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19年，中国逻辑学紧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脚步，走过了70年的历程，两者的发展轨迹高度重叠：1949-1979年的前30年，中国逻辑学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走了一些弯路，且发展动能严重不足，总体状况不尽如人意。
1979年前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各种新的学术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涌入，很多中国逻辑学者走出国门，到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访学或攻读学位，逐渐熟悉甚至融入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的国际主流之中，开拓了逻辑研究的许多新领域，并在逻辑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内取得重要进展，获得了骄人的成绩，迎来了中国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和繁荣。由此引出的经验教训是：
学术研究不能在隔绝状态中发展，要充分拥抱国际学术界，同时坚持独立思考；要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在相互碰撞中得到改善与发展；要培养学术自信心，逐渐从跟随式学习进展到原创性领先。
01.
1949年前的中国逻辑学
在逻辑史著作方面，最有影响的是胡适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英文，1922年；中译本，1983年)，“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国古代逻辑的断代史专著，也是用英文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其内容丰富，颇有创见，对后世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具有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2](P423)。还有章士钊的《逻辑指要》(1943年)，该书既是一本逻辑教材，也是一部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著作，力图实现作者“融贯中西，特树一帜”的雄心壮志。
02.
苏联逻辑教科书的影响
1949年以后的十多年，出于当时情势，中国视苏联为“老大哥”，全面向苏联学习，逻辑学方面当然也不例外，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多部苏联逻辑教材的中译本出版，有些教材还有多种中译本。这些教材包括：维诺格拉道夫、古齐明的《逻辑学》(1950年)，这是一本由苏联教育部核定的中等学校逻辑教科书；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1950年)，马卡洛夫主编的《逻辑教学大纲》(1956年)，高尔斯基的《逻辑学》(1957年)，高尔斯基、塔瓦涅茨主编的《逻辑》(1957年)等。其中，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与高尔斯基、塔瓦涅茨主编的《逻辑》的中译本发行量最大，使用者最多。
从后两本教材的章节设置，可以大致知悉苏联逻辑教科书的形貌。斯氏的《逻辑》由12章组成：逻辑的对象；逻辑思维基本规律；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概念，主要讲概念的本性、内涵与外延、种类等；概念的定义；概念的划分、分类；判断，主要讲直言判断的结构及种类等；判断(续)，主要讲直言判断之间的真假关系、直言判断的否定等；推论、直接推论；三段论式；归纳法；证明。这本教材的内容限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甚至没有涉及复合判断及其推理。高尔斯基、塔瓦涅茨主编的《逻辑》由16章组成：逻辑学的对象和意义；概念，主要讲概念的特征、内涵与外延、种类等；对概念进行的逻辑推演，主要讲概念的限制与概括、定义、划分及分类等；判断，主要讲判断的定义、结构与种类等；简单判断(即直言判断)的种类；复合判断的种类；推理、直接推理；三段论法；选言推理、假言推理和关系推理；归纳推理；判明现象的因果联系的方法，即穆勒五法；类比法；假说；证明；证明中的错误；逻辑的基本规律。与斯氏的《逻辑》相比，这本教材增加了复合判断及其推理的内容。
苏联逻辑教科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限于传统形式逻辑的内容，主要限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即直言命题及其推理，有些增加了斯多亚派的命题逻辑的内容，即复合命题及其推理，但大都包含培根、密尔的归纳逻辑的内容；二是力求把对逻辑原理的阐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即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阐释概念、判断、推理、真假以及逻辑思维基本规律，逻辑教科书中有不少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容，有的教材干脆设一章专谈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这样的苏联逻辑教科书，形塑了后来二三十年内中国逻辑教科书的基本格局，内容上大体按如下顺序展开：逻辑学的对象和意义，概念，直言判断，复合判断，直接推理和三段论，复合判断推理，传统归纳逻辑，证明与反驳，逻辑思维基本规律。只不过有些教科书把逻辑思维基本规律放在教科书开头第二章，有些放在末尾一章；在对逻辑原理及其问题的探讨上，力求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顺便提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翻译出版了一本新的苏联逻辑教科书，即楚巴欣、布洛德斯基主编的《形式逻辑》。原作出版于1977年，系审定的大学哲学系教材，与前面的教材已经有很大不同，主要是吸收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内容，其结构如下：导言；第一篇，普通逻辑：思维的基本逻辑形式和方法，包括如下5章：概念；判断，主要讲直言判断，也涉及复合判断与模态判断；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推理，主要讲直言推理与三段论、复合判断推理及归纳推理等；科学思维的逻辑方法，主要讲分类、定义、证明与反驳、公理化方法、求因果五法、假说与概率方法等。第二篇，符号逻辑，包括以下6章：命题逻辑的图表体系，命题逻辑公式的范式；命题逻辑的自然推理，形式化的三段论，谓词逻辑的自然推理，模态逻辑。显然，这是一个拼盘式结构，试图把传统形式逻辑与现代数理逻辑的内容拼接在一起，有“内容过于芜杂、缺乏内在联系”的弊端，但毕竟沿着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相结合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03.
毛泽东主导的逻辑问题大讨论
在20世纪前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有两次逻辑问题大讨论，其背后都有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子。“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苏联为中心，出现了一股以辩证法否定形式逻辑的浪潮。1930年，苏联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其中包括把形式逻辑等同形而上学加以全盘否定。这是我国30年代批判与否定形式逻辑的背景。1940年斯大林为形式逻辑恢复名誉，苏联哲学界对形式逻辑的批判暂告结束，1947年苏联恢复形式逻辑的教学，1950年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肯定了形式逻辑的作用，形式逻辑在苏联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50年代影响我国逻辑学发展的背景。”[1](P8)
04.
逻辑学在中国的两次大普及
顺便提及，陈波后来撰写的两本逻辑书在传播和普及逻辑知识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是《逻辑学是什么？》，列入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于2002年出版，2015年出版插图精装版；二是《逻辑学十五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名家讲座通识书系”于2008年出版，2016年出版第2版。这两本书都受到广泛欢迎，分别销售数万册甚至几十万册。
05.
大学逻辑通识教育的演变
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大学的逻辑教育可分为改革开放以前和之后的两个阶段。鉴于逻辑教学的重要性，下面用较大篇幅通过列示国内高校先后使用的主要逻辑教科书来说明这种演变。
1960年代，由于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
1958年，该校逻辑教研室编撰的《形式逻辑》出版，该书大致遵循苏联逻辑教科书的路子，由如下10章组成：绪言，讲形式逻辑的对象和意义；概念；判断；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推理，直接推理；直言三段论；假言三段论与选言三段论；归纳推理；类比与假说；证明。判断章末尾有一个附录：概念判断在汉语中的表现形式，重点探讨逻辑形式在汉语中的特殊表现与应用，这以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所编撰的逻辑教材的一大特点。该书出版后多次印刷，1980年出版第2版，1984年出版第2版修订本。第2版在内容体例上仍如第1版，但增加了两个附录：论说文的逻辑分析；逻辑简史。正如诸葛殷同所言，这两本书“国内发行量很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
1962年，金岳霖主持编撰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形式逻辑》，参与者多为国内资深的逻辑学专家，如吴允曾、周礼全、晏成书、诸葛殷同等，于1963年完成初稿，由周礼全统稿，于1965年定稿，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迟至1979年才正式出版。该书内容基本上仍局限于传统形式逻辑，但与苏联教科书相比有了很大扩展，由如下7章组成：形式逻辑的对象和作用；概念；判断，涉及直言判断、关系判断、复合判断和模态判断；演绎推理，涉及直接推理、三段论、关系推理、复合判断推理和模态推理；归纳推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只讲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不讲充足理由律；论证，兼及证明与反驳。后有附录：逻辑史资料。这本教材可谓是传统形式逻辑方面的优秀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内容精审，阐述准确，文字简洁典雅，例证经过精心选择，习题也经过精心设计。我当年多次认真阅读此书，做过其全部练习题，奠定了我在逻辑学方面初步的知识和技能基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了新时代征程。1978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逻辑讨论会上，张家龙提交了题为《形式逻辑的现代化》的论文，主要批评国内传统逻辑教材中的诸多问题，提议用现代逻辑来丰富和发展传统形式逻辑，编写新的纳入现代逻辑精神、内容和方法的逻辑教科书。1979年8月，王宪钧在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提交《逻辑课程的现代化》一文，提出要改革为高校文科生开设的逻辑学课程，将其现代化。张、王二人的主张在此后多年内引发了关于“逻辑现代化”的激烈争论，形成了关于逻辑课程如何现代化的三种主要主张：一是“取代论”，即用现代数理逻辑取代传统形式逻辑；二是“吸收论”，即在传统逻辑框架内吸收现代逻辑的部分内容；三是“并存论”，即认为传统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各有其优势和必要性，分别开设，和谐共存。几十年演变下来，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由“吸收论”演变而来的“逻辑导论型”教材，兼及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内容。
“吸收论”最成功的教材是由吴家国主编的《普通逻辑》，系教育部组织统编的高校文科逻辑教材，由国内11所高校的11名学养丰厚的逻辑学教师集体编写，由吴家国统稿，于197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又作了三次修订，出版了四个版本，每次修订都纳入越来越多的现代逻辑内容。1995年，该书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迄今该书累计印刷或已超过300万册，被广泛使用，产生了巨大影响。吴家国后来撰文谈到编写该教材的指导思想：“普通逻辑应以传统逻辑的精华为其主体，适当吸收数理逻辑的基础知识，形成二者融合的教学体系；逻辑形式中不仅应包含有演绎推理，而且应包含归纳推理；三段论规则可以区分为构造规则、一般规则和导出规则，它们在层次上是不同的；矛盾律与排中律的适用范围并没有宽与窄的区别；充足理由律可以保留，但它不是普遍的逻辑规律，而是论证的规律；在论证中，应当把论证方法与论证规则协调起来，以消除逻辑矛盾。”[7]
首先要提到的是宋文坚主编的《新逻辑教程》，周北海、刘壮虎、李小五和邓生庆参与撰写，于1992年出版。该书凸显现代逻辑的框架，重点在于阐述现代演绎逻辑和现代归纳逻辑的基本内容，由如下10章组成：逻辑的对象、方法和意义；命题逻辑的公式；真值表、范式、形式证明；命题演算；传统谓词逻辑；谓词逻辑的公式；谓词逻辑的运算、推理和证明；模态逻辑；素朴集合论；归纳逻辑。在该书的基础上，由宋文坚主编、郭世铭副主编，北京大学逻辑教研室集体参与撰写的《逻辑学》，于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如下7章组成：绪言；命题逻辑；词项逻辑；一元谓词逻辑；谓词逻辑；归纳逻辑；逻辑方法。后有附录：应用逻辑简介，简要介绍了模态逻辑、时态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多值逻辑、自由逻辑等。与国内其他逻辑教材相比，这两本书均以现代逻辑为主，适当保留传统形式逻辑的有价值内容，对现代逻辑原理和方法的阐述也最为系统、深入和准确。可惜它们在国内大学使用得较少。
1984—1992年，陈波在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任教，在他的参与或主导下，由该教研室同人集体编写的《逻辑学》于1996年出版，包括如下10章：绪论；概念；命题逻辑；词项逻辑；谓词逻辑；模态逻辑；归纳逻辑；逻辑基本规律；证明与反驳；谬误。该书属于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结合型”，分别于2008年、2014年出版了第2版和第3版，在国内大学被相当广泛地使用。陈波到北京大学任教后撰写了《逻辑学导论》，于2003年出版，包括如下6章：逻辑是关于推理和论证的科学；命题逻辑；词项逻辑；谓词逻辑；归纳逻辑；非形式逻辑。后有附录：形式化方法和形式系统。分别于2006年、2014年出版第2版和第3版，删去附录。该教材更接近西方“逻辑导论型”，也被相当广泛地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先后出版的其他比较重要的逻辑学教材有：诸葛殷同等的《形式逻辑原理》(1982年)，中山大学逻辑教研室的《逻辑导论》(1996年)，何向东主编的《逻辑学教程》(1999年)，彭漪涟主编的《逻辑学导论》(2000年)，王路的《逻辑基础》(2004年)，黄华新、张则幸的《逻辑学导论》(2004年)，胡泽洪等的《逻辑学》(2007年)，南开大学逻辑教研室的《逻辑学基础教程》(2008年)，以及由多位逻辑学专家集体编撰的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逻辑学》(2017年)，等等。
06.
数理逻辑的教学和研究
1930年代至1950年代初，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莫绍揆等从国外学成回国，数理逻辑开始在中国发展。尽管受到苏联批判数理逻辑的影响，到1960年代，中国数理逻辑的教学与研究还是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翻译、撰写了不少数理逻辑教科书，胡世华、莫绍揆、沈有鼎等在国际顶级刊物《符号逻辑杂志》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1970年代及以后，金岳霖的学生、美籍华裔数理逻辑家王浩多次回国讲学，其报告整理成《数理逻辑通俗讲话》正式出版(1981年)，中国学者得以了解西方数理逻辑发展的新状况和新进展。
改革开放后，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批数理逻辑教科书的编撰与出版，例如，胡世华、陆中万合著的《数理逻辑基础》(上、下册，1981年)，王宪钧的《数理逻辑引论》(1982年)，莫绍揆的《数理逻辑初步》(1980年)、《数理逻辑教程》(1982年)和《递归论》(1987年)，以及他翻译的克林的《元数学导论》(1987年)，王世强的《模型论基础》，张锦文的《公理集合论导引》(1991年)，哈密尔顿著、朱水林译《数理逻辑》(1987年)，晏成书的《集合论导引》(1994年)，等等。据我个人的认知，王宪钧的《数理逻辑引论》得到最广泛的使用，莫绍揆的《数理逻辑初步》也被广泛阅读，在传播数理逻辑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数理逻辑专家，如吴文俊、唐稚松、杨东屏、张锦文、周浩旋、洪加威、罗里波、沈复兴、丁德成、朱梧槚、李祥、李未、冯琦、张清宇、张羿、杨跃、赵希顺等，他们取得了许多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活跃于国际前沿研究领域[1](P50-122)。近些年来，复旦大学的郝兆宽、杨睿之与在新加坡任教的杨跃等合作，在推进集合论和哥德尔思想研究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07.
辩证逻辑研究的一时兴盛
辩证逻辑被认为是研究辩证思维的形式、方法和规律的科学。从1949年到1980年代末甚至1990年代早期，辩证逻辑在中国大陆一时兴盛。在我看来，这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1)中国传统哲学，如《周易》、老庄、佛学等，热衷于宏大叙事，讲究事物、现象之间的流转变化，讲究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同一问题，力求避免板滞、拘泥、执着，颇有辩证思维的味道。(2)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影响很大，黑格尔的代表性著作被冠以“大逻辑”、“小逻辑”的名称，其“正—反—合”的辩证法常被称为“辩证逻辑”。(3)继承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是主流意识形态，某些经典著作中提及和倡导“辩证逻辑”。(4)苏联哲学界倡导和研究辩证逻辑，有些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如罗森塔尔的《辩证逻辑原理》(1962年)，阿里克塞也夫的《思维形式的辩证法》(1961年)，柯普宁的《辩证法、逻辑、科学》(1981年)和《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1984年)等，在中国学术界很有影响。
08.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持续深入
我认为，在1949—2019年间的中国，与逻辑学其他分支相比，中国逻辑史研究是一个取得重要进展和丰硕成果、且依然充满争议而活力四射的研究领域。我同意如下的归纳概括：期间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开拓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逻辑史的学科建设期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化与反思期。……二期与三期的划分是以国家‘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五卷本)1989年面世为标志，前期以学科建设为主体，后期研究与反思并重，形成不同的中国逻辑学立场”[1](P396)。第一期的代表性成果有：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1960年代以论文形式发表，1980年结集出版)，詹剑峰的《墨家形式逻辑》(1956年)，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1960年完稿)、《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1961年)以及他当时发表的一些论文[1](P399)。
下面着重谈谈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后两个时期。关于究竟应该如何研究中国逻辑史、采用什么样的解释框架，在不同的研究者之间、特别是在不同代际的研究者之间，充满了争议和歧见，有不同的研究进路。其中，大致可以区分出如下两条主要进路：
鞠实儿沿着强调逻辑与文化相互关联的道路走得更远，其论述主张，逻辑学理论受到文化要素、社会环境、认知主体的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文化的逻辑必定具有不同的特色，甚至可以说，不同文化也许会拥有不同的逻辑。文化相对性和逻辑多样性不能被西方传统中的形式的和非形式的逻辑所容纳。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广义论证理论，主张用它来作为重构中国逻辑史的框架[9]。鞠实儿与他的学生沿着这条路径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但尚未见系统性专著问世。
还需要提到，近十多年来出版了几种总结和反思中国逻辑学近百年历程的著作，如赵总宽主编的《逻辑学百年》(1999年)，宋文坚的《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2005年)，以及本文多次引用的鞠实儿主编的《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2013年)。
中国对因明学的研究包括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我同意如下判断：“新中国对汉传因明的研究也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波澜不兴；第二阶段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至结束，在大陆，因明研究和传习完全停止；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因明研究如枯木逢春，欣欣向荣。”[1](P397)据我所知，在第三阶段，有三位研究者取得了突出成绩：沈剑英，其因明著作包括《因明学研究》(1985年)和《佛教逻辑研究》(2013年)；郑伟宏，有多种因明著作：《因明正理门论直解》(2008年)，《汉传佛教因明研究》(2007年)，《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2010年)，《佛教逻辑通论》(2016年)；张忠义，其因明著作包括《因明新论》(主编，2006年)，《因明》(主编，2007年)和专著《因明蠡测》(2008年)。进入21世纪后，因明学研究进入国家“抢救绝学”计划而获得大力支持，许多新近毕业的哲学博士亦投身于因明学研究之中，此领域目前热度很高，有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归纳逻辑研究的不断深入
根据任晓明等的研究[10]，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引入了现代归纳逻辑，随后对归纳逻辑的研究实现了从古典归纳逻辑到现代归纳逻辑的转向，其中有三大次一级的转向：从非形式研究转向形式研究以及形式研究与非形式研究的结合；从因果归纳逻辑转向概率归纳逻辑；从巴斯卡概率转向非巴斯卡概率。江天骥(1915—2006)在中国归纳逻辑研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84年，在沈阳开设关于现代归纳逻辑的系列讲座；1985年，在《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发表英文论文《科学理性：形式的还是非形式的？》[11]；1987年，出版专著《归纳逻辑导论》，系统讨论了现代归纳逻辑；19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现代归纳逻辑的论文。此外，江天骥还影响其同事桂起权，并引导他的博士生(如朱志方、陈晓平和任晓明)以及中国许多其他大学中的同行转向归纳逻辑研究，最终在他周围集结了一个归纳逻辑研究的学派。
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兴起
第一代包括王维贤、李先焜、陈宗明，他们合著的《语言逻辑引论》(1989年)，系中国自然语言逻辑方面的首部专著。此外，个人专著有：王维贤的《语言学论文集》(2007年)，李先焜的《语言、符号和逻辑》(2006年)，陈宗明的《汉语逻辑概论》(1993年)和《中国语用学思想》(1997年)。在中国传播、研究符号学方面，这几全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代中国自然语言逻辑研究者正在成长过程中，其中廖备水的研究最为突出，他结合人工智能研究自然语言论辩及其逻辑，参与高水准的国际合作课题，发表了很多具有国际前沿水准的研究成果。
12.
哲学逻辑的传入与兴盛
逻辑哲学的逐渐兴旺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传入
2000年以后，非形式逻辑的专著和教科书，特别是批判性思维方面的英文书籍被大规模地译成中文，其中一些著作甚至有多个中译本。一些中国学者发表了不少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介绍性论文，并出版了有关这方面的教科书，主要有：武宏志、周建武的《批判性思维：论证逻辑视角》(2005年初版，2010年第2版，2016年第3版)，刘壮虎、谷振诣的《批判性思维教程》(2006年)，杨武金的《逻辑与批判性思维》(2009年)，董毓的《批判性思维的原理和方法》(2010年)，陈慕泽、余俊伟的《逻辑与批判性思维》(2011年)。在我看来，刘壮虎、谷振诣的《批判性思维教程》与董毓的《批判性思维的原理和方法》相比其他几本教材而言要好得多。目前，不少中国大学开设了批判性思维的课程。武宏志在传播和研究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发表了多篇批判性思维论文，撰写或合著了多部教科书，并在延安大学成立了21世纪新逻辑研究院(2008年)。其中，《论证型式》(2013年)对论证型式提供了系统介绍和独立研究。熊明辉、谢耘等在SSCI和A&HCI期刊上发表了关于非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和论辩理论的研究成果。
15.
法律逻辑研究的转型
16.
一些逻辑研究机构相继设立
1978年以前，中国缺乏专业的逻辑学研究机构。自1990年代起，一些大学相继成立了逻辑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如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1997年)，中国政法大学逻辑研究所(2002年)，南京大学现代逻辑和应用逻辑研究所(2003年)，北京大学逻辑、语言和认知研究中心(2004年)，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逻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2005年)，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现代逻辑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2007年)，清华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学联合研究中心(2013年)，等等。自创立以来，这些研究机构发展良好，其中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已逐渐从一个国际学术潮流的“跟随者”变成了“引领者”之一[22]。
17.
中国逻辑学家开始走上国际学术舞台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逻辑学界与西方逻辑学界处于近乎隔绝的状态，对国外逻辑学的发展状况缺乏必要的了解，只有极个别的中国逻辑学家能够在欧美逻辑学、数学和哲学期刊上发表极少量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逻辑学的状况与1978年以前的30年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的逻辑学者与国际同行有了实质性接触，很多学者都有出国访学一年以上的经历，有的在国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有的参加乃至主办、主持国际性学术会议或工作坊，在SCI、SSCI、A&HCI逻辑学和哲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在著名的英语出版社出版个人研究专著，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有赵希顺、陈波、叶峰、刘奋荣、熊卫、廖备水、王彦晶、熊明等。此外，可以列举者有鞠实儿、黄华新、周北海、刘虎、王玮、马明辉、文学锋、熊明辉、谢耘、潘天群、徐慈华、琚凤魁、张力锋，等等。这是中国逻辑学界研究力量和研究水准全面提升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志[22]。
18.
结语：经验与教训
其一，学术研究不能在隔绝状态中发展，要充分拥抱国际学术界，同时坚持中国学术的独立品格和独立思考。
其二，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学术观点在相互碰撞中得到改善和发展。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一个巨大好处是：提供其他的可能性，展示另外的前景，来对已有的思想和学术起到纠偏作用。相反，若只让一花独放、一枝独秀、一家独霸，所带来的常常是学术上的单调、板结、停滞，甚至是死寂。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出于对数理逻辑的仰慕，有些逻辑学界的同人一度想让数理逻辑独霸中国逻辑学的天下，甚至想把逻辑冻结于数理逻辑特别是一阶逻辑的水平上，但现实是：出于各种考虑特别是现实需要，西方逻辑学界仅把已有的数理逻辑当作方法和工具，去发展出新的变异逻辑和扩展逻辑，去发展出各种逻辑哲学理论，甚至去发展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来弥补已有的数理逻辑的缺陷和短板。中国逻辑学界应牢记这一经验教训，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不同学术观点去充分交流、碰撞，从而不断获得改善和提高。
其三，培养中国学术自信心，从跟随式学习进展到原创性领先。
自近代以来，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接触中常被动地处于学生的位置上：别人发展科学和技术，我们学习别人的科学和技术；别人研究哲学，我们研究别人的哲学；别人发现或发明逻辑，我们学习和研究别人的逻辑。在中国学术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这个阶段曾经是必要、不可缺的一环，但现在我们必须超越，也有能力超越。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别人研究X，我们研究别人怎么研究X，还要与别人一道去研究X，在X的研究上作出中国人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从跟随式学习进展到原创性领先。中国逻辑学界也要这么做，致力于原创性领先，在逻辑学领域作出中国逻辑学的重要贡献。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