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措并举完善家庭教育令制度社会·法治

为进一步提升家庭教育的法治化水平，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1年通过了家庭教育促进法，并设置了国家介入家庭教育的若干措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49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明确了家庭教育令制度，以加强父母等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

一、明确家庭教育令的法律性质

二、构建分层次的家庭教育制度

虽然家庭教育令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性，但当监护人拒不履行、怠于履行或履行不充分时，签发机关可以继续签发督促监护令，甚至依法撤销监护人的监护权，形成分层次的家庭教育制度，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督促监护令的出现早于家庭教育令。2019年，福建省福州市检察院发出首份督促监护令。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8条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其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情节严重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报告或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上述情形的，应当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依据该规定，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广泛适用督促监护令，保障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及拟作不批捕、不起诉案件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获得更多的家庭关爱。2021年，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家庭教育令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责令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文书形式。督促监护令与家庭教育令适用情形类似、功能类似、强制程度相当，“两令”之间到底有何区别，立法未予明确界分，实践中也存在混用的情况。如何界分“两令”，充分发挥其各自功能，避免“撞车”的情况发生，亟待立法解决。

三、丰富家庭教育令的实践方式

此外，除了事后的监督评价环节，事中的家庭教育也可以采取更加多元的监督方式。实践中，检察机关进行了充分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检察机关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加强创新合作。目前，大部分基层检察院均与妇联、关工委或政府等建立了沟通协作机制，积极建设“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基本做到了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全覆盖。有些还采取政府购买专业服务的形式，针对当前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邀请心理咨询师、教育学家等专业人士参与宣讲、谈心和家庭教育。

四、统一家庭教育令的文书格式和内容模板

法律文书格式在重复适用中能够体现“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精神，具有重要的形式正义价值。家庭教育令实施已经一年有余，其文书格式经历了一个探索的阶段，目前仍存在“家庭教育令”“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等多种名称，有的法院在作出家庭教育令的同时还要求监护人签署《法定合作家长承诺书》或《家庭教育家长责任承诺书》。综合来看，目前向监护人发布的家庭教育文书，没有统一的名称、模板，缺乏统一的编号，适用较为混乱，有损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更不能体现法律文书的形式正义价值。结合已经公布的典型案例，以“家庭教育令”作为名称是各地法院的惯例，且能够突出家庭教育这一重点，宜继续沿用。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择优选择一些优秀的家庭教育令文书，形成模板，并适时出台规范性文件予以统一。在内容上，家庭教育令应当包括案件事实，对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行为的否定评价，指出应当在哪些方面予以完善，适当设置一些具体的义务，如定期参加课程、定期与孩子见面或通话，以及拒不实施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等，进而以格式化的文书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温情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