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治体系的形成最主要的意义，就是把我们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社会建设，方方面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使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有法可依。”近日，央视社会与法频道两会特别节目《我建议》汇聚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文显，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普通民众等共同回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形成之路。
六十年风雨立法路构建起有中国特色法律体系
1949年9月29日，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同盟者建国理想的伟大文本《共同纲领》正式获得通过，它连同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共同奠定了新中国未来构建法律体系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有意识地构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则要从改革开放以后说起，尤其是最近的30多年。
在新中国的立法史上，1982年《宪法》无疑是一座新的里程碑，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人们对这部宪法又产生了新的希望，1982年《宪法》此后历经了四次修改。
“1982年宪法到现在修改了四次，基本上每一次都会涉及到基本经济制度，那么现在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我认为就是比较成熟了，就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这种新的经济制度。这就是法律引导的一个结果，引导了之后，还要把成果再固定下来，这就是法治对社会的基本作用。”徐显明说。
除了对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完善，《宪法》的历次修改，还涉及到私营经济的定位、人权保障、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许多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地指引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作用。而以《宪法》为依据制定的各项法律制度也成为保障、引导、规范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让许多人记忆犹新的是，当年《公司法》出台之后，公司注册几乎成井喷之势，而在此之前，我国法律上并没有公司这种组织形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介绍说：“像公司法这样的立法，就大大地推进了市场经济的进程，使得社会出现了无数的以公司名目出现的市场主体，那么这些市场主体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按照公司法的规则，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秩序。所以像这样的法律，它确实是有引导性、有先导性。”
徐显明介绍，在1979年之后，我国立法重点是放在经济领域当中的，而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和谐社会的理论形成以后开始注重社会建设，立法的侧重点开始向社会领域转移。与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建设的基本要求相适应，按既定目标，有目的地、有组织地构建，这是我国法律体系形成的一个时代特征，也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如果我们概括它的特征，有一个很主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建构性，那么所谓建构性就是我们是把形成这个法律体系作为一项政治发展的目标，一个任务来确定的，那么这个任务确定之后呢，立法机关、全国人民各方面，都朝着这个目标来努力，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主要是我们国家处在一个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有很多的社会关系需要法律制度去引导，去保障、去调整。”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写满不易与艰辛
周家贵是来自湖北钟祥的一位基层全国人大代表。自当选以来，周家贵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两次列席常委会会议，参加《物权法》草案的审议工作。由他提出的如何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建议，曾被《法制日报》评为全国物权法草案讨论的“十大热点”之一。
周家贵非常强调调研的重要性。他觉得，自己作为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更要发挥自己跟群众联系紧密的优势，将百姓对于法律法规最真实的感受反映出来。除了调研，周家贵觉得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样非常重要。
同周家贵相比，同样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在参与立法的过程中，感受更加深刻，因为他的职业就是一名律师。韩德云在实际工作当中，接触了很多的社会问题，“靠他们本身的这种能力，以及靠现有的现行的机制所提供的救济手段，他们也解决不了。所以他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更高的层面，从制度完善的角度，机制完善的角度去努力推动一下这种改善。”
立法显民主开门听民意
2007年7月11日，《物权法》(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随后全国人大常会法工委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来自山东省滨州市的盲人按摩师孙东，针对《物权法》草案提出了十几条建议，写了满满五页纸。这些建议都是孙东结合工作生活中听到的一些议论汇总出来的。由于自身条件所限，孙东提这些建议要克服很多困难。“首先是阅读的困难，因为是普通字，我读不了，所以就请人帮忙来读，逐条逐项进行阅读，然后就听。”
《物权法》(草案)全文长达2万余字，孙东无法看到草案的内容，他就让自己的亲人或朋友为他逐字逐句地念，2万余字的草案全文孙东听了三遍，花费了十几个小时。而从2005年至今，孙东已经针对三部法律草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真的很激动，就觉得建国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能直接面对最基层的民众，来听取这些人的声音，这种好像破天荒的这种感觉，真的感到非常激动。”徐明富认真梳理了自己的建议，并且生平第一走进了苏州市统计局，用精确的统计数据作为论据完成了一份数千字的建议书。
2005年9月27日，作为从全国5982名报名者中遴选出来的20名陈述人之一，徐明富第一次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作为立法参与者在我国最高规格立法听证会上陈述了自己的建议。
2001年1月，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公布，收到群众来信3000多封；2005年7月，物权法草案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积极反响，收到群众信函11500多件；2008年4月，食品安全法草案公布，人们提出意见1万多件；2008年12月，社会保险法草案公布，群众提出意见和建议突破7万件……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获得通过，其中将“恶意欠薪”列入到刑法规制的范畴是其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对此，来自湖南的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觉得非常有必要。“我们原来讨论过的一个叫胡东武的一个农民工，他多年没有要回工资了，他爱人拿了一瓶农药，在包工头的家里面，就把农药喝下去了，喝了经县医院抢救，把命拣回来了，这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农民工，自己的爱人得了病，他出去打工，打工以后，爱人死了，他都没拿到钱，拿着一张白纸条回去了。所以这些东西都很令人痛心。”
秦希燕说，正是由于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幕因为恶意欠薪而导致的家庭悲剧，更加促使他多年来不断向最高权力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加大对恶意欠薪的打击力度。
正如吴邦国委员长所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收视预告：
本期节目将于3月10日晚19：55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播出！敬请收看！