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金曲背景大百科【2】：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组织(中)：所犯罪行
种族迫害政策
“三分之一的塞族人将被杀掉；
三分之一的塞族人将被驱逐出境；
三分之一的塞尔维亚人将被强行改信天主教。”
“这个国家只能是克罗地亚人的国家，为了使它真正成为克罗地亚人的国家，把塞族人从中清除出去，我们不会有任何犹豫，因为塞族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危害我们，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还会危害我们。”
乌斯塔沙颁布了仿照纳粹德国模式的种族法，对犹太人、罗姆人和塞族人展开了大肆迫害，这些人被集体宣布为克罗地亚人民的敌人。塞族人、犹太人、罗姆人以及克罗地亚和波什尼亚克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共产主义者，都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其中最大的是亚塞诺瓦茨。到战争结束时，乌斯塔什在帕维利奇的领导下，估计已经屠杀了三万犹太人和两万六千到两万九千罗姆人。
而针对塞族的种族迫害是最严重的，多则五十万，最少也有20万，但是按照历史学家的估算，遇难者人数一般都是在30万至35万之间。
按照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受害者总数更是达到了七十万。这是根据1946年对人口损失的计算结果颁布的（战后实际人数与如果战前增长趋势继续下去的人数之差）。此后，爱德华-卡尔德利和莫沙-皮亚德在寄给德国的南斯拉夫战争赔款要求中使用了这一数据。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在其关于亚森诺瓦茨的条目中记录道：
资料馆指出，关于乌斯塔沙的主要受害者--塞族人的估计数字差异巨大，“但是按照各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最可靠的数字在33万至39万之间，其中有四万五千到五万两千塞族人在亚塞诺瓦茨被害”。
亚塞诺瓦茨纪念区保存着一份由政府官员于1964年在贝尔格莱德收集的83,145名亚塞诺瓦茨受害者的名单，以及最近调查中发现的受害者的姓名和履历。但是由于收集过程并不完善，他们估计这份名单占受害者总数的60%-75%，因此在该建筑群中死亡的人数大约为八万到十万。
纪念区的前任负责人西莫-布尔达估计在亚塞诺瓦茨地区，至少有三十六万五千人遇害。统计学家弗拉基米尔·泽尔贾维奇和博戈柳布·科乔维奇的分析与纪念区的分析类似。在整个南斯拉夫，据科乔维奇估计，二战中被杀害的塞族平民总数约为四十八万七千人，据泽尔贾维奇估计为五十三万人。泽尔贾维奇进一步指出，约有十九万余人的名塞族平民在北德集中营被杀（包括七万八千余人人在亚塞诺瓦茨和其他地方被杀），最糟糕的是，这还不包括在同纳粹以及伪军进行的战斗中牺牲的十二万多名烈士。
贝尔格莱德大屠杀博物馆编制了一份超过七万七千人的亚塞诺瓦茨受害者的名单。博物馆的前任馆长米兰·布拉季奇也支持支持受害者人数超过了70的说法。博物馆目前的管理部门已经进一步扩大了名单，现在已经收纳了8万多个名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的德国军事指挥官和民事当局对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被杀害的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其他人的数量给出了不同的数字。历史学家约佐-托马舍维奇教授认为，其中一些数字可能是“故意夸大”的，目的是在塞克二族之间制造进一步的敌意，使他们不会团结起来抵抗轴心国。
第一批集中营于1941年春组建起来，它们包括以及它们的简要信息：
●科普利尼察附近的丹尼卡集中营
1941年5月初，萨格勒布的犹太人被分别运往丹尼卡和雅多夫诺集中营。1941年6月时，丹尼卡集中营已经关押了超过2000名囚犯，其中大部分是塞尔维亚人，其次是克罗地亚共产党人、犹太人和罗姆人。随后囚犯人数又达到了5000人，其中包括500名犹太人，这些囚犯在1941年7月前全部被杀
●戈斯皮奇附近的亚多夫诺集中营
该集中营是建立在距离戈斯皮奇镇约20公里（12英里）的一个僻静地区，在1941年5月至8月的122天里，它关押了数千名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集中营看守通常都是利用将囚犯推入营地附近的深谷中将之杀害。据估计，在亚多夫诺死亡的人数从1万到6.8万不等，大部分是塞族人。
●帕格岛上的斯拉纳和梅塔伊纳集中营
●维特兹附近的克鲁什奇卡集中营
●贾科沃集中营
●扎戈尔耶的洛博尔格勒集中营
遇害人数约二百余人
●奥西耶克附近的特雷津纳集中营
这些集中营在1942年10月前关闭。亚塞诺瓦茨综合营是在1941年8月至1942年2月间建成的。最初的两个集中营，克拉普耶和布罗奇察先后于1941年11月关闭。三个较新的集中营继续运作到了战争结束，集中营名称如下：
●西格拉纳或称亚塞诺瓦茨三号营地；
●科扎拉或称亚塞诺瓦茨四号营地；
●旧格拉迪什卡或称亚塞诺瓦茨四号营地，妇女和儿童集中营。
除了亚塞诺瓦茨地区外，其他集中营还包括：
●西萨克儿童集中营
●雅斯特雷巴尔斯科儿童集中营
●加斯比奇(Gospi)
●萨格勒布附近的Kerestinec监狱
Varadin附近的Lepoglava
囚犯的数量：
●亚塞诺瓦茨地区30万至35万之间，甚至有资料声称该地曾经关押过高达70万人的囚犯；
●在加斯皮奇约有三万五千人；
●在帕格约有八千五百人；
●贾科沃约三千人；
●雅斯特雷巴尔斯科1018人
●Lepoglava约一千人
除了在集中营中的大规模杀戮，乌斯塔什还在战场上对平民进行了多次屠杀。第一次大规模屠杀塞族人是在1941年4月30日，当时乌斯塔沙武装在古多瓦茨围捕并杀害了196名塞族村民。
在此之后，紧跟着的又是许多屠杀，包括在布拉加伊、格利纳、科里塔、内韦辛耶、普雷比洛夫奇、梅特科维奇、奥托查克、沃钦、萨尔戈瓦茨等地。以下是莫斯塔尔地区的克罗地亚族天主教主教AlojzijeMii对于仅在战争的头6个月里在黑塞哥维那的一个小地区爆发的乌斯塔沙对对塞族平民进行的大规模屠杀：
人们像野兽一样被捕获。被屠杀，被杀害，要么被活活扔进深渊。妇女、带着孩子的母亲、年轻少女、小女孩和小男孩全都被扔进坑里。莫斯塔尔市的副市长巴尔吉奇先生是一个萝教教徒，公开表示，尽管作为一个官员，他应该保持沉默不说话，然而仅在柳比涅就有七百名塞尔维亚平民被扔进了一个坑里。六节满载妇女、母亲和女孩、10岁以下儿童的火车车厢从莫斯塔尔和查普利纳被带到舒尔曼奇车站，在那里被卸下并被带到山上，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在活着的时候就被抛下了悬崖。剩下的人也都被折腾到死。在克莱普奇教区，来自周围村庄的三千七百名平民被杀害。可怜的灵魂，愿他们能够安息。我不想进一步列举了，我只想远远的躲开这。但是在我的家乡，在莫斯塔尔市，也有数百人被捆绑起来后被带到了城外，像动物被屠宰一样的被杀害了。
作为他们彻底消灭塞族人政策的一部分，即杀死三分之一、改变三分之一和驱逐三分之一的塞族人，乌斯塔沙在天主教神父的参与下，开始强迫大部分原本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改信天主教。1943年5月18日，斯捷潘纳克大主教给教皇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估计迄今已有24万名皈依者。乌斯塔沙杀害了157名东正教牧师，其中包括3名塞族东正教主教（割断了巴尼亚卢卡主教的喉咙，并杀害了萨拉热窝大主教），同时他们监禁并拷打了萨格勒布的东正教大主教。另外，乌斯塔沙还将327名东正教牧师和1名主教驱逐到了塞尔维亚，另外2名主教和12名牧师则自行离开。
根据内务部的法律，只有未受过教育的塞族人才有资格皈依天主教；受过教育的人（商人、知识分子，特别是东正教神职人员）将被消灭或驱逐出境。
东正教学校被关闭，教会被禁止向信徒们收取捐款，从而剥夺了教会的收入。东正教的财产被乌斯塔沙没收，部分被移交给克罗地亚天主教会，剩下的自然就被乌斯塔沙分子给瓜分了。最后，为了摧毁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乌斯塔沙试图用一位移民过来的俄罗斯牧师创建自己的替代性克罗地亚东正教会，但这样子做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
尽管乌斯塔沙采取了不少摧毁塞尔维亚东正教的行动，但历史学家约佐-托马舍维奇经过调查考证，却发现克罗地亚的天主教大主教斯捷潘纳克或克罗地亚天主教会的任何其他成员对这些罪行进行过公开或私下的谴责。相反，他指出，乌斯塔沙对塞尔维亚东正教的这种大规模攻击“得到了许多克罗地亚天主教牧师的赞同和支持”，克罗地亚罗马天主教会高层和梵蒂冈均认为“乌斯塔沙对塞尔维亚人和塞尔维亚东正教的残酷政策对罗马天主教在当地的宣传是非常有利的”。
对历史进行过研究后，历史学家马克-比昂迪奇发现，天主教会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克罗地亚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边缘，而在战时，由于皇室独裁和反教会的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流行，教会的影响力更是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
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天主教教士对对当前政府深表不满。发起了大规模的新闻运动，动员克罗地亚的近300万天主教徒反对中央政府惩罚圣彼得传教士的措施。
首先谴责了国内的不平等待遇：“(南斯拉夫王国的)有关宗教方面的财政预算总额为1.41亿第纳尔，其中70个给了塞尔维亚教会，34个给了天主教教会……”
“帕维利奇的政府相较于塞尔维亚人掌权的王国政府而言已经可以算作是仁慈的，每个公民每年交55第纳尔的税，而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主要是天主教地区，每个公民居然要交165第纳尔的税。”
克罗地亚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之间的对立，成为乌斯塔沙对塞尔维亚人如此之仇视的重要的因素，在战争期间直接就导致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乌斯塔沙支持以暴力侵略或武力使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东正教信徒皈依罗马天主教。
乌斯塔山的理由是，作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象征的东正教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从不承认克罗地亚或波斯尼亚领土上有塞族人存在——他们只承认“东方信仰的克罗地亚人”。在乌斯塔沙完全消灭塞族的政策下，克罗地亚的天主教会自然也参与了强迫东正教塞族人皈依天主教的工作。
然而，即使是皈依也不一定能保护塞族和犹太人免遭屠杀。莫斯塔尔的阿洛兹耶-米希奇主教描述说：
当皈依天主教的塞族人“在教堂参加神圣的弥撒时，他们（乌斯塔沙）抓住了他们，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男人还是女人，像赶牲口一样江崎光到了荒郊野外.……很快就把他们集体送上了天堂。”
乌斯塔沙称波什尼亚克人为“信仰萝教的克罗地亚人”，并在总体上是非常喜欢接纳穆族的；反过来，波什尼亚克社区也没有对乌斯塔沙政府表现出任何很是强烈的敌意。大量的穆族应征者选择了在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武装部队中服役，或在其警察部队中服役；只有极少数的穆斯林在解脱为首率领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中服役，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虽说如此，在1941年10月12日，108名著名的穆族领袖仍然迅速通过了萨拉热窝穆斯林决议以谴责了乌斯塔沙对塞尔维亚人的暴行。
1941年4月28日，克罗地亚天主教会负责人阿洛伊齐耶-斯捷皮纳克大主教发表公开信，支持新的克罗地亚独立国（由乌斯塔什领导的政府），并要求神职人员为其领导人安特-帕韦利奇祈祷。尽管乌斯塔沙已经宣布了禁止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担任警察、法官和士兵的措施，并使国家官员立刻从公共行政部门解雇了这些种族或宗教群体的成员，而且他知道他们正在准备纳粹式的种族法律，另外帕维利奇则在两天后就签署了这些法律。
虽然斯捷潘纳克后来开始反对某些乌斯塔沙政策，并帮助一些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但他继续公开支持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存续，因为直到其亡国都还在担任该国的战争牧师，在1944年还获得了帕维利奇颁发的奖章。
克罗地亚的绝大多数天主教神职人员在乌斯塔沙成功组建起克罗地亚独立国时选择了和他们站在一块。但等到后来盟军已经是节节胜利，谁都看出来法西斯终将失败时，天主教高层又开始试图将教会与涉及各种虐待和战争罪行的政权保持距离。
然而，在1945年3月24日的牧函中，克罗地亚天主教会仍然宣布支持傀儡国及其统治者，尽管大多数政权的高级人物正准备逃离该国。天主教新闻界也一直坚持支持帕维利奇，而斯捷潘纳克本人在1945年4月10日国家安全局成立周年之际，为该局举行了最后的提神仪式，当时国家安全局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规模屠杀以清剿亚塞诺瓦茨集中营。
一些牧师，主要是方济各会的牧师，特别是在波黑，但不限于此，他们自己也参与了暴行。
像伊万-古贝里纳这样的神父担任了帕维利奇的保镖，而在乌斯塔政府中负责强迫塞族人皈依的迪奥尼齐耶-尤里切夫则更是过分，他写道，“如果七岁儿童阻碍了乌斯塔沙运动，杀死他们就不再是犯罪。”
萨拉热窝大主教伊万-沙里奇在他的教区报纸上发表了“将世界从犹太人手中解放出来是一场人类复兴的运动”的社论。在波斯尼亚，乌斯塔沙主要通过天主教神职人员进行统治，神父博日达尔-布拉罗担任乌斯塔什的波斯尼亚首席代表。
米罗斯拉夫-菲利波维奇是一名来自佩特里切瓦茨修道院的方济会修士，据称他是以牧师身份加入的乌斯塔沙，并于1942年2月7日参与了对附近村庄约2730名塞族人的屠杀，其中包括约500名儿童被害。
“在克罗地亚，我们只能可以找到少数的真正的塞尔维亚人。大多数斯拉夫人事实上是克罗地亚人，他们被外国侵略者强迫接受异教徒的信仰。现在，我们有责任让他们回到罗马天主教的怀抱。”
在战争期间，根据梵蒂冈长期以来的外交惯例，即在战时不会不承认新的国家，直到它们被和平条约合法化，教皇没有按照要求向克罗地亚派遣一名大使或外交官，而是派遣了一名使徒访客，即修道士朱塞佩-马尔科内，他是由梵蒂冈派驻到克罗地亚天主教会，而不是政府的代表。然而克罗地亚独立国政府选择了无视这一细微差别，基本上在所有官方活动中，都会给予马尔科内一个重要位置。
二战结束后，设法从南斯拉夫领土上逃脱的乌斯塔沙（包括帕维利奇）会第一选择偷渡到南美。这主要是通过先前在梵蒂冈获得职位的天主教神父经营的老鼠线路完成的。参与其中的罗马圣吉罗拉莫伊利安学院的一些更臭名昭著的成员是方济各会修士克鲁诺斯拉夫-德拉加诺维奇和多米尼克-曼迪奇，以及第三个姓佩特拉诺维奇的修士（名字不详）。
乌斯塔沙政权将大量的黄金——包括二战期间从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那里掠夺的黄金——存入了瑞士银行账户。在二战结束后，似乎还有大量的黄金被乌斯塔沙运往奥地利。据估计，在3.5亿瑞士法郎的总额中，一份情报报告估计有2亿（约4700万美元）到达了梵蒂冈。
二战结束后，萨格勒布大主教阿洛兹耶-斯捷皮纳克枢机主教被南斯拉夫共产党当局指控支持乌斯塔沙，并为神职人员中与乌斯塔沙合作搭桥，并因此参与强迫皈依的人开脱罪名而被判处监禁。斯捷潘纳克在1941年3月28日指出，他早期一度试图将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联合起来。
“总而言之，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是两个世界的人，就像是北极和南极，除非有上帝的奇迹，否则他们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之间)的分裂是欧洲最大的诅咒，几乎比新教还要大。没有道德，没有原则，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诚实。”
2016年7月22日，萨格勒布法院以“严重违反现行和以前的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为由，撤销了对他的战后定罪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