》中都有具体体现，给人留下深刻影响。

刘祚昌的另一代表作是《杰斐逊全传》（上下），齐鲁书社2005年7月出版。这是继他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杰斐逊传》之后，深入研究托马斯·杰斐逊的又一力作，130万字的巨著，也是他的封笔之作。在该书的“序”中，刘祚昌分析了杰斐逊的民主思想的突出特点：它有一种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的激进色彩，强调“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灌溉”。杰斐逊的民主思想有很强的包容性（Comprehensiveness）。杰斐逊认为民主不单纯是政治上的民主（代议制、选举制、人民享受各种自由、言论、出版及信仰的自由），它也包括抑富扶贫的经济措施，并且与提倡道德相配合。杰斐逊的民主思想，是以政治民主为核心，以抑富扶贫的经济措施及弘扬道德为辅翼的意识形态的复合体。刘祚昌还认为，杰斐逊的民主思想，是他留给美国人民及全世界人类的重要的宝贵遗产。把杰斐逊和中国历史上的子产、诸葛亮、文天祥、方孝儒相比的话。可以看到：他们在表现的形式上或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行为、思想和业绩都体现了孔子所提倡的“仁”字。

美国史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选题，是美国史研究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李世安著《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该书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了美国人权政策的传统、美国人权外交出笼的历史背景、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作者既客观评价了美国人权政策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进步性，也揭露了美国立国后人权政策在理论与实践上脱节的矛盾性，以及美国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后，利用人权作为外交政策工具，来实现其外交目的的反动性和局限性。该书还系统研究了美国撰写的别国人权报告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书中使用了大量外文资料。该书是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项目，获得全国第5届“吴玉章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7）。

沈炼之（1904—1992），著名法国史专家。1922年入燕京大学英语系学习，1926年赴法国留学，研读西洋史、法国文化史和法国史，1933年获里昂大学人文博士学位。学成后回国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等校任教。在里昂学习期间，曾专程去第戎拜访在第戎大学讲学的史学大师马迪厄教授，并听完其法国大革命史讲座的全部课程。马迪厄治学中的求真求实与创新精神，对其毕生从事法国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代表著作主要有：《法国革命史讲话》（改进出版社1941年版）、《简明世界近代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政治大革命，马克思认为它并不是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历年法国和世界各国有诸多有国际影响的成果问世。

王养冲（1907—2008），著名法国史专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留学法国十年之久，师从哲学家瓦尔、历史学家费弗尔、社会学家拉洛等名家，研读欧洲哲学史、法国革命史以及涂尔干等人的社会学思想。1947年王养冲回国后，先后任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与其子王令愉合著），编译有法国大革命史论文集和资料集多种，如《拿破仑书信文件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罗伯斯比尔选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

王养冲晚年完成的《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是我国近年法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作者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广泛汲取了国内外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积极成果，从旧制度末期的法国、君主立宪派统治时期、吉伦特派统治时期、雅各宾派统治时期等方面，对法国大革命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大革命前旧制度末期的法国写起，一直写到拿破仑帝国结束。作者着意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重视改革在大革命过程中的地位作用，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王养冲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拥有经济力量和随之成熟起来的智能力量的结果。既要重视和强调从社会的、经济的角度探究法国大革命，同时也不能忽略人的意识和意志力对革命的作用。

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建立专政体制。1852年12月2日宣布成立帝国，波拿巴被封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如何认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以及如何认识恢复帝制成功的原因，孙娴在自己的著作中，有较深入的分析：自二月革命以来，各个阶级之间进行的公开斗争使得他们精疲力竭，削弱了各个阶级的力量。一些阶级期望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方式进行斗争，一些阶级期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波拿巴政变和恢复帝制，便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波拿巴获得了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者的支持，认为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能维护社会安宁。大多数工人在政变中持中立态度；而大多数农民则支持波拿巴政变，他们认为正是议会，才使他们负债累累，朝不保夕。因此，“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政变取得成功，恢复帝制未遇大的阻力，不是偶然的，乃是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注]。

近年法国史研究不断深化的标志之一，是研究视野扩大，同时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商榷。如沈坚著《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在西方各国的工业化中，法国的工业化往往冠之以“落后”“水平低”“缓慢”等评价，法国工业化长期以来被人们看作是不太成功的典型。作者在该书中，采用了新的工业化理论，通过对法国工业化道路全面分析，总结了法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对“法国是工业化失败的典型”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作者认为，法国工业化的表现是特殊性使然，而不能以此与英国和德国作简单类比。作者根据大量资料，将法国工业化的特殊性归纳为：在增长方式上，工业化无明显“起飞”阶段，呈渐进和持续的特点；在工业结构上呈二元性或多元性，大中小企业并存；在市场特征上，既依赖海外市场也依赖国内市场；在资金筹集上，企业靠自身积累发展，金融资本却外流；在政府作用上，国家干预程度较强；在劳动力供应上，外来移民弥补本国人口的缓慢增长，等等。一些论者认为，这部著作是近年我国法国史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蒋孟引（1907—1988）著名英国史专家。他早年就读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1939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论1856—1860年的中英关系》，以确凿的史料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962年，他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驳斥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理由”》。1965年，其专著《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中国出版集团、三联书店再版）。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针对国外依然流行种种歪曲和诬蔑，通过战争前后的大量文献，特别是英国外交部档案以及英国内阁首相、各部大臣、驻华领事、公使、特使等的私人通信，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历史真相。在此之前，他在1964年出版了《英国史论丛》，这是我国学者研究英国历史的第一本专集。书中收集12篇英国史论文，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人物等方面内容。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他撰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十分薄弱，该著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1980年，孙成木、李显荣、康春林著《十月革命史》，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由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关于十月革命史研究的学术专著。该书对十月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革命的经过以及革命的影响，都有较为详尽的阐释。书中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武装起义方针的确定和起义时机的成熟；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和武装起义的准备；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和克伦斯基的反扑；莫斯科武装起义和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三年国内战争——十月革命的继续；各国人民对十月革命的援助。作者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在十月革命旗帜的指引下，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蓬勃高涨，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革命直接受到十月革命的鼓舞，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就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出现。”[※注]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俄罗斯领土跨越欧亚两大洲，自然而然地融合了东西方两种文化。无论是苏联，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化史都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对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特别是对我国的苏联—俄罗斯史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俄罗斯是一个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国家之一。近年不仅有多部苏联（俄罗斯）学者有影响的俄罗斯文化史著作译成中文出版[※注]，而且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著作，也陆续问世。自然，这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功能急剧膨胀，“文化史”研究成为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一，世界各国的文化史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孙成木著《俄罗斯文化1000年》，东方出版社1995年出版。作者指出，现在俄罗斯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从基辅罗斯到俄罗斯统一国家，到俄罗斯帝国，到苏维埃联邦，到现在俄罗斯，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俄罗斯文化史是整个俄罗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与中国是近邻，两国的文化联系有很长的历史。在当前国际交往十分频繁的情况下，我们应加强对俄罗斯在文化方面的成就的了解和研究。该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我国读者对绚丽多彩、令人仰慕的俄罗斯文化的了解。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古代罗斯时期的文化，诸如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教堂建筑；教育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学校的创立和西欧科学知识的传播；彼得一世的文化改革及其影响；璀璨的文坛巨星；跻身于世界科学之列；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演变的文学；苏维埃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征服宇宙空间的胜利；艺术的成功与探索；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等。

东正教对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欲研究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历史，不能不研究东正教。但我国世界史学界对东正教的研究却显得薄弱，这种情况近年才开始改变。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别史系列丛书，在国内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已经超出了史学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对世界历史知识的需求。

陈文海著《法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主要内容是：史前时期与古代高卢（远古—公元5世纪）；法兰克人的统治及衰变（5世纪晚期—10世纪末）；领土聚合与民族国家的初造（10世纪末—15世纪中叶）；君主制的绝对与相对（15世纪中叶—1789年）；大革命与拿破仑时代（1789—1815年）；政体轮回与社会进步（1814—1870年）；再建共和与复仇情结（1870—1914年）；战争与危机的交织（1914—1959年）新体制的调适与完善（1959—2004年）。

林承节著《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主要内容是：印度河流域文明；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孔雀帝国；南北诸王朝割据时期；笈多帝国；戒日帝国及其后的地区性王国；德里苏丹国时期；莫卧儿帝国；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民族大起义和英王接管印度；大工业的出现和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初步发展；英国剥削加强和1905—1908年民族运动高潮；甘地领导权的建立和第一次不合作运动；30年代初文明不服从运动和省自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的经济政治发展；从自治领到共和国成立；尼赫鲁执政时期；夏斯特里执政和英·甘地第一次执政；人民党短期执政和英·甘地第二次执政；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90年代的印度。

张建华著《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主要内容是：民族和国家的起源（公元8世纪至17世纪中叶）；专制制度的黄金时代（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思想启蒙与文化教育（19世纪初至19世纪末）；现代化的艰难启动（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专制制度的覆亡（1905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1917年至1924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与斯大林模式（1924年至1953年）；发展与停滞时期（1964年至1985年）；走向解体的苏联（1985年至1991年）；跨世纪的俄罗斯（1992年至2000年）。

王仲涛、汤重南的《日本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主要内容是日本历史演进的自然环境、古代社会的形成、天皇集权时期、武家政治时期、近代国家建立、战争风云和争霸东亚、站在十字路口的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形成、对外侵略战争、战后初期的日本、经济复兴和高速发展、经济大国的日本、冷战后的日本。

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等国，是怎样走向世界大国的？这些问题的答案离不开历史的回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大国通史”丛书，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了世界主要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思想的历史变迁，追踪了它们走向大国的足迹。各分册多始于史前，终于20世纪末。该丛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各章结束时，都有一“作者评曰”或“作者点评”，给人以有益的知识和启迪。

钱乘旦、许洁明著《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出版。英国曾经进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所建立起来的现代议会制度、殖民帝国，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远古到罗马占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不列颠、诺曼底征服和封建制度的发展、大宪章和议会的起源、英法百年战争和红白玫瑰战争、中世纪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铎王朝与宗教改革、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英国革命、复辟与光荣革命、贵族的优势、工业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第一次议会改革、维多利亚时代、工会运动与工人政党、争夺世界帝国、从“一战”到“二战”、走向福利国家、英王世系简表、英国历届首相表、英联邦成员国一览表。

吕一民的《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史前与高卢时期、法兰克人国家、法兰西独立国家的产生、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君主专制制度的没落与启蒙运动的兴起、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崛起与第一帝国的兴亡、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从第二共和国到第二帝国、在战火中诞生的第三共和国、19—20世纪之交的法国、法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20年代的法国、危机笼罩下的30年代、再次经受世界大战的考验、第四共和国、“戴高乐的共和国”——第五共和国的早期史、从左右对立到左右共治——密特朗时代的第五共和国、处在新的“世纪末”的法国社会与文化。

冯玮著《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出版。介绍了日本自远古以来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的变迁。具体内容涉及史前时代、古坟·大和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时代、昭和时代（战后）、平成时代等。

丁建弘著《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立国时代：日耳曼人与德意志人；封建时代：民族国家的被延误；宗教改革时代：民族运动的发端；普鲁士崛起时代：对德意志民族是祸是福、普鲁士精神和普奥争霸；“启蒙”时代：从文化民族主义到政治民族主义；改革时代：民族统一运动的初霞；复辟时代：民族统一道路上进步与反动的较量；统一时代：“白色革命”与民族统一的完成；工业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发展；“英雄时代”：从民族工运到国际工运；强权时代：民族沙文主义的膨胀；魏玛时代：共和时期的民族运动；纳粹统治时代：极端民族主义发了狂；盟国管制时代：夹缝中的德意志民族；重新崛起时代：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再统一时代：一曲德意志民族的《欢乐颂》；龙与鹰：历史上中德民族的文化关系等。

刘文龙著《墨西哥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出版。墨西哥合众国，位于北美洲西南部，拥有多种多样的自然条件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印第安人早在5000多年前就进行农耕活动，且逐步发展了璀璨的古代文明。该书对墨西哥自古以来的阐释，包括墨西哥的经济、政治、文化、种族、社会发展等，对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学习、研究墨西哥的历史有积极帮助。主要内容是：墨西哥人的起源及其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西班牙对墨西哥的征服与拓殖、殖民地社会与文化、独立运动、建国初期的内忧外患、改革战争与法国的干涉、波菲利奥·迪亚斯政权的兴衰、墨西哥革命：从武装斗争到国家的政治稳定、1940—1970年：国家的稳定发展、20世纪末期：发展模式的危机与转换、21世纪初政权更迭与历史传承、2006年大选及其纷争等。

林太著《印度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从印度文明的孕育形成到发展、发扬光大，论述了印度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亚洲和世界历史的影响。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印度远古文明、雅利安文化的冲击、摩揭陀王国的兴起、孔雀王朝的统一、贵霜王国、从笈多王朝到戒日王时期、印度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古典时期的印度文化概述：文学、艺术、哲学、科学，以及宗教的演化、德里苏丹、莫卧儿帝国、欧洲人东来及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及印度社会向近代转型、殖民地化与印度近代化初型、第一次民族运动高潮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甘地与民族运动第二次高潮、国民不服从运动与艰难的自治之路、自由与分治、从自治领到共和国、尼赫鲁执政时期的印度、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的印度、从拉吉夫·甘地政府到拉奥政府、全国阵线与全国民主联盟等。

除上述“国别史”“大国通史”两套丛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也编辑出版大国通史系列丛书，如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由众多法国史专家合力撰写，全面、翔实的法国通史。对上起史前时代，下迄当代的法国历史进行了系统完备、论述详明的介绍。主要内容是：史前与高卢时期、封建社会的形成、从分裂到统一（9世纪—15世纪）、从国土统一到专制王权的确立（1461—1610）、专制王权的巩固和发展（1610—1715）、旧制度的没落与启蒙运动（1715—1789）、大革命（1789—1799）、执政府与第一帝国（1799—1815）、复辟王朝（1814—1830）、七月王朝（1830—1848）、第二共和国（1848—1852）、第二帝国（1852—1870）、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第三共和国初期（1881—1898）、帝国主义的法国（1899—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法国（1914—1929）、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0—1945）、第四共和国（1946—1958）、第五共和国（1958—）。

（六）国际关系史研究

国际关系史是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分支之一，与世界历史学科同步发展；一般认为，它萌生于20世纪初，在20年代有较快的发展，这和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密切联系在一起，为了中国的自由独立解放，迫切需要研究国际关系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优秀传统，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史研究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无论是国际关系史的宏观体系阐释，还是微观个案研究；无论是国际关系史的理论探索，还是档案材料的发掘和解读，对比改革开放之前，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和提升。自然，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是繁荣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动因之一。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发展进步，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世界历史学学科的内容和范围，而且对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通史性的研究是重要内容之一。鉴于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国际法的诞生，揭开了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所以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起点，多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1983年，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2卷），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国际关系史教材，对当时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国际关系史教学和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标志性作品，是王绳祖主编，光仁洪、蒋相泽、周纪荣、卫林、石磊、鲁毅为副主编的《国际关系史》（10卷本），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在主编、副主编的统一协调下，37名编委协作，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编写，经过近十年的集体努力而成。该书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写起，到20世纪70年代末止，涵盖了300多年全球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按照国际关系体系与格局的演变，以及历史进程中主要转折性变化，全书10卷，分为三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包括第一卷（1648—1814）；第二卷（1814—1871）；第三卷（1871—1918）；第二个时期：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包括第四卷（1917—1929）；第五卷（1929—1939）；第六卷（1939—1945）；第三个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末，包括第七卷（1945—1949）；第八卷（1949—1959）；第九卷（1960—1969）；第十卷（1970—1979）。

10卷本《国际关系史》反映了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该书1996年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2004年和2006年，又分别出版了由国际关系学会主编和方连庆、刘金质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的第11卷和第12卷，阐释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变化。与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法国学者勒努万主编的8卷本《国际关系史》和苏联葛罗米柯、赫沃斯托夫等主编的5卷本《外交史》相比，该书既克服了欧美中心论的影响，也克服了片面突出苏联外交影响的倾向。编写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致力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史学学科的新体系。该书十分重视世界经济关系，在此基础上，努力探究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过程与前因后果，并注意其相互作用与影响。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的原理剖析国际斗争的诸多因素与表现，避免把问题简单化。

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优秀传统，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有充分的体现。国际关系的动荡、分化，以及一系列尖锐问题的产生，迫切要求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做出回答，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成为热点问题之一。

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如何认识和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国际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作者从战后国际形势与国际力量对比、冷战的形成、战后初期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苏联对外战略调整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西方阵营的变化、第三世界的崛起、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与东西方关系缓和、美苏争霸新态势；走向多极世界、苏联外交政策的高速与美苏关系、雅尔塔体系的崩溃；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政策、欧洲格局的重建、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形势、冷战后的中东和非洲局势、联合国任重道远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国际格局的演变集中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国际格局是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在一定时期内主要国际力量对比、互动、组合而形成的。多数国家认为世界多极化是一个趋势，即主张世界应当由多种力量、多种社会制度、多种发展模式和多种价值观构成，形成平衡与制约，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但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加紧推行独霸全球的战略，企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这就造成大国关系的不稳定，世界形势的不安定。

在世界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中，西欧和美国的国际关系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乐民著《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该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至1984年西欧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作了详细探讨，对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着重分析。作者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欧洲战局和东西欧的形成；战后德国；欧洲的“集团化”和所谓“冷战”；欧洲“集团化”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诞生；印度支那问题和苏伊士运河危机——英法殖民体系的衰落；从战后欧洲一体化思潮到“小欧洲”共同市场的诞生；“大国交易”——西欧国际关系的时代背景之一；非洲大陆的变革与传统殖民体系的终结——西欧国际关系时代背景之二；核武器与大国地位；法国向“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挑战；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六国欧洲”——欧洲共同体的成长和问题；70年代上半期的欧美关系；所谓“缓和势头”；多种矛盾的并发——大西洋两岸的新一轮论战；欧洲共同体在发展中的特点；80年代的美苏争霸与西欧；战后西欧国际关系的演变等。作者选材详略得当，在详尽的史实叙述的同时，注意理论分析和概括，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些结论，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有较强的说服力。

李庆余著《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是我国学者撰写的全面论述美国外交政策的通史性专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主要内容是：革命与扩张（从独立战争到1914年）；谋求国际新秩序（1914—1945年）；冷战与遏制（1945—1969年）；多极世界中的美国外交（1969—1988年）。在论述上述问题时，涉及了美国外交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美国霸权主义的兴起、美国式的集体安全体系、冷战和遏制战略、多极世界与美国外交新布局、美国与西欧、日本的伙伴关系等。2008年，李庆余著《美国外交史：从独立战争至2004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一书的修订本。《美国外交》于1990年出版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冷战解体了，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开始谋求后冷战的外交理念与政策。修订本在第四编中补写“冷战的解体”这一节，并增加第五编——后冷战美国外交。这一编一直写到2004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增补的主要内容是：后冷战美国外交（1989—2004年），包括布什政府：重建“世界新秩序”；克林顿政府与“扩展”外交；小布什政府与“反恐”外交等。该书附录内容丰富，包括参考书目、图表、地图等。

近年中苏关系史的著作有多部出版[※注]，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是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编写者利用大量史料，包括大量解密资料，探讨了1917—1991年中苏关系的曲折历史。与以往的中苏关系史著作不同的是，作者在收集、整理大量丰富的中国与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中苏关系的许多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内容包括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分析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等，是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历史的著作。《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增订版）,201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此次编写者作了比较多的修订，除了根据新公布的档案修正部分阐述外，原来较为薄弱的第四篇完全重写。第四篇的主要内容是：走向“正常化”（1979—1991），包括“正常化”问题的缘起、开启“正常化”进程、双边关系逐步改善、走向“正常化”的转折、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等。

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8卷本），三联书店1979—1982年出版，是一部有特色的中日关系史著作，除此之外，近年还有多种中日关系史方面的著作问世[※注]。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3个多月后，王芸生在天津《大公报》开始连载长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首篇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这是一部集中日关系史料与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史论专著。王芸生在首篇前还写了“前言”，指出，吾人试考六十年来之中日外交关系，当可了然于强弱进退之所由来。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爰自同治十年中日订约，以迄最近之日本侵华经过，搜辑政书，分纪始末，使一般国民，咸知国耻断非突发，自反乃能自强，明耻教战，或非无裨……迨甲午一战，中国遂大暴露，赔款割地，自是日本渐为强国，中国则日衰。庚子后，日人在华之势力，亦日益伸张。迄今又三十余年，日本著著进步，窥伺之计无穷，而中国则积弱之势，每况愈下，迄今东北三省复又不战而失守，谁实为之，孰令致之，览兹篇者，庶知耻而怀奋焉。”

关于我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李玉等主编《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部著作问世前，已经有多部中国学者对日本研究的学术史著作问世[※注]。该书探讨的是中国学者对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历史。叙述的时限是上至古代，下至1996年。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是总论：对中国日本研究的发展过程和各阶段的概况以及总的特点加以简要的说明；并结合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论著的数量统计，对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历史做一概括性的叙述。第二编是分论，按历史发展顺序，重点评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各个历史时期重要问题的研究，即围绕一个问题，介绍和评述与此问题有关的代表性论著以及代表性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因篇幅所限，在分论中只能就一些重要问题做评述。这些重要问题的确定，是以中国学者对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实际状况为依据，且多为学术界所认同的[※注]。不难看出，该书的内容十分丰富，编撰的态度也十分认真。对系统了解我国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历史和现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是“中国的日本研究史丛书”中的一种，其余分别是《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史》。

中国是亚洲发展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学者对亚洲各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近年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果问世。此外，对欧美地区以外的地区或国家的国际关系史，如拉丁美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也有成果问世。

马瑞映著《疏离与合作：英国与欧共体关系研究》，是一部研究英国现代外交史的著作，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英国与欧共体关系是英国自身衰落下的转型与大陆欧洲跨国联合两种现象的奇妙结合。英国与欧共体的关系反映了一个没落帝国如何企图挽住落日余晖，一个主权国家如何在联合体中维护主权又不离散，一个实力下降的传统大国如何以平等身份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历程。传统与环境构成英国对欧共体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背景，观望、徘徊表达了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最初态度。但欧共体的成功和英国自身的经济困境以及政治考虑，英国经过三次申请最终在1973年1月成为欧共体成员国。可是，英国加入欧共体后，两者关系一直不和谐，英国扮演了欧共体内尴尬伙伴的角色。英欧关系的阶段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英国现实主义的政策路线，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国家利益优先和主权让渡的原则。

2016年，何志龙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中东历史与国际关系》，该书分为五编，主要围绕中东研究概况、塞浦路斯历史与加入欧盟问题、中东国家关系、大国与中东关系、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五个方面进行专题论述。作者通过对犹太人与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及其影响、外来移民与塞浦路斯的民族形成——兼述塞浦路斯历史上希腊族人与土耳其族人的关系、伊朗视野中的以色列、20世纪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评析、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科威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历史探源、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大中东计划”、后冷战时代叙利亚与美国关系、冷战结束后伊朗与美国关系、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退”与“进”等的研究，拓展了中东地区历史及政治形势研究的视角，能够促进中东史研究的发展。还对中东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对中国的启示和影响进行了探讨，如中国与塞浦路斯关系、以色列农业现代化成功经验及其对陕西农业发展的启示、以色列农业教育对陕西农业发展的启示、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及其对我国安全的影响、中亚“颜色革命”的根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作者希望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能从中有借鉴作用。

（七）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

199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出版修订版。万峰为第二章增加了“惨绝人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王振德为第五章补充了“中国正面战场”；陶惠芬对第六章“苏德战争”作了较大的修改，朱贵生则利用该著作初版问世后10多年间新发现的史料，对全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200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三版问世，新增加了100多幅插图，在内容、版式进行修订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为第三版新写了题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序言。

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作者努力吸收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力图准确、完整地揭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发展、结局及其影响的内在规律性。作者专章阐述“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性的抗战。”“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注]“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中国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以‘七七’事变为起点的中国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中国的抗战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注]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本着“博采众长，刻意求真”的精神，对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由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999年出版。这部著作的1—4卷为文字卷，计18编，71章。该书各卷主要内容分别是大战的起源、酝酿与爆发；大战的全面展开；大战的相持与转折；大战的最后较量、结局与总结等。第5卷为图志，通过1000余幅（张）照片、图表，从走向战争之路、战火遍及全球、展开艰苦较量、正义战胜邪恶等方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全景式的反映。

这部著作由军内外专家学者辛勤耕耘，历经14年完成，作者“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科学地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进程和结局，探索战争的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提供启迪和借鉴”[※注]。这部著作极大地拓宽了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领域，较全面地体现出我国学者二战史的研究水平，标志着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自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我国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特点。具体来说就是，尊重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进行综合研究，而不是仅仅作为军事史来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自觉清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重视探求和揭示大战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世界影响。例如，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肯定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阐述抗日战争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意义。经过我国学者的多年研究，中国抗日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抗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意义，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比如，王振德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指出，中国6年的局部战争、8年的长期抗战，迫使日本的一切军政施策均以解决侵华战争为中心，无力与德军呼应，致使德意日三国军事条约形同废纸。这样，同盟国无后顾之忧，才顺利执行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取得大战的完全胜利。如果低估了中国战场在大战中的战略地位，就不可能写出科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抗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比如，韩永利著的《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通过对抗日战争对战时美国大战略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论证了中国战场承担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战略责任，有效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其他主要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战略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持的互动关系，而非美国的单向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离不开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国际学术界把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运动作为20世纪上半叶国际范围的一种历史社会现象，在其历史背景、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基本特征、阶级关系、外交政策以及内部极权体制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多种成果问世。中国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先后有朱庭光主编的三部专著问世，即《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重视理论探讨，如对战争起源的研究。2002年，吴友法在《德国法西斯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问题并非以往史学界所言是由于30年代经济危机引起的，起源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30年代经济危机只是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兴起并最后夺取政权……德国法西斯兴起原因十分复杂，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注]2003年，康春林著《世界战争起源新论——东欧与两次世界大战》，在分析帝国主义列强垄断资本的扩张和竞争是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时，强调民族主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一。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陈祥超著《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2004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法西斯主义源于意大利，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与现状，有助于揭示法西斯专政和二战期间许多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虽然早已覆灭，但在意大利法西斯余孽和法西斯思想并未被根除。半个多世纪以来，新老法西斯分子一直企图借尸还魂，卷土重来。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意大利，法西斯幽灵更有死灰复燃，日趋猖獗之势。当前带有新时期特征的新法西斯组织在意大利已形成一股很强的政治势力，并已堂而皇之地进入本国和欧洲议会。该组织如今已拥有成员40多万人，成为意大利政坛上最有实力的政党之一。”[※注]不难看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该书问世对于当今防止法西斯势力再起，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该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史料十分丰富，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作者广泛使用了大量意大利文文献资料，其中不少鲜为人知，有助于在考实的基础上全面阐释意大利法西斯的崛起和灭亡，增强了该专著所持的各种观点的说服力。

2006年3月，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该研究院是武汉大学跨学科的国际问题研究平台，整合了武汉大学国际法、世界经济、世界史、国际关系、西方哲学、外国文化等学科的研究力量，对国际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研究重点是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国际问题和世界热点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是其中之一，近期重要成果是《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9卷本《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2010年出版，参与编纂的人员先后达30余人，历时4年。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证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与作用的著作，该书由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教授胡德坤主编。

第2卷：《中国抗战与美英东亚战略的演变（1931—1945）》，作者韩永利。该卷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抗战对美英东亚战略的影响。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抵制美英奉行的对日绥靖妥协政策，促使美英改变东亚战略；中国全面抗战推动了美英东亚战略朝着援助中国、制约日本侵略的方向发展；中国抗战推动了美英确立制衡日本的战略，中国抗战是美英制定欧亚战争战略的前提条件；中国抗战为美英摆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战略危机做出贡献，稳定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略局面；中国抗战支持美英成功地实施了首先战胜德国的战略；中国抗战为盟国对日最后反攻创造了条件。

第3卷：《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作者关培凤。该卷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积极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国与反法西斯联盟其他三大盟国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利益纷争并存的复杂关系；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巩固。

第4卷：《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作者彭敦文。该卷分析了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国民政府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以民族自存与国家之间平等的共存为基点，以争取大国援助和建立国际反日阵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为目标。在外交的具体运筹中，国民政府能够坚持对日基本立场，坚决站在民主阵线一边，并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对外政策。主要内容是：九一八事变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困境的形成、国民政府摆脱对日外交困境所采取的各种政策、遏制日本进一步分裂中国的外交措施、和战转换与国民政府抗战初期的外交政策、走向长期抗战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苦撑待变与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等。

第5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作者王建朗。该卷的主要内容是：珍珠港事件后，中国积极推动反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建立，并派遣远征军出国作战。中国还积极扶助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中国顺应形势变化，适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此后，历经签署莫斯科宣言、参加开罗峰会、创建联合国等重大国际活动，中国进入四强之列，逐步成为政治大国，并最终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抗战后期，美国积极扶植中国进入四强，但在若干问题上与国民政府也发生了冲突。中苏关系则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正式成型，中共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美国最终仍选择了扶蒋政策，错失了机会。战争结束后，盟国间关系迅速发生变化，受降权之争，便反映了盟国在战后远东的利益冲突。

第6卷：《战时美国对华政策》，作者陶文钊。该卷系统地阐述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美国对华政策，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标志，分为两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中日战争的政策由最初的置身事外逐渐向着援华制日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受到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牵制，如美国的大萧条、西方世界普遍的对法西斯绥靖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中成为盟国，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罗斯福从战后国际格局和美国在这个格局中的领导地位的长远考虑出发，认定对华关系将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努力构建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但在军事方面，美国又不能给予中国所需要的援助，使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两国关系变得十分错综复杂。

第7卷：《战时英国对华政策》，作者李世安。该卷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对华政策，包括制定过程、实施过程，及其对战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反映了英国如何从牺牲中国、执行对日绥靖政策，到援华抗日，最后与中国结成盟国的对华政策的曲折变化。战时英国与中国是盟国，英国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是支持中国的，同中国的合作是有一定成效的。但是，中英双方的合作却充满着矛盾与斗争。英国坚持消极抗日的政策，以及在抗战中仍然坚持执行殖民主义的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并且激化了与中国的矛盾。本卷还论述了英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作者在肯定英国对中国抗日战争贡献的同时，揭示了战时英国对华机会主义政策、实用主义政策以及殖民主义政策。

第8卷：《战时苏联对华政策》，作者汪金国。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同美国、日本、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等问题相互交织，构成了多国多方关系；在中苏关系中，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和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本卷以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为背景，分析了苏联在此期间对华政策，就上述纷繁复杂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有助于人们正确地了解这段历史。

第9卷：《战时德国对华政策》，马振犊主编。德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中外关系中的重要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为改变战败国的屈辱地位，对中国采取了比较友好的外交政策，而中国国民党政府一向持“联德”方针。中德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德国人参与了中国的内战及后来的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因全球战略的需要，逐渐弃华联日，而中国则最终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本卷的主要内容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德国对华政策与德中关系、德国与伪满洲国、九一八事变后的德国对华关系、德国与中国对日抗战准备、抗战爆发后的德国对华政策、德中断交及德国与汪伪政权的关系等。

（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国际共运史），是各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为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历史，也是世界近现代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两大发现，共产党宣言的问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第一国际的活动；巴黎公社革命过程、措施、性质、意义；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第二国际的前期活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建立，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影响下欧亚革命运动的高涨，第三国际前期活动；亚洲与欧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德国与匈牙利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各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国际共运史人物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

近些年来，国际共运史教材尽管已出版过多种，在体系结构、内容等方面各有千秋，但对当代国际共运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阐述和评价不够系统、完整；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个别的失之偏颇。周作翰等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修订版），既汲取了以往国际共运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又有新的时代特色。编写者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主线，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系统阐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同时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编写者没有回避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低谷中奋斗图存和在改革中复兴发展，指出国际共运虽然从低潮走到低谷，但在低谷中，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正在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历史中的一系列重要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国际共运史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殷叙彝的《第二国际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张汉清的《马克思恩格斯与第一国际》，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林建华的《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国际性组织史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出版；姜琦、张月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黄修荣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黄宗良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百年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王兴斌的《战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1945—1985》，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周海乐著《第二国际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部作品是为纪念第二国际成立100周年而作。高放为该书撰写了序言，认为这部作品“自成一家，特点鲜明”，是“独树一帜的丰硕成果，深入研究的良好开端”。

周海乐著《第二国际史》的附录，内容丰富，主要内容有《第二国际历史大事纪要》《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概况》《社会党国际局会议概况》《工会组织一览表》《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一览表》《文献论著目录》等。这些都是深入学习或研究第二国际史所必需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1848年欧洲革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总结，将无产阶级专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韩承文主编《1848年欧洲革命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这场革命的学术著作。作者全面研究了1848年前欧洲各国的社会状况，及1848年欧洲革命中各国独具特点的艰苦曲折的斗争道路。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革命活动及其理论总结、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欧洲革命的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在中国的反响等，均作了详细的阐述。同时，对欧洲革命在整个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也有深入的论述和探讨。该书的具体内容是：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德国革命；1848年奥地利革命；1848年意大利革命；1848年罗马尼亚革命；1848年捷克、斯洛伐克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波兰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匈牙利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沙皇俄国与1848年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活动及其理论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编纂学；1848年欧洲革命在中国的晚清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历史阶段的反响。

作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年的革命，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中心点。在这次革命实践中，第一次检验了他们共同创造的理论，并把这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和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完成的主要著作有《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革命和反革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等。他们强调，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注]！

在这部著作中，编写者将“1848年欧洲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编纂学”列为单独的一章，颇有必要，也有新意。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848年革命的历史编纂学；1848年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的历史编纂学；苏联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编纂学，其中即包括列宁、斯大林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也包括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关于1848年革命的研究，以及苏联史学家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编纂学。作为一部历史学的著作，这些内容无疑会给人们，特别是广大世界史学工作者以有益的启迪。

《世界历史》杂志曾发表孙耀文的论文《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作者指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简称共产党情报局或情报局）是共产国际之后的重要国际组织。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南斯拉夫除外）的学术界大都对它作肯定评价，西方政界和学者则持否定态度，称它是“莫斯科的工具”。其实，东西方的学者对这个组织的研究尚不深入，对档案文献接触不够。成立情报局的真实目的与经过，实际上是长期被当做秘密掩盖着。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发表了不少意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建立一门学科系统地科学地反映这一历史，在我国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二十多年中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但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共运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应当说还是不相称的。”关于今后如何开展研究，有论者提出“纵横交错、内外有别、以史为干、论寓于史”十六个字。纵横交错，“就是既要从纵的方面进行断代研究、分期研究，又要从横的方面进行地区研究、国别研究、类别研究”。内外有别，“就是公开讨论和发表论述与专家、实际工作者内部讨论的问题要分别进行，有所区别”。以史为干，“就是我们对国际共运的研究要着重于史，而相对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着重于论……我们说明问题或争论问题都应当以史实为据，而不应以推论为据，史应是这一学科的躯干”。论寓于史，“就是我们研究史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又要从历史发展中总结经验。这些经验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是通过史来证明的”[※注]。这些意见，对于健康地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具有积极的建设作用。

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站在新的历史时代回顾了马克思的一生，在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并对我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离不开“两个主义”，即离不开对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钱俊瑞主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出版；肖枫著《两个主义一百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出版；刘士尧著《社会主义：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红旗出版社2001年出版；黄宗良、孔寒冰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理论、历史和评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李崇富著《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方志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多有歧见，这是很正常的，在这方面尤以对布哈林的评价最为突出。布哈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1888年出生在莫斯科，他在中学时代就参加了革命组织。他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真理报》主编，还曾主持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被指控充当外国间谍被捕，1938年3月被处决。1988年2月4日，布哈林冤案终于获得平反；1998年6月布哈林的党籍和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得到恢复。改革开放以来，布哈林的著作，开始陆续出版了中文本，西方学者研究布哈林的著作，也有中文本出版[※注]，这都为我国学者研究布哈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是世界近现代、当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往往更直接面对现实，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尖锐问题。例如，究竟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注]，还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民主社会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是以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为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和阶级差别，没有改变和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弊端。所以，绝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相提并论。

在国际共运史研究中，一些辅助性的、资料性的、兼有工具书性质的著作，对于开展研究工作是十分有益的，这些作品除了大量译成中文的国外文献资料汇编外，还有我们自己编辑或撰写的著作。例如，周尚文主编的《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该书收录国际共运史上事件565条，人物558条，所有的条目以编年排列，从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时起，至1956年止。此外，还附有第一、二、三国际历次会议等历史资料。1982年底，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有《马列主义发展史》资料专辑，编者从俄、德、法、日等文种的论著中，翻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有关资料，还选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生平、事业的研究论文和参考资料的目录汇编。这些对于开展国际共运史研究都是十分有益的。

（九）专门史研究

专门史研究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宽泛，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史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选题日渐丰富，以往和历史研究似乎没有关联，或关联不多的问题逐渐进入历史研究领域，更使得专门史研究的内容急剧膨胀。如果说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是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那么这个趋势首先在专门史中表现得更为具体，更为明显。例如，从冷战史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等方面，可清楚地看到这点。

冷战史研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不少重要成果刊载在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上。陈兼、余伟民撰写了《“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作者认为，冷战史研究，是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一些新成立的国际学术机构，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哈佛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这些机构的推动下，各国学者以冷战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大量涌现。同冷战尚未结束时的情况相比较，这些新成果在充分利用西方国家有关档案资料的同时，也抓住了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档案解密及中国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资料开放的历史机遇，在研究方法、范畴、视角以及在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均有很大突破，从而产生了被美国著名学者约翰·路易斯·盖迪斯称之为“冷战史新研究”（TheNewColdWarHistory）的学术新潮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冷战随着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而走向结束，这使许多知名国际关系理论专家感到困窘。因为几乎无人曾预料到全球范围内的冷战，会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结束。这种情况为学者们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美国及一些西欧国家的档案资料也进一步开放。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冷战史研究”在国内外迅速发展，尽管冷战史研究在外延与内涵上歧义甚多，研究者在概念、理论与方法、史料阐述以及史实释义上，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那种认为只有待上述问题解决，或基本解决，才有可能开展冷战史研究是不现实的。实际上，这些问题“完全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学术研究中产生不同的意见不可避免，即使有些问题可能达成“共识”，但也只能在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而不是在空泛的议论中。在我国的冷战史研究中，同样要避免“美国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的影响。

近年冷战史研究的成果，以论文为多，但也有专著。如刘金质著《冷战史》上、中、下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该书运用较翔实的史料，系统地阐释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绵延45年的对抗。全书分五编，第一编，冷战的开始（1945—1949），内容包括美苏两极的形成与对立、冷战的开始、两大集团的形成、美国组建军事集团；第二编，冷战的扩展（1950—1962），内容有美苏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冷战在欧洲的加剧、冷战扩展到亚洲、冷战在中东的扩大、古巴导弹危机、核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第三编，冷战中的缓和（1963—1979），内容包括美苏走向缓和，缓和的进程，中、美、苏三角关系，缓和下的争夺，缓和的结束；第四编，冷战再现（1980—1984），主要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际局势、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新一轮军备竞赛；第五编，冷战的结束（1985—1991），内容有冷战结束的序幕、冷战的结束。研究冷战史，冷战的起因是关键。中外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该书设附录进行评介和论述。

冷战的起源问题，是冷战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霜木撰《冷战起源刍议》，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作者指出，世界各国都公认所谓的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冷战思维及氛围至今仍未彻底消散，并且争论半个世纪的所谓冷战问题再度沸沸扬扬，以往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往往追究冷战对峙双方的责任。半个世纪以来，曾经相互指责的双方先后改变了自己所指责的对象，而且，大有自我反思甚至异化逆反的趋势：西方在冷战起源问题上不断自责，西方从系统的修正学派开始，经温和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到苏维埃史学派，都把挑起冷战的责任归到美国方面。而苏联尤其是独立之初的俄罗斯则批判揭露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不过，研究冷战起源问题，不宜从某一当事国角度出发，更多地纠缠于某方的责任，而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着重分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

作者认为，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基本内容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影响）将导致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瓦解。这种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第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导致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瓦解的直接原因，因为是苏联在二战中通过消灭法西斯侵略者而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力量对比，并使之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第三，之所以说二战后的世界局势是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是因为社会主义开始从苏联一国向数国发展，并由此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就是说，战后的世界体系将从经济到政治一分为二，形成对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第四，随着战后两大体系的出现，斯大林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世界市场相对固定，并且只存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论点，以及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都已经失效。

冷战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对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误判。如果当年美苏双方都能比较客观地分析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比如对战后世界体系的认识更为客观一些，或比较接近一些；如果美苏都能够比较冷静地判断对方的行动目标，比如不要把对方有限的目标视为无限的目标，那么几度将人类推入热核战争边缘的冷战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历史不可以重写，但是人类可以创造未来的历史，因此，牢记冷战起源的历史教训对于进入后冷战时期的人类是至关重要的。

李世安撰《英国与冷战的起源》，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作者指出，在研究冷战起源的问题上，许多研究者认为英国是冷战的“始作俑者”。近年来有的学者断言“英国绝不是盲目追随美国政策的‘小伙伴’”，有着“独立的冷战政策”；还有的人强调英国并非扮演消极被动的美国追随者角色，而是采取一种“主动积极的对抗性政策”。但是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上述评价并不正确，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被夸大了。英国不是冷战的始作俑者。在冷战开始前，英国并没有独立的冷战政策，也没有采取主动积极的对抗性政策。

冷战实际上是美苏两极格局的斗争，是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斗争。纵观从1945年至1948年前的世界形势，由于英国的衰落，特别是艾德礼政府实行非殖民化政策，英国不仅没有实力，而且也不愿卷入与苏联的对抗之中。因此不能片面夸大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

至于英国政府在1947年2月宣布放弃希腊，正如英国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一样，只是英国被迫实行非殖民化政策的一个部分，是英国被迫放弃在地中海势力范围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英国的主要考虑并非为了冷战，而是从不堪经济重负的角度出发。可以说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和英国政府放弃希腊的做法是冷战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为美国公开其冷战政策提供了机会。但英国并不是冷战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冷战形成的推动者，更不能就此说英国有积极的促成冷战形成的政策。

作者强调，与冷战结束几乎同步出现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如前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所说：“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正在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为依托的经济外交正在拆除各种围墙樊篱，跨越各国国界，编织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无国界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自二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就向往的世界和平与社会发展，在冷战结束之后，终于更为突出地成为时代的主题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

在很大程度上，冷战是19世纪初以来现代国际体系内力量分布格局越来越趋于极化的结果；反过来，冷战又作为基本原因，使这种极化趋势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在世界政治的多个重大问题领域和多个重要地理区域，形成了显著的美国霸权。不过，冷战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还有另一方面：多半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在战后初期宽待德国和日本，助其复兴，以后又长期在安全、贸易和金融方面予以照顾和特殊优惠，从而有力地帮助了它们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或者说成为美国比较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同样首先出于冷战需要而由美国促其起步的中西欧一体化，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还有，从安全和战略上考虑，源自冷战军备竞赛并且扩散开来的远程战略武器，加上一定程度上源自冷战时期中近东问题的反美恐怖主义势力，实际上结束了两个世纪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予美国的、由来已久的高度不易受伤害性。而且，用一位大战略史家的话说，由于承担了保护许多盟国的义务，美国就由二战前的一个“后方”强国，变成了代价高得多、风险也大得多的一个“前线”强国。历史有可能最终证明，冷战的真正结果并非美国的真正胜利。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研究。各国不同专业的学者多从本专业的特点出发去研究现代化问题，而史学家追本溯源，则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优势。在我国，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成为我国史学界现代化研究的基本动因之一。学者们通过对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现代化研究，努力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历史的借鉴。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创造政治稳定的局面；全面发展经济，奠定国家强盛的基础；放弃闭关自守，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改革，不断创新；抓住机遇，及时决策。毫无疑问，这些都十分必要，但不能忽略现代化进程中厚重的文化因素。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得到提升。任何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分裂的国家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同样，任何一个充斥着文盲，文化贫乏、落后的国家，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罗荣渠（1927—1996），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率先在我国从事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理论性研究，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罗荣渠强调，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广义指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大变革，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狭义指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通过广泛的经济技术改造与社会改革，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的过程。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革命或工业化，但现代化不等同于工业化，也不等于“西化”“资本主义化”，追求工业文明是世界现代历史进程的共同特征，并非仅仅与资本主义相联系。

罗荣渠著作颇丰，主要代表作有以下两部：其一，《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分三编，第一编“大转变时代的新历史观”，是用马克思主义评介西方现代化理论，并就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做了探索。主要内容是：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西方现代化思潮的演变和得失、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与新的现代化理论。第二编“现代世界发展趋势通论”，对近两百年来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进行了考察，在三个不同层次上，探讨了各种发展模式及其特征。第三编“转型期中国发展趋势通论”，是对新中国成立前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和特点的考察。作者论述上述问题时，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广泛运用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

另一部是《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作者强调：“大转变时代需要新的发展观”，在进一步阐发《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提出的重要理论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角度对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两书结构和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可视为姊妹篇。该书也分三编。第一编“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东亚的崛起”，主要内容包括：现代世界发展新论、跨世纪的大变革与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前瞻、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与东亚现代化进程、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第二编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主要内容包括：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1949—1989）、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时代课题、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现代化、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第三编“现代化：历史研究的新视角”，主要内容包括：历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与终极原因、积极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开创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历史学角度探讨世界和中国现代化进程。

1999—2000年，辽海出版社出版“西方国家的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丛书”，共九册（卷），分别是《英国文化与现代化》（王章辉著）、《德国文化与现代化》（陆世澄著）、《美国文化与现代化》（顾宁著）、《加拿大文化与现代化》（高鉴国著）、《法国文化与现代化》（张丽、冯棠著）、《拉美文化与现代化》（钱明德、金计初著）、《意大利文化与现代化》（黄昌瑞著）、《瑞士文化与现代化》（端木美著）、《日本文化与现代化》（汤重南等著）。

多卷本《世界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是钱乘旦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最终成果。本成果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现代化”研究的系统总结，也是在此基础上对中外学术界有关“世界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阐释，是我国“世界现代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全书10卷，目前已经出版6卷。钱乘旦是《世界现代化历程》的总主编，也是总论卷的主编。东亚卷的主编是董正华（北京大学）；北美卷的策划是李剑鸣（北京大学）；拉美卷的主编是韩琦（南开大学）；中东卷的主编是王铁铮（西北大学）；西欧卷的主编是陈晓律（南京大学）。非洲、南亚、苏东、澳洲等卷有待日后出版。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现代化”研究，是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学家，尽管文化背景不同，历史观、价值观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将“现代化”研究摆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年都有一些重要的成果问世。在我国，“世界现代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同步，不是偶然的。三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多卷本《世界现代化历程》的问世足以证明，“世界现代化研究”的动因首先是时代的呼唤使然。中国的前途命运已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广阔的世界眼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部著作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国家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论”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其间。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普遍道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世界各国都应选择的模式。多卷本《世界现代化历程》，则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自觉克服“欧美中心论”长期以来的消极影响，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历程进行系统的研究。编写者努力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在重视文献资料积累、选择和应用的同时，重视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分析。

毕健康著《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是系统研究当代埃及政治问题的一本专著。作者大量使用了中、英、阿文文献资料，广泛汲取了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讨，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见解。主要内容包括1805—1952年间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问题；纳赛尔时代一党制军人政权与政治稳定问题；当代埃及的总统独大制与政治稳定问题；当代埃及的政治参与、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当代埃及的伊斯兰、政治暴力与政治稳定问题；当代埃及的城市化、城市边缘区与政治稳定；艾斯尤特的发展与稳定；90年代的埃及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当代埃及的失业与政治稳定问题；当代埃及的贫困与政治稳定问题；影响埃及政治稳定的外部因素。在结束语中，作者就当代埃及政治稳定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当代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的阶段性特征、当代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经济和社会因素等。

以往没有研究过，或很少涉及的内容，在新时期又有新的成果问世，这也是我国世界历史研究繁荣发展的标志之一。如卫安主编的《外国情报史》,1993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的特点是“坚持写‘史’，而不是在讲间谍故事，书中提到的一些案例，要么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要么是为了说明某个时期，某个组织或某项工作的特点”[※注]。该书对苏联、东欧国家、美国、加拿大、古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印度、以色列等国情报工作的历史沿革，以及各历史时期的主要活动等进行了较系统的阐释。作者认为，“情报工作的起源与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情报间谍活动可谓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2世纪的口头流传的《荷马史诗》中所叙述的‘特洛伊木马计’之前数百年，即已有情报间谍活动的传说”[※注]。在“绪论”中，编者就外国情报工作的起源、性质、作用及历史发展有概括说明。

舒运国、刘伟才著《20世纪非洲经济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20世纪非洲经济历史发展的专门著作，“非洲研究”，被称为中国学术的“新边疆”，该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进入21世纪后，中非关系愈益密切，以及中国对非洲问题研究的成果明显增加的新趋势。作者以非洲大陆在20世纪的两次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为主线，阐述了传统的非洲经济、非洲殖民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非洲国家独立后建立民族经济的尝试、80年代非洲国家的结构调整、非洲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探索等20世纪非洲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和过程。此外，作者对南非种族主义经济、非洲大陆的对外经贸关系等，也进行了探讨。

（十）中外历史比较研究

周谷城认为，在古代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分区并立往来交叉是表面的外在情况；与此同时，又有里面的内在的情况与它相应，即由大体相似到极不相同。公元四五世纪之时，东西两方，尤其是中国和罗马，出现了民族大迁徙运动。迁徙的原因，迁徙的事实，以及迁徙的年代，都很相似，然而发展的结果却极不相同。“五胡”十六国的继起者仍未统一帝国，而罗马方面则完全不同，出现了许多民族国家。中世纪世界史上这一不同情况凭比较研究可以看得很清，且可引起我们的考虑；若只注意一方，而不拿另一方对照着看，则不容易看出。周谷城指出，有大体相似发展到极不相同的事例，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是孤立的，如中世纪后期中国与欧洲的海外活动。关于重商主义，在中国，一点点重商主义刚刚萌芽，即被从欧洲发展、弥漫全世界的重商主义所压倒；中外历史分期的比较，有两个较大的分期问题，一是古代的，即奴隶制时期与封建时期的分界线，究竟应该划在什么时候；二是近代的，即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线究竟应该划在什么时候？等等，通过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可以使结论更加符合历史事实。

在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中，刘家和的两部代表作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古代中国与世界”可以说是贯穿在刘家和先生的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中的一个主题。把古代中国放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去认识，从而给予它一个应有的地位。该书是一部论文集，共收21篇论文，前4篇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作品，其余的论文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写就的。该书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学术史研究。从研究的角度说，很多是中外古史比较的探讨。该书的特色之一是视野开阔，作者将所研究的对象放在世界历史广阔的背景之下进行思考，这样就能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揭示和把握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内容。如作者将中国古代文明放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腓尼基文明、印度河及恒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赫梯文明、巴勒斯坦文明、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等诸文明的比较与联系中进行研究，强调中国古代文明能够长期连续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沿袭中保持了变革，在变革中保持了沿袭。

1986年，刘家和先后撰写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文史知识》1986年第1期）和《中国历史对世界史的意义》（《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强调如果忽视了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那么任何以世界历史命名的著作都将不成其为世界史。以后又发表《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的问题——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驳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中，作者详细论证了国别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同与异的辩证关系，以及比较研究在形成真正的有机的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刘家和认为，从现代史学比较而言，比较可分为两个认识阶段，其一，为同中求异。如果我们不从事物的不同

性出发，以探讨其所具有的共同点，我们就无法认识历史事物，所以，史学比较的第一步就是要从不同中寻找其共同；其二，异中求同，比较史学的第二阶段的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共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以探求历史现象的个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把历史的共性看成有机的“一”。显然，刘家和认为，“同中求异”和“异中有同”，不过是一个完整比较过程的前后组成部分。刘家和先生的突出的成就表现在，它不是将两个阶段的简单相加，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那也就是从同中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么样既互相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刘家和先生的这一观点对于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13年，刘家和主编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此书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编写者在“绪论”中论述“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时，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进行了有力的驳论。黑格尔对中国历史连续性与统一性的曲解在东西方都有较为广泛的影响。“黑氏承认中国历史的非他国可比的长久连续性，但是他又把这种连续的历史说成非历史的历史；他承认中国历史的统一性，可是他又把这种统一性说成抽象的统一性；他承认中国历史著作或史学源远流长，但是他又把中国的史书或史学说成只重事实而‘毫不寓有历史的判断和理性’（ohneallehistorscheUrteilundRasonnement）。总之，在黑氏眼中，作为事实过程的中国历史不过是一大块内部没有矛盾、没有理性，从而结构单一，久经岁月而不变的顽石，而作为文字叙述的中国历史也不过是一大堆不含历史判断与理性的、冗长的事件的流水账而已。”[※注]该书的主要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对黑格尔的谬误进行分析和批判，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比较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一种规则·两种模式——古代中国郡县制与罗马行省制形成的异同、本与末——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农工商业观念的比较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史学概论、中西古代史学概论、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的历史思想、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被误读的希罗多德、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的比较研究、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与古代印度、古代希腊的比较思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与西罗马灭亡后欧洲历史发展的异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与西罗马灭亡后欧洲文明断续的异同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多通过中西历史比较展开，重视“论从史出”，编写者提出的一些结论令人耳目一新，且有较强的说服力。

何平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与欧洲的比较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一文中，从全球史的视角对中国和欧洲两千年来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对比探讨。作者注意到在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历史表现出某种周期性循环的特征。地理大发现后，陆上和海上远程贸易帮助欧洲打破了经济发展的马尔萨斯式生态资源瓶颈。中国历史发展显现出以朝代为单位的短时段的周期性循环和跨越数个朝代的长时段的周期性历史变迁。明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心态的“内卷化”，清中叶后的人口剧增，形成中国人文和经济地理环境的总体恶化态势，再加上中国未能及时大规模参与当时正形成的全球性生产与贸易体系的经济活动，终酿成19世纪末叶的贫弱落后状况。全球史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解释路径。

李伯重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到了今天，它却日渐衰落，乃至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前景。为了挽救这一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研究，我们必须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认真的总结，并且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成果，来重新讨论以往研究中的那些重要问题。明清中国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进行这种研究却不能再完全沿袭以往的做法。

在吴于廑和齐世荣两位先生总主编、刘家和先生和王敦书先生分卷主编高教版教材《世界史·古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在分别叙述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各大外国古代文明发展状况的同时，都专门辟有一个小节叙述同时期中国文明的发展，这一部分再次由刘先生亲自撰写。这种新的世界历史的叙述方式初步实现了刘先生多年来的“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去研究”的想法，一方面直观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既成为这部教材的一个亮点，也是特色之一。

进行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比较研究，其目的在于他们明确而坚定的史学宗旨和目的：“为本民族史学传统之改造与发扬光大”,“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可是在外国人写的世界古代史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要改变祖国历史在世界史上不合理的地位，不能依赖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己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去研究”。对于我们坚持正确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从事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世界历史译著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为中外世界史学者更深入、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译介外国历史学家有影响的作品，是这种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对世界史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新时期的中国史家，与国际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学术联系。实践表明，开展世界历史研究，加强世界史学学科建设，必须重视中外学术交流，以开放的胸襟、宽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世界史研究的成果，充分吸收它们的一切有益内容。三十余年来，有计划、有选择地将西方史学的重要作品，即那些能反映世界史研究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学术专著，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史学界，始终不曾中断。

这些译成中文的外国史学著作，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苏联史学家的著作外，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其一，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一批经典名著，例如希罗多德著《历史》，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著《长征记》，撒路斯提乌斯著《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苏维托尼乌斯著《罗马十二帝王传》，恺撒著《高卢战记》，尼克洛·马基雅维里著《佛罗伦萨史》，爱德华·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R.G.甘米奇著《宪章运动史》，基佐著《欧洲文明史》，托马斯·林赛著《宗教改革史》（上下），戚美尔曼著《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俄国史教程》（5卷），普雷斯科特著《秘鲁征服史》，伏尔泰著《路易十四时代》，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雷纳·格鲁塞著《蒙古帝国史》，马克·布洛赫著《封建社会》（上下），古朗治著《古代城邦》，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蒙塔尤》，约翰·赫伊津加著《中世纪之秋》等[※注]。

其二，在国际史坛有重大影响的史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有些已经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有些没有收入的则另行出版。如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有中文本出版：《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3卷），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法兰西的特性》（2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又如英国新社会史学派代表人物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著作也大多译成中文出版，如《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极端的年代：1914—1991》，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999年出版；《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新社会史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中文本，2001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研究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奠基性著作之一，在中外史学界都有广泛影响。

其四，反映了国外世界史研究新动向、新成果或前沿问题、热点问题的著作，如谢·亚·托卡列夫著《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诺贝特·埃利亚斯著《文明的进程》（2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罗兰·斯特龙伯格著《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杰弗里·帕克等著《剑桥战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埃利奥特·史密斯著《人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詹姆斯·洛温著《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尼·米·尼科利斯基著《俄国教会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尼·伊·雷日科夫著《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出版；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科恩著《科学革命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约翰·O.E.克拉克等著《世界科学史》，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科林·A.罗南著《剑桥插图世界科学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出版；W.C.丹皮尔著《科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

以往较少涉及的国别史方面的著作，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北欧等国的历史著作，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翻译颇多，其中不少是出自名家之手。例如西班牙学者萨尔瓦多·德·马达里达加著《西班牙现代史论》（第11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者萨尔瓦多·德·马达里达加生于1886年，西班牙皇家学院语言学院士，曾任牛津大学教授、西班牙驻美大使，及驻国际联盟代表。该书1931年初版，1978年第11版。该书虽然名为“现代史”，但却是从西班牙人的领土与起源开始写起，包括“土地、人民、历史，西班牙帝国及帝国的兴衰”;“王朝时期，教会与教权主义”,“军队与军国主义”;“阿方索十三世王朝”等，以上为上卷。下卷则为“共和时期”,“内战”,“从内战到世界大战”等。

澳大利亚史学家杰弗里·博尔顿著《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杰弗里·博尔顿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介绍了澳大利亚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使人们对现代澳大利亚能有深切的了解。

J.H.萨拉依瓦著《葡萄牙简史》（第9版），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作者J.H.萨拉依瓦生于1919年，早年就读法律系和历史哲学系，曾出任葡萄牙教育部部长。该书1978年初版，较为详尽地阐述了自葡萄牙民族的起源至1974年革命的葡萄牙历史，在欧洲史坛有广泛影响。该书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史前状况，国家独立和国家组织，社会进步与社会冲突、大西洋问题的解决、对东方的垄断、菲利普统治及光复运动、君主专制制度、古代政权的结束、君主立宪和共和运动及共和国等。

法国阿尔德伯特等14位欧洲历史学家共同撰写了《欧洲史》,2000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以15种以上的语言出版，作者认为这是一本必读的教科书，它强调的是在各国历史之外，还有一幅更为全面的欧洲历史嬗变的图景。“这本书不是大肆宣传欧洲的作品。我们只是力求抛开各种偏见，去了解、去解释历史事实。”[※注]它不仅仅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欧洲”这个词的意义，不仅是回顾过去，而且也使人们思考现实，进而思考未来。

《探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伯特曼著，秋叶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出版。美索不达米亚人主要由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组成。公元前4000年开始，那里出现了文明，有了楔形文字、陶器、拱形建筑、车轮以及制砖技术和水利设施；有了六十进位制；有了城市、商业贸易及其契约；有了铜器、冶炼术。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状况，考古与历史，政府与社会，宗教与神话，语言、文字与文学，建筑与工程、雕刻及其他艺术，经济、交通与贸易，军事事件，日常生活，美索不达米亚与经书，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等。

《探寻史前欧洲文明》，麦金托什著，刘衍钢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该书与传统的欧洲史不同，而是基于生活史的文明史。作者根据大量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详细并系统地说明了欧洲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古代欧洲的地理、欧洲的发展、经济、聚落、贸易和运输工具、手工业与工艺、宗教、丧葬、战争、语言、文学和艺术、社会与生活等。

《探寻玛雅文明》，福斯特著，王春侠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玛雅文明从最早出现到16世纪西班牙人占领有近4000年的历史。在世界古文明中，玛雅文明无疑最有神秘特色，它在热带雨林环境中萌芽、兴盛，然后消亡。玛雅文明是中美洲印第安人在与亚、非、欧古代文明相互隔绝的条件下，独自创造出的伟大文明，在科学、农业、文化和艺术等方面，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玛雅文明与考古，玛雅文明的演进，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的玛雅地理，社会与政府，战争，玛雅宗教、宇宙观和艺术，丧葬信仰与习俗，建筑与建筑物，算术、天文学与历法，玛雅语言与象形文字，经济、产业与贸易，日常生活等。

《探寻古埃及文明》，戴维著，李晓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古埃及文明是五千多年以前在尼罗河谷由人类创造的一个古文明，内容为王朝统治前到旧王国时期、新王国时期到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入侵时期。古埃及文明包括艺术、建筑、宗教和医学，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风俗等。这些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埃及学、考古学与埃及的科学木乃伊研究；古埃及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包括托勒密时期和罗马统治时期；古埃及的地理，土地与气候对文明的影响；社会与政府；生命的宗教；丧葬信仰与习俗；建筑与建筑物；文字；陆军与水军；对外贸易与运输；经济与工业等。

《探寻古希腊文明》，阿德金斯著，张强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该书概述了古希腊青铜器时代、黑暗时代、古风时代、古典时代以及希腊化时代近3000年的文明史，充分展示了古希腊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作者在历史叙述的基础上，探究了古希腊文明的发生、发展和衰落。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城邦及帝国；统治者与领袖；军事，包括军队、兵种、军事训练、战术、武器和装备、防御工事、围城、战利品、水军等；希腊世界的地理；经济、贸易与交通；城市与乡村；文化教育，包括希腊语、文字、图书、铭文、教育、文学、音乐、舞蹈、作家等；宗教与神话，包括男神与女神、圣地、宗教仪式、节庆、东方神秘宗教、巫术与迷信、仪式用品等；艺术、科学与哲学；日常生活，包括日历、家庭、奴隶、食物与饮品、个人仪表、娱乐、死亡与来世观念等。

《探寻古罗马文明》，阿德金斯著，张楠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出版。该书阐释了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古罗马文明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军事、宗教、建筑、文字、艺术等。书中有十余幅古罗马地图，有助于读者直观地了解罗马帝国的兴衰。古罗马文明对中世纪、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欧洲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共和国和帝国；军事，包括军团沿革、军团编号和驻地、军团建制、同盟翼军、罗马驻军、辅军、水师、服役情况、实战、武器和装备、荣誉、营盘、堡垒和要塞、边境等；罗马世界的地理、罗马世界的版图变迁；城镇和村庄，包括城镇规划、百分田划分、城镇类型、城镇设施、庄园、花园、建筑技术、装饰和艺术、农业；旅行和贸易；文献史料；宗教；经济和手工业；日常生活等。

《探寻欧洲文艺复兴文明》，塞德尔著，徐波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出版。欧洲文艺复兴最光辉之处在于弘扬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挖掘出被宗教神学所扼杀的人性。文艺复兴时期，表现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文学艺术作品广为流行。欧洲文艺复兴对近代早期欧洲的学术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它从意大利兴起，在16世纪时已扩大至欧洲各国，其影响遍及文学、哲学、艺术、政治、科学、宗教等知识探索的各个方面，欧洲文艺复兴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光彩一页。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文艺复兴的起源；历史、政府和社会；宗教，内容涉及罗马教皇、天主教会、新教的宗教改革、犹太教、伊斯兰教等；艺术和视觉文化，包括绘画、挂毯、雕塑、版画、装饰艺术、主要艺术家等；建筑和城市规划，包括建筑师的兴起、罗马的影响、教会建筑、从要塞和城堡到文艺复兴宫殿、山庄别墅、意大利城市建筑中的赞助、意大利和法国之外的建筑、主要建筑师等；文学和语言、人文主义、音乐、战争、商业、旅行和探险、科学和医学、教育、日常生活、文艺复兴的遗产等。

2009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协办的“《剑桥世界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专家座谈会”在京举行。这一翻译工程标志着我国剑桥史系列引进和出版工作的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在座谈会上指出，《剑桥世界古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有助于加强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加强基础研究，有助于为国家实施素质教育提供支撑。她说，现在国家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重视，投入逐年增多，中国社科院也在积极推动“以科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实施“科研强院”战略，并提出要按照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原则，在原有基础上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扶持力度，这些都有助于翻译工程的实施。该翻译工程由4个子课题和31个子项目组成，预计中文总字数将达到3000万字左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苏州科技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世界史学者参加此书的翻译工作。

目前，该工程已经先后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以及“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武寅为翻译工程的主持人和首席专家；朱寰、刘家和、王敦书、庞卓恒四位教授担任顾问。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郭小凌、侯建新两位会长为该书的翻译工作做了大量的协调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