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常熟人，现任中国南社研究中心研究员，是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批评家、南社社员黄摩西的曾孙。
近年来，随着概念史研究的蓬勃兴起，也有学者常利用到《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一是由于其编辑出版在辛亥革命前夕，具有时代意义，成为民国的开山之作，具有时代意义；二是因为该辞典收录的词条，其概念和定义已经趋于近代学科分类下的内容，成为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个范例。由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之视为近代学科成立、新词诞生和接受西学新知的一个风向标，并利用其作为描述近代概念及语词定义的重要依据来展开论述。
的确，辞典是反应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一面镜子，也是时代的写照。可是，该辞典应该如何定位？是作为中国人在已有的近代知识积累之上独自编纂的百科辞典呢？还是另有底本所依呢？如果是前着，那可以视作我国近代知识转型的一个依据。如果是后者，则是我们引进和介绍近代知识并与世界接轨的一个媒介。在这里，我们直接给出的答案是后者，这实际上是一本通过翻译接轨世界、急就而成的百科辞典，虽然也包含有黄人独自编写的条目，但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三。
二、百科全书——《人类知识的新工具》
传统类书无法満足现代化的需求，这为外国工具书的输入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中国学者很快发现一种快速获取现代知识的重要资源——西方和日本的现代百科全书。首先，接受外国百科全书看起来非常容易，其方式之一就是直接翻译。早在1870年代，日本已开始仿照西方编撰现代百科全书，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其中的十来部——至少有四部是关于法律制度的——也确实被翻译到了中国。③
米列娜作为一个外国人，怎么会对中国的百科全书感兴趣呢？夏晓虹在一文中道出了其原委：④
也就是说百科辞典的研究作为近代知识转型、思维方式的转变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得以重视，另一方面，作为上述中文版的代序，陈平原从“启蒙生意”的角度来看辞典的作用，他援引参与编纂《新字典》和《辞源》的高梦旦（1870-1936）的话：“教育之普及，常识之具备，教科书辞书之功为多。”并强调重点在后者：“欧风东渐，学术进步，百科常识非一人之学力可以兼赅。而社交日用之需要，时又不可或缺。夫文词如是其浩博也，学术如是其繁赜也，辞书之应用，较教科书为尤普。”⑤
在此意义上，更凸显出百科辞典对改变近代中国知识结构的重要性。
正如米列娜前述，中国最早翻译的百科全书多出自日本，且工程浩大，1903年就译出了百卷（100册）刊行，在当时是极大规模的出版事业。邹振环和京都大学石川祯浩都对这一时期的百科全书做过研究。石川在“日中近代的编译百科全书”一文的第三节中专论会文学社版《普通百科全书》，称其是以明治时期刊行的数种百科全书型丛书为底本翻译编纂而成的：⑥
会文学社版《普通百科全书》虽然共有100卷，但并非分成100个专业领域，而是根据难易度分为三个阶段（初级学类17卷、普通学类21卷、专门学类62卷）。更具体地说，初级学类是从历史、地理到数学等18个领域的入门书（问答书），普通学类是21个领域的概论，专门学类是更加细分后62个领域的专门解说书。与其对应的日文版原著（《普通百科全书》各卷的名称与日文版原著基本相同）中，初级学类是完全分册翻译富山房1894～1898年刊行的《普通学问答全书》系列；普通学类多是翻译富山房《普通学全书》系列（1891～1894年出版），专门学类完全翻译博文馆《帝国百科全书》系列（1898～1910年）。
也因此，研究中国百科全书史的钟少华评价《普通百科全书》说：形式上还属于丛书领域，是“过渡期的产物”。⑦
也正是经历了翻译和引进百科全书这一过程，1911年由上海国学扶轮社校印的这本《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冠以“新”来区别会文学社版《普通百科全书》，被誉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百科辞书。
从内容编排上来看，《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全书计两函15册，第1册封面为“宣统辛亥/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上海国学扶轮社校印”，后有严复手书的序言一篇；然后是黄人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序”；接着是凡例18条;本书之特色13条；最后是学科分类及略称。之后便是以汉字笔画为序的总目录；正文12册由子集至亥集按笔划排列。其余两册分别是：按学科专业的分类目录和以汉字笔画为序的异名目录合为一册；最后一册是220条补遗和附表（国别附表、中外度量衡表和中外货币兑换表）。封底为：宣统三年五月出版[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全书十五册定价洋八元]/编辑者昭文黄摩西/校印者中国词典公司/印刷者作新社/发行者中国词典公司/发行所上海棋盘街和平里中国词典公司/分售处各阜大书坊。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号称“一百数十万言”，收录一万余词条，以往研究一般认为页数是1400页，这其实有误，按第三版重新核实一遍，结果如下：
①总目录11＋166;②分类目录105＋17;③子160;④丑105;⑤寅90.5;⑥卯84.5;⑦辰78;⑧巳82;⑨午87;⑩未71;申83;酉107.5;戌88;亥54.5;补遗30＋39;共1460×2＝2920页。
当时所用“叶”即一张，其实相当于现在的两页，等于是近3000页的鸿篇巨制了。根据钟少华（1996）所附的分类表（表1），可以一览当时的学科分类及收词数量。
如上所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分为“政治”、“教育”、“格致”、“实业”四大类，前两类为社科人文；后两类为理工农林。然后又进一步分为53个学科和14个次级学科。在每项词条底下会以略字标明其所属学科。全书共收有11856项词条。⑩
政治类中包括法律、经济、军事。法律方面的词条比较齐全，颇为丰富，下分八类；而诉讼法下又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经济学使用的是严复的译词“计学”，统计学和簿记学是附在财政学后的；然后是“军政”，所收词目最多，可见当时的重视程度。
教育类包括整个文科，由此我们知道，这个时段的“教育”已经是统括文史哲的概念了。黄人在凡例中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地理和文学分为本国与世界，凡是后者，会在词条底下的略字之上加有“○”符号。这项举措显示了黄人认为在历史、地理和文学这三科上收词中外有别，特别是世界史学居然收词1593条，为该辞典专业之最。相比之下本国史学仅收196条，完全失衡。为何会做这种处理，我们后面要探讨其意图。除这三科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新的学科，宗教学中包括神学。“名学”仍是用严复的说法，现在称为“逻辑学”了。最后还有“图画学”，其下又附四类:雕刻、音乐、装饰品、游戏。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艺术类了。
以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词条约占5500条，近一半。但细分起来，正如米列娜所述，“关于儒家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条只占了根少的比例，大量篇幅让给了古希腊哲学这类知识的介绍。实际上，'新知’成为这部辞书的核心概念：它包括西方（主要是欧洲的）自然科学（包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现代西方医学和药理学、教育、中国和欧洲的音乐、可视艺术、历史以及历史人物（包括日本明治时代的重要人物，不仅是军事家）等等。”那么“大半篇幅给了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这倒是根符合那个时代急于追赶世界潮流的新学之士的学术趣味”。
理工科词条全部归入格致类。格致是传统的说法，如《格致汇编》之类。在这些学科当中，自然科学所占的比例略高，化学收词1005条，植物学收词1034条。其中病理学和药物学附在卫生学之后；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以及人种学在当时皆是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实业类收词总数不足200，却列出四大领域：农业学、畜牧学(附蚕业学、造林学、渔业、猎业)、工业学和商业学。但是，因农业学、畜牧学的简称都为“农”，上表没有标出畜牧学。最后的“商业学”却没有一词见于分类目录中，而是被编者统统归到第一部分“政治”类中的“商法”里去了。因为两者略称都为“商”。上表排在最后的“通用门”是总目录里没有的，为何多出一门呢？因为总目录里有很多专业略称遗漏的词，只好在这里将一些没来得及归类的词临时汇集到一起，所以从内容上看，根本不是什么“通用”，而像一个大杂烩，有点像是对总目录中的过失所做的一种弥补措施似的。由此亦可见其辞典编辑得多么仓促。
正如其凡例所云：“本书搜辑一切学语，调查种种专门学书籍为基础，中外兼赅，百科并蓄，以适用于教员考检，学子自修为宗旨”，该书重点在西学而不是国学。所以“其他的学科如植物学、地质学或化学一类的科目，则是具有放诸四海皆准、世界通行之规则。”
黄人同年编就的《文科大词典》，与《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似成互补关系，它由清末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作序，编者黄人站在国学的立场上特意在凡例中表明：“不典雅暨一切新名词概不阑入。”以示该词典基本上是收录中文传统词汇，不收新名词。但其“分四十类，依日本索引表法另列一目注明某类在某画某字第几以便检查。”又可见日本的影子，说明在学科及意义分类上有依据日本材料的可能性。
就《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这一学科分类，给与了高度评价，认为“作为清末新出现的百科辞书的知识体系，已经基本与西方当时的知识系统接轨了。这些中文表述新知识的涌现，是己经有几百年的准备、只是缺乏涌现的环境条件和工具形式。”是这样的吗？
在编辑该辞典时，据说“调查各种专门书籍有千余种之多”，这当然意味着参照了不少文献，看似独自编撰，但其中“吾国新名词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或“某词属某学科均仿东籍成例”之语也意味着学科分类等认识有来自日文文献的可能，亦或成为上述学科分类的依据。
这种怀疑当然并不是诋毁黄人编辑的功劳。但是该辞典到底依据了哪些日文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参考和采纳？至今都是一个含糊不清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更裘葛，成书一百数十万言”，以个人之力（尽管有不少协作者）来完成这本2900余页的大规模辞典，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编者黄人的序里刻意回避了具体的主要参照文献，让我们不知其所从，但从其以下经历来看，总是要怀疑一点：有没有日文辞典作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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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黄人，杨旭辉点校，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
《中国文学史》以“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为宗旨，立足于中国文学的传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是中国最早运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它对于古典戏曲、小说研究的拓荒意义，业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推崇。对于这样一部体大思精，议论宏通，且多独创之见的学术名著，学界一直以未睹其全貌为憾。
京师同文馆旧址
1896年，京师同文馆增设东文馆，随后建立福州东文学堂（1898）、杭州日文学堂（1898）、泉州彰化学堂（1899）、天津东文学堂（1899）、厦门东亚学院（1900）、北京东文学社（1901）等一大批以教授日语为主的学堂。
京师同文馆课堂
国学扶轮社1902年创办于上海，有证可查的出版活动，主要集中在1909—1915年间，1916年以后，似乎就没有什么活动了。创办人沈知方（1882-1939），字芝芳，别署粹芬阁主人。浙江绍兴人，早年失学，在书店当学徒。1900年入商务印书馆。此后，一边在商务工作，一边与友人合作创办国学扶轮社、古书流通社、中华舆地学社等。另一位创办人王均卿，号文濡，别署新旧废物等，浙江吴兴人，南社社友，先后任国学扶轮社、文明书局、进步书局、中华书局编辑，其主编的《香艳丛书》《古今说部丛书》《说库》《明清八大家文钞》《续古文辞类纂》等，流传甚广。
世界书局创始人、藏书家。浙江绍兴(今绍兴市)人。字芝芳，别署粹芬阁主人。1912年与陆费逵等共创“中华书局”并担任副经理。1917年抽回“中华书局”投资，另办“广文书局”。1921年创办“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后盘进“广智书局”、俄商西伯利亚印书馆、“东亚书局”等企业。
世界书局总发行所
四、《国民百科辞典》作为底本的可能性
百科全书一词源于日语，前人认为康有为《日本书目志》（1897）是首次使用该词的，但据王宝平考证，该书是根据东京书籍出版组合会的《书籍总目录》编辑而成的，只是照搬日本书名而已，还谈不上在中文的使用。邹振环曾对该词的概念产生和演变做过详尽的梳理。
日本对编纂百科辞典颇有积累，早在19世纪初期就有《厚生新编》的翻译，这是译自法国《家事百科辞典》的荷兰语版，前后历经三十余年，70卷。但该书只上贡幕府，没有刊印。真正开始普及的是文部省翻译出版的《百科全书》（1873-1883）。据石川祯浩的研究，该书译自当时的通俗版英语百科全书Chambers’sInformationforthePeople，由文部省主持配备人才和资金，动员了50人以上的专家，花费了10年光阴才终于将约1600页的英文原书2卷翻译完。但这主要是以分册的形式就各个学科的单篇概述。与前述1903年翻译成中文的《普通百科全书》同一模式。
同文馆编辑出版的《大日本百科辞书》为日本百科词典之嚆矢，以八大主题：商业、医学、教育、法律、工业、经济、农业和哲学为出版方向，等于是分科的百科辞典。其中《商业大辞书》（1906-1908）出版两册、《医学大辞书》（1906-1908）出版三册、《教育大辞书》（1907-1908）出版三册，可以作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参考;其他几种在1911年前尚未出全，同文馆便遭倒闭。
《經濟大辭書》及其目次
東京：同文舘，1914
真正以词条为主按日语读音编为成的是《日本社会事汇》（経済雑志社，上下2卷本，初版1890～1891、再版1901～1902）和富山房的《日本家庭百科事汇》（1906）。当然必须要提到的是规模最大、最为正规的百科辞典便是三省堂出版的《日本百科大辞典》。但我们也留意到，这部规模庞大的百科辞典虽然第一卷出版于1907年11月底，1912年出完第六卷后倒产，再由后人集资一直到1919年才最终完成。所以，《普通百科新大辞典》（1911.5）出版时，三省堂的《日本百科大辞典》最多只出版了三卷，不足三分之一，无法作为一部完整的辞典来参照。
《日本百科大辭典》正文第一页
《日本百科大辭典》出版前样本
主编“大隈伯爵”为大隈重信。编撰此书的顾问还包括久木龙一、井上哲二郎、田尻伊奈二郎、坪内雄三（正阳）、梅健二郎、松井直吉、古一木竹和三宅修，250多名各领域的专家被列为撰稿人。
《日本家庭大百科事彙》插图
富山房是日本一家重要的出版教科书等普及知识读物的出版机构，自19世纪末在中国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20世纪初曾在上海设立过办事处。1889年便与来往中国的岸田吟香商量对华出版，推出《万国史纲目》《富山房百科文库》《普通学全书》等各种图书，也包括这本《国民百科辞典》，在这样看来，以该社出版的《国民百科辞典》为底本，并冠以“新”字，改称《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实际上，黄人所用的底本就是这本富山房的《国民百科辞典》。
冨山房
1983
而与之相对应的本国的“国文学”则收有55条，我们对此稍加分类（如表2），可以看出近五分之四词头与日文版百科辞典相同，其中有近一半是全盘翻译的（20条），也有一部分是在翻译的基础上稍作改订（16条），剩下的就是完全改写的了（5条）。当然还有一部分是黄人独自编纂增补的词条（14条），这部分多为传统文化概念。
从分科角度来看，把“科学”一词放到“国文学”里有点不伦不类。黄人为“科学”下的定义是：“凡组织成体系之知识。”这本身并无问题。不知是否分类时仅从字面上按“科举之学”来理解了。从上述分布来看，也可以说，在收录有关中国本土的词条方面，编者发挥自己的特长，另辟蹊径取材别处的成分见多。这一点在本国部分的史学、舆地也都呈现类似的特征。换句话说，世界部分依赖日文版辞典的程度要比本国部分大得多。
那么，对照日文版后便会知道，关于“文学”的解释，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面加底线的部分是黄人的增补之处，基于中国所做的描述。而“以广义言”开始的后半部分则完全是依据日文版《国民百科辞典》进行的翻译。两者前后结合得完美无缺。其中后半还穿插了两句黄人作为中西比较的语句，也恰如其分，构成了一幅中日合璧的概念图景。
同样，凭着黄人的学识，如“阳明学”、“朱子学”等自身擅长的范畴，在翻译日本底本的基础上，总要对释义加改几句。陈平原举例说:
实际上，对照日文版，其中的“中日之战”是源自日文的“日清战争”，先改年号“明治廿七八”为“光绪二十年”，然后把日本所列的理由“朝鲜东学党蜂起之时清国无视天津条约声言朝鲜为外藩，肆意出兵不听我劝告七月打破和平，我陆军先登陆朝鲜……”改为“日本觊觎高丽已久，恶其为我藩属也。遂借口东学党之变，与我开衅。我国议战议和，廷讼未决。而日本陆军已在高丽登岸”，这一修改也正是反映了黄人的爱国情怀与忧患意识。更革命的则是黄人独立执笔的词条“革命军之狱”，该辞典出版时辛亥革命还未发生，清王朝尚未倒台，而黄人已经将此词条列入辞典，且内容火药味十足，提到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訄书》，最后写到“邹容入狱后，少年性躁，不耐拘留，瘐死狱中”，可见黄人的反清意识的表露。
前面提到过，富山房《国民百科辞典》称有“精巧艳丽之插图”1500幅，这对于从视觉上直接接受新知是极为有益的，中文版也尽量原模原样取之，理工科图文完全照搬，试举三例：
这三例从插图到释义上，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两者的同一性，不仅如此，诸如“运搬起重机”“半影”这一名称也随之摇身一变成为汉语新词。所以，对于这些新概念，我们当然要看《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从《国民百科辞典》取词的态度和所占的百分比，从取图的范围来看，“椭圆、余弦、锥形曲面”等数学几何方面较多，“发电机、电气可熔片、电车制御器、电车线、经纬仪”等电器、机械方面，“幻灯、平面镜”等光学方面以及“乐谱、半音阶、三连音符”等音乐方面也占很大的比例。换句话说，配以插图来诠释的语词大多数都是在传播新知识。
对新知的认定还反映在其所附加的外文上。《凡例》中强调在释义时“附列西国原文，以供参核”。陈平原说:“后世学者论及此，总是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其实，《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这个特殊优长，必须略打折扣。因为，并非毎个新学语，都附有“西国原文”……更有趣的是，有些词条不仅标有英文，还有法文、德文，甚至拉丁文。编者明显是“博釆众长”，以至留下了不少体例不一的瑕疵。”
可以发现，源自《国民百科辞典》释义的有23条，略多于其他材料，但其中原本不带外文的有22条，有10条是后来通过别的材料新加的外文。源自其他材料的也分为两种：不带外文的多是出自中国本土的事物（“一夫一妻制”例外）。而带外文的则多是新词新概念。
当然，仅看表3的话，会让人觉得：一是源自其他材料的词占近一半，二是附加外文的词也几近一半。其实不然，这仅是《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一斑。若看该辞典申集以十二画“无”字起头的45条词，就会发现：从“无花果”“无患子”，甚至连“无锡”的释义都是出自日文版《国民百科辞典》，更不要说理化名词“无机化学、无定型、无水酸、无理数、无限大”和“无线电信”了。还有一个是改动词头，将日文的“无磷磷寸”改为“无磷火柴”。这45条词中附带外文的只有三条：一是《国民百科辞典》原带外文的“无敌舰队InvincibleArmada”；二是后加上外文的“无花果Fia”；再有一个就是非《国民百科辞典》所收，而是源自其他材料的“无形结缔织（德）DasFormloseBindegewebe”。这一分布与前面以“一”起头的44条词的情形迥然不同。
这也意味着只要是中国、日本的传统概念就无法标出外文。如前面表2国文学中新增补的语词，以及“反歌”等日本古典文学用语。附带外文的则多是参考了其他别的专业辞书或材料，还有些甚至标记出两种以上的外文，如“一元论、一样性、一眼复视、一致部位、一般法、一般感觉、一般夙因”等，这也意味着参照了其他诸如哲学、心理、法学及医学、生物领域的材料。比如“教育”一词，日文版原释义里只有英文及拉丁文，而中文版又根据别的材料加上了法文和德文。至少，我们可以发现1905年日本同文馆出版的《教育辞书》里就将该词标注出英法德三种语言。日本的哲学和医学、生物、博物等个领域的辞典都是以两种外语以上的形式来编辑的。在1910年前可参考的这类“东籍”，根据钟少华所举，中国直接从日本学者编辑的百科辞书中翻译了十部，另外还有五部是中国编者根据日本辞书资料编译而成：《新尔雅》《东中大辞典》《法律名词通译》《日本法规字解》《博物大辞典》，总共十五部受到日本严重影响的辞书。
对这一阶段是如何通过上述词典来导入新知识新语词的问题，笔者曾做过一些分析，比如，在丁祖荫审定、徐念慈主编的《博物大辞典》（1907年）中，有“淋巴英Lymph日リンハ”一词，这是将日文原本的词头“リンハ淋巴Lymph”中的日文汉字词提到中文版的词头位置上当作一个中文新词，英文不变，日文的假名读法被放到最后，相当于瞬间便完成了一种由日英对译变换为中英日对译的概念接轨。另一本《东中大辞典》（1908，作新社）也是如书名所示，其内容本是一本1479页的大型日汉辞典，但它将日文汉字词作为词目，将英文对译也一并列出，最后才是中文解释，等于可以直接将日文汉字词视为中文来用，如“光媒、光年、亮度、光源、光泽、光线、光轴、亮度计”等，这大大加快了日文新词进入中文的速度。
上面举的辞书多偏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显然还有其他理工生物方面的材料需要发掘确定，由此我们才可以将《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附有外文的词条一一验明出处，这项工作只能放在今后去做了。
总结一下《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收词特征，可以看出理工科的词条占了一半，而且多是图文并茂，几乎都是译自《国民百科辞典》。人文方面，新名词的移入应该是此辞典的最大特征，虽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感伤主义、理想主义、社会主义、印象主义”等等，但似乎还只是处于接受“…主义”的过程之中，除“主义”外，还有“人格、人道、士官、原质、人类学、人生期、大学院、不敬罪、不动产、日射病、失语症、文艺复兴、正当防卫”等日造新词，甚至包括一些传统的纯日语词，如“女郎花、口绘、大和魂、手本、手形”等等，通过这些词也可以推测该辞典应该有日文底本。
由于这种新词的冲击，导致中文里出现词义的摇摆，以前缀笔画为序的“异名目录”中，收词近2000条，可以看作是新旧、中西、意译与音译的对立和磨合的反映。最后一册附表中的国别表则是全盘照搬《国民百科辞典》正文中的国别介绍：英吉利、美国、法兰西、德意志、奥大利、匈牙利、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共九个国家。
前面提到过，文科的历史、地理、文学的本国部分多有增改的迹象，如果按表2“国文学”的比例来看，约有一半有所改动。其他则均是依照《国民百科辞典》这一底本。那么，本国部分(史196+地439+文54)÷２＝344，即占总词数11865的2.9％，也就是说，《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完全独立编写或加改的词条约占3%，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也有一些词条，如前面举到的“希腊字母”和附有两种以上外语对译的词应该是参照不同底本来加译、改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一年之内完成之也是可行的。
五、能否作为概念史研究的基础资料？
再有，陈平原曾举过《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所收的“自然主义”一词：
近代文艺上之一主义，十九世纪中，以法国为中心，而弥漫欧洲大陆之新风潮。文艺制作之究竟目的，脱去一切技巧虚饰，而直描写人生自然之真相。其于人间本然之肉欲劣状，往往尽态极妍，纤悉不遗。因此有与一般道德不相调和。要其方法，能以所收客观事物之影象，加以作者主观之情趣，表出自然之全景，未尝不可为惩劝对镜之资也。
然后，将之与五四以后的另外两本词典作比较，认为其后的《百科新辞典·文艺之部》（1922）的释义在“开倒车”，然后说：“就篇幅以及编纂水平而言，黄摩西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在《新文化辞书》和《百科新辞典·文艺之部》之间，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然，若考虑年代早晩，则黄摩西的工作更値得赞赏。”
这里的评价也是没有意识到背后的日本文本的影响问题。其实，陈平原文中所举的“自然主义”词条在以下三种中文版词典里分别依据的是三种不同版本的日本底本，即：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1911←《国民百科辞典》1908
《百科新辞典·文艺之部》1922←《现代文艺新语辞典》1914
《新文化辞书》1923←《哲学大辞典》1912
也就是说，“约4500字，层次分明，论述精当”最为完善的《新文化辞书》的释义正是以日本规模最大的《哲学大辞书》为依据翻译而成的。所以，在做近代概念的对比时，也是首先要看到辞典背后各自所参照的日文底本是什么。
再举一例，严复为黄人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作序，反映出严复对百科辞典的重视，因为“二人同样坚信，借编纂辞典来严定界限，甄别名词，可以改变国人“意自为说”的陋习。”专门研究严复的黄克武（2008）曾就严复的译词不敌和制汉语的问题用到该辞典，认为严的失败有一个过程，大致上是从1901-1911的十年之间所形成的。在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中其实仍包容了大量的严译名词。如在“释名”一节，编者即同时罗列严复译语和和制汉语。然而到了1911年于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时，情况却有所改变。他说：
不少的学者都认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所收録新知识用语主要采取日本新名词，并刊载大量日本所翻译的地名和人名，这主要是因为编者所依赖的参考书籍大多数是日文书与日译本。这一个观察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一套由严复作序的辞典中，严复的译语究竟保留了多少根据笔者的考察，编者绝大部分都采取日译词汇，而放弃严译。例如书中收録了“神经”、“星云”、“单位”、“权利”、“银行”、“望远镜”、“社会学”、“人类学”、“进化论”、“有机体”等等。如上所述“神经”之下附了早期的译语“脑气筋”，却没有“涅伏”。不过也有一些词语附了严复译语，例如，在“三段论法”之下附了“连珠”；在“人为淘汰”之下附了“择种留良”；“论理学”之下附了“名学”；“经济学”之下附了“计学”。在书中所收録的一万多词条中，严复译语被采取作为主条目者仅有，“天择物竞”、“适者生存”、“内籀”（后附“归纳”与）“外籀”（后附“演绎”）。不过上述四个严译条目中，“内籀”与“外籀”最后还是被日译所取代，这样一来《天演论》的“天择物竞”、“适者生存”是仅存的词条。
严复（1854~1921）
回过头来看，这是因为该辞典主要依据日文底本翻译的缘故。不过，仔细翻阅该辞典，会发现黄人其实很在乎严复，他在该辞典的补遗里追加有“赫胥黎”一条，并在释义的最后特别提及“天演论一书已经我国侯官严复译出”。该辞典的“文科大学”释义则偷梁换柱地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科介绍，全文移作“京师大学”，还特意在“文学科”里补加了严复译词“名学”一科：
表4【文科大学】一词的挪用
这种挪用本来是源自单方面的翻译，因为日文底本正好有“文科大学”作为词条立项，而中国方面自京师大学堂始，在高等教育方面也受日本的影响。比如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任正教习的服部宇之吉（1867-1939）就是推动者之一。而1910年3月正是京师大学堂设立分科大学之始，但其中的“文科大学”实际上只设了两个专业：中国文学门和外国文学门，并没有上述词条中那么多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来说，这一变换主语的翻译挪用等于是误导读者了。如果后人根据此条的释义来判断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的话，那就会照成重大的误谬。
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正门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共同前身。京师大学堂由光绪帝谕令批准于1898年创立，为中国第一所官办现代大学，目的是教授“西文西艺”。
所以，如果不是编者的有意所为，而只是出于选用的底本所造成的结果的话，搞清楚这本《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可能依据的底本就显得更为意义重大了。特别是有多少是源自日文的？有多少是其自身的？我们在做概念史研究时，探讨其概念的来由，厘清概念的承传这些信息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六、代小结：与世界接轨的便宜手法
陈平原指出，黄人的早逝、国学扶轮社的衰亡使得这部大书过早地退出市场以及世人的视线。在这个意义上，二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国文学史》）均“生不逢吋”。作为后来者，我们格外欣赏黄人的“百科意识”，但也只能为其过早陨落的“百科事业”扼腕。
是书为常熟黄摩西先生所编，选择精严，诠释明了。搜辑中西百科学语至为丰富，调查引用各种专门学书籍至千余种之多。宏深渊博，一书可兼数十百书之用，诚类书词书中空前之巨制也。至其诠解之处，浅可通俗而不伤于雅。无论教员学生及一切初通文理者，均能了解的，为人人适用之书，而尤各种学校中所不可不备之品也。书已无多，迟恐失诸交臂尔。每部定价八元。廉售实洋四元以答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