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由六个部分组成：以“如何看待作为一门学问的法学？”为题的导论，以及“修辞学、辩证术与论题学”（1—3章）、“争点论、决疑术与罗马法学”（4—6章）、“欧陆中世纪与近代法学流变中的方法论因素”（7—10章）、“近代自然科学推进的法学范式”（11—13章）、“20世纪法学知识与方法的转型”（14—17章）五卷。但在我看来，该书的真正结构是“如何看待作为一门学问的法学？”为题的导论和以“法学的知识性质之再认识”（17章）为题的结论；中间的1—16章，是在该书方法论的指引之下，用结论回答问题之论证的具体展开。
以上这60页的篇幅，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提出了“如何看待作为一门学问的法学”这个问题，而且同时也表明了该书的方法论。因为，仅就该问题而言，尤其是“法学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个根本性问题，它更加适合做一般性的讨论。如果你像我一样将一般性理论叫作“哲学”，那么回答法学的科学性与否，看起来必定采取哲学化（philosophical）的方法。但如此一来，从律学到中国当代法学走向的表述，其意义将十分有限，因为该表述历史的（historical）色彩十分明显，并且书名中的“谱系”也不免让人联想到带有“家谱”味道的历史观念。
虽然到目前为止，法学的性质仍然不清楚，但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法学以法律为对象。这个基本前提会透露出很多有用的信息，它在一开始至少展现了两种可能性，并且是该书所着力反对的可能，虽然作者并未给予明确的表达。“法学以法律为对象”这句话能透露出什么信息？其中的信息，主要在“法律”这两个字上，它会引导出一些对法学的理解。当有人提到“法律”时，你想到了什么？你会想到有一堆表达法律之内容或要求的素材，它们要么是判例、要么是法条。中国具有成文法传统，很久以来，法学给人的刻板印象之一，是它是一个“背诵法条”的无聊学科。然而，背诵法条的实际意义非常有限：其一，只要法律是公开的，那么获取法律的渠道就应该没有障碍，何况在这个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的网络时代，分毫不差背诵法条的必要性基本为零；其二，在真实的法律实践中，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些主要的法律人，都是通过“手持”而非“默写”法条的方式，来适用法律的。因此，背诵法条的最大作用，只不过是要保持对法律的足够熟悉，使法律人能够以最快的方式，找到需要援引的具体条文。
现在回到核心问题：如果法学就是背诵条文，而背诵条文意义有限，所以法学的意义也就很有限了。你可能会补强论证说，法学不仅仅等于背诵条文，还包括对条文的理解。但这仍然没有给法学多大存在的必要，因为由文字组成的法条，其含义必定受制于文字的含义，而文字的含义并不是法学提供的，那是高中之前义务教育之语文部分的主要工作。如果你进一步补强说，法学中很多专门概念的含义，并不取决于其日常含义或字面含义，所以需要专门学习；但这仍然意义有限，因为只要给每个法学学生配上一本或多本权威的《法学词典》，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此连绵不断地问答下去，即使法律是确定无疑存在的，但法学始终还是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以上，不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真实状态，也是今天并不罕见的情形；这不仅是外行人对于法律的印象，它也是很多“自称的法律人”对法学保有的最初印象。当然，这也是该书试图反对的现象。
在我看来，以上关于法学之学问属性的追问以及两个注定不成功的答案，不但是该书写作的隐含背景，也是到目前为止反复折磨法学教育的提供者和接受者的棘手问题。还有别的出路吗？法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真正学问吗？这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法学界共同的问题，更是法学本身固有的问题。
所以，一种能够称得上学问的看法或者（哲学化的表达）“信念”（belief），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性质：它不能因人而异，或者说，它要有客观性。还是拿厨师做例子。前面已经说过，厨师做菜之所以不是学问，一方面是因为它是需要反复实践的技艺，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厨师的做法的确不同。但你仍然会发现，厨师做菜这件事情，有个部分总是客观的，那就是除了冷食之外，食材必须经过加热才能变成食物。在加热这一点上，匹萨和馅饼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加热的道理就可能有学问的性质。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它说明，单纯从客观性这一点看，在一件属于技艺的事情之上，的确存在学问的可能性。同理，即使承认法律工作是个技艺，但还是存在着作为学问之法学的可能性，所以认同第一种回答，其实仍有承认法学之存在的可能。
然而，法学在多大意义上是经验可被验证的？如果将法律视为一些以“当为”为内容的规范，那么它将很难被验证，因为规范并不是经验的反映，而是试图改变经验的影响。就像“有几个人在墙角吸烟”这个事实是可验证的，所以虽然观察者不同，但观察结果是一样的；但在那个墙角贴上了“禁止吸烟”四个字，并不等于说就不会存在有人吸烟的事实了，它的目标是要改变“有人曾/正在这里吸烟”的事实。笼统来说，规范与规范性和经验可验证性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另外一个麻烦的事情是，法律所针对的具体法律实践/案件，都是一次性的经验事实，就像张三杀了李四，这件事情只能发生一次。既然案件只能发生一次，那么可反复验证就绝无可能。
因篇幅所限，无法全面展开法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讨论，但是目前基本上已经足够说明，将法学视为一种自然科学，需要寻求更多的理由和根据。但有一个办法可以挽救，那就是从自然科学的立场上做战略妥协：放松经验可检验性的要求，只保留看法客观性的部分。于是，这就出现了形容词意义上的“科学”，它将科学与知识等同视之，科学也就成为对知识的形容词表达。所谓知识，指的就是被确证的信念（justifiedbelief），而未被确证的信念就是意见。这样一来，一个信念到底是知识还是胡说八道，取决于它是否找到了“确证的根据”。将这样的看法带回“法学以法律为对象”这个前提，立刻就会看到法学和法律之间呈现了一种新关系，这就是确证与被确证的关系：法学作为被确证的知识，法律就是它获得确证的根据。简单一句话，法学的知识/科学属性，来自它是依据法律而被确证的。
第二，作为教义学的法学或者法教义学这个结论，只是一种典范式的结论吗？换言之，如果旧典范是可以被新典范取代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法学是一种教义学也同样是一种“暂时性的结论”，或者“历史性的结论”“现代性的结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只有得出上面这三种结论之一，历史的方法论才具有论证上的必然性。然而，这个结论却会同时彻底动摇问题和答案本身的正当性：既然“法学是教义学”的结论是暂时的且它是法学之科学性的“唯一答案”，那么法学就只是暂时或偶尔地具有科学性；既然法学就只是暂时或偶尔地具有科学性，那么法学就不是“必然地拥有科学性”；既然法学不是“必然地拥有科学性”，那么一方面法学很多时候没有科学性，这件事情应该是法学知识谱系的合理内容；另一方面，当你提问“如何看待作为一门学问的法学”时，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合适吗”的先决挑战。简单地说，这一切的关键等于要求承认“法学是教义学”是跟历史因素无关的、唯一正确、客观或科学的答案；反过来讲，一旦法学存在有别于此的新范式/典范，那么就意味着“法学是教义学”是错误看法。以上这两个主张，显然无法相容。
这个越来越复杂的姿态，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件事情：“法学以法律为前提”与“法学必然是教义学”，存在一个明显的例外。这个例外是：如果承认这其中的“法律”指的是“实在法”，并且实在法只能具体表现为各式各样的“部门法”，将这些想法带回第一个前提，那么“法学必然是教义学”的准确含义就成了“部门法学必然是教义学”，因为只有部门法才能称得上“有法律”，无论它表现为制定法还是判例法。现在的问题是：除了作为教义学的部门法学之外，法学是否还有其他的内容？说得更明确一点：法学中是否存在着不需要实在法/部门法确证的知识类型？或者，法学是否就等于作为教义学之诸部门法学的总和？问得更加直白一点：该书之“法学著作”的性质应该不受质疑，但确证该书的“法律（实在法）”是什么？除非同意法学的范围大于部门法学的总和，否则该书的法学性质就可能会被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