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冠肺炎爆发后，大家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春节。由于COVID-19是全新的病毒，所以一开始中国应对不及，但很快开始采取很多强制手段控制。而在病毒传播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不同信息病毒式传播。这其中有很多信息明显是凭空捏造、制造恐慌，也有些看起来有板有眼，真假难分。没有医学背景与/或证据法知识但内心不安的民众很容易相信。被大量不同声音裹挟的民众也因为无所适从而感到彷徨，对社会更不好的是这批民众会容易被误导而随意批评，甚至做出对社会有破坏性与害人害己的事情。
大量传播的信息中大部份是不同的意见，但也有部份“装饰”为事实。而且往往是多重传闻（multiplehearsay）后失真/走样与受到扭曲的事实，更经常是掺杂了不同传闻人士的个人意见。可以说这种信息在一个严谨的法院诉讼或国际仲裁为了去寻找争议事实的真相下会不被采纳（inadmissible）或即使采纳了也不会被采信，即不会在证据价值（probativevalue）上有重量（weight）。
首先，要知道“事实”（facts）与“意见”（opinion）表面看似容易区分，例如一个人会问“这是谁的意见”但不会问“这是谁的事实”。“事实”是己经存在与发生了的事，不存在谁拥有。如果有争议也只是这一个“事实”存在与否，是真是假（true/false），需要通过证据证明（provability）。事实的真假相对比较容易通过调查取证去确定，而在法院诉讼或国际仲裁，当事人更是对每一个指称的事实有举证责任，否则是不会被相信去认定。这也反映在日常生活，一些谨慎与修养比较高的人士（而不需要是法律修养），对一般信口开河，没有提供详情（particulars）与可信的证据指称的事实，是不会太当是一回事。例如，不会对针对另一个朋友的流言当真。他们自己在与其他人（可能是除了自己的家人）交流时，也会排斥以一些自己凭空想象或想当然的事情作出指称/指控。
但“意见”属于个别人士对某些事实的主观（subjective）看法/想法，即使他/她尽量客观（objective）。“意见”是抽象（abstract）与无法证明，甚至无法对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意见给出解释，例如“我就是不喜欢吃西兰花”。所以，证明意见的对错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除非发表意见的人自己承认错误，其他人能做的只是相信或不相信这一个意见与相信到什么程度。
而在目前关于疫情的信息中，除了每日发布的数据外，绝大多数属于意见。除非是参与的极少数人士，社会上的民众绝大部份不会对发生的重大事情有直接证据。但偏偏人心是最喜欢给自己的意见，任何一个10个人的聚会就会有10个以上的不同意见。他们的不同意见不会是根据有直接证据支持的事实真相，顶多只是多重传闻与片面的所谓“事实”。所以在重大的事情上，绝大多数社会上在传播的意见或信息，都不值得相信。而如果这种信息被不怀好意与有敌意的人士“武器化”（weaponise）去误导社会上思维水平不高或不满的人士，更是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祸害。所以，“容许说真话天不会塌下来”是完全正确，但我也相信允许随意去说假话，天就会塌下来。问题是怎样去区分真话与假话呢？会是，只有在思维上能够区分的社会人士听真话与排斥假话，才能对他们有用与不会造成伤害。
可说，对“意见”带来的危险早有共识。但问题是，在今天复杂的社会不听意见是活不下去。所以想去看一部电影会先看看影评，这就是影评人的意见。想去一家不熟悉的餐馆就会去看看食评，这就是食评人的意见。身体有了不舒服就会去看医生，医生通过会诊取得直接证据后提供他/她的医疗意见。这些听取的意见是好是坏，或是可以更好/更准确，也难以知道，反正是自己相信。而民众相信医生的意见也是因为社会建立的机制：如医生需要通过严格的学习、训练与取得执业执照，再加上医务机构（如医学会）的监管与法律的制裁。影评人或食评人们所针对的事情重要性不比医生，社会没有必要建立与对医生或律师同样严格的机制。但也不是没有，如香港的《商品说明条例》等等。
在一个法治社会，最为重要的意见就是法院在经过审理后对有关事情/事实所作出的“意见”，也就是它的判决（judgment）。民众对这种意见有信心也是通过长期法治社会建立的机制：如审理法官的素质与操守、公开审理以利社会监督、程序公正、对有关证据采纳的严谨等。其中，法院对意见证据是特别抗拒，因为对有关争议的事实作出推断（inference），如有关行为是否疏忽、是否合理、是否恶意等等，都是审理法官在听取了证据后去认定事实并作出最后的意见。这是法治社会所相信的，绝对不能让其他人越俎代庖。能够向法院提供意见的唯一例外情况是专家证人（expertwitness），这是因为审理法官自己不懂得专业知识，即使自己去尽力动脑筋与钻研也学不会。一个典型的常见例子是涉及医疗疏忽或人身伤亡的案件就经常需要资深医生的专家证人去帮助审理法官，才能理解有高深专业知识含量的证据与争议事实。
但由于“意见”的危险，所以法院分析对一个专家意见的采纳与否与可信度，主要的考虑在三个方面：
（一）提供或作出的专家意见是来自真正专家的“优良意见”，正如常会挂嘴边的说法：“你不是专家，我为什么要听你？”这考虑也包括如何保证不会是“伪科学”与“假专家”，而且可以让审理法官对该意见作出测试与认证，以决定是否可信与可信的程度。
（二）专家证人是真心帮助法院理解专业知识，不会有偏私或另有图谋的误导意见。误导的意见十分危险是常识。
（三）专家证人是在通过调查取证、检查测试等掌控优质证据与全面理解有关事实后，作出的深思熟虑的意见。至于一个意见是否有这“含金量”，而不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所谓“事实”去“随口说说”（即使是来自爱因斯坦本人），往往是要看专家报告的实质内容与支持这意见结论的原因/理由，并要专家证人再接受交叉盘问的对质才是过关。
这些道理说是容易，但在机制上保证能全面落实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不断要追从社会与人心的改变去针对或优化机制。英国法院民事诉讼程序改革带来的1999年《CivilProceduralRules》与香港跟从的《高等法院条例》（第4章）虽然对事实方面的证据有不少重要的改革，但看来针对的主要还是为了节省诉讼费用方面。而针对专家意见，却有更多重大的改革。除了节省诉讼费用也是同样重要，针对上述的三个方面考虑有不少重大的改变。
另是，英国法院在程序上对专家意见的掌控与监督是通过两个主要手段：第一是通过批准，如果不采纳就不批准。第二是通过对专家意见给予不同的重量，也就是可信的程度。其他还有许多手段如：交叉盘问的对质、费用惩罚（包括罚专家证人而不只是客户）、藐视法院与伪证罪（perjury）的刑事惩罚等。
对每一位中国人而言，听取“意见”是可信或不可信、可靠与否或相信到什么程度也是必须要掌握好，才能在这一个复杂与危险的国际社会自保与成长。普通法系几百年来形成了一套完整与不断在改革与优化的证据采纳规则，虽然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无法也没有必要去照搬这一套证据规则，例如无法对提供意见人士交叉盘问。毕竟一般民众在日常所作的决定即使是对他们重要，一般也并非法院判决（或仲裁庭裁决）这种对当事人（自然人或公司法人）来说生死攸关的严肃决定，更是维系对法治社会信心的基石。但肯定的，广大中国民众越理解这套法院筛选危险的意见证据的做法，就有更多人能够更好的面对今天“排山倒海”的真/假信息，既保护自己，也保护社会安定繁荣。
在面对今天的战疫关键时刻，去考虑什么意见与信息是值得信赖应该是相对容易。到底什么意见或信息是能够符合上述所讲的三个方面的重要考虑，也就是来自真正的专家或专家团队；客观看是真心想去帮助民众（包括了你与我），也就是想把疫情压下去；与意见的含金量高低，是有数据支持或只是“随口说说”，甚至是信口开河。COVID-19是新的病毒，没有其他国家有好像中国一样己经拥有了一定的数据。一句名言是：“Youcanhavedatawithoutinformation,butyoucannothaveinformationwithoutdata.”
最后一提是本文希望为笔者尚未完成的《证据法》下册作推广，所以只抽个别段节节录：（1）采纳与否的考虑之一：专家证据必须是针对有公信、有定论与被承认的专业知识或特殊经验；（2）对专家证人的独立要求与对仲裁员的比较；（3）国际仲裁中专家证人的利益冲突与采纳；（4）中国法律专家证人与外国法律查明。要强调是这些段节仍非是最终版本，有关内容也远不只这些段节。
杨良宜
2020年2月25日
《证据法》下册个别段节
这是针对是否批准与采纳专家证据的第一关。英国判决中对此要求有许多不同说法如“reliablebodyofknowledgeorexperience”、“recognisedscientificdiscipline”、“establishedbodyofknowledge”等等。显然，这是为了防范伪科学（fake/junkscience）或假专家（falseexpertise）。除了审理法官要防范，没有法律训练的陪审员更是要被保护，不让他们受到误导、迷惑与影响。意见（opinion）往往难分真假优劣，而一般人士又特别喜欢听意见，特别是来自带有“专家”名称的意见。所以，法官必须作为“守门员”（gate-keeping）严格保护陪审团，而方法就是通过采纳与否的决定。
有这要求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一个已经有大量研究（research）与/或方法论（methodology）的科题或有了一些定论的说法，即使不是“伪科学”，也难以判断证人相比其他人是否“真专家”与说的话可信赖（reliable）。法院也无法从双方专家证人提供不同的个人意见分析哪一位比较可靠与可以信赖，或甚至是都不可信（因为是伪科学），并在判决中说是根据什么理由作出这样的决定。相反，如果提供的大量资料显示一方诉讼方专家证人主张的意见在该专业笵畴有更广泛与持久的支持。而另一方的专家意见虽然有过这一说法，但被批评与说不通，也有无法解释的地方。这一来，审理法官就很容易有根有据地作出决定了。
这在Kennedyv.Cordia(Services)LLP(2016)UKSC6的最高院先例说：
“Inmanycaseswherethesubjectmatteroftheproposedexpertevidenceiswithinarecognisedscientificdiscipline,itwillbeeasyforthecourttobesatisfiedaboutthereliabilityoftherelevantbodyofknowledge.Thereismoredifficultywherethescienceorbodyofknowledgeisnotwidelyrecognised.…anorbiterdictuminLordEassie’sopinioninMearnsv.SmedvigLtd1999SC243insupportoftheirpropositionthat:
‘Apartyseekingtoleadawitnesswithpurportedknowledgeorexperienceoutwithgenerallyrecognisedfieldswouldneedtosetupbyinvestigationandevidencenotonlythequalificationsandexpertiseoftheindividualskilledwitness,butthemethodologyandvalidityofthatfieldofknowledgeorscience.’
Weagreewiththatproposition,whichissupportedinScotlandandinotherjurisdictionsbythecourt’srefusaltoaccepttheevidenceofanexpertwhosemethodologyisnotbasedonanyestablishedbodyofknowledge.Thus,inYoungv.HMAdvocate2014SLT21,theHighCourtrefusedtoadmitevidenceof‘caselinkageanalysis’becauseitwasthesubjectofonlyrelativelyrecentacademicresearchandamethodologywhichwasnotyetsufficientlydevelopedthatitcouldbetreatedasreliable.Seealso,forexample,R.V.Gilfoyle(2001)2CrAppR5,inwhichtheEnglishCourtofAppeal(CriminalDivision)refusedtoadmitexpertevidenceon‘psychologicalautopsy’forseveralreasons,includingthattheexperthadnotembarkedontheexerciseinquestionbeforeandalsothattherewerenocriteriabyreferencetowhichthecourtcouldtestthequalityofhisopinionsandnosubstantialbodyofacademicwritingapprovinghismethodology.…”
上诉庭的R.v.DawsonandHamburger(2004)EWCACrim1344刑事先例涉及“唇语证据”（Lip-readingevidence）是否足够公信、有定论与承认的认识与经验，与这种专家意见证据是否可信（reliable）的争议。被告的专家证人认为这种专家证据本质上是不可靠，也没有定论，不是受到承认的专业知识。所以，法院不应该采纳为专家证据。上诉庭说：“Thejudge（指一审法官）…rejectedthedefencesubmissionthattherewasnosufficientlywellestablishedfieldoflipreadingexpertiseforittobeacceptedasreliablebodyofknowledgeorexperience.…ProfessorCampbell（被告专家证人）,…consideredalllipreadingintrinsicallyunreliableanditcouldnotbeusedincourt.”
虽然唇语有很多变数，包括像小孩与成年人、从旁与面对面唇语、嘴唇变形或脸上没有表情等等，都会带来困难与准确度差异。但法院最后还是认为专业好的专家证人在条件配合的情况下准确度会高达80%并采纳了专家意见证据。
在较早前的R.vStockwell(1993)97Cr.App.R260先例，涉及银行抢劫。由于强盗伪装，加上被告在他被抓捕前蓄须，所以原告（政府检察院）加了面部映射（FacialMapping）证据，即监控视频中的人脸是否能与被告的面部对应。这受到被告反对，认为这是新科技（breakingnewground），再加上专家证人是帮不了陪审员，所以不应采纳。上诉庭不同意去排斥新科技，只要它有适当的基础或定论，说：“Oneshouldnotsetone’sfaceagainfreshdevelopments,providedtheyhaveaproperfoundation.”而专家证据是否会帮助陪审员理解有关事实是由一审法官在不同情况下决定，说：
“Where,forexample,thereisaclearphotographandnosuggestionthatthesubjecthaschangedhisappearance,ajurycouldusuallyreachaconclusionwithouthelp.Where,ashere,however,itisadmittedthattheappellanthadgrownabeardshortlybeforehisarrest,anditissuggestedfurtherthattherobbermayhavebeenwearingclearspectaclesandawigfordisguise,acomparisonofthephotographanddefendantmaynotbestraightforward.Insuchcircumstanceswecanseenoreasonwhyexpertevidence,ifitcanprovidethejurywithinformationandassistancetheywouldotherwiselack,shouldnotbegiven.Ineachcaseitmustbeforthejudgetodecidewhethertheissueisoneonwhichthejurycouldbeassistedbyexpertevidence,andwhethertheexperttenderedbrastheexpertisetoprovidesuchevidence.”
在之后不久的R.v.RobertLeeClarke(1995)2Cr.App.R.425上诉庭先例，也是银行抢劫。由于在场证人无法在辨认嫌疑人（IdentificationParade）的过程中认出嫌疑犯，等于没有目击证人（eyewitness），所以只能依赖银行监控拍下的强盗照片作为物证（RealEvidence），并以专家证据的分析与意见去帮助陪审团。这也是受到被告的反对，包括通过视频叠加的面部映射（facialmappingbywayofvideosuperimposition）不可信，特别是在没有目击证人的情况下去定罪是不妥。上诉庭的Steyn大法官说：
“Itisessentialthatourcriminaljusticesystemshouldtakeintoaccountofmodernmethodsofcrimedetection.Itisnosurprise,therefore,thattaperecordings,photographsandfilmsareregularlyplacedbeforejuries.Sometimesthatisdonewithoutexpertevidence,but,ofcourse,ifthatrealevidenceisnotsufficientlyintelligibletothejurywithoutexpertevidence,ithasalwaysbeenacceptedthatitispossiblenotplacebeforethejurytheopinionofanexpertinordertoassistthemintheirinterpretationoftherealevidence.…
Wearefarfromsayingthatsuchevidencemaynotbeflawed.Itis,ofcourse,essentialthatexpertevidence,goingtotheissuesofidentity,shouldbecarefullyscrutinised.Suchevidencecouldbeflawed.Itcouldbeflawedjustasmuchastheevidenceofafingerprintexpertcouldbeflawed.Butitdoesnotseemtousthatthereisanyobjectioninprinciple.”
另是在PrideValleyFoodsv.Hall&Partners(2000)EWHCTechnology106先例，涉及工厂建设的项目管理人（ProjectManager）是否疏忽导致失火，焚毁工厂。高院的Toulmin大法官认为针对项目管理人是否疏忽的专家证据对法院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因为项目管理人没有一个特许或专业协会，也不是一个容易被辨认的专业（recognisableprofession）。项目管理人的职责在不同的项目中也有不同。该先例涉及的上百页专家报告中有不少都是针对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会怎样做或批评被告的做法。但这应是法院而不是专家证人的工作，不应被采纳。
“Justwhenascientificprinciplecrossesthelinebetweentheexperimentalanddemonstrablestagesisdifficultytodefine.Somewhereinthistwilightzone,theevidentialforceoftheprinciplemustberecognised,andwhilethecourtswillgoalongwayinadmittingexperttestimonydeducedfromawell-recognizedscientificprincipleordiscovery,thethingfromwhichthedeductionismademustbesufficientlyestablishedtohavegainedgeneralacceptanceinthefieldinwhichitbelongs.”
以上是说新科学原理在什么时候从实验阶段变为可论证阶段很难说死。在这神秘范围，总有一天法院可以承认这科学原理有证据价值。法院会慢慢接受由被广泛被承认的科学理论或发现演绎而来的专家证据，而该科学理论或发现一定先要在本行业（如医学界、天文学界、鉴证学界等）已被广泛接受/承认。
之后，美国的UnitedStatesv.Baller(1975)519Fed.2d.463先例把这方面的准则说得更清楚，如下：
“(i)Theremustbeademonstrable,objectiveprocedureforreadingtheopinion[1];
(ii)Theremustexist‘qualifiedpersons’whocaneitherduplicatetheresultorcriticizethemeansbywhichitwasreached,drawingtheirownconclusionsfromtheunderlyingfacts[2];
(iii)Decidingwhethertheseconditionshavebeenmetisusuallywithinthediscretionofthetrialjudge[3];
(iv)absolutecertaintyofresultorunanimityofscientificopinionisnotrequiredforadmissibility[4];
(v)Unlessanexaggeratedpopularopinionoftheaccuracyofaparticulartechniquemakesitsuseprejudicialorlikelytomisleadthejury,itisbettertoadmitrelevantscientificevidenceinthesamemannerasotherexperttestimonyandallowitsweighttobeattachedbycross-examinationandrefutation.[5]”
英国也估计是同样法律地位：R.v.Turner(1975)1QB834先例。而且有一宗澳大利亚先例讲明依照UnitedStatesv.Baller先例的准则：见R.v.Gilmore(1977)2N.S.W.L.R.935先例。
在一审法院，Foskett大法官同意原告的说法，拒绝采纳与批准专家证据，并跟从了不久前的一个也是有关非洲坦桑尼亚金矿场的同样事故的案例。在该Kesabov.AfricanBarrickGold(2014)EWHC4067先例，原告想引入两位专家证人：一位是Warner先生，据原告说是“矿场在冲突时的管理”（miningcommunityengagementinsituationsofconflict）方面的专家；另是一位White先生，据原告说是“在面对群众抗议与公众秩序的场合有丰富的管理与策划的经验”（significantoperationalcommandandplanningexperienceintheareaofpolicingofprotestandpublicorder）。
但Andrews大法官拒绝了两位专家证人，针对Warner先生说：
“…notanexpertdisciplinewhichfallswithinthecategoryrecognised…aspartofabodyofknowledgeorexpertisewhichissufficientlyorganisedorrecognisedtobeacceptedasareliablebodyofknowledgeorexperience…
IfandinsofarasanyevidencethatMrWarnerisabletogivecouldberelevanttotheissuesthathavetobedecidedinthiscase,itwouldappearthatitwouldderivefromhisknowledgeofwhat,asamatteroffact,otherminingcompaniesmayormaynotdo,andwhatstandardstheyapply…Howeverthatwouldbepurelyfactualevidenceandisnotamatterofexpertise.”
另针对White先生是说：“Thereisnothingbeforethecourttodayintermsofevidencethatsuggeststhatabodyofrecognisedopinionexistsastowhataretheappropriatestepstobetakenintermsofpolicyamineordealingwithpublicorderissuesarisinginconsequenceofpeopletrespassinginornearamine.Thusthereisnoobjectivelyascertainablestandardorconsensusagainstwhichtojudgethedefendants’behaviour.”
Andrews大法官也认为White先生想提供的所谓“专家证据”，本质上是说其他人士或公司会在某些情况下会怎样做，这对法院是没有帮助。因为有经验的审理法官完全可以根据认定的事实情况，决定到底做法上有没有疏忽与合理不合理，不需要任何其他人给意见来帮助，说：
“Anexperiencedtrialjudgeiswellabletodeterminequestionsofnegligenceagainsttheappropriatematrixwithouttheassistanceofsomebodycominginandsayingwhattheywouldhavedoneinasimilarsituation,orexpressingaviewastowhetherwhattheDefendantsactuallydidwasreasonable,inthelightoftheirexperienceinsimilar(ordifferent)situationsmwhichappearstobethehighwater-markofwhatonewouldbeabletogetfromMrWhite.…thusthesubject-matterofMrWhite’sputativeopinion,sofarasitispossibletodiscernanythingaboutit,doesnotappeartobesomethingonwhichexpertevidenceispermissible.”
再回去Villav.XstrataLimited先例，Foskett大法官说：
“…MsFatimaQC（原告代表大律师）contents,however,thattheproposedevidencefallsatthefirsthurdleinthatitcannotproperlybecharacterisedas‘expert’evidence.…Shesubmits,inthefirstinstance,thatthisisnotasituationinwhichthereisarecognisedexpertisegovernedbyrecognisedstandardsandruleofconductcapableofinfluencingtheCourt’sdecision.
…Atallevents,thequestioninthepresentcaseiswhetherthereisarecognisedstandardofconductfordealingwiththekindofdemonstrationthatoccurredtobededucedfromtheVPs.…theissuetobeaddressedisverysimilartothataddressedbyAndrewsJinKesabov.AfricanBarrickGold(2014)EWHC4067(QB).InthatcasetheclaimantswerepursuingclaimsfordamagesarisingfrominjuriesordeathsthatoccurredinoraroundagoldmineinTanzaniasustained,itwasalleged,asaresultoftheuseofunlawfuland/orexcessiveforcebyprivatesecurityforcesand/orpoliceatamineoperatedbythedefendants.…
MsFatimasaysthesameapplieshere.Iagree.Theremay,onesupposes,beanemergingconsensusaboutwhatrepresentsgoodpracticeinthekindofsituationthataroseinthiscase,butitwouldbeimpossible,certainlyonthavailableevidence,toconcludethattherewasanestablishedconsensus.”
根据英国证据规则《CivilEvidenceAct1972》立法之Section3，对可被采纳的专家证据有大同小异的说法：
“inanycasewherethecourtacceptsthatthereexistsarecognizedexpertisegovernedbyrecognisedstandardsandrulesofconductcapableofinfluencingthecourt'sdecisionontheissueswhichithastodecide.”
美国的联邦证据规则《USFederalRulesofEvidence》之Rule702对采纳专家证人/证据与否有针对，这也是在美国最高院在Daubertv.MerrellDowPharmaceuticals,Inc.,509US579(1993)先例中作出指引后的修改。如果专家证人的意见证据（opinionevidence）能满足以下要求是可被采纳：
(1)专家的科学（scientific）、技术（technical）与其他专业知识（otherspecializedknowledge）是可以帮助对争议事实作出判决/认定人士（即法官或陪审团成员）更理解这些事实证据。
(2)专家证据有足够的事实或数据依据（thetestimonyisbasedonsufficientfactsordata）。
(3)专家证据是通过可靠/可信赖的原则与方法（例如，人体内的血块是怎样形成或怎样推算某特定市场的反应等等）得出的意见与结论（thetestimonyistheproductofreliableprinciplesandmethods）。
(4)专家将这些原则与方法可靠/可信赖地适用在案件的事实（theexperthasreliablyappliedtheprinciplesandmethodstofactsofthecase）。
可以说，Rule702要求专家证人必须对有关专门知识符合资格（theexpertbequalified）；专家证据对法官或其他根据证据认定事实人士更精确了解特定事实的证据有帮助（thetestimonyaddressasubjectmatteronwhichthefact-findercanbeassistedbyanexpert）；专家证据可靠与可信赖；专家证据与案件的事实有关/配合（thetestimony'fit'thefactsofthecase）。
不断听到说法是专家证人不能作为委任他/她一方当事人的枪手（hiredgun），看来对专家证人的持平性或公平公正的要求与仲裁员（arbitrator）的要求接近或一样。从CPRRule35.3的题目（Experts-overridingdutytothecourt）可以看出专家证人的超越性责任的对象是法院，而不是委任的客户，虽然有公平（impartiality）的要求。另在CPRPD35para.2.2也要求专家证人向法院提供独立（independent）、客观（objective）与不偏私（unbiased）的意见。但实际上着是与对仲裁员（更不用法官）的要求的自然公正（NaturalJustice）与不能有利益冲突（conflictofinterest）有重要分别，可去列举以下几点：
（一）与仲裁员要作出一个最终（final）与有法律强制与约束力的裁决（Award）相比，专家证人所做的与所起的作用关键性就低得多了。后者只是向法院（或仲裁庭）提供专家意见，听不听这一个意见完全是法院（或仲裁庭）的裁量权。换言之，法院是可以通过根据专家证人显示的不独立、不容观、偏袒与有利益冲突的程度对该专家证人提供的意见证据给予不同的重量（weight），甚至不给任何重量，因为这种意见是完全不值得听取的。
（二）另是，诉讼方怀疑对方的专家证人，大可以在出庭审理时的交叉盘问阶段盘问他/她有关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以及在宣誓下确认他/她是完全理解对法院的超越性责任。
（三）现实中，会有需要的专家证人是有明显的利益冲突的情况，例如他/她与委任的诉讼方是雇佣关系（employer-employeerelation）：见Fieldv.LeedsCityCouncil(2001)2CPLR129;GallaherInternationalLtdv.TlaisEnterprisesLtd(2007)EWHC464(Comm);Kennedyv.Cordia(Services)LLP(2016)UKSC6等先例。这种情况常会出现在一些尖端或独特的行业，外面没有独立的专家，能找到的可提供专家意见的人士要么是诉讼方公司自己的雇员，要么是少数竞争对方甚至是对方诉讼方公司的雇员。显然，如果法院（或仲裁庭）需要对有关专业了解才能掌握事实真相并需要协助，就没有必要（而且也不现实，因为没有其他更好选择）抗拒诉讼方委任自己雇员作为专家证人了。而只要该雇员在有关争议的专业是真正懂行的专家，也完全理解他/她作为专家证人的超越性责任是协助法院（或仲裁庭），并且能够让法院接受他/她有履行这个责任，也就看不出与外面的独立专家证人有什么分别了。
这可节录上诉庭在R(FactortameLtd)v.TransportSecretary(No.8)(2003)QB381CA先例所说：
“...applyingtoanexpertwitnessthesametextofapparentbiasthatwouldbeapplicabletothetribunal.Wedonotbelievethatthisapproachiscorrect.Itwouldinevitablyexcludeanemployeefromgivingexpertevidenceonbehalfofanemployer.Expertevidencecomesinmanyformsandinrelationtomanydifferenttypesofissues.Itisalwaysdesirablethatanexpertshouldhavenoactualorapparentinterestintheoutcomeoftheproceedingsinwhichhegivesevidence,butsuchdisinterestisnotautomaticallyapreconditiontotheadmissibilityofhisevidence.Whereanexperthasaninterestofonekindoranotherintheoutcomeofacase,thisfactshouldbemadeknowntothecourtassoonaspossible.Thequestionofwhethertheproposedexpertshouldbepermittedtogiveevidenceshouldthenbedeterminedinthecourseofcasemanagement.Inconsideringthatquestionthejudgewillhavetoweighthealternativechoicesiftheexpert'sevidenceisexcluded,havingregardtotheoverridingobjectiveoftheCivilProcedureRules.”
（四）所以有说法是分别在仲裁员必须是（法官更是如此）不光是真正做到公平公众，而且要被看到是公平公正（Justicemustnotonlybedone,mustalsoseemtobedone）。但专家证人则只需要真正做到，而不必在表面上被看到。
（五）这一来，就没有好像发觉有利益冲突的法官成仲裁员自己必须拒绝审理或委任，或在被诉讼方或其他人发觉有利益冲突后可以被法院走赶走（remove）或撤销（dismiss）一样的做法，专家证人无须被赶走或撤销。但考虑到法院在CPR下有一个超越性的主要目的是节省不必要的诉讼费用，所以在诉讼程序开始的案件管理会议（CaseManagementConference，简称CMC）的时候，在双方诉讼方申请引进专家证据时，法院如果知道该专家证人有严重的利益冲突，不太可能将来提供的意见会被法院采纳，也不会对法院有帮助，就可以拒绝批准。这不是赶走或撤销专家证人，只是法院行使它的裁量权。而如果是在事后才发觉专家证人涉及利益冲突、意见不独立、处处为委任的诉讼方争辩，与/或根本不知道与没有尽作为专家证人的超越性责任去协助法院，法院（或仲裁庭）可根据程度完全不给该专家意见证据任何重量，并在费用上惩罚委任的诉讼方。所以，任何一方诉讼方在委任专家证人也要掌握好轻重与十分小心，不要以为委任一个处处保护自己利益，看客户的脸色讲话的专家就是好事。更可能会是劳民伤财，白花心思，甚至有严重反效果。
（六）会是，笔者想到一个方面对公平公正的要求是仲裁员与专家证人一致的，这就是他们都不能与委任的当事人或客户约定风险代理收费（contingencyfees），也就是按案件最终结果的成败比例收费。这种收费安排明显是在太过分，不只是简单的利益冲突，而是把利益与客户串在一起。别说是仲裁员严格要求自然公正过不了关，只要求独立的专家证人也过不了关，难以相信他/她的专业意见会是真心协助法院理解正确专业知识与他/她的经验。正如exparteFactortame(No.8)(2003)QB381先例之73段说：“weconsiderthatitwillbeararecaseindeedthatthecourtwillbepreparedtoconsenttoanexpertbeinginstructedunderacontingencyfeearrangement.”[6]
总而言之专家证人在收取费用方面与客户的关系上有任何不恰当的地方，例如同意在案件结束后再收费，或客户同意在其他案件中委任他/她等，或专家与当事人有长期业务关系，即使专家证据被采纳，也会在证据的重量方面有影响。例如在香港的TangPing-Choiv.TheSecretaryforTransport(2004)HKCA127先例中，上诉庭说：
“…althoughanexpertwitnessmaybeemployedbyapartytothelitigationand/ormayhaveundertakenactivitieswhichareinappropriatetohisposition,itisnotthecasethattheentirelyofhisevidenceis‘tainted’therebyrenderingitautomaticallyinadmissible.”
最后总结这方面，可节录《PhipsononEVIDENCE》（2018年，第19版）一书之33-30段，如下：
“Thecurrentstateofthelawmaybesummarizedbythefollowingprinciples.
(1)Itisalwaysdesirablethatanexpertshouldhavenoactualorapparentinterestintheoutcomeoftheproceedings.
(2)Theexistenceofsuchaninterest,whetherasanemployeeofoneofthepartiesorotherwise,doesnotautomaticallyrendertheevidenceoftheproposedexpertinadmissible.Itisthenatureandextentoftheinterestorconnectionwhichmatters,notthemerefactoftheinterestorconnection.
(3)Wheretheexperthasaninterestofonekindoranotherintheoutcomeofthecase,thequestionofwhetherheshouldbepermittedtogiveevidenceshouldbedeterminedassoonaspossibleinthecourseofcasemanagement.
(4)Thedecisionastowhetheranexpertshouldbepermittedtogiveevidenceinsuchcircumstancesisamatteroffactanddegree.Thetestofapparentbiasisnotrelevanttothequestionofwhetheranexpertwitnessshouldbepermittedtogiveevidence.
(5)Thequestionswhichhavetobedeterminedarewhether:
(a)thepersonhasrelevantexpertise;and
(b)heisawareofhisprimarydutytothecourtiftheygiveexpertevidence,andarewillingandable,despitetheinterestorconnectionwiththelitigationorapartythereto,tocarryoutthatduty.
(6)Thejudgewillhavetoweighthealternativechoicesopeniftheexpert’sevidenceisexcluded,havingregardtotheoverridingobjectiveoftheCivilProcedureRules.
(7)Iftheexperthasaninterestwhichisnotsufficienttoprecludehimfromgivingevidencetheinterestmayneverthelessaffecttheweightofhisevidence.”
但除了以上针对的专家证人合资格与他/她的意见证据是否对需要认定事实的人士（Factfinder）有帮助、是否可靠/可信赖与有关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会导致专家证人提供的证据不被英国法院（与国际仲裁）采纳，或是法院在开始的案件管理会议（CaseManagementConference或简称CMC）就不批准。这主要是在利益冲突与仲裁机密性等方面，接下去会进一步探讨。
在国际仲裁，通常仲裁条文中是不会明示双方当事人有权提供专家证据。但不会有人质疑当事人在一个对抗制度下的诉讼或仲裁是有这个权利，不论是来自当事人表述自己的案子（presentitscase）与/或会被仲裁庭聆听（tobeheard）的基本权利（fundamentalright），或是广泛的提供证据的权利。正如《UNCITRALModelLaw》（联合国示范法）之Article18就规定了要给双方当事人/诉讼方完全的机会表述自己的案子（fullopportunitytopresentitscase）。另在Article26(2)也明示规定除非双方当事人共同反对，否则仲裁庭可以委任专家证人，当事人可以要求专家证人在递交专家报告后出庭接受盘问。
另一些仲裁规则也会有明示规定，如《UNCITRALArbitrationRules2010》之Art.5说：“Eachpartymayberepresentedorassistedbypersonschosenbyit.”但也有仲裁机构规则的明示规定是像英国法院的做法一样，先要获得仲裁庭的批文/批准（leave/permission）才能提供专家证据，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的2017年版《ICCArbitrationRules》之Article25(3)与英国特许仲裁员协会（CharteredInstituteofArbitrators）的《CIArbProtocolfortheUseofParty-AppointedExpertWitnessesinInternationalArbitration》之Article3。现实中，这通常只是走走形式，仲裁庭通常都会给予批文/批准。仲裁庭极少会拒绝、不采纳与/或排除专家证人证据的首要原因是被拒绝的一方当事人如果败诉就会在仲裁地（ArbitralSeat）的监督法院（SupervisoryCourt）提起诉讼试图撤销（SetAside）裁决书。理由往往就是仲裁庭违反自然公正（NaturalJustice）与正当程序（DueProcess），不给败诉的当事人一个完整、合理陈述案子的机会。
但这不表示仲裁庭就对当事人提供或试图提供一些不适当、无关/无谓与浪费的专家证人证据束手无策。最基本也是经常在使用的手段是对该当事人作出费用的惩罚（CostsSanctions），也就是即使最后胜诉，也命令无谓与浪费的专家证据费用（经常会是高昂）要仍由胜诉方自己承担。
除此外，还会有其他持殊情况需要更进一步不采纳专家证据与/或完全排除专家证人，这包括是：
（一）专家并不独立（notindependent）；
（二）专家证人与仲裁庭成员之一有利益冲突；
（三）专家证人知悉对方当事人/诉讼方的机密与/或享有特免权的有关信息；
（四）委任的专家证人是同一行业的竞争对手。
这种做法可介绍一些权威说法。首先是加拿大的WhiteBurgessLangilleInmannv.AbbotandHaliburtonCo(2015)2SCR182先例中说：
“Iemphasizethatexclusionatthethresholdstageoftheanalysisshouldoccuronlyinveryclearcasesinwhichtheproposedexpertisunableorunwillingtoprovidethecourtwithfair,objectiveandnon-partisanevidence.Anythinglessthanclearunwillingnessorinabilitytodososhouldnotleadtoexclusion,butbetakenintoaccountintheoverallweighingofcostsandbenefitsofreceivingtheevidence.”
同样做法也在一些英国案例也有提及：Tothv.Jarman(2006)EWCACiv1028（见第102段）;EXPv.Barker(2017)EWCACiv63（见51段）等先例。
另是在被报导的投资仲裁BridgestoneLicensingServicesIncandBridgestoneAmericasIncv.RepublicofPanamaICSIDCaseNo.ARB/16/34，原告申请把被告的专家证人证言赶走，仲裁庭说：
“TheClaimantshavesoughttodrawananalogybetweentheprinciplesthatapplywheretheindependenceofanarbitratorisinissueandthosethatapplytotheindependenceofanexpertwitness.Wedonotconsiderthisanalogyisapt....Ifanarbitratorhassomepersonalorprofessionalconnectiontooneoftheparties,ortothelawyersactingforoneoftheparties,thismaybeagroundfordisqualification....Similarconsiderationsapplytoanexpertwhoisappointedbythearbitratorstoassistthem....Theroleofapartyappointedexpertisquitedifferent....Anappearanceofpartialitydoesnotresultindisqualificationofanexpertwitness.Itdetractsfromtheweightthatthetribunalwillaccordtohisevidence.”
最后可介绍在国际商会仲裁院（ICC）给予的指引（“IssuesforArbitratorstoConsiderRegardingExperts”21[1][2009]ICCInternationalCourtofArbitrationBulletin61），对专家证人与委任他/她的当事人有利益冲突说：“thetribunalusuallywillfindthattheconflictdoesnotprecludetheexpertfromtestifyingbutmayaffecttheweightthatthearbitraltribunalgivestotheexpert'stestimony.”
这一个问题相比上一小段所讲的专家证人不公平/公正与不独立是要严重得多，因为这是影响整个仲裁庭的公平与独立（ImpartialandIndependent）的形象。试想，如果一方当事人/诉讼方委任的一位专家证人和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员（或是边裁）是亲兄弟，而专家意见证据对该仲裁案件的胜负是十分关键，另一方当事人会有什么想法、顾虑与猜疑是可想而知。
这一个问题在本质上与一方当事人/诉讼方委任代表律师与仲裁庭成员之一有利益冲突是一模一样。如果先委任代表律师后才委任有利益冲突的仲裁员（不论是首席或是边裁），这也是一般的正常情况，仲裁员在接受委任前己被告知双方代表律师是谁，可以调查自己与已经知道的双方当事人与代表律师之间有否利益冲突，才决定是否接受委任。而如果在灰色地带与有怀疑，就需要向双方当事人宣告涉及的利益（declareinterests），在被明确接受后才能确认接受委任。这在现实中并不容易，一有涉及利益冲突的事情要宣告，难免令另一方当事人或多或少有点担心。
这里可先一提在这方面出最多问题的是英国大律师（Barristers），而不是事务律师（Solicitors）。事务律师在诉讼开始或更早前已经被委任，并往往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与审前（Pre-trial）准备工作。一旦当事人要阵前易将，新委任的替代事务律师要重复大量的工作并无可避免带来昂贵的额外费用，往往是因为利益冲突外的其他原因（不论客观看对当事人而言是对或是错的决定）。但往往是在很接近开庭审理时，才委任出庭大律师。即使以前曾委任过大律师帮助或提供法律意见，也不一定委任同一位大律师出庭。这一来，如果一方当事人想扯皮，很容易挑选一个与仲裁庭3位成员之一有利益冲突的大律师出庭，而在出庭时带来一场大风波。这利益冲突要密切到委任的大律师与仲裁庭成员是亲兄弟恐怕不易，但如果只停留在两位是同一家大律师事务所（Chambers）就十分容易，毕竟在伦敦有国际仲裁业务与信誉的大律师事务所不多，在香港更是寥寥可数。
对传统英国诉讼熟悉与有信心的商业人士一般不会觉得这利益冲突有问题。大律师一贯是“个体户”，自负盈亏。多位大律师聚在一起成立大律师事务所是为了分摊成本与善用资源，如办公室、助手、秘书、法律图书馆等等。笔者（杨良宜）早年处理的伦敦诉讼与仲裁，经常诉讼双方委任的代表大律师来自同一个大律师事务所，毕竟早年的有商业/海事信誉的大律师事务所数目更少。
这些英国大律师在今天的国际仲裁有垄断地位，这显然是得益于英国法作为实体法（substantivelaw）与国际仲裁普遍采用对抗制（adversarial）。他们往往十分愿意接受作为仲裁员或一方当事人的代表律师的委任，在不同的仲裁案件戴上不同的帽子。所以在一个仲裁案件容易发生仲裁员与代表律师是来自同一家大律师事务所的情况。不要说在伦敦仲裁，甚至在香港仲裁，笔者也见过一个仲裁案件除了双方当事人是中方或亚洲公司，其余的三位仲裁员与两位双方当事人的代表大律师，都是来自伦敦的两三家大律师事务所。
在HrvatskaElektroprivredaddv.RepublicofSloveniaICSIDCaseNo.ARB/05/24投资仲裁，涉及被告（斯诺文尼亚共和国）在开庭审理前不久告知委任了DavidMildonQC作为代表大律师。但DavidMildonQC与作为仲裁庭成员之一的一位大律师来自同一家伦敦的大律师事务所。这带来利益冲突的争议，最后DavidMildonQC被仲裁庭在2008年5月6日下令回避。
这个问题逐步有了解决与肯定性。在《IBAGuidelinesonPartyRepresentationinInternationalArbitration》之Guideline5，已明确警告当事人不要在仲裁庭已经成立后委任与仲裁庭成员有利益冲突的代表律师。这在伦敦国际仲裁庭（LCIA）的仲裁规则已有了明示规定，其他国际仲裁机构估计也会很快跟从，可节录如下：
“18.4TheArbitralTribunalmaywithholdapprovalofanyintendedchangeoradditiontoaparty’slegalrepresentativeswheresuchchangeoradditioncouldcompromisethecompositionoftheArbitralTribunalorthefinalityofanyaward(onthegroundsofpossibleconflictorotherlikeimpediment).Indecidingwhethertograntorwithholdsuchapproval,theArbitralTribunalshallhaveregardtothecircumstances,including:thegeneralprinciplethatapartymayberepresentedbyalegalrepresentativechosenbythatparty,thestagewhichthearbitrationhasreached,theefficiencyresultingfrommaintainingthecompositionoftheArbitralTribunal(asconstitutedthroughoutthearbitration)andanylikelywastedcostsorlossoftimeresultingfromsuchchangeoraddition.”
这种情况对律师而言也经常发生，即以往提供法律服务时掌握了前客户的机密与可享有特免权的信息。但这种滥用已经很少会发生，因为法律与律师协会都对律师对前客户的道德责任（ethicalduties）有了严格规定。如英国的SolicitorsRegulatoryAuthority《CodeofConductforSolicitors,RELsandRFLs》之para.6.5，美国的《AmericanBarAssociationModelCodeof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之rule1.9（DutiesofFormerClients）。欧洲不少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的律师协会对这方面的职业操守也有类似的规定与监督。
专家证人由于来自的不同专业协会（如果有），不会有这方面的规定与监督。但英国法律在HRHPrinceJefriBolkiahv.KPMG(1999)2A.C.222贵族院先例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即专家证人（与其他提供支持诉讼服务人士）适用同样对以前客户的操守责任。
该著名与重要的贵族院先例涉及文莱这一个石油资源充沛与富有的一个小国，它的国王（SultanofBrunei）经常被誉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士之一。文莱在1983年成立了一个国家/国王财富投资机构，名为BruneiInvestmentAgency或简称BIA，并由文莱国王的一位弟弟PrinceJefri主管。其主管期间，有大笔天文数字的金钱进出。而BIA的账目与PrinceJefri的个人资产与个人涉及的一个近期诉讼的法务会计（ForensicAccounting）与调查取证（Investigation）工作都委任了属于四大之一的英国会计师事务所KPMG。在该法务会计工作，KPMG动用了168员工，其中12位是合伙人，81位属于高管。这诉讼费用之昂贵是可想而知。而通过该名为“Lucy计划”的工作，KPMG可以说是对PrinceJefri的个人情况与资产分布掌握得甚至比他本人更清楚。
但到了1998年初，文莱国王与PrinceJefri两兄弟不和，这导致文莱国王委任KPMG调查BIA的财政状况，看来是想找PrinceJefri的“罪证”。KPMG考虑到停止为PrinceJefri服务已有两个月，PrinceJefri只是一个前客户，应没有利益冲突。所以接受了委任，并开展了这次名为“Gemma计划”的法务会计与调查取证工作。KPMG对Gemma计划也投入了大量员工，其中包括不久前参与Lucy计划的员工。
这导致PrinceJefri向法院申请禁令阻止KPMG继续进行这个Gemma计划。BIA自然大力反对，认为不容易找到能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调查取证的替代。而KPMG则保证与解释它们作出的努力是保证Lucy计划的机密信息不会外泄与滥用，如公司内部成立“中国墙”（ChineseWall）[7]。
简单说，一审法院作出了禁令，但这被上诉庭多数意见的判决推翻。最后贵族院又再推翻了上诉庭的判决，最后作出禁令阻止KPMG继续进行Gemma计划。
贵族院在这一个先例否决了早前的Rakusenv.Ellis,Munday&Clarke(1912)1Ch.上诉庭先例。Rakusenv.Ellis,Munday&Clarke先例中说一直以来的英国法律地位是没有一个规定是不容许律师去针对前客户进行诉讼（ThereisnoabsoluteruleoflawinEnglandthatasolicitormaynotactinlitigationagainstaformerclient）。确实一直至今，律师对前客户进行或提起诉讼还是经常会发生，甚至是律师起诉前客户追偿欠下的律师费用。但1912年到今天有了很大的改变，今天的商业环境是复杂得多，商业机密（tradesecrets）非常重要，机密信息一旦保护不周而被泄露的话传播会是很快很广。所以对这一个规定有必要定立例外规则，也就是如果能满足两个先决条件，可以不容许律师参与起诉前客户。这两个先决条件是：（一）该律师在以前为前客户的服务中掌握了一些机密/敏感信息。（二）该律师在后来参与对付前客户的诉讼可以用得上这些机密/敏感信息，并且会对前客户造成不利。Millett勋爵说：
“Accordingly,itisincumbentonaplaintiffwhoseekstorestrainhisformersolicitorfromactinginamatterforanotherclienttoestablish(i)thatthesolicitorisinpossessionofinformationwhichisconfidentialtohimandtothedisclosureofwhichhehasnotconsentedand(ii)thattheinformationisormayberelevanttothenewmatterinwhichtheinterestoftheotherclientisormaybeadversetohisown.Althoughtheburdenofproofisontheplaintiff,itisnotaheavyone.Theformermayreadilybeinferred;thelatterwilloftenbeobvious.”
虽然上述Millett勋爵所说是针对律师，但该贵族院先例是针对支援诉讼服务（litigationsupportservices）的专业人士KPMG，这些人士也显然是同样的法律地位，包括本段所针对的专家证人。
看来，如果在英国法院诉讼或伦敦仲裁，遇上这种情况并带来这方面的担忧，就可以考虑向法院或仲裁庭申请阻止/排除对方委任的专家证人继续参与，因为这已经是当今英国法律的地位。
此外美国针对这方面的法律也是十分明确，基本地位就是如果一位专家已掌控案件的机密信息，就不准他/她去为另一方当事人服务。在WangLaboratoriesIncv.ToshibaCorp762FSupp1246(EDVa1991)先例，法院说：
“Tobesure,noonewouldseriouslycontendthatacourtshouldpermitaconsultanttoserveasoneparty’sexpertwhereitisundisputedthattheconsultantwaspreviouslyretainedasanexpertbytheadversepartyinthesamelitigationandhadreceivedconfidentialinformationfromtheadversepartypursuanttotheearlierretention.Thisisaclearcasefordisqualification.”
在国际仲裁，特别是透明与被报道的投资仲裁，也有一些类似这方面问题的案件。第一个要介绍的是FlughafenZurichAGandGestioneIngeneriaIDCSAv.BolivarianRepublicofVenezuelaICSIDCaseNo.ARB/10/19投资仲裁。案件涉及被告委内瑞拉政府所委任Ricover先生作为专家证人与他所作出的Ricover-WinogradReport专家报告。原告向仲裁庭申请排除该专家证人与不采纳专家报告，因为原告较早前曾经考虑聘用他作为专家证人，并在会面期间曾提供给他看一些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与文件，但最终没有聘用而去委任了其他的专家证人。
这一个申请被仲裁庭拒绝，认为原告根本没有证明该专家证人Ricover先生获得过什么信息，更不说是机密信。但仲裁庭仍保留了如果将来原告有证据证明该专家证人的确获得机密信息，重新考虑这一个申请的权利。
表面看来笔者也非常同意，在一个寻找专家证人的过程中，会对一些最后没有被委任的专家坦白的信息恐怕是十分有限。再说，如果一方当事人多找了几个专家问问，而有关的行业/专业人才又非常有限，岂非对方当事人慢了半步就再找不到专家证人可去委任？
这一个投资仲裁也提到了国际商会仲裁院发布的“IssuesforArbitratorstoConsiderRegardingExperts”(2009)21(1)ICCCourtofArbitrationBulletin61，其中包括了一个清单列出了建议仲裁庭面对这种申请时应加以考虑的因素，并以这些因素作出决定，如下：
-该专家证人有否从前客户（也是现在反对他/她继续参与做专家）获得过商业机密或机密信息；
-该专家证人有否向前客户明示或默示承诺过，或有法律要求，为这些获悉的机密信息保密；
-该专家证人在有关仲裁被委任提供的服务是什么性质（如涉及不是双方重点争议之处）；
-该专家证人会在替对方当事人/诉讼方服务的期间使用与透露前客户的机密信息的可能性；
-前客户是否在言行中曾经对该专家证人的利益冲突作出了弃权（例如，早己知道但一直不反对与默示接受对方委任的专家证人）。
笔者介绍的第二个投资仲裁案件是BridgestoneLicensingServicesIncandBridgestoneAmericasIncv.RepublicofPanamaICSIDCaseNo.ARB/16/34，原告向仲裁庭申请把被告（巴拿马）的专家证人（针对巴拿马法律）赶走（remove）/排除（exclusion），因原告曾经找过他试图委任并给他看过一些机密与享有特免权（例如代表律师的信函）的文件。仲裁庭在2018年12月13日作出决定，拒绝了原告的申请，认为机密信息是要接收方（Receiver）明示或默示同意保密才算。最常见是提供信息方告知接收方说：“这是机密，你要保密。”而接收方明示回应说：“我会保密，你给我看。”也可能是接收方听到要保密后，虽然没有明示回应，但接下去看这些说是机密的文件或听这些信息。
如果提供信息方只是自己披露机密信息给接收方（待委任的专家证人）就令接收方再也不能在同一个案件或有关联案件中接受其他人委任，就对作为专家证人的专业人士太不公平了。一方当事人也可以相对容易与不花钱地在一个专家人才不多的狭窄行业，尽快把几份机密文件分发给所有人士，不理会他们看或是不看或看多细，就可令对方诉讼方慢半步再也找不到好的专家。因为懂行的行业人才都无端端有了利益冲突，不能接受其他人的委任，接受了也会被排除。
该投资仲裁庭判：
“Onepersoncannotimposeadutyofconfidenceonanothersimplybygivinghiminformation.Therecipient…mustexpresslyorimpliedlyagreethatitwillbetreatedasconfidential.Here,thecircumstancesoftheexpert’sreceiptofinformationwasadiscussionforthepurposeofexploringwhethertheexpertshouldactfortheClaimant.ThetribunaldeniedtheC’schallenge,reasoningthatsuchadiscussiondoesnotcarrywithitanimplicationofconfidence.”
今天有大量的商业案件（法院诉讼或仲裁）涉及敏感领域，例如知识产权、竞争法、专利、尖端科技或产品（如药物、电子芯片、机械等），都需要保护机密信息以防外涉。这方面在《证据法——国际规管与诉讼中的文件攻防》一书有多处提到，如第四章之1.4、1.7.7、1.7.8等段有介绍。简单重复说，这些敏感与机密信息只要与双方争议有关，就不得不在诉讼或仲裁中披露出来让对方知道（才能去对抗或反驳），也让审理法官（或仲裁庭）知道（才能根据文件或口头证据作出科学与正确的判决或裁决）。但一旦向对方当事人/诉讼方作出披露，而对方又往往是业务竞争对手，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患。所以英国商业法院（仲裁庭也是）有各种办法保护机密，其中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机密会”（ConfidentialClub）限制披露出来的信息与文件只允许对方诉讼方的公司内若干少数人士阅读。这“少数人士”通常是代表律师或公司个别雇员（如法务部），但不能是对方公司的一些敏感雇员（如业务高管或技术部/生产部员工）。另也有法律法规（如CPRRule31.22[1])）限制双方相互披露的机密文件与信息，只能在该诉讼中使用，不得使用在任何其他用途等等。
有关专家证人，更是对这方面（机密信息的保护）特别敏感。简单举个本质上雷同的例子，在《证据法——国际规管与诉讼中的文件攻防》一书第七章之9.5.3段有提到在Daviesv.EliLilly&Co(1987)1WLR428先例，一方诉讼方成功抗拒对方派遣一位作为第三人的记者以顾问的身份查阅披露的有关文件，因为该记者在查阅披露的机密文件后会在报刊爆料，允许这种做法会对申请人的商誉/业务带来不良后果。
在同样道理下，一方当事人/诉讼方也需要抗拒对方诉讼方委任一位虽然对对方而言是独立（independent）的，但实际上是一位与业务上强烈竞争的其他公司有密切关系的人士作为专家证人，如是其他竞争对手的现雇员或前雇员。并且稍早提到的机密会与其他保护机密信息的手段，也是法官或仲裁庭的案件管理权力（CaseManagementPowers），只能用在诉讼/仲裁的双方当事人/诉讼方，但直接管不了（特别是仲裁庭）第三方或另一家公司的独立人士。
所以一方当事人反对对方当事人想委任的专家证人的情况下，法院或仲裁庭（特别是仲裁庭）为了机密需要考虑恰当的对策。例如在EdwardsLifesciencesAGv.CookBiotechInc(Confidentiality)(2008)EWHC1899(Pat)先例，拥有对一种心脏瓣膜支架（stentvalve）专利的要求EdwardsLifesciencesAG披露它的产品（被指控为违反CookBiotechInc的专利）的描述说明（productdescription）与产品样本（sampleproduct），其中包括一些产品设计与制造的细节。专利法庭（PatentCourt）的Floyd大法官判是CookBiotechInc内部的技术专家（in-housetechnicalexpert）不允许接触这些机密信息，因为看过就忘不了（“Onceonelearnsoftheconfidentialfeaturesofacompetitor’sproduct,itisimpossibletokeepthoseoutofone’smindwhendesigningnewvalves,orindeeddesigningpatentprotectiontocoverthem”）。而CookBiotechInc有外部专家的帮助已经足够。
这一来，一个可能的做法是通过委任专家证人的当事人/诉讼方要求他/她签署一份保证机密与不披露的承诺/协议（ConfidentialAgreement[8]/Non-disclosureAgreement）。有了这一份文书担保与协议，如果将来该专家证人涉露机密资料给第三方（如前雇主或诉讼方的其他竞争对手），而且让诉讼方知道了，就可以通过法院阻止，如申请禁令（Injunction）与/或索赔损失。一般有身份与地位的专家证人在明知违反这种严肃的承诺会有严重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是会严格遵守。除了这种不披露的承诺外，可以进一步要求该专家证人签署一份“限制商贸/就业契约”（RestraintofTradeAgreement）与/或“不竞争承诺”（Non-competitionundertaking）[9]。当然，年纪尚轻与对在有关行业的发展有雄心的专业人才，是不会肯受到这种约束，顶多不做专家证人。
在一个国际商业诉讼或是仲裁，经常会涉及外国的法律。即使有关的商业合约约定适用法（governinglaw）是英国也会是在所难免，比如案件涉及有争议是有关外国公司法下注册的公司，或是外国的权利转让（assignment），或是在外国发生的事实是否合法等等。这里就涉及了是否采纳外国法律专家证据的问题。
在英国法院的诉讼，如果争议涉及英国法律，审理的法官就被视为是英国法律问题的权威。该法官也不会需要任何其他人士（如专家证人）去助他/她作出决定，所以不存在引进（adduce）英国法律专家证据（Englishlawexpertevidence）的说法与做法。同样的原则也是适用在香港法院，如果审理的争议是有关香港法律问题，同样是不需要、也不会批准引进香港法律的专家证据。
英国法院所需要的帮助就是有双方的代表律师（也就是出庭大律师[Barristers]）对有关法律作出陈述（submissions）与争辩（arguments），根据的是有关法律问题的直接或涉及的先例、案件（今天也经常会包括其他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案件作为有说服力先例[persuasiveprecedent]）与/或其他权威说法或重要法律书籍。而即使是有更高级别法院的直接与约束性权威先例（directandbindingauthority），对不利的一方当事人代表大律师也会尝试通过区分（distinguish）两个案件不同的事实，试图说服法院因这些与权威先例的事实区分而不跟从判法。
这可去介绍Bownv.Gould&Swayne(1996)PNLR130,CA上诉庭先例去说得更清楚。该先例的案情涉及英回的一栋房子买卖，买卖包括了邻近土地的通行权（rightofwayofneighbouringland）。但原告Bown先生在购买不久后,被一位想购买邻近土地的代表律师告知他没有这一个通行权,迫使他要与邻近土地所有人谈判并最终才获得通行权。这带来Bown先生向代表他买卖该房子的律师起诉，诉因是职业疏忽（professionalnegligence）没有去调查清楚房子实际上是没有邻近土地的通行权。
在诉讼前期的“审理会议”（Pre-trialReview），原告的Bown先生要求引进一位土地买卖律师（conveyancinglawyer）的专家证人去提供给法院专家意见有关怎么样去调查与确定一楝房子是否有通行权的做法，因为被告抗辩自己的做法并没有疏忽，说：“Ourreasonforthislatterrequirementisbyreasonofthedefencethatyouhavemountedliabilityisinissueandaconveyancingexpertwillberequiredtoseethatthemannerinwhichthefilewasconductedbyyourclientswerenegligent.”原告也说这是让一审法院知道土地买卖的最好习惯做法：“…thatevidencewouldbeofferedastowhatisregardedasbestpracticecurrentlyinconductingaconveyancingtransaction…”而专家证人会针对以下几点去作出专家意见证据：
“(1)goodpracticeinestablishingtheexistenceofarightofway;
(2)relianceonenquiriesbeforecontract;
(3)theneedforasitevisit;
(4)questionstoasktheclientabouttheproperty;
(5)whatwouldhavehappenedhadtheproblemwiththerightofwaybeenspotted;
(6)whydidtheprospectivepurchasersfromtheplaintiffin1990spottheproblemwhilstthedefendantsfailedto;
(7)wasthereanythingtoputthedefendantsonnotice.”
但这被一审法院拒绝采纳这专家证据，认为会剥夺了法院的职能与责任。原告的上诉也不成功，当上诉庭完全支持一审法院的决定。其中SimonBrown大法官说：
“Itseemsthereforeplainthattheessentialreasonwhythejudgerefused…wasbecauseheregardedtheproposedexpertevidenceasirrelevantandinadmissibleandsuchaswouldessentiallyhavepresumedtousurphisownfunction.InsorulinghenodoubthadinmindthejudgmentofOliverJ.InMidlandBankTrustCompanyLtdv.Hett,Stubbs&Kemp(1979)1Ch.384,andinparticularthefrequentlycitedpassage…asfollows:
‘Theextentofthelegaldutyinanygivensituationmust,Ithink,beaquestionoflawforthecourt.Clearly,ifthereissomepracticeinaparticularprofession,someacceptedstandardofconductwhichislaiddownbyprofessionalinstituteorsanctionedbycommonusage,evidenceofthatcanandoughttobereceived.Butevidencewhichreallyamountstonomorethananexpressionofopinionbyaparticularpractitionerofwhathethinksthathewouldhavedonehadhebeenplaced,hypotheticallyandwithoutthebenefitofhindsight,inthepositionofthedefendants,is,oflittleassistancetothecourt;whilstevidenceofthewitnesses’viewofwhat,asamatteroflaw,thesolicitor’sdutywasintheparticularcircumstancesofthecase,Ishouldhavethought,inadmissible,forthatistheveryquestionwhichitisthecourt’sfunctiontodecide.
…
Whatsolicitorsshouldproperlydointheveryparticularandhighlyindividualisticcircumstancesofthiscaseisbynomeansamatterofpractice.Itisamatteroflawtoberesolvedbythejudge.
Eachofthesevenrespectsinwhich（原告）soughttocontendthatexpertevidencewouldassistthecourt,proves,onanalysis,toinvolveeitheraquestionoflaworaquestionoffact.Noneofthosematterscansensiblyberegardedasinvitingaviewasto‘somepracticein[thesolicitors]’profession,someacceptedstandardof.Induct…laiddown…orsanctionedbycommonusage.
Ientirelysharetheviewofthejudgebelowthat…theevidencehavesoughttobeadducedfallsfoulofOliverJ’sdictum.Itwouldamounttonomorethananexpressionofopinionbytheexpert,eitherastowhathehimselfwouldhavedone,whichcouldnotassist,orastowhathethinksshouldhavebeendonewhichwouldhavebeentheveryissueforthejudgetodetermine.”
其他两位上诉庭的Millett与Leggatt大法官也同意，其中Millett大法官说：
“If,however,thegrantor’stitletotherightofwaydependsonaDeedofGrantortheseparationofpropertiesincommonownership,thenthequestionislikelytodependontheextent(ifany)towhichthedocumentsoftitlenecessarytoestablishthegrantor’stitlewereavailabletothe(被告)orwerecalledforbythem.Noneofthisrequirestheassistanceofexpertevidence.…
Goodpracticeinestablishingtheexistenceofarightofwayistheordinarymachineryofinvestigatingtitle.Thisisamatteroflawandnotpractice.Itdoesnotrequiretobeestablishedbyanexpertwitness.Itisalsoaquestionoflawwhetherthepurchaser’ssolicitorwasunderadutytoinspecttheproperty.…
…theuniformpracticeofeminentconveyancesofanagelongpast.Twohundredandfiftyyearslaterthepracticeofinvestigatingtitlehassettleddownsufficientlytobewellestablishedandrecordedinthetextbooks.Ifitisnecessarytoassistthejudgetounderstandthepropermachineryforthedeductionandinvestigationoftitle,theproperwaytodoitistocitethetextbookssuchasEmmett,Farrand,WilliamsandDart,ifnecessarysupplementedbyLawSocietyopinions.…”
可以从这一个简单案例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在涉及有否疏忽或行为是否正确的争议，会有当事人试图引进（adduce）专家意见去显示其他在同一行业的有经验人士实际上会怎么样做才是正确（或不正确），这正是审理法官（如果是刑事案件是陪审团所要做的事情与责任）根据所有提供的证据（不涉及专业知识，也不是在没有专家帮助下一般正常人是无法理解的）去作出认定与决定，不能让专家证人来剥夺。这也会是违反了最后结论（UltimateIssue）的规则。
（二）如果同样的争议是涉及英国法律的行业，也就是经常在发生的控告前律师疏忽并索赔损失，在同样道理下，也不能去引进有经验的英国法律专家去举证说是合格律师应该做什么或应该熟悉什么法律问题才是有或没有疏忽。除了最后结论规则的问题，也涉及了审理法官不需要这种法律问题的帮助。
（三）即使是审理法官需要这方面的帮助，也可以通过双方代表律师的陈述与争辩，比如在开庭与与结案陈词，并提供有关的权威书籍与其他资信，无需法律专家去作证。
（四）如果法律是“外国/外地法律”，这不再是“法律问题”而是“事实问题”，英国法院也肯定是需要处国法律专家的帮助，不存在本段所讲的考彪。
这可从几个方面的原因法律（英国）问题的证据法院不予采纳（admit）。第一是法官不需要也不应该需要双方当事人花钱去委任这方面的专家来帮助他/她去作出法律方面的决定。第二是去这样做，也等于在法院诉讼的制度上篡夺（usurp）了法官的职能与责任。第三是针对一些最后结论性的法律，会违反英国仍是遵从的“最后结论规则”（TheUltimateIssueRule），这在本章之XX段有诊及。这可节录在ReMandR(Minors)(1996)AllER239上诉庭先例,Butler-Sloss大法官提到Liddellv.Middleton,TheTimes,July17,1995先例中专家证据被排除，说:
“Thereasonforthatlayinthefactthattheprimaryevidencedidnotinvolvetechnicalmatters…thatrequiredexpertinterpretation,butsimplytheevaluationofeyewitnessaccounts,onwhichtheso-calledexperthadnothingtocontributethatwasoutsidethecompetenceandexperienceofalayman.Hisevidencewasinadmissiblebecauseitwasnotrelevant.Hadtheevidencebeenrelevant(i.e.goingtoamatteronwhichalaymanwouldrequireinstructionontheessentialsofthenecessaryfieldofexpertisetomakeaproperlyinformeddecision)thensection3(ofthe1972CivilEvidenceAct)makesclearthatsuchevidenceisadmissible,whetherornotitgivestoanissue(oreveninappropriatecircumstancestheultimateissue)inthelitigation.”
这对国际仲裁来讲会有分别，因为即使是一个伦敦仲裁，而有关争议的商业合约是适用英国法（Englishlawcontract），也会有可能被委任的仲裁员没有受过英国法律的培训与学习。例如一位独任仲裁员（SoleArbitrator）可能是双方当事人同意委任，也可能是由一个机构（如工程师学会）所委任，但该仲裁的争议刚好是涉及了一个或多个复杂的英国法律问题。这一来，就难说该仲裁员是否需要专家的帮助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一定不会在英国法院出现。
通常在国际仲裁，仲裁庭会由三位成员组成。即使有一位当事人委任的仲裁员并不熟悉英国法律（比如只熟悉外国法，如中国公司作为原告或被告委任一位中国法学教授或律师），但由于其他两位仲裁员（对方当事人所委任与首席仲裁员）在一个伦敦的仲裁，有绝大可能是熟悉英国法律。所以，通常可被假设与估计是他们会帮助不懂英国法律的仲裁员理解英国法律，绝少有听过因为仲裁庭的一位成员不熟悉英国法律而需要委任英国法律专家证人去帮助。这种情况在香港或新加坡仲裁也是一样。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法律的问题被视为是法律问题与可以在香港法院诉讼的程序下上诉至终审法院（CourtofFinalAppeal）。但中国法律问题（PRCLawissues）就被视为是类同“外国法律”，是一个事实问题。一旦一审法院（通常国际商业案件是高院）对这个“事实”作出认定，是不能对此认定再去上诉。
显然，香港一审法院的法官对中国法律问题的理解也需要其他人士帮助。所以在香港法院审理的商业案件经常会有中国内地的著名法律专家，例如是中国法学院教授，退休法官与/或有经验的律师等。同样情况也出现在香港的仲裁案件，毕竟根据统计是高达80%的香港仲裁是与中国内地有关联。
外国法律与中国法律的专家证人的职责与其他对含有专业性或特殊性的争议事实作出专业意见以帮助法院理解的专家证人是一致的。他们也必须要独立（independent），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责任（overridingduty）帮助法院而不是帮助作为他们的“衣食父母”的客户，也不受到诉讼本身的影响而只是表达自己深信的专业意见（expertopinion）。换言之，英国CPRPart35适用在所有专家证人，包括外国与中国法律专家证人。
至于这些专家证人的作用（functions）在一个相对近期的名为GuangzhouGreen-EnhanBio-EngineeringCoLtdvGreenPowerHealthProductsInternationalCoLtd(2004)3HKLRD223香港先例有谈及，林云浩大法官说：
“(a)thefunctionofanexpertwitnessonforeignlawisasfollows:
(i)toinformthecourtoftherelevantcontentsoftheforeignlaw;identifyingstatutesorotherlegislationandexplainingwherenecessarytheforeigncourt'sapproachtotheirconstruction;[10]
(ii)toidentifyjudgmentsorotherauthorities,explainingwhatstatustheyhaveassourcesoftheforeignlaw[11];and
iiiwherethereisnoauthoritydirectlyinpoint,toassistthejudgeinmakingafindingastowhattheforeigncourt’srulingwouldbeiftheissuewastoarisefordecisionthere.[12]
SeeMCCProceedsIncvBishopsgateInvestmentTrust[1999]CLC417at424.
(b)Whenthereisauthoritydirectlyinpoint,thereisnoroomforexpertstogiveevidencetodeterminethelikelyoutcomeoftheforeigncourtapplyingtheforeignlaw[13],seeNationalBankofEgyptInternationalLtdvOmanHousingBankSAOC[2003]1AllER(Comm)246.
(c)InHongKong,thecourtacceptsthejudgmentofthecourtsinthemainlandasevidenceofthelawinthemainland[14],seeFirstLaserLtdvFujianEnterprises(Holdings)HCA4414of2001,12December2002,Para.56;ShenzhenDevelopmentBankvNewCenturyInternational(Holdings)LtdHCA2976of2001,31July2002atParas.33to36.
(d)Althoughthereisnospecificreferencetoaparticularpointinaforeignjudgment,solongasthecourtissatisfiedthatthepointcouldnothaveescapedtheattentionoftheforeigncourtortheparties,theforeigncourtshouldberegardedtohavedecidedthatpointaswell[15],seeShenzhenDevelopmentBankvNewCenturyInternational(Holdings)LtdHCA2976of2001,31July2002atPara.35.
Subjecttoariderwhichisnotmaterialinthepresentcase,Iacceptthesepropositionsascorrect.…”
在英国法院的对抗制诉讼（adversariallitigation）下，外国法律（如果适用）的适用是以双方诉讼方委任的外国法律专家证人（人选会是该外国的法学教授/学者、退休法官或著名律师等）提供专家报告与接受盘问，法官在考虑与权衡后像认定其他争议的事实（findingoffacts）一样，认定谁的外国法“证据”更为可信。当然在考虑与平衡的过程中，英国法官会受他/她视为是“合理”与“当然”的英国法律影响，在双方外国法律专家证人的“敌对”（confrontational）证言中更倾向于与英国法律立法一致的说法。
这也是配合专家证据（expertevidence）应否被采纳（admissible）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英国法院的法官不懂外国法律（这可以是诸多不同国家），需要外国的专家证人来教育与帮助理解。而最后被一审法院认定的外国法，由于是事实问题（issueoffact），不论对错败诉方都不能上诉到上诉庭或最高院，因为只有法律问题（issueoflaw，这里指英国法），才能上诉。
而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与地区（jurisdictions），看来是更喜欢由法院主动查明。这可能是中国大陆的法院（特别是在2018年新成立的中国最高院国际商事法院）十分热衷于法国法律查明的原因之一。
在国际商事仲裁，虽然主流程序与做法是跟从英美法院的对抗制诉讼程序，但更有弹性（flexibility）与自主性（party-autonomy），无需严格跟从法院的做法。只要是不违反自然公正（NaturalJustice），是可以根据不同案件自由安排。所以，有听闻对英美法院对待外国法律做法的不同看法，认为有更好的办法提供外国法律的资讯（information）以教育与帮助仲裁员理解。例如，像所有其他的事实争议一样让双方的代表律师陈述（submit）与争辩（argue），但这一来，也就不再是证据了。
首先对依赖外国法律的专家证人教育仲裁员的批评或异议有以下几点：
（一）导致国际仲裁费用高昂的原因之一，因为外国法律专家证人收费不低，而整个仲裁程序也因为多了这一步（包括当事人/诉讼方寻找合适的专家证人、准备与交换专家报告、对专家证人开庭前的培训、开庭审理接受盘问等）而变得更漫长与昂贵。让代表律师向外国法律专家查明后再向仲裁庭陈述与争议有关的外国法律会便宜与快捷得多。
（二）专家证人（包括外国法律专家）被作为当事人的“枪手”（hiredgun）。即使该专家德高望重，不会讲谎话，但如果该专家持的意见不是配合他/她的客户利益，当事人作为客户也不会委任他/她为专家证人。所以双方当事人的外国法律专家证人难免在开庭审理时表达不同与“敌对”的意见，这在本质上与双方的代表律师陈述外国法律并互相争辩没有什么分别，反正仲裁庭免不了要在分析后作出决定。
（三）今天仲裁庭成员的法律背景也很混杂。如香港仲裁经常有商业合约约定适用法是英国法，但被委任的仲裁庭成员之一位或多位不是有英国法律资格人士（Englishlawqualified），如是德国或瑞典律师，更有不少是中国律师。这与英国法院都是英国律师出身是不同。所以在国际仲裁，仲裁庭（没有英国法律资格的成员）要根据外国法律（英国法律）的陈述与争辩作出裁决也是常见。
看来，一般在程序上比较严格的法院也有了这方面的弹性（flexible）。上一任的首席大法官（LordChiefJustice）Thomas勋爵也曾经提到过在国际商业法院可以更宽松采纳对抗制与询问制（inquisitorial）的程序。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与诉讼中涉及其他专业领域的做法一致。也就是本章稍早的XXX段提到的在一些情况下可以采纳不独立的专家提供的专家证据，如当事人自己或内部专业人士（in-houseexperts）。在Rawlinsonv.Westbrook(1994)12WLUK96先例，Staughton大法官说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是特许测量师（charteredsurveyors），而有关争议是测量师收费问题，那么双方就无需各自委任独立专家证人。
在DNv.GreenwichLBC(2004)EWCACiv1659先例，上诉庭也判双方当事人可以自己提供有关的专家证据。Brooke大法官说：
“Ofcourse…evidenceonmattersofthiskindmaylacktheobjectivitytobeaccordedtotheevidenceofanindependentexpert,butthisconsiderationgoestothecogencyoftheevidence,nottoitsadmissibility.ThatsuchevidencewasinaprincipleadmissibleshouldhavebeenreasonablyapparentfromthejudgementsinthiscourtinESv.ChesterfieldandNorthDerbyshireRoyalHospitalNHSTrust(2003)EWCACiv1284…”
所以，针对“外国法律”这一同样被认为属于事实问题的专家证据也应有同样的法律地位。
附注：
[1]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论证与可客观衡量的程序去考虑这个意见。
[2]一定要有合资格与适合的人士，可以重复这方法并得出同样结果或可以抨击这些方法与结果，通过同样的基本事实得出他们不同的结论。
[3]一审法官有裁量权决定是否满足了这些条件。
[4]这科学理论不需要是绝对肯定（世界上本来就难有绝对）或有关的科学界一致同意（世界上总会有唱反调的人）才有证据价值被采纳。
[5]除非一些夸大与不准确的意见会误导陪审团带来坏处多过好处，最好或较安全的做法还是批准与采纳这些专家证据。然后在开庭审理听了双方代表律师的交叉盘问与反驳后，在证据分量的轻重上调整。
[6]专家顾问（expertadvisor/consultant）可以采用风险代理的收费，但出庭的专家证人不可以。在R.(ontheapplicationofFactortame&Others)v.SecretaryofStateforTransport,Environment&theRegions(No.2)(2002)3WLR1104先例，案情涉及原告在胜诉后要求败诉的被告支付法务会计（forensicaccountant）的费用，金额是最终取回费用的8%。但作为被告的英国政府认为这个安排属于揽讼，所以在法律上是无效。虽然《CourtsandLegalServicesAct1990》立法允许在一定幅度内根据案件结果有条件收费，但这不是风险代理收费。上诉庭最后判揽讼的法律只针对提供争辩与诉讼服务的律师与大律师，但不针对提供支持工作（supportwork）的法务会计。
[7]关于设立“中国墙”，可见笔者《合约的履行、弃权与禁反言》一书第三章之3.5.3段。
[8]见笔者之《合约的解释-规则与应用》一书之第十四章之6段。
[9]见笔者之《合约的解释-规则与应用》一书之第七章之3.3.1段。
[11]明确指出有关判决或其他权威说法，并解释它们在外国法律下的地位。例如中国不是案例法国家，个别地方法院的判决没有约束力，权威性与说服力是比不上一位顶级权威学者的说法或是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等。
[13]如果外国法律有直接权威说法，专家证人就不应该猜测外国法院会怎样判。
[14]香港法院接受中国内地法院判决是中国内地法律证据。
[15]即使外国法院的判决中没有明确提到一些争议点，但如果香港法院同意外国法院不可能没有考虑过这些争议点，就可以当做已经对这些争议点作出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